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公眾號“無知路上”，“澎湃·思想市場”經授權通過公眾號“哈扎爾學會”轉載，并附上“哈扎爾學會”的編者按。

【編按】

近期，著名人類學家與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回憶錄中承認其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歷史聯系，這一信息在英文與中文互聯網中掀起了些許波瀾。本文以知識考古學方法梳理了斯科特與CIA互動的歷史，并通過斯科特在冷戰背景下與美國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具體合作方式的分析，進一步地對美國情報機構在冷戰時期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行動以實現其帝國主義工程的一般模式進行了側寫。

在作者討論的基礎上，我們依然可以補充兩點：首先，斯科特的事功與美國帝國工程的勾連不僅僅是接受與其情報機構的直接合作，他的研究成果也與冷戰格局下的美國推進的霸權主義議程與對第三世界革命的鎮壓策略密切相關。其次，斯科特事件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將投身進步的政治事業的信念建立對某個個體（無論是學者、思想家還是任意一個“領袖”）的言說與事功的信念，而非對現實中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社會矛盾的認知與立場選擇之上，我們或許就無法避免地一次次遭受失望與幻滅。

正如下轉文章作者指出的這樣，斯科特與CIA的合作并非直到今天才被“發現”，最早的資料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末（甚至于，在英文維基上就能輕易找到一些信息），但是比這一脈絡更明顯，同時在今天的進步政治中更具現實價值的恰恰不是斯科特本人的“革命道德”，而是其學術研究所嵌入的冷戰背景?？梢詾樽髡哐a充的是，例如在1976年出版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斯科特詳細分析了東南亞各國的農民抗爭，并試圖分析為何有的農民抗爭會演化為暴力革命而有的不會；這一研究簡直可說是美國在東南亞剛剛進行的軍事干預和秘密活動“教訓”的總結；而在2009年的《逃避統治的藝術》中，斯科特進一步將大陸東南亞地區的山民描述為為逃避谷底國家統治而生存的“贊米亞人”，并認為他們為逃避國家的統治而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社會文化體系。然而，斯科特本人所盛情贊美的“贊米亞人”恰恰在印度支那戰爭時期被CIA大量利用，組成游擊隊，武裝對抗當時正在推進民族解放與社會革命的印支共產主義與革命民主主義者，例如在老撾的苗族游擊隊，與在越南西原的山民游擊隊——盡管在這一歷史事實也不應該作為在東南亞的后革命與后社會主義國家中，多數民族推行邊緣化山地少數民族政策的借口。甚至，更大而言之，斯科特所參與其中的美國六七十年代的東南亞研究，正如中國知識分子更熟知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漢學一樣，恰恰是浸潤在冷戰背景下、美國政治意圖下的行動導向問題意識的學科。

當然，指出這一點并不是為了將作為個人的斯科特與斯科特本人的學術思考一并“批倒批臭”（毋寧說前一種倫理判斷并不需要我們來做，大家自有公論，而后一種價值判斷則需要進入其學術語境進行內部批評才可能做出），而是想要進一步指出以下兩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我們所投身或認同的政治理念應當建立在支撐著進步運動的群眾與行動者身上；并根據實際的社會情形來做動態的考察與研究，如，我們不該相信“東南亞山民天生愛自由”的神話，但更不該制造“東南亞山民是天生的帝國主義走狗”的民族主義神話，而應該深入分析東南亞各地各山地居民的具體生產關系與生活狀況。此外，學者的學術研究，思想家的著書立言，終究僅僅是運動的資源與注腳，而絕不是運動本身。尤其是，任何一種體制內的學術，都不可能做到如其所宣稱的那樣“中立”；馬克思指出，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就是其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將學術研究脫離其支持與資助者的政治議程來理解，或許有所啟發，但不可能經得起歷史材料的拷問。

【原文】

詹姆斯·斯科特

前幾天推特上有人爆出，著名無政府主義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承認，曾經幫助中央情報局（CIA）在若干個國家內收集學生運動的相關情報，而且他“漫不經心地提到”他在印尼遇到的許多共產主義學生運動領導人在1965年著名的印尼“九三零”事件中都遭到殺害。

詹姆斯·斯科特是非常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其著作《弱者的武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和《國家的視角》（副標題是“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本世紀初便翻譯成了中文，最近幾年還翻譯引進了《六論自發性》，闡述了他的無政府主義理論。這些著作相當有名，雖然具體的思想脈絡不好談（豆瓣上有人已經指出斯科特是循序漸進變成無政府主義者，因此早年更多受到例如哈耶克這樣的人的影響），但是他的地位還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不奇怪的是，在這件事出來之后，大量親左翼的社會科學從業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深感幻滅，紛紛割席。

