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友人，他們撰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對外傳播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變，有一些留在中國，參與到教育、醫療、外交等事務中，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本書用非虛構寫作的方式講述這些國際友人的中國故事，借他們的目光來重返20世紀的歷史現場。國際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與20世紀全球進步運動的思想與行動網絡交織，與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呈現出一個復雜、動態的全球20世紀時代景觀，也為反思當下的國際關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獨特的視野。

有這樣一位美國記者，她目睹了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向世界發出了正義的聲音；她撰寫了《偉大的道路》《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著作，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斗爭，成為不朽之作；她訪遍了中國華北、華中的大部分地區，用熱情召喚更多的國際友人一同為中國抗戰出力。她就是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

20世紀初的美國科羅拉多州南部，空氣中彌漫著礦山與鋼廠的刺鼻味道，這是洛克菲勒的科羅拉多燃料鋼鐵公司坐落的地方，也承載了史沫特萊貧瘠困窘的少年記憶。1904年，在史沫特萊12歲的時候，她的父母舉家從密蘇里州的小農場搬到了科羅拉多州的特立尼達地區，父親成為一名礦工，這個家庭從此開始了她后來在自傳中所稱的“一種到處徘徊的生活，尋求總也得不到的成功、幸福和財富”。

史沫特萊的父親當礦工、干粗活，在一次次抱負落空后開始借酒澆愁，母親打零工、替人洗衣、給宿舍看門，勉強維持著這個八口之家。史沫特萊小學沒有畢業，沒有上過中學，但她充滿幻想，喜歡編故事，零零碎碎地讀了手邊能找到的所有書籍。史沫特萊從小就認為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通過斗爭才能到手，母親的苦難人生也讓她拒絕做圍著鍋臺轉的家庭主婦。母親去世后，她離開了家庭，毅然去闖蕩她自己的人生。

1899年，史沫特萊家庭合影（后排左一為艾格尼絲 · 史沫特萊）

二十出頭的史沫特萊，白天工作，晚上在紐約州立大學聽課。在這期間，她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號角》周刊和女權運動刊物《節育評論》撰稿，還結識了許多印度朋友。在同他們的交流中，史沫特萊深信只有推翻英國的統治，才能振興印度，她也成為印度青年朋友們的聯絡中心。1918年，史沫特萊因破壞美國中立法的罪名入獄六個月。然而對史沫特萊來說，入獄意味著不必再為吃穿發愁，可以專心埋頭讀書寫作，到出獄時，她已完成了一組名為《鐵窗難友》的短篇小說。出獄后的史沫特萊，得知自己的大弟弟在幫人打零工時出了事故去世，廠主給了父親50塊錢的埋葬費，而自己17歲的小弟弟為生計所迫參軍入伍，已經上了法國戰場。此時已經離婚的史沫特萊，對結婚不感興趣，生活困頓，也一時找不到自己值得為之奮斗的職業，于是決定先走出去見識大千世界。1919年底，史沫特萊以服務員的身份只身一人踏上了去往歐洲的貨輪。“這次冒險的結果如何，難以預料。至少在生長我的這個大地上，我可以經風雨、長見識，青春不再來，我不能虛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樣平平地生活下去。”①史沫特萊寫道。

到達德國后，史沫特萊循著在紐約的印度朋友給她的流亡柏林的印度人的姓名地址，去尋找他們。她與印度的革命領袖維倫德拉納特?·?賈洛帕達一見鐘情并開始同居，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她同維倫德?·?拉納特一起支持印度的獨立事業，還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生院當英語教師，鉆研亞洲歷史，發表有關美國和德國政治的文章，還出版了小說《大地的女兒》。1926年，印度民族主義領袖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一場關于中國的演講激發了史沫特萊對于中國的興趣，她開始閱讀中國歷史，出席由在柏林的中國人舉辦的政治集會。兩年后，史沫特萊攥著去往中國的火車票，以《法蘭克福日報》駐中國特派記者的身份，再次只身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那時的她還不知道，自己的余生將與千里之外的華夏大地緊密相連。

一、初到中國：摸索與明志

1928年末，史沫特萊越過蘇聯邊境進入中國。盡管她已經讀過很多關于亞洲的書籍，但當她真正置身于這片陌生的東方土地時，貧苦悲慘的底層人民生活情景和東西方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還是讓她驚愕不已。

讓史沫特萊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她同中國苦力的第一次照面。當她從蘇聯火車轉乘中國火車準備去往旅途的最后一站時，一群衣衫襤褸的中國苦力蜂擁而上搶搬她的行李，六個大漢擠著搶四個行李箱，還有兩個小伙兒爭奪她的打字機。他們搶到行李就跑，沖到待開的列車后開始向史沫特萊要“腳錢”。為了打發他們，史沫特萊一一照付，然而給得越多，他們更加胡攪蠻纏，甚至揮著拳頭威嚇。車廂里的中國列車員看到了，大喝一聲，連踢帶打地把苦力們轟下了站臺。

多年以后，看慣了生死斗爭的史沫特萊仍舊記得她初來乍到時遇到的這場鬧劇，她認為這是那時中國社會的象征：強者橫行霸道，弱者受盡欺凌。

美國女記者、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1928年末的中國，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三年。人們對近兩年前的“四一二”大屠殺還記憶猶新。蔣介石正竭力將國民黨變成個人獨裁的工具，大肆逮捕殺戮共產黨員和反對者。而伴隨著1927年的南昌起義，中國共產黨走向了通過武裝革命奪取中國政權的道路。北伐戰爭此時已進入尾聲，1929年元旦，史沫特萊在哈爾濱目睹了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東北的升起，奉系軍閥首領張學良通電全國，宣布東北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改變旗幟。

剛到中國的頭幾個月里，史沫特萊在中國到處旅行，從哈爾濱、沈陽、大連到天津、北平和南京，在與當地官員、學者和老百姓的交往中她慢慢了解到中國人待人接物的文化習俗，也逐漸看清了國民黨政權的真實面目。

