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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爾學: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明與文字
蘇美爾學(英語:Sumerology;德語:Sumerologie)作為亞述學的分支,是研究蘇美爾文明的歷史及其所使用的蘇美爾語楔形文字的一門學科,建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當時近東考古實踐與破譯楔形文字背景下所產生的。蘇美爾學常常作為亞述學的一部分出現,但是在歐美一些研究機構中也作為獨立學科存在,比如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的系列叢書《康奈爾大學亞述學與蘇美爾學研究》(Cornell University Studies in Assyriology and Sumerology,簡稱CUSAS),就將亞述學與蘇美爾學視為兩個學科。要了解蘇美爾學,首先必須要弄清楚下面幾個術語涵義及其關系:蘇美爾(Sumer)、蘇美爾人(Sumerian)、蘇美爾語(Sumerian language)和蘇美爾文明(Sumerian civilization)。
蘇美爾人創造的“世界之最”
1959年,美國著名蘇美爾學家薩繆爾·克萊默(Samuel N. Kramer,1897-1990)在其暢銷作《歷史始于蘇美爾》(History Begins at Sumer)一書中列舉了蘇美爾人的39個“世界之最”,包括:最早的學校、最早的“拍馬屁”、最早的少年犯、最早的“神經戰”、最早的兩院制國會、最早的歷史學家、最早的減稅案例、最早的“立法者”、最早的法律判例、最早的藥典處方、最早的“農書”、最早的樹蔭園藝、最早的宇宙論、最早的道德、最早的職業、最早的諺語、最早的動物寓言、最早的文學爭論、最早的伊甸園、最早的“諾亞方舟”、最早的“復活節”、最早的“屠龍術”、最早的文學借用、最早的英雄時代、最早的情歌、最早的圖書分類、最早的黃金時代、最早的病態社會、最早的禮拜挽歌、最早的彌賽亞、最早的遠征、最早的文學意象、最早的性象征、最早的圣母、最早的搖籃曲、最早的文字肖像、最早的挽歌、最早的無產者勝利以及最早的水族館。
記載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改革——烏魯卡基那改革的泥板(公元前2400年)現藏盧浮宮
在這些“世界之最”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杰作,比如最早的學校指的是蘇美爾人的“泥板屋”,蘇美爾語為e2-dub-ba,音譯為“埃杜巴”(解析為:e2-dub-ak,其中單詞e2意為“房屋”,dub意為“泥板”,-ak為屬格小品詞“的”),它是古代兩河流域培育書吏的機構,也是國家的知識傳授與儲備中心;最早的“立法者”是烏爾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的建立者烏爾那穆,他頒布了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法典——《烏爾那穆法典》,比兩河流域最著名的《漢謨拉比法典》還要早三四百年,并且奠定了兩河流域后來法典的基調;最早的“農書”指的是《農人歷書》,是一位農夫教諭自己兒子務農的“家訓”。
世界上最早的法典——烏爾那穆法典原文泥板,伊斯坦布爾博物館藏
偉大而神秘的蘇美爾人,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明——蘇美爾文明,而有關他們的來源與組群關系,至今仍然是學術界和業余愛好者不斷探索的難題。
蘇美爾語的破譯
楔形文字的發展順序是:首先由蘇美爾人發明并用于蘇美爾語;后來阿卡德人借用蘇美爾的楔形文字用來書寫阿卡德語,阿卡德語楔形文字不僅適用于阿卡德文明,還適用于后來的巴比倫文明和亞述文明;再到后來波斯人借用阿卡德語楔形文字來書寫古波斯語。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楔形文字的破譯順序卻正好相反:首先被破譯的是古波斯語楔形文字,其次是阿卡德語楔形文字、最后才是蘇美爾語楔形文字。而且更加幸運的是,這一切工作的順利開展,歸功于古人留下來的許多雙語文獻和三語文獻,比如有“破譯楔形文字鑰匙”之稱的貝希斯敦銘文(古波斯語楔形文字、埃蘭語楔形文字、阿卡德語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大約在公元前3200年由生活在兩河流域南部(今伊拉克)的蘇美爾人發明,后來被阿卡德人、巴比倫人、亞述人、赫梯人、胡里人、埃蘭人、波斯人等西亞民族所借用,是古代西亞最重要的文字系統。目前已知最后的楔形文字是公元75年的一塊記錄天文的泥板。自此之后,楔形文字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也被他們的子孫們所遺忘了。
楔形文字的重新發現之地并不是在它的誕生地——兩河流域,而是在伊朗(當時稱為波斯)。1602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派往波斯的使者德·古維阿(Antonio de Gouvea)在波斯首先發現了楔形文字,成為向歐洲報道楔形文字的第一個歐洲人。在此之前,很可能當地的波斯人和兩河流域的阿拉伯人發現過楔形文字,不過由于沒有文獻和實證記載,所以我們只是大膽猜測。