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首先，斯科特的這件事實際上不是最近才被發現的。推特上文章的截圖來自于伯克利主持的一個口述史項目，這個項目在2018年對斯科特進行了采訪，并以標題《詹姆斯·斯科特：土地研究和在社會科學內超過五十年的先鋒工作》于2020年出版并電子化，公開在了網上。而這個口述史記錄也不是斯科特第一次提到此事。實際上在維基百科上早就記載了斯科特參與過CIA的記錄。Karen M. Paget在2015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便記載了這一部分故事，該書名為《愛國的背叛：中情局秘密招募美國學生對抗共產主義內幕》（Patriotic Betrayal: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IA's Secret Campaign to Enroll American Students in the Crusade Against Communism）。而即便這本書都不是最早的證據，2009年對斯科特的另一份訪談也提到了中情局的事情，實際上，有跡可循最早的訪談可以追溯到1998年。

問題并不在于為什么最近這件事才鬧得這么大。實際上有許多偶然的因素都會產生這種情況：比如說，2019年國內翻譯出版的《六論自發性》是斯科特在豆瓣上被讀的最多的書（2706人讀過，這是《弱者的武器》的兩倍），大部分中國讀者可以說只是剛剛才對他有所了解。問題在于，斯科特為什么一次又一次非常坦然地承認了呢？有以下幾種可能，這幾種可能是相互補充的。

1、為什么承認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斯科特在給CIA工作的時候到底干了什么。我們從廣為流傳的推特文件（即伯克利口述史）里概括一下是這樣的：斯科特在1959年（24歲）需要找到一個接納他做研究的老師，他的老師讓他去做緬甸的經濟學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他同時也申請了加入中央情報局和哈佛大學法學院。但是因為去緬甸的機會難得，于是他放棄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錄取。到達緬甸后斯科特為中情局撰寫了緬甸學生運動的報告，這個時期的緬甸正處在動蕩中。軍政府領導人奈溫在1958年強迫時任民選緬甸總理、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吳努移交政權。而在1960年緬甸大選時，吳努再次成為總理。總之，斯科特在緬甸的這段時間正是軍政府和民選政府搖擺抗衡的時期。

除了緬甸之外，斯科特在1959-1960年間成為了全國學生聯合會（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海外代表，被派往法國；在1960-1961年間回到費城，成為全國學生聯合會分管國際事務的副主席。全國學生聯合會（NSA，以下簡稱為全國學聯）在這里是一個重要的機構，也是關鍵的線索。全國學聯是一個全國性“大串聯”的學生組織，在冷戰開始時成立于美國。從50年代初到1967年，該組織的國際活動受到CIA的資助和干預。這個干預是暗中進行的，實際上，CIA花了很大一番功夫才在該組織的選舉中確?！白约喝恕蹦軌颢@得相應的權力。而斯科特和CIA的聯系，也主要是依靠全國學聯這個平臺來完成的，他為CIA撰寫的報告，實際上是他提交給全國學聯的報告。

在這個背景下，可以得出一些推論。第一，斯科特認為自己在全國學聯的這段時間里是做了些好事的。這體現在他的伯克利訪談中。在推特上那張截圖之后，斯科特舉了一個他們活動的例子：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戴高樂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學生幾乎都沒辦法繼續上學了。全國學聯幫助這些學生在瑞士的使用法語的大學繼續他們的學習。

這里要著重指出，CIA支持的全國學聯擴散影響的主要方式便是發放獎學金和文化交流項目。由于美國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反殖民斗爭，斯科特參與這樣的項目確實會讓他有更加積極的感覺。但是如果細究目的，這種文化項目資助主要是希望培育一種“本土精英”，從而帶動后殖民國家走向現代化——這是冷戰時期美國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征。

這種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當然包括許多問題，比如說它是反民主的，它允許通過一時的精英政治來保證一個國家的發展。不過最為直接的問題是：它不管用。著名國際關系研究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在研究冷戰時期中東地區和蘇聯、美國關系時指出，通過教育、文化和軍事交流的跨國滲透基本上沒什么用。因為“受到蘇聯、美國和英國教育援助的阿拉伯國家的學生數量與這些國家總體的學生數量相比微不足道”，在量級上不能產生影響。其次，有時候派出這種文化交流可能產生的是反作用。比如說，前往美國的留學生會為美國的種族歧視感到失望，他們也可能因為孤身在外、語言不通乃至寒冷的天氣而沮喪。實際上，沃爾特總結認為，廣泛的精英之間的個人聯系“是結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這種所謂滲透“是共有利益的預期結果”。