身為一個高鼻梁、藍眼睛的美國人，初到中國的史沫特萊與身邊的中國人格格不入。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包括史沫特來在內，大多都比一般中國人富裕。大多數洋人從來不做體力活，他們居住在租界中，生活安樂，有仆役侍候左右，一般只與上流社會的中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來往。在這種情況下，外國駐華記者們根據中國報刊的文章、政府的正式公告、與有影響力的熟人的談話，勾勒出筆下的中國圖景。而他們的采訪對象往往是那些對國民黨政府感到滿意的人物，他們與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脫節，對于中國人民的苦難也見怪不怪。一位在中國居住多年的德國人曾一本正經地對史沫特萊說：“中國人對砍腦袋是不怎么在乎的，他們對此習以為常。”②

作為歐洲一家重要報紙的駐華記者，史沫特萊不難見到各類重要人物。然而在一次次采訪碰壁后史沫特萊逐漸明白，中國是個政治上保守秘密的國家，刨根問底、直截了當的提問，尤其是當涉及非法鴉片買賣、貪污腐敗或政府幫助百姓的計劃等實實在在的問題時，對方會噤若寒蟬，委婉謝絕。于是，史沫特萊慢慢地適應了與官員、學者的應酬往來，在酒席宴會的閑話中建立相互信任。

史沫特萊的工作和國籍帶來的特權讓她生平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有錢的闊人，她也曾一度沉浸在紙上論道、美酒佳肴、推杯換盞的“精神貴族”的表象中。然而，在北平的一次聚會讓她清醒過來。飯桌上，東道主大談特談中國沒有階級，階級是馬克思學派的虛構，自己的包車夫拉著自己時，兩人像老朋友一樣有說有笑。散會后，酒足飯飽的史沫特萊和友人坐在月光下的黃包車上，由咳嗽不停、饑腸轆轆的車夫拉回家去。她聽著友人哼著“有一個囚犯不肯出獄，只因為那囚牢是愛的監獄”的戲文，看著前方氣喘吁吁的車夫，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父親的背影。她曾經也是個買不起房子只得住在城外的帳篷里，因為家里連張床單都沒有而感到難為情的礦工家的小女孩啊。她被同伴虛假、偽善的言論激怒了。

“你們聽著吧！把你們的包車夫拉回家去吧！我們全體都下車去，把車夫拉回家去！讓我們以身作則用實踐證明中國沒有階級！”③史沫特萊厲聲說道。

史沫特萊對于中國現實的把握，在這種傲慢與愚蠢、偽善與真實的沖突中慢慢成長起來。她在東北居住的三個月里，從各種消息渠道了解到日本人對鐵路系統、政府機關、人民團體、工廠礦山、土地投資等方面的政治滲透和經濟控制的程度，了解到哪怕中國方面有一點點改良，日本人都認為是對自己的莫大威脅。史沫特萊據此寫了《日本在滿洲的鐵拳》的報道，論述日本企圖占領東北的計劃，然而她供職的《法蘭克福日報》卻懷疑報道的正確性，這篇報道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才得以發表。

在南京，史沫特萊剛開始聽到國民黨人士開口閉口談工會，以為國民黨是代表民族主義者利益的黨④。然而她采訪工會時發現，整個工會辦公室只有一個伏案打瞌睡的被叫來做樣子的人，他對工會會員數量、會費使用情況等一問三不知。史沫特萊慢慢了解到，所謂工會，不過是國民黨用來征收會費和鎮壓工人的工具。會費是強迫工人繳納的苛捐雜稅，工會主席、買辦、工頭等角色，則是用來監視工人的，把心懷不滿、持有異見的工人迫害為共產黨分子加以鏟除。

1929年秋，應陳翰笙的邀請，史沫特萊和他一起去往上海西邊富庶的無錫濱湖地區做調查。該地區地主制度勢力強大，一年前上千個農民曾聯合起來造大地主的反，最終卻失敗了，四十多個農民被當地最有權勢的朱姓地主打死了。史沫特萊正是去那個朱姓地主家里做客。這個朱姓地主是該區的區長、國民黨區委書記長、保安團團長，也就是當地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獨攬的土皇帝，是遠近聞名的“殺害共產黨的劊子手”。

剛到村子時，一大隊武裝警衛前呼后擁地保護他們一行，穿著破破爛爛的農民在一邊看著，靜默無聲。朱家大院像中世紀封建領主的莊園，三面有碉堡式的圍墻，四處通電網，莊外挖有壕溝。而農民住在又矮又濕的茅屋土房里，木板床上僅有破爛的棉絮被頭，屋中沒有幾件像樣的家具。朱家小少爺新婚燕爾，和新娘一起來同史沫特萊說話。新郎是中央大學的學生，能講英文，新娘從師范學校畢業，這兩位是當時被認為能統治所謂“現代中國”的有著封建背景的代表。只見新娘嚴肅又謙恭地說，中國人要比外國人低一等，中國的教育也實在落后。史沫特萊看著她美麗的臉蛋，一時無話可說。

吃晚飯時，史沫特萊聽到角落里有鐵鐐響動的聲音，后來通過私下問士兵才知道是因為又關押進來兩個農民。史沫特萊于是偷偷去看望這兩個農民。他們被關押在黑暗的房間里，一個已到中年，面黑人瘦，一個二十出頭，面部浮腫。兩人被上了鐐銬，躺在雜亂的稻草上，死死地盯著以為和地主是一伙的史沫特萊，并不回答問題。當晚睡在朱家客房的史沫特萊，徹夜難寐。

白天，史沫特萊到各個村子里調查，只見一個老農拿著一捆稻子來到朱某兄弟的面前，彎腰及地，哀求地主能行善減租。因為病蟲害，他的水稻減產一半。然而朱家兄弟卻粗聲數落著農民的不老實，不予理睬。

終于，當史沫特萊和陳瀚笙私下單獨在一起時，她忍不住脫口而出：“要是來一支軍隊把朱家人關起來，救救老百姓才好！”⑤

在實地調查和親眼看見中國的現實情景后，史沫特萊清晰地看到擺在自己面前的兩條路：她可以在殘酷的現實之中筑起一道冷酷無情、漠不關心的高墻來保護自己；也可以站在生命的湍流中，忍受艱難險阻，挺住突然襲擊、病魔纏身甚至生命危險，對這片土地產生真實的影響。是獨善其身還是激流勇進，年近不惑的史沫特萊毅然選擇了后者。