1616-1621年間,意大利人德拉·瓦萊(Pietro della Valle)游歷了兩河流域和波斯的古跡,發現了楔形文字并且首次進行了臨摹,第一次把楔形文字形象地介紹給歐洲讀者。隨后,又有不少歐洲探險家和學者游歷過兩河流域和波斯,并且發現了不少楔形文字材料,但是還沒有對它進行破譯工作。
1761-1767年間,精通阿拉伯語的丹麥學者尼布爾(Karsten Niebuhr)來到波斯波利斯,臨摹了大量的楔形文字銘文,并且進行了初步的釋讀嘗試。他寫的游記后來成為德國人格羅特芬德破譯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鑰匙。格羅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是德國哥廷根的一位中學教師,他破譯楔形文字的初衷是由于和朋友打賭。在借助了他人的阿維斯陀語、缽羅缽語研究成果基礎上,又加之古希臘語、希伯來語中記載的古波斯國王事跡,格羅特芬德使用類似解讀密碼式的方法成功破譯了古波斯語楔形文字,打開了破譯楔形文字的第一扇大門。
古波斯語楔形文字的成功釋讀,標志著另一種重要的楔形文字——阿卡德語楔形文字的破譯之日也為時不遠,其中古波斯時期留下來的雙語文獻或多語文獻則成為破譯阿卡德語楔形文字的關鍵所在,尤其是被稱為破譯楔形文字的鑰匙的貝希斯敦銘文(刻有三種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埃蘭文、阿卡德文)。1857年,阿卡德語的破譯正式標志著一門新的學科——亞述學(Assyriology)的誕生,由于英國人羅林森(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對于阿卡德語楔形文字的破譯做出了杰出貢獻,所以他被后人尊為“亞述學之父”。
至此為止,學者們對于蘇美爾語的認識還幾乎為零。蘇美爾語楔形文字的破譯不同于阿卡德語和古波斯語的破譯。早在1850年,作為破譯楔形文字功臣之一的愛爾蘭學者興克斯發現了阿卡德楔形文字中的表意字不同于一般的阿卡德語音節,提出阿卡德語(當時稱為巴比倫語)不是最早的楔形文字,巴比倫人不是楔形文字的發明者。此外,羅林森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并且指出在巴比倫語之前應該還有更古老的楔形文字。1869年,另一位對于破譯楔形文字有功的法國學者奧佩爾,根據兩河流域王銘中的“蘇美爾與阿卡德之王”的稱號,將這種比巴比倫語還要早的語言稱為蘇美爾語(Sumerian),而把巴比倫語和亞述語統稱為阿卡德語(Akkadian)。
學者們最早見到的蘇美爾語材料是在亞述地區考古發掘的楔形文字泥板,主要是新亞述時期首都尼尼微的阿舒爾巴尼帕圖書館出土的大量楔形文字泥板,其中有亞述人編撰的蘇美爾語-阿卡德語雙語辭書及語法書,這些辭書用于當時亞述人的學校教育,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若干年之后這些學校教材會成為破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蘇美爾楔形文字的鑰匙。
除了考古學家在亞述地區發現的雙語文獻之外,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起,考古學家在伊拉克南部遺址發掘的則是純正的蘇美爾文明時期的楔形文字泥板,比如1877-1900年間,法國考古隊在吉爾蘇遺址發掘了數萬蘇美爾語楔形文字泥板,包括古蘇美爾時期和新蘇美爾時期,這些泥板為蘇美爾學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準備。有了豐富的實物及文獻材料,學者們可以就蘇美爾語進行語法、詞匯、文獻解讀等文本研究。
吉爾蘇(Girsu)遺址
1905年,蘇美爾學的開拓者之一、法國學者弗朗索瓦·蒂羅-丹然(Fran?ois Thureau-Dangin)出版了《蘇美爾與阿卡德銘文》一書,開啟了解讀蘇美爾楔形文字的序幕。1923年,德國學者阿爾諾·珀貝爾(Arno Poebel)出版了劃時代的《蘇美爾語法入門》(Grundzüge der sumerischen Grammatik)一書,成為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蘇美爾語法書,雖然后來又有了安東·戴梅爾(Anton Deimel)與亞當·法爾肯施泰因(Adam Falkenstein)等人對蘇美爾語法的改進與修正,但是珀貝爾的這本蘇美爾語法書直到今天依然沒有過時。
1984年,丹麥學者瑪麗-路易·湯姆森(Marie-Louise Thomsen)出版了《蘇美爾語:歷史與語法入門》一書,將蘇美爾語法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成為目前學習蘇美爾語的敲門磚。2003年,德國著名亞述學家迪茨·奧托·埃查德(Dietz Otto Edzard)出版了《蘇美爾語法》一書,提出了許多蘇美爾語研究的新問題與新見解。
迪茨·奧托·埃查德
當然,有關蘇美爾語的研究依然沒有畫上句號,就像前蘇聯亞述學家賈可諾夫所說的“有多少蘇美爾學家就有多少蘇美爾語”一樣,蘇美爾語的許多問題,至今依然沒有得到統一的答案,蘇美爾語就像它的發明者蘇美爾人一樣神秘。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環東海與邊疆研究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亞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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