第二，斯科特可能認為在全國學聯的這段時間擁有許多自主性，干了很多CIA所不容許的事情。CIA之所以要控制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國際活動，是為了和蘇聯支持的國際學生聯盟（IUS）抗衡。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學聯的人當然不能參加國際學生聯盟的活動。但是斯科特去了?！稅蹏谋撑选分姓劦剿箍铺刈约喝チ瞬祭襁€和秘書處的人見了面。為此，他還挨了一記耳光。在伯克利訪談里斯科特也提到，他是第一個參加了波蘭全國學生會議的美國人。這種情況下，斯科特的行為實際上與CIA的利益相悖。

第三，斯科特不認為自己對于印尼的觀察和印尼學生領袖的被害有什么聯系。顯然，斯科特如果認為真的有關系的話他肯定不會這樣子說出來。他有許多原因否認這種聯系，最直接的可能還是從時間上來說，他在印尼的時候是“九三零事件”的五年前，而五年確實可以發生很多事情。這也是為什么斯科特在訪談會里特意提到這個時間差。

第四，斯科特參與CIA工作時很年輕，多少是一種走投無路的選擇。1959年的斯科特24歲，他的思想歷程也并非一開始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用后面的觀點套前面自然是會站不住腳的。

上述的四個推論多少說明了這個問題：為什么斯科特愿意把這段經歷說出來。當然，這并不能阻礙這段經歷成為他一生中相當主要的污點（即便他的活動沒有產生什么實際后果）。

2、為什么走投無路

不過，或許我們可以繼續追問：斯科特為什么24歲的時候走投無路，要去申請做CIA呢？原因在于，斯科特需要獲得一個榮譽論文。但是他之前的論文沒有好好完成，被老師斥責，不得不需要換一個項目。而新項目的老師想要研究緬甸的經濟，如果斯科特去緬甸的話，他就收下這個學生。在這途中，多少是因為對未來的迷茫，多少是因為真的見到了一個CIA，斯科特參與其中。

那斯科特為什么沒有好好寫完論文呢？這是因為他一開始老師讓他做的題目是德國二戰時期的動員經濟。斯科特發現，即便是二戰爆發之后且德國人力充足時，德國的工廠都沒有采用兩班倒或三班倒這樣高強度的勞動節奏。他進而得出結論：我也不應該搞這么累。然后斯科特還談了戀愛。于是，到交稿的時候他沒寫完。

這故事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同的結論，可能是不要談戀愛，也可能是導師猛于納粹。

3、然而……

很不幸的是，我們的故事并不能以這樣一個有趣的結論結尾。在《愛國的背叛》一書最后的尾注里，我們可以查到斯科特為全國學聯撰寫的報告以及作者給這些報告所做的注解。這里包括了三份材料。第一份是斯科特在1959年12月26日撰寫的一篇關于北非學生大會的19頁報告。注解顯示，這份報告討論了泛非主義，并建議公開地或者在原則上支持，但是在暗地里破壞特定的活動。

剛果著名領袖盧蒙巴

另外兩份則都和剛果有關。伯克利訪談中斯科特曾經提到過，在作為全國學聯代表的一年里，他去過剛果。此時的剛果是什么情況呢？1960年6月剛果獨立，在一個月前，著名領袖盧蒙巴當選成為剛果首位總理。美國對此事感到棘手，因為剛果擁有鈾礦，如果倒向蘇聯將會影響核擴散問題，這推動CIA插手當地的局勢。同時，聯合國沒有提供有效的干預，前殖民者比利時的軍隊也沒有完全撤離剛果。9月份，在CIA推動下，剛果軍方人物蒙博托發動了政變，12月盧蒙巴被捕，1961年1月慘遭殺害。

與此同時，1961年春天晚些時候，一個剛果學生向全國學聯提出獎學金申請。斯科特在6月份的報告中將其識別為“我們要找的保守的、聰明的、說法語的非洲人”，但最后斯科特出于一些懷疑拒絕為這個學生提供獎學金。這些材料證明，斯科特參與了美國對剛果軍政府的支持。這個材料的嚴重性在于，不僅干預本身是成問題的，而且干預的對象更是反動的軍政府（與之相對的，美國并不支持緬甸軍政府，也不支持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繼續統治）。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僅能看到斯科特的軌跡，更是看到了美國政府在冷戰期間的對外干涉是如何與一套“現代化”的發展項目結合起來的。它可以今天發放獎學金，也可以明天支持一個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