二、常駐上海：對抗與掩護

史沫特萊在中國的前五年，主要以上海為大本營，并四處旅行、采訪。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約有三百萬人口，外國人主要居住在租界中，史沫特萊當時就下榻在法租界一所公寓里。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整座城市長久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云與恐懼中。

有一次，史沫特萊去拜訪一個圖書館員朋友，看到一群中外密探正在抓捕對面住著的一對夫妻。圖書館員對史沫特萊說，那幾個密探還在等那對夫妻的朋友來拜訪，那位朋友正好也是自己的朋友，密探想把他們一網打盡。史沫特萊當即自告奮勇地去給那位朋友通風報信，成功解救了他們。

1933年，史沫特萊（左一）在上海與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的合影（從左至右）

盡管危險，史沫特萊還是繼續與各類人物接觸，這其中有作家和學生、社會名流和持異見者、各國專家和記者等。她寫文章揭露蔣介石政權下各種腐敗和侵犯人權的事件，幫助中國朋友把一些呼吁翻譯成英文、德文在國外發表。史沫特萊在上海最早結識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日本記者尾崎秀實。尾崎秀實雖然是日本人，但并不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政策。通過他，史沫特萊結識了許多上海文藝界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史沫特萊認為在中國的若干歲月中對自己影響最深的人物之一的魯迅先生，她認為魯迅是“中國的伏爾泰”。

1930年仲秋的一個下午，一對當教員的夫婦來拜訪史沫特萊，并帶來了兩個請求：一是邀請史沫特萊為研究亞洲被壓迫民族問題的新刊物《大道》捐款和撰寫有關印度的文章；二是請史沫特萊出面幫忙租一家外國小餐館，作為慶賀魯迅先生五十壽辰的茶話會和晚宴的場所。第二個請求無疑是危險叢生的，宴會邀請的上百賓客都是當時思想界中處境比較危險的代表性人物。這對夫婦保證，前來祝壽的賓客都是口頭邀請并且相約不生事故，餐館周邊的街頭巷口也都會有人放哨。

史沫特萊答應了請求，租到了一家荷蘭西餐廳。祝壽這天下午，史沫特萊和兩個朋友站在餐廳的花園門口，注意著從長街上過來的客人。魯迅及其夫人、小兒子來得很早，他身穿一件乳白色稠衫，著軟底布鞋，梳著如刷子般整齊的平頭短發。在史沫特萊看來，魯迅的舉止、談話，甚至每個手勢都散發著難以言表的和諧、完善的人格魅力。站在他面前，史沫特萊開始自慚形穢，覺得自己粗魯鄙野，像個土偶。

賓客漸漸魚貫而入，整個盛會人才薈萃，思想界革命先驅濟濟一堂。洪深教授帶領的復旦大學劇藝社演出了易卜生的一些戲劇和洪教授編寫的一兩個劇本。左翼青年作家、藝人、翻譯家組成的劇藝社演出了羅曼?·?羅蘭、高爾基和雷馬克等作家的劇本。接著，史沫特萊的友人告訴她那個身高體瘦、快步如飛的青年是共產黨報刊《上海報》的編輯；那個頭發蓬亂、西裝褶皺的人之前因為“紅軍協會”中國代表的嫌疑被捕，坐牢幾個月后剛剛出獄。

放哨任務結束后，史沫特萊進入了餐室。她聽取了那個頭發蓬亂的人講述自己的獄中生活，也通過《上海報》編輯的講述第一次聽到了紅軍的興起、秋收起義后農民加入紅軍的報告。接下來，馮鏗在演講中講到了發展無產階級文藝的必要性，同時請求魯迅擔任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藝術家聯盟的保護人和“導師”。

魯迅在大家的講演結束后，用平靜的語氣講述了中國半個世紀以來思想界的混亂。他講到，他出身農村，充分體驗了農民和學者的生活。他不相信對缺乏工農生活痛苦體驗的知識青年能夠創作出無產階級文藝。創作應該來源于實踐，而不是理論。魯迅說，在一個把最溫和的文藝當作政治犯罪的國度里，誰能保護誰呢？但是他將繼續努力將西方優秀的文藝作品整理介紹給中國青年，并樂意當青年的指導者。他勸知識青年多去體驗工農的生活，從生活中積累寫作素材。

一個青年向史沫特萊抱怨魯迅，認為魯迅對于無產階級文藝的態度讓人失望。然而史沫特萊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四體不勤，很少從事體力勞動。他們對于工人和農民的態度，雖然充滿同情、悲天憫人，但是卻往往自我超然、鄙視群眾，寫出的便也多是缺乏經驗、東施效顰、粗制濫造的俄國式作品，因此史沫特萊完全同意魯迅的看法。

史沫特萊和魯迅、茅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三人一起為歐美新聞界寫稿，替中國知識分子受到的政治迫害在國際上發聲，爭取國際文藝界的支持。他們還一起收集德國民間藝人凱綏?·?珂勒惠支夫人的版畫集，把國外無產階級版畫引入中國，促進了我國革命版畫的發展。三人在一起，經常一談就是幾個小時。史沫特萊寫道：“我們三人誰也不是共產黨員，然而我們三人無不認為幫助和支持為解放窮苦大眾而戰斗、而犧牲的人們是無上光榮的事。”⑥

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聯盟五名重要成員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李偉森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殺害。事發后，史沫特萊趕到了魯迅的書房，看到魯迅面目黝黑、頭發散亂、兩頰深陷、目光幽深，語氣充滿了憤恨。魯迅交給史沫特萊一篇名為《寫于深夜里》的文章的手稿，希望史沫特萊幫忙翻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表。史沫特萊和茅盾看完文章后，認為這篇文章發表后很可能導致魯迅被捕遇害。

“有什么要緊？”魯迅憤慨地說道，“總得有人出來講話！”⑦

史沫特萊說服魯迅另擬了一篇就屠殺作家、文藝家而呼吁西方作家援助的公開聲明，由茅盾潤色后，史沫特萊把它翻譯成英文，之后，她安排人把文章帶往紐約、柏林、莫斯科等地發表。這篇文章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很大反響，五十多名美國作家聯名抗議國民黨殺害中國作家的罪行，數以百計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藝術家的抗議函電涌入了國民黨總部，使國民黨大為震驚。

