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歐美羽扇開始傳入中國，這種羽扇與魏晉南北朝的本土鵝毛羽扇大相徑庭。因為它多為女士在舞會上使用，隱藏在舞會交際扇語背后的現(xiàn)代性別意識和消費主義亦隨之傳入。在近代中國社會，扇子成為社會性別結構的一大參與者，被塑造為女士必備的時尚單品，消費主義在其中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與歐美扇語流行背后的商品邏輯相一致。被客體化的扇子折射了男性主體的觀看欲望，制造出近代小資產(chǎn)階級女性的生活幻象。從20世紀20年代一部本土改編的社會戲劇《少奶奶的扇子》當中，或許可以一窺其端倪。

英國作家王爾德曾經(jīng)創(chuàng)作過一部題為《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的作品。1918年12月，名媛沈性仁把它完整地翻譯成了中文，定名為《遺扇記》，刊登在群益書社出版的《新青年》上。之后，這個劇本又出過好幾個漢譯本，一開始影響并不很大，后來由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近代劇作家洪深改譯，并把里面的外國人名也都做了本土化的處理，組織排練演出，就引發(fā)了國人的廣泛興趣。1924年8月，該劇由上海戲劇協(xié)社在上海舉行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視為當時掀起的“愛美劇”（愛美為英文Amateur的音譯，愛美劇指非營業(yè)性質的業(yè)余演劇）潮流的一大勝利。

上海戲劇協(xié)社《少奶奶的扇子》劇照。上海戲劇協(xié)社于1921年12月成立。以《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為標志的演劇實踐，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戲劇形態(tài)的真正形成

洪深版《少奶奶的扇子》和王爾德的原著一樣，也分為四幕，故事大意為：資本家少爺徐子明準備為自己的愛妻瑜貞舉辦20歲生日宴舞會，并且特意邀請了一位交際花金女士參加。瑜貞則懷疑丈夫和金女士有染，心生隔閡，憤而投奔有心勾搭她的閑散人員劉伯英。金女士看到瑜貞留下的信件之后，連忙趕到了瑜貞準備跟劉伯英私奔的旅舍，想要阻止瑜貞。這時，聽到流言蜚語的徐子明也帶人趕到了旅舍。還沒來得及離開的瑜貞和金女士只好躲藏起來，不想瑜貞卻把徐子明贈送給她的生日禮物——一把翡翠柄的扇子遺落在了桌上。看到愛妻扇子的徐子明遂大失所望。此時金女士挺身而出，主動承認說是自己錯拿了瑜貞的扇子，暗示是自己和劉伯英有染。瑜貞趁亂逃脫返回家中，和丈夫徐子明重歸于好，而金女士為保護瑜貞，甘愿名譽受損，黯然離開。原來，金女士就是瑜貞的親生母親，二十年前她拋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兒跟人私奔。徐子明知道了金女士的真實身份后，原打算在生日宴上把她介紹給瑜貞，促成母女相認，后來又因為旅館事件認定她不改舊習，對她極度厭惡。王爾德的原作背景是英國的上流社會，劇本就在這里戛然而止，而洪深給這部劇添上了一個光明的結局，成了一部社會喜劇：有個叫吳八大人的金女士的追求者，向徐子明解釋說自己將要和金女士成婚，那天在旅舍，金女士原是為了等待自己說明答復。最后各方盡釋前嫌，皆大歡喜。

《少奶奶的扇子》這臺話劇首次確立了完整的導演制和排練制度，洪深不僅擔任導演而且兼飾劇中的劉伯英一角。劇作采用一把羽毛扇作為串聯(lián)全劇人物和情節(jié)的重要線索，展現(xiàn)了新時代女性掙扎在愛欲糾葛和家庭內外之間的困境，它在20世紀2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所取得的成功絕不是偶然事件。扇子作為這出劇目的重要道具，在第一幕一開場瑜貞和劉伯英的對話中就出現(xiàn)，到第三幕旅舍場景中一躍成為牽動人心的關鍵，第四幕的還扇戲，又摻雜著母女二人在第三人在場情況下難以言明的依依惜別之情。在這部洪深改編的劇目當中，扇子可以說是現(xiàn)代女性情欲化的外顯。