然而，國際國內形勢仍在惡化中。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前不久，史沫特萊被她所供職的《法蘭克福日報》解聘了。當時德國的政治氣候已發生變化，并且由于史沫特萊敢怒敢言，國民黨政府曾先后三次向德國政府提出解除其記者職務的要求。在解聘史沫特萊后，報社指定了一個德國人接替她的職務，這個德國人后來當上了納粹的宣傳部長。

失去工作的史沫特萊不得不節衣縮食來維持生活。她開始整理自己曾發表過的作品，編撰成《中國人的命運》一書并于次年出版。史沫特萊對江西蘇區也很感興趣，雖然因各種客觀阻礙未能親自實地探訪，但她掩護過不少來自蘇區的地下工作者，為他們請醫找藥、藏匿文件，向他們詢問了解蘇區的情況。她當時的受訪者中有兩名紅軍指揮員，一位是后來在1938年犧牲的周建屏，另一位是50年代作為中國派往越南的高級軍事顧問陳賡。通過與他們的交流，史沫特萊寫出了第一批向西方介紹江西蘇區的文章。此外，史沫特萊也開始根據自己搜集、采訪到的資料，著手撰寫《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希望報道工農兵和知識分子反迫害、爭取自由民主的斗爭情況。由于史沫特萊和中國紅軍的秘密聯系，國民黨和英國警方進一步加緊了對她的監視，她不得不頻繁在法租界更換住所。一天，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個官員邀請史沫特萊吃飯，想讓她當特務，為美國提供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情報，但是被史沫特萊堅定地拒絕了。

1933年初春，史沫特萊疾病纏身，精疲力竭，但她最為關切的還是那部有關江西蘇區的著作。當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為這本書預付稿費時，她決定前往蘇聯休養身體，同時進行寫作。然而，當她在蘇聯完成這本書，并獲得不菲的稿費收入后，史沫特萊的內心卻依然渴望回到中國。于是，史沫特萊返回美國，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報社駐中國記者的工作。然而由于她的觀點難以符合大部分重要報刊的宗旨，和正面報道蔣介石、相信中日戰爭可以避免的基調不符，她未能如愿。雖然她沒能找到一份固定的為報紙寫作的工作，但她還是決定回到中國。

“我下定決心，要把我收集到的有關中國革命的種種事實寫出來，公之于世。我要寫普通的群眾、戰士和知識分子——寫那些從各種形式的壓迫之下求解放而斗爭的人民。”史沫特萊寫道⑧。

三、西安事變：張學良的播音員

1936年9月，史沫特萊接受劉鼎的邀請，從上海來到西安。劉鼎自1936年初開始以張學良最高副官的身份在西安活動，秘密充當張學良和紅軍之間的聯絡員。1936年5月，他為張學良和周恩來安排了一次秘密會見，需要有一位進步而同情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記者來報道這一成果，史沫特萊就是這位被選中的國際記者。

12月初，西安的緊張氣氛一觸即發。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和蔣介石在臨潼召開軍事會議。蔣介石一一召見東北軍高級將領進行談話，用金錢和地位收買他們為他賣命，不再效忠少帥。而這些東北軍將領的答復是，他們的家鄉被日寇侵占，家破人亡，只有跟著少帥打回老家去。游行示威的學生活躍在西安街頭，要求全中國團結起來抵抗日本。12月9日，學生們上街游行紀念一年前發生在北平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而因為蔣介石及其衛隊到來而變得更加大膽的西安警察向游行的學生開了槍，打死9人，并逮捕了幾十名學生。

張學良少帥勃然大怒，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然而蔣介石過于自信地給了張、楊為期兩天的最后通牒：停止違抗命令，立即出兵剿共，否則交出軍事指揮權。

12月12日，破曉之前，張學良派出一支部隊在臨潼逮捕了蔣介石，把他帶到了西安。楊虎城的部下則扣押了住在西安招待所中的蔣介石的隨員。事變后不久，政治委員周恩來、總參謀長葉劍英等紅軍代表到達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史沫特萊同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了一次談話，史沫特萊了解到他們此行并不是為個人恩怨而來，而是為了國家統一的新時期鋪路而來⑨。此后，史沫特萊便在張學良的總部做每晚40分鐘的英文廣播，對西安每日要事和西北政界重要人物的采訪做扼要報道。

當時，除了對共產黨持敵對態度的南京國民黨方面發布的公告外，史沫特萊的報道成為國際社會了解西安動態的唯一來源。這也讓史沫特萊成為國際性人物，引起了巨大的爭議。1937年1月初，多家美國報紙不斷對她做頭版報道并配以貶義標題，如“美國女人幫助中國人暴亂”“美國姑娘，赤色禍害”“龐大的軍隊在她背后”。美聯社的一篇長篇報道夸大史沫特萊在西安的言行，說她有可能成為“高居于億萬黃皮膚人之上的實際上的‘白膚女皇’”。而美國共產黨也按照莫斯科的調子，在《工人日報》發表文章攻擊史沫特萊，批評她支持張、楊的立場，說她不應該公開批評蔣介石，這使得史沫特萊和美國共產黨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⑩。

西安漸漸平靜下來，蔣介石在圣誕節獲釋并飛返南京。2月底，蔣介石宣布將停止對共產黨的敵對行動。史沫特萊也收到了一份她渴望已久的、來自中國共產黨總部延安的正式訪問邀請。懷著激動的心情，史沫特萊與朋友們聚餐告別后，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

四、延安、西安與漢口：苦甜參半的歲月

延安是陜西北部貧困山區最重要的交易和行政中心，在歷史上也是商人和入侵者前往西安的門戶。西安事變后，紅軍便開進了延安山寨。在當時，外國新聞記者被明令禁止進入紅軍根據地。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萊趁事變后的混亂局面，躲在紅軍護送人員的卡車后車廂里，悄悄混出了封鎖線。

急于訪問紅軍的史沫特萊，在前往延安的途中，獲得了第一次機會。潼里是當時的紅軍第一軍團總部駐地，她在這里逗留了兩個星期，見到了賀龍、彭德懷、左權，并在丁玲的陪伴下繼續前往延安。在史沫特萊眼中，丁玲—這位新認識的中國朋友，是她所認識的在有關婦女和婚姻的觀點上和自己相近的中國共產黨女黨員，她們都坦白直率、無所顧忌、風風火火，而且習慣于“像男人們”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盡管因語言不通交談困難，但她們之間卻發展出了一種相互尊敬的感情。

歷經三個星期的周折，史沫特萊終于來到了延安。一下車，丁玲便立刻帶史沫特萊去見朱德和毛澤東。史沫特萊對他們兩人的第一印象是：朱德生性合群、平易近人，毛澤東則超然離群和“在精神上落落寡合”。第二天，史沫特萊應邀在延安的正式歡迎集會上發表演說。在講話里，她說美國人民理解中國人民為反對日本侵略而進行斗爭的感情，“你們并不孤立，你們的斗爭也不是沒有引起關注……你們的斗爭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 。這篇演說飽含深情、激動人心，當史沫特萊講完時，觀眾全體起立熱烈鼓掌。

作為眾所周知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外國友人之一，史沫特萊的到來得到了陳賡、劉鼎、丁玲、周恩來和其他她在上海庇護過或在西安共事過的同志的歡迎，她也得到了采訪毛澤東、彭德懷、朱德、周恩來等人的機會 。

到4月，史沫特萊已經安頓下來，著手較長期的寫作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是有關朱德的一部傳記，為此她經常在晚上和朱德使用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語進行長時間的采訪。其成果就是史沫特萊辭世后六年才得以出版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

這本書在史沫特萊的眾多著作中尤為著名，與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是向西方介紹中國共產黨革命歷程和抗戰中國的經典著作。這本傾注了她畢生心血與熱情的著作，記錄了朱德同志60歲以前的生平，通過講述朱德經歷的革命事件，再現了朱德矢志不渝的革命領袖形象，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史沫特萊在延安

除了采訪與寫作，史沫特萊還同時投身于另外好幾個項目。她呼吁國際社會向延安提供物資和醫務人員。著名的加拿大外科醫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之所以會到中國西北來，也部分地歸功于史沫特萊的號召。她還是一名干勁十足的圖書館員，負責擴大新建不久的窯洞—魯迅圖書館外文部。她還努力吸引外國記者來訪延安，鼓動他們突破西安的國民黨封鎖，促使維克多?·?希恩、厄爾?·?利夫和海倫?·?斯諾陸續到來。她甚至還介紹引入了交誼舞，發動了節制生育運動、滅鼠運動和有關衛生的重要宣傳。在她的影響下，大批捕鼠器從北京和上海運至延安，對抑制當地的鼠患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沫特萊活躍在延安的時期，是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六個月戰爭間歇期。在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共產黨正進行著一項項“實驗”：在農村成立新的統一戰線，成立聯合管理機構，第一次舉行了選舉，跨越階級界限的婦女和青年團體組織起來，掃除文盲運動也在進行中。

史沫特萊為這一切改變而感到振奮，或許是因為覺得看到了革命的未來，她于1937年3月或4月，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但遭到了拒絕。當得到否定的答復時，她號啕痛哭，近乎歇斯底里。宣傳部長陸定一向她解釋這是因為她作為一名外國記者留在黨外會起更大的作用。

1937年9月，史沫特萊決定啟程前往西安，計劃到八路軍抗日前線去和朱德、周恩來會合。準備離開時，她的心情是苦甜參半的。一方面，她在延安感到了真正的愉快，與不少共產黨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另一方面，入黨遭拒一事也成為她一時無法紓解的心結。她決心繼續為中國革命而戰斗下去，這是她自己交派給自己的任務。

歷經十天路途，史沫特萊從延安到達西安。她發現，西安的氣氛自1月以來已經大為改善，統一戰線實現后，政治上的緊張關系已經緩和，共產黨人可以在西安各處自由活動了。10月初，她受邀前往八路軍防區，在太原受到了周恩來、朱德等人的熱烈歡迎。在此之后的三個月，她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采訪、行軍，夜晚打字、整理成果，也是在這段時間里，她將札記結構成了日記體的敘事長篇，形成了第二年在紐約和倫敦同時出版的《中國在反擊》一書。在這本書里，她記錄了一個夜晚，她看到饑餓的士兵們如“管弦樂隊在夜間演奏”般放聲歌唱的場景，她寫道：“我渴望著突然獲得一種洞察力，使我能夠看清他們的頭腦和內心，描繪出他們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信念，為了這場斗爭，他們獻出的不僅是生命。”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但是國民政府主要軍政機關都留在了武漢。1937年底，朱德請史沫特萊到漢口去，發揮作為一個記者和醫療器材供應工作組織者的作用。1938年1月，史沫特萊到達漢口后，和她來自英美等國的外交界朋友進行聯系，并與中國紅十字會理事林可勝一起為中國紅十字會籌款，宣傳中國傷兵的英雄故事與悲慘境遇。在漢口，史沫特萊與和她一樣的國際新聞工作者們發展起了一種獨一無二的戰友情誼，達成了要報道團結起來的中國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爭的政治共識。這段時期，統一戰線正處于最和睦的階段，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多年來所見到的最自由的環境，他們出版新的雜志、上演新的劇本、舉辦各種藝術展覽，史沫特萊還專為中國出版物寫了一些有關魯迅、日軍戰俘和中國傷兵的文章。

好景不長，漢口于1938年10月17日陷落。此時，史沫特萊已經悄悄動身，去尋找新成立的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新四軍。