洪深對自己的改編本適合演出極其自信，對把扇子作為核心線索更頗有自得之意：

編劇尚有一秘，即臺上應用之物件，其與情節(jié)之轉折有關系者，用一次不如用兩三次，而喜劇中尤不妨多用。本劇中之扇子，其正用，僅在第三幕末，為逼金女士不得不出頭耳。然而一路用來，卻成線索，說明此扇乃子明贈夫人之壽禮，引起劉伯英崇慕之言，一用也。徐夫人憤語，欲持之擊人，二用也。落扇拾扇，見金女士氣度之大方，應付之圓活，三用也。在劉伯英處，為諸男人尋得，幾釀大禍，四用也。藉還扇金女士再至徐宅，五用也。索扇為酬，兩心默契，六用也。最后金女士托代拿扇，一語籠絡住吳八大人，七用也。（《東方雜志》1924年第21卷第2期）

《少奶奶的扇子》劇照。1928年唐瑛在洪深導演的話劇《少奶奶的扇子》里擔任主演。此為當時登出的海報

根據(jù)現(xiàn)存的諸多史料和劇照，不難發(fā)現(xiàn)劇中的核心道具扇子是來自歐洲的羽扇，而非傳統(tǒng)羽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全球貿易市場的發(fā)展也把中國的折扇制品帶到了歐洲。中國折扇因其別具東方風味在17世紀初至18世紀意大利、法國等的宮廷和上流社會中風靡一時，備受青睞。但在19世紀末，由鴕鳥毛制成的羽扇在歐洲大陸風行一時，女士參加舞會都會隨身攜帶羽扇。王爾德作品的原文雖僅作“扇子”（fan），文中人物所用即當為此種歐式羽扇。作為改良新戲，《少奶奶的扇子》在首演之后轟動一時，好評如潮，全國各地的學校和劇社紛紛排演，如南開女中、上海南洋女子中學、復旦劇社、中國旅行劇團等都曾在各地劇場演出過此劇。根據(jù)當時的新聞報道，劇中使用的重要道具羽扇也引發(fā)了新一輪的流行熱潮，導致各地扇行的新式羽毛扇都被顧客搶購一空。在觀看演出的時候，名媛淑女占據(jù)了包廂的大部分座席，她們手中也經(jīng)常揮舞著一把雪白的羽扇，和舞臺上的道具交相輝映，制造出一道別樣的風景線。1925年，《少奶奶的扇子》還被導演劉別謙搬到了大銀幕，首次拍成了電影。三年后洪深自己也把這部劇拍成了電影。

當時小報曾載逸聞一則：知名女星白楊曾在某場演出中飾演劇中女主角瑜貞，有兩位女性粉絲看了第一場演出后因感覺劇中“所用扇子不美”，還特地趕赴女主演白楊下榻處奉上兩柄精美的羽扇，可算作本土最早的粉絲應援扇了。劇中這柄失而復得的羽扇既是“少奶奶”們命運的物化象征，也昭示了現(xiàn)代女性出走與據(jù)守的兩難抉擇，由此對劇外的女性觀眾產(chǎn)生了極大的精神觸動。

著名報人周瘦鵑看完首演后，就多次在自己主辦的雜志上撰文推薦給讀者，并在回憶這出劇目的文章當中說：

生平愛美，在禽類中最愛孔雀，最愛孔雀的毛，我紫羅蘭庵的壁上和瓶子里，都將孔雀毛做點綴品，而我尤其愛一柄孔雀毛的扇子，搖搖飏飏的搖到我心坎上，直搖得我心兒醉了。二三年來，這一柄哀感頑艷的扇子，憧憧心頭，兀自不能忘懷。這是一柄甚么扇子啊？喏，便是那愛美劇《少奶奶的扇子》。（《上海畫報》1927年8月）