五、到前線去：唱響中國的戰歌

從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史沫特萊開始了為期一年半的旅途，她跋涉于從武漢以東的長江兩岸的山陵之間，從南邊的湖南、湖北，到北邊的安徽、河南。在這些地區，她訪問了共產黨和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戰軍隊，也成為在中國戰區持續訪問時間最長的外國記者。史沫特萊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的戰歌》中詳細描述了她在這18個月中的經歷，戰爭與革命是她的主題。她以壯闊的、激動人心的筆觸，描繪了一系列關于戰斗、日本軍隊的殘暴和中國軍民英勇行為的生動圖景。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中國的戰歌》一書的巨大力量之一在于，描寫了戰爭的后果—中國農村中發生的社會轉變。通過史沫特萊的眼睛，人們看到了農村婦女如何被組織起來在軍事和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如何通過開展群眾性的教育運動，使擺脫文盲狀態的人數增多起來；民主實踐如何被介紹到鄉村的政治生活中去，成為動員民眾抗日的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些變化，蔣介石才未能在抗日戰爭結束后重新控制中國農村。

除了采訪與寫作，史沫特萊還為新四軍醫療隊伍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貢獻。她從1938年到1939年冬，遍訪了長江以南新四軍三個支隊所屬的20個醫療隊，在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了一系列報道新四軍醫療需要的文章，還在私下向各界朋友呼吁捐款，為新四軍爭取了大量援助，成為中國同事眼中的英雄。

史沫特萊訪問新四軍軍部期間，在涇縣章家渡與新四軍軍醫處衛訓班學員合影

到1940年4月，由于史沫特萊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和日軍對游擊隊的鉗形攻勢加緊收縮，史沫特萊離開戰區，前往重慶。在重慶，她與國際新聞界及外交使團又恢復了接觸，發表了多次演說，又于6月前往貴陽為膽囊手術做檢查。8月26日，史沫特萊抵達香港繼續就醫。臥病期間，史沫特萊一邊休息一邊寫作，對英國在香港的衛生、教育和福利政策寫了一篇措辭尖刻的抨擊性文章。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爆發，國共雙方關系破裂。這一事件使史沫特萊感到震驚和無能為力，她斷定，也許最好的選擇是回美國去，恢復健康，寫一本書，做一些事情影響公眾輿論以支持中國的抗戰努力。5月，她搭乘一艘開往加利福尼亞的挪威貨輪回國了。此刻，史沫特萊確信，遠東的前途取決于華盛頓和美國的公眾輿論。她正回到舞臺中心，決心為這場辯論做出貢獻。

六、回到美國：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支持

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萊回到了美國洛杉磯。此時的她，年近半百、身無分文，除了1934年短暫的來訪，已經闊別祖國21年。這一年，皖南事變給遠東帶來的潛在危機迫使羅斯福總統重新考慮他的對華政策，即向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提供均等的支持，以作為牽制日本的最有效策略。8月14日，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其中第三點即為支持各國人民選擇政府形式的權利。

為了向美國公眾宣傳一種修復統一戰線的政策，史沫特萊作為為數不多的十分熟悉中國共產黨人的非共產黨人士，成為進行公開演講的頗受歡迎的人選。史沫特萊在各地演說，感情激動地吁請美國對英勇的中國人民增加援助，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各種政治信仰的美國人都開始接受一個強大團結的中國是保障美國在亞洲利益的關鍵這一觀念。到了9月，史沫特萊加入由政界、教會、商界、學術界和新聞界人士組成的洛杉磯支援中國委員會，她竭力主張美國應該向所有軸心國宣戰。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震驚了包括史沫特萊在內的所有美國人，她繼而在講話中猛烈抨擊那些“武裝和裝備了”日本的美國商人，并斷言：“對于日本人煽動種族仇恨的宣傳唯一有效的反應只能是以平等的態度給予中國全面的支持和援助。”

太平洋戰爭使得史沫特萊成為舉世矚目的人物，她于當年年底完成了《中國的戰歌》一書的草稿，并于10月中旬啟程前往紐約打算對書稿進行最后的潤色。

抵達紐約后，史沫特萊為她所見到的戰時美國而感到振奮—1942年的狀況已與1934年大為不同。戰爭把婦女帶進了勞動大軍的隊伍，為人們提供了近乎充分的就業機會。1934年她認為只能通過革命手段獲得的社會變革，例如種族融合、婦女經濟獨立、工會參政，到了1942年，似乎正在和平地實現。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史沫特萊認為她可以為一個統一的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爭取美國的支持。她同一些向中國提供醫療援助的機構保持接觸，并和共和黨國會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30年代在上海主編《密勒氏評論報》的J. B.鮑威爾等（在她看來這兩位“中國通”有可能使美國接受在中國支持一個統一戰線政府的主張）成為密友。除此之外，她還嘗試通過給雜志撰稿來改善生活、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然而她很快遭到了現實的打擊：史沫特萊在《讀者文摘》撰稿，介紹中國的戰爭現狀，一次次被編輯要求修改加工，一篇篇文章均被退回，而她即使債務纏身也斷然拒絕。史沫特萊說：“只有公眾面對嚴酷的事實，才能懂得在中國處于危險境地的究竟是什么。” 直到1943年早春，史沫特萊能夠成功發表的文章也寥寥無幾，她也意識到再繼續批評蔣介石，無異于是“財務上的自殺”。但她沒有氣餒，她以《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里耶特?·?比徹?·?斯托為榜樣，暗自下定決心，“要像她那樣戰斗，失敗來臨時就接受失敗；而失敗正在來臨” 。

那時的史沫特萊沒有想到的是，在歷經挫折坎坷后，她的春天即將到來。1943年7月，無法負擔在紐約的生活費用的史沫特萊受邀免費居住和工作在雅都。那是一個專門接待有創作才能的藝術家而得到一個基金會支持的度假村式莊園，她在那里結識了各界名人，并能夠安心寫作。9月初，《中國的戰歌》終于出現在紐約全市各家書店，得到了《時報》《論壇報》《新聞周刊》《紐約客》等多個刊物的載文稱頌，這些積極評論代表著從左派到右派的各種政治色彩。從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她開始了在紐約、波士頓、得克薩斯、曼哈頓等多地的演說旅行并大獲成功，被報紙評論為“她要比一部驚險電影更能激動人心，她比沃爾登啤酒更能令人陶醉”。在演說中，她著重敘述了中國人民在抵抗日本的力量懸殊的戰斗中作出的英勇犧牲。她還吁請聽眾審查美國對華政策中的種族歧視因素。她說，中國人是在為擺脫一切外國而不僅僅是日本的統治而戰斗。各種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國人都認為，由于和同盟國家一道進行反法西斯的戰斗，他們已經爭得了平等對待的權利。所以他們希望戰后，所有的外國會放棄他們在中國的特權，而恢復國家的真正主權獨立。在這次旅行后，史沫特萊已經在美國大多數聽眾面前證明了她是個出色的演說家。與此同時，她也在籌備著朱德傳的撰寫工作，并在旅行結束后開始為中國救濟聯合會的援華理事會開展各種籌措資金的活動。總而言之，1944年的夏季對于史沫特萊是一個異常豐產而愉快的夏季，她由于《中國的戰歌》和巡回演說的成功而心滿意足，更在雅都得到了寫作的平靜和安寧。

1939年8月，史沫特萊（左二）在新四軍軍部駐地安徽省涇縣云嶺

《中國的戰歌》中譯本

七、最后一幕：永遠的中國人民之友

史沫特萊在雅都的平靜生活結束于1944年10月。當時，羅斯福召回了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這一決策把史沫特萊卷進了一場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風暴中。

1944年9月，日本在中國大規模挺進，迫使戰區司令史迪威下令從桂林的主要基地撤出。蔣介石仍然執行“不抵抗”政策，史迪威認為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腐敗無能，向羅斯福總統要求獲得對中國國共兩黨軍隊的直接指揮權。史迪威與蔣介石陷入權力之爭。面對蔣介石辭去總司令和主席之職的威脅，羅斯福于10月底決定撤銷史迪威中緬印戰區司令官的職務并派帕特里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擔任新的駐華大使。從意識形態上說，赫爾利更同情國民黨政府。新聞界對史迪威被免職一事產生了觀點上的明顯分歧，史沫特萊放棄了原先的統一戰線立場，表達了對蔣介石政府的強烈抨擊。她從10月到12月陸續在報紙發文，呼吁國民黨解除對共產黨的封鎖，譴責國民黨政府的內閣改組毫無意義，并稱史迪威的去職不是蔣介石的勝利，而是日本人的勝利。1945年初，史沫特萊在“美國城鎮會見”廣播節目上與昔日好友周以德、林語堂等人展開了激烈辯論，甚至幾乎“與林語堂打了起來”。這一事件也標志著“中國通”之間政治立場分裂的加劇。1945年9月，一場關于美國對華政策未來方向的圓桌會議在芝加哥舉行，這次會議帶來的社會效應相較史沫特萊與周以德、林語堂的辯論更為廣泛。參會者包括各種政治立場的人士，而其中那些曾堅定地與史沫特萊走在一起，而今立場劇變的老朋友們更讓她感受到了深深的“被出賣”：J. B.鮑威爾專門為會議寫了一篇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論文，聲稱國民黨“在一切地方都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效忠”；周以德則在文章中斷言共產黨曾拒絕將軍隊交由美國人指揮，而蔣介石則一貫對美國忠誠，美國人將受惠于蔣介石的忠誠，因為他是皈依基督的信徒。會議結束后，史沫特萊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充滿遺憾地寫道：“無論如何，我們已不再是朋友，我們成了仇敵。”在必須選擇立場的關口前，史沫特萊和她的朋友們實行了一次“信仰的跳躍”，在冷戰政治的戰場上，舊日的情誼終于落幕，他們轉身走向了不一樣的道路。

在1945年至1948年間，史沫特萊的生活比較平靜，寫作多產，她在紐約州北部雅都莊園暫住并著手完成《朱德傳》的初稿。在這段談判錯綜復雜、內戰日益加劇的時期，史沫特萊在演講和文章里把共產黨描述為中國人民受歡迎的選擇，她也更加想念中國這片苦難輝煌的土地。在一封書信中，史沫特萊寫道：“有時，一想到深受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持久地抵制我國的反動，我就感到難過。我要回中國去。” 她一方面積極投身于旨在積極游說國會議員反對國民黨，組織公眾集會以支持“民主”中國的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的工作，另一方面潛心撰寫書稿，不時發表文章、進行公開辯論與講演，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支持。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47年底—史迪威的逝世、寫作上的困難、與雅都莊園經理的矛盾、她遭受的日益加劇的惡毒政治攻擊，使史沫特萊感到抑郁、孤立和脆弱。1948年3月，她遷出雅都，來到紐約。

在紐約的日子里，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捷報頻傳令史沫特萊歡欣鼓舞，她繼續在各地發表演說，更加強烈地抨擊美國繼續援助蔣介石，對此感到無望和不道德。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開始，隨著時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的J.埃德加?·?胡佛針對內部共產黨發動宣傳戰開始，聯邦調查局對史沫特萊開展了考察她是否為美國共產黨員和蘇聯間諜的更高級別的監視和調查。但直到1949年，聯邦調查局調查報告中的種種證據也僅僅能夠證明史沫特萊20年代曾是個同情共產黨的人或是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而不是共產國際的成員或共產黨員。史沫特萊對此進行了公開反抗和自我辯護，但她在內心深處感到壓抑。1949年2月中旬，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為什么我沒有在幾個月以前到中國去并歸化成為中國公民呢？我本來可以在那里平平安安地工作的。可是美國這個國家是容不得任何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的。一個將軍可能隨便說‘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蘇聯政府的間諜或特務’，因為她為中國辯護。” 9月底，史沫特萊終于得到了她最親密的中國老朋友陳翰笙的資金支持，打算于11月乘船到倫敦，待倫敦和北京重建外交關系，就動身到中國去。可惜她沒有等到那一天—史沫特萊的胃潰瘍病情在1950年顯著惡化，5月5日，她進行了胃切除手術，5月6日，她停止了呼吸。

在1950年4月28日史沫特萊寫給友人的遺信中，她要求將骨灰埋在中國，并將著作全部稿費收入交由朱德將軍管理，用于建設一個“強盛而自由的中國”。她還在信中留下了這樣一段動人的文字：“我一向只有一種忠誠，一種信仰，對于窮苦和受壓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經實現的中國革命的忠誠和信仰。如果中國大使館來到了，如果能為我的遺體只唱一首歌，中國的國歌—‘起來’，我將不勝感激。由于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萊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鐫刻在她墓碑上的漢字是朱德親筆題寫的：“中國人民之友 美國革命作家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