雖然這部劇好評如潮，但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由于洪深版的劇本側重表現(xiàn)社會教化的內容，金女士為了避免讓女兒重蹈自己舊日覆轍，選擇犧牲自己的名譽，并以身說教，這種道德價值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未免顯得偏于保守。不過，《少奶奶的扇子》也確實正面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樣”的問題，并為所謂的“墮落”女性展開了辯護：冷心絕情的“墮落”女子其天然的母性未曾泯滅，能夠做出無私的利他之舉。而另一方面，養(yǎng)尊處優(yōu)、衣食無憂但情感苦悶的女子也存在一念“墮落”的可能，“善惡”的界線本來就不那么涇渭分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部戲劇不愧是“愛美劇”標桿式的存在，把話劇從消閑的對象提升到了揭示社會矛盾的高度。

另外，伴隨近代城市化進程中市民階層讀者群的崛起，當時新興的期刊報紙等媒介在塑造流行文化方面占據(jù)了天然的優(yōu)勢。這些報刊爭相談論摩登女性的流行服飾，引介新家庭理念，引領現(xiàn)代消費觀念，促進都市家庭建設。雖然劇中人所用為歐洲羽扇，但作為“少奶奶的扇子”，其所附加的歐西女性意識和文化情境也很快習染了中式紙扇。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少奶奶的扇子”一時間成為流行的時尚風物。比如，《大眾畫報》就曾以“婦人的恩物”為主題，攝制了“少奶奶愛用的扇子與小姐慣抱的熱水袋”，把兩種日常物件分別和不同的女性身份進行勾連。之所以把少奶奶和扇子聯(lián)系在一起，固然有同名話劇的推動作用，但王爾德所描述的上流社會男女情事和近代國內資產(chǎn)階級的情感生活也頗有相通之處。國內的不少期刊都介紹說，在18—19世紀的西班牙，受傳統(tǒng)宗教原因制約無法在公開場合談情說愛的女子，往往用羽扇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相當完善的約定俗成的扇語體系。這一套扇語雖然稍微顯得有些水土不服，并沒有伴隨進口羽扇完整地被移植到本土語境，但羽扇所暗含的對兩性關系的挑逗和女性風情仍然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有效接收。

《良友》雜志“扇子表情”組照。右手執(zhí)打開的扇子置于腮邊，表示害羞；雙手緊握住合攏的扇子靠在左臉邊，表示安慰之意；輕搖展開的扇子，則意為柔情似水

比如，著名的《良友》雜志曾刊出題為“扇子表情”攝影組照（1935年第108期），該組照片共七幅呈扇狀，上有女子執(zhí)一折扇擺出不同的動作，旁附文字說明這些扇語所對應和表示的情思。其中，只手合扇抵腮表示著沉思或追憶，展扇掩唇是含情顧盼，雙手分別攥住折扇合攏后的兩端，則隱含憤怒之意。

而早在兩個世紀以前，倫敦的一家扇行即出版了題為《扇語》的英文專著，因此這傳情扇語正源于對西籍人士的模仿和想象：“西籍人士對于傳情一事，多深刻的研究，類如扇語、郵話、手帕傳情等種種方法，率皆經(jīng)驗人語，分別譯出，俾吾國有情男女，舉一反三……右手執(zhí)扇遮面：‘隨我來’。左手執(zhí)扇面：‘愿以身許’。以扇貼著耳：‘君之心大變矣’。”（《都會》1940年第21期）事實上，源自歐美的扇語體系并不是真實的歷史事實，而是為了配合扇子出售所進行的營銷策略，試圖通過在消費者心中建構起女性用扇形象來促進相關產(chǎn)品的銷售。

《良友》雜志扇子廣告內頁。雜志不僅刊登了扇子生產(chǎn)制作過程的照片，還為扇子拍攝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使用場景，將佳人手中制作精美的折扇與青年勞動者手中的葵扇相比較，說明了該則廣告意圖表達的“人以扇分”的觀念