（撰文：葉倩 李嘉貝）

朱德題詞的“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注釋

①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梅念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② 喬伊斯?·?米爾頓：《中國人民之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陳文炳、苗素群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頁。

③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梅念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52—53頁。

④ 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江楓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頁。

⑤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梅念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頁。

⑥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梅念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頁。

⑦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梅念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⑧ 喬伊斯?·?米爾頓：《中國人民之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陳文炳、苗素群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頁。

⑨ 孫果達、王偉：《西安事變中神秘的史沫特萊》，《黨史縱橫》，2011年第8期，第46頁。

⑩ 孫果達、王偉：《西安事變中神秘的史沫特萊》，《黨史縱橫》，2011年第8期，第46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頁。

? 袁武振、高喜平：《世界知名婦女在延安的活動及其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第99頁。

?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中國在反擊?·?中國人的命運》，陳文炳、苗素群、孟勝德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

?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史沫特萊傳》，江楓、鄭德鑫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

本文摘自《不遠萬里：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上海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目錄

序一 重建新的思想視野 ｜ 001

序二 國際友人視角下的中國故事 ｜ 005

埃德加·斯諾的中國“奏鳴曲”

一、結緣中國、奔向紅區 ｜ 001

二、“共產黨人究竟是什么樣的人？” ｜ 006

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 011

四、國際友人與我們 ｜ 016

海倫·斯諾：“新世界的探索者”

一、 1937年的海倫·斯諾 ｜ 021

二、蘇區記憶 ｜ 024

三、超越時空的情感 ｜ 029

愛潑斯坦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一、初識宋慶齡 ｜ 036

二、突破重圍進入內地 ｜ 040

三、重慶再聚 ｜ 043

四、參與創辦《中國建設》 ｜ 046

史沫特萊：用畢生譜寫中國戰歌

一、初到中國：摸索與明志 ｜ 055

二、常駐上海：對抗與掩護 ｜ 060

三、西安事變：張學良的播音員 ｜ 065

四、延安、西安與漢口：苦甜參半的歲月 ｜ 067

五、到前線去：唱響中國的戰歌 ｜ 072

六、回到美國：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支持 ｜ 074

七、最后一幕：永遠的中國人民之友 ｜ 078

賽珍珠：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

一、賽珍珠的文學世界 ｜ 085

二、賽珍珠的《母親》 ｜ 089

三、賽珍珠的中國故事 ｜ 094

路易·艾黎：教育者與革命者的一生

一、初來上海與黨組織建立聯系 ｜ 099

二、抗戰期間開展“工合運動” ｜ 104

三、創辦培黎學校 ｜ 109

四、晚年的北京歲月 ｜ 113

林邁可與抗戰烽火中的紅色電波

一、探訪根據地，尋找紅色中國 ｜ 120

二、投身晉察冀根據地無線電事業 ｜ 129

三、讓世界聽到延安之聲 ｜ 141

四、尾聲—回到英國 ｜ 148

陽早、寒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伉儷

一、陽早：追求平等的農場主 ｜ 154

二、寒春：尋找方向的核物理學家 ｜ 157

三、扎根中國的革命伉儷 ｜ 161

四、三邊農場：草原上的革命歲月 ｜ 163

五、草灘農場：農機械改革初嘗試 ｜ 165

六、從農村到城市：與“特殊待遇”的抗爭 ｜ 169

七、紅星公社：農機械改革之再次出發 ｜ 172

八、不忘初心：革命本色始終如一 ｜ 175

“翻身”前后的韓丁

一、少年韓丁：卻識愁滋味 ｜ 181

二、認識中國：中國革命的同情者 ｜ 183

三、深入張莊：土改的見證者 ｜ 187

四、寫作《翻身》：美國的“叛國者” ｜ 190

五、《翻身》出版：引起熱烈反響 ｜ 193

六、重返中國，出版《深翻》 ｜ 195

七、割不斷的情誼 ｜ 198

柯魯克夫婦：每一次選擇都指向中國

一、由《紅星照耀中國》開始的緣分 ｜ 203

二、大渡河邊的婚約 ｜ 210

三、河北十里店的土地改革調查 ｜ 213

四、在南海山開創新中國外語教育 ｜ 223

五、艱難歲月里，再次與中國共患難 ｜ 228

六、退休后的發光發熱 ｜ 231

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

一、少年明志—白求恩的從醫之路 ｜ 236

二、病中的蛻變—白求恩與肺結核的抗爭 ｜ 239

三、在西班牙的歲月 ｜ 241

四、目光轉向中國 ｜ 244

五、重燃希望之火—輾轉來到中國 ｜ 245

六、白求恩與他的中國友人 ｜ 250

七、白求恩對中國醫療事業的貢獻 ｜ 258

八、犧牲 ｜ 265

馬海德：中國人的“馬大夫”

一、延安歲月 ｜ 271

二、醫治性病 ｜ 276

三、抗擊麻風 ｜ 283

伊文思：追風的人

一、攝像機如同武器 ｜ 293

二、四萬萬人民的抗戰 ｜ 297

三、早春里的信仰療愈 ｜ 302

四、“文革”歷史中的有情與無情 ｜ 306

五、追風的人 ｜ 310

喬治·何克：在中國大地上放聲高歌

一、從哈彭登到牛津 ｜ 314

二、橫穿美國的牛津青年 ｜ 317

三、到中國去，到人民中去 ｜ 320

四、和工合“結婚” ｜ 324

五、小“長征”實現大“轉移” ｜ 329

六、四個中國孩子的“外國爸爸” ｜ 333

安東尼奧尼和他的東方理想國

一、啟程：左翼知識分子和政治烏托邦 ｜ 342

二、相遇：一部關于“人民”的電影 ｜ 347

三、大時代下的“審判”與“正名” ｜ 352

抗日戰爭中的“西班牙醫生”：合唱一支國際歌

一、名單 ｜ 355

二、馬德里的回聲 ｜ 358

三、西西弗斯在圖云關 ｜ 365

四、竹子、DBC、細菌戰 ｜ 369

五、起來！ ｜ 375

主要參考資料 ｜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