國內的都市消閑娛樂雜志在推介扇子這一近代尚品的過程中，對此往往心照不宣，尤其著力凸顯它對于女性姿容的裝飾作用：“扇子是夏季的風物，不僅是為了扇風取涼，而且為了裝飾的點綴。”《夏天的良友——扇子》（《良友》雜志1940年第156期）打出了好幾組場景化的廣告詞，力圖將折扇與小姐太太們的名媛形象相聯(lián)結：“‘扇子好清風，時時在手中’，然而扇子在小姐們的手里卻兼有扇風及裝飾的兩重作用。”配上的插圖則是多位打扮入時、款款執(zhí)扇的女性模特，還附有扇骨與扇面設計制作工藝的流程攝影。另外，該廣告還印有身著白色背心的青年男性勞動者小照一張，其手執(zhí)大幅葵扇一面，上書有“建設抗戰(zhàn)”四個大字。這強烈而鮮明的視覺對比，無不標示著，扇子的類型成為區(qū)隔不同人群文化資本和身份的重要象征：“從扇的式款上可以分出人們的級別，少奶奶用少奶奶的扇子，工人卻用他們慣用的葵扇。”借由女性與男性、有閑階層與勞動階層的隱含對立，折扇也實現(xiàn)了它在文化審美趣味重塑方面的目的。

扇子被表征為資產(chǎn)階級女性的一種生活方式，并通過細節(jié)化的、反復的征引，來誘惑更多符合這一階層條件的對象加入到其行列之中。消閑雜志《禮拜六》曾刊載吳樹聲的一篇將扇子擬人化的小文：“我是某大公司扇子部里的一把繡花椴扇……有時瞧見督軍觸動了姨太太的氣，姨太太就把我向督軍的額上拍的一下。”（1922年第172期）他以第一人稱敘事，記載了這把扇子如何被購買，如何陪伴女主人，最后被從督軍五姨太太的公館里拋到路上。這一類把扇子擬人化的作品，其實是描寫了男性視角所構想的有閑階層的女性生活。扇子成為被凝視的欲望客體，甚至帶有男權的屬性，更多地體現(xiàn)為性別身份和性別意識的象征。另一本《紫羅蘭》也刊登過一篇《扇的怨語》：

那金錢的誘惑者是一個葉公館里的三姨太太，當時伊帶了我回去，鎮(zhèn)日價形影不離。伊有時候坐了汽車去逛游戲場，有時候去兜風，終將我一同帶在身畔……不道驀地里來了一個勁敵，原來三姨太太新買了一架電風扇。（1926年第1卷第20期）

由于姨太太、少奶奶們的折扇逐漸被電風扇所取代，此文也依稀反映出班婕妤團扇詩的女怨傳統(tǒng)。

值得一提的是，男士西服在近代也逐漸流行起來，但西服里襯繁復，又須綰結領帶，與輕搖折扇、披襟當風的傳統(tǒng)文人意態(tài)風流頗有格格不入之處：“惟摺扇只適應于中式服裝，若衣西服，便非所宜，以其不中不西、非驢非馬也。”（《摺扇與西服》，《海報》1943年7月23日）所以，穿上西服以后，再揮灑折扇總顯得有些違和。近代知名文人范煙橋曾撰文指出：“西方折扇多以羽毛之，且用于舞時，而男子罕有用之者。因之國人易西服，多不用摺扇，僅始稍改，然女子猶尚檀香小扇，亦覺別有韻致。若易以團圓紈扇，與替月圓姿相映，似未嘗不增其綽約也。”（《鴟夷室雜碎》）相較于西服和折扇的違和感，女式旗袍倒是和檀香折扇相得益彰，或許這也是使得折扇成為近代中國女子時尚單品的次要因素。

上海中法大藥房月份牌廣告中手執(zhí)折扇的女士

本文節(jié)選自常方舟著，《扇底風未盡：扇子小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