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至1946年，同濟大學，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遷至四川李莊。為什么這些頂尖的學府和研究機構，要在彼時遷到這個四川省偏僻的小鎮？李莊又為何能使來到此地的學子、學者們創造出如此卓越的成果呢？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胡文怡上周末在第五屆“中國公共考古·李莊論壇”上的專題演講，試圖厘清“何以遷李莊”與“李莊何煌煌”這兩個問題。

李莊的故事，一言以蔽之，便是1940年至1946年，同濟大學，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遷至李莊，并于此處，在學術科研、教育、文學、抗戰等多方面，創造出了輝煌的成果。

而就是這短短幾十個字所蘊含的故事，若想全部細細道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寫90本書肯定都是不夠的。因此，現在關于李莊的著作是非常多的，而每一部曾在李莊生活過的外鄉人的傳記和回憶錄中，又必然會提到李莊一筆。所以，我就不贅述那些耳熟能詳的故事了。

我在閱讀了李莊的故事之后，我心中有兩個疑問。

第一，“何以遷李莊”？為什么這些頂尖的學府和研究機構，要在彼時遷到這個偏僻小鎮？李莊，雖然和成都、重慶、昆明并稱為“抗戰大后方的四大文化中心”，但另三個都是省會城市，重慶更是國民黨政府時期的“陪都”，而李莊當時連個縣都不是，只是一個小鎮而已。

第二，李莊何煌煌？那些學子、學者們，為何能在這個當時的“窮鄉僻壤”中，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成果？當時不比今日，現在中國的一個村可能都有自己的飛機場，還通網通電。而當時的李莊，用“窮鄉僻壤”來形容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那么，它為何能使來到此地的學子、學者們，創造出如此卓越的成果呢？

何以李莊？

何以遷李莊的原因很多，但我想，最關鍵的因素還是生存。人要生存，民族文化也要生存。

1940年夏，抗日戰爭已經打響了兩年多，中華大地幾乎半壁江山盡失，全靠太行山脈、秦嶺、巫山和云貴高原這一片，擋在西部大后方之東，暫未被蠶食。而原先在北平的營造學社、南京的中研院、上海的同濟大學等，全都已經被戰爭攆著搬了好幾回了。營造學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個脊椎受了重傷，一個得了當時的不治之癥——肺結核，帶著兩個小孩、一個老人、一大堆資料，千里迢迢地先赴長沙，再轉昆明。史語所呢，人好動，問題是所長傅斯年先生宏圖偉略，他們有一個自己的圖書館，還有眾多遺物資料，所以史語所但凡要搬，都得帶著1000多個木箱子搬，箱子里還都是價值連城的圖書和文物，動輒幾十艘小木船，幾十輛大卡車，提心吊膽、浩浩蕩蕩地先搬到長沙，再搬到昆明，所以我們不免可以得知，后來搬往臺灣的經驗是從哪里來的。同濟是最慘的，據說自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日軍就追著他們炸，他們一千多號師生，顛沛流離，帶著一大堆東西，輾轉浙江、江西、廣西，連越南都去了，整整搬了五次，才搬到了昆明。

昆明地處云貴高原，按說日軍很難打進來，但這么多頂尖學府、機構，全擁在一處，密度如此之高，他可以用飛機轟炸呀。1939年至1941年，日軍就是對準我們的政治文化中心，瘋狂轟炸，重慶在這期間被炸了124次。因此，最后能到李莊、能活下來的學府和機構，其實都是在昆明沒被炸死的。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對彼時的中國來說，一點都沒唱錯。但事已至此，“回去是沒有出路的，只有繼續向前走，才有可能為我帶來希望”。既然昆明不能待了，便另尋他處吧。只有搬到敵人找不見、能存活下去的地方，只有在戰亂中將文化的火種延續下去，我輩方能得到些許慰藉。我想，這大概是當時大部分在昆明的學子與學者，心中所想。

該搬到哪兒呢？最有經驗的同濟首先開始想招。這一看可不要緊，離云南最近的四川宜賓地區，但凡能從地圖上找到的點兒，都已被其他機構占據了。而他們這浩浩蕩蕩幾千人，沒有“較大廟宇”，如何容得下呢？此時就要說到每逢談論同大遷川，必談的“茶館會談”，當然，這個專有名詞是我生造的。中元紙廠廠長、同濟校友錢子寧，為同濟找地方，正找得灰心喪氣，南溪縣李莊鎮的士紳羅伯希、王云伯正好來茶館喝茶，一聽這事，感覺李莊興許能辦到，便為錢子寧，和國民黨李莊區黨部書記羅南陔牽上了線。懂得“國家危難之際，文教機構一定要保住”的高級知識分子羅南陔，在其中大力推動，全力張羅，最終，讓“柳暗花明”的李莊鎮，向烽火中的同濟人張開了懷抱，而中研院史語所、營造學社等，便也隨之而來。

現在看來，當時的李莊不偏不倚地滿足了上述機構的最基本需求。

首先，遠離戰火。傳說游歷甚廣的傅斯年先生都不曾聽聞李莊鎮這一地點，“地圖上找不到”，很完美。且李莊地處沿江的特殊位置，常年為大霧所籠罩，被進攻、轟炸的機會相對來說便很少。在抵達李莊之前，梁思成先生曾說“不管我們逃到哪里，我們都將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時，打斷日常的生活——工作、進餐和睡眠來跑警報”。林徽因先生則描述生活在轟炸中，“有一種讓人嘔吐的感覺，尤其是當一個人還沒有吃過東西，而且今天很久都不會再吃任何東西，就是那種感覺”。在這種異常的生活和感受之中，人和學術科研怕是皆難以為繼。而基本遠離戰火的李莊，則讓人得以喘息，亦有了時間和心情來恢復生活與工作。

其次，李莊有“一片大好房子”，如表所示，“九宮十八廟”，大片莊園，可容數千人。

再者，李莊人民傾情支持，騰房子給“下江人”住。據說川南一帶，當時都對來自長江下游的“下江人”頗有偏見，認為他們會哄抬物價，敗壞民風。而南京、上海來的學子、學者，那可不就是“下江人”嘛，我也是一名正宗的下江人。但李莊人民，在羅南陔等領袖的領導下，對遷來的下江人，可以說，在自己的人生經驗內，達到了友善的極致。而且，他們還賣吃的給“下江人”。古往今來，只要給吃的就是衣食父母，還能怎么更好呢？

最后，李莊雖然偏僻至極，交通不便，但跋山涉水，總算是能到達；它又被渝、黔、滇三面環繞，尚能與大城市聯絡。總之，李莊的地理交通位置，正好處于一個“很難到達，但也不是到不了”的情況，再偏僻一分，則外界死活到達不了，再明顯一分，又容易被轟炸。這可是個技術活，用一句大俗話來說，這是命運所贈予的李莊啊。

然而，李莊在當時在這些學子學者們眼中還是有不少的缺點。

正因為當時的李莊，恰好處在這么一個平衡點上，所以，除了勉強保證“下江人”的基本生存，其他真是再多沒有了。

于是，沒有錢的學生、學者們便經常處于一個“餓是餓不死”的狀態。據現在的中科院院士、同濟校友吳旻說，當時7、8個年輕力壯的大小伙子，一個月就發二十斤米票，所有油鹽醬醋都包含在內，米的質量又不好，根本吃不飽，只好吃蠶豆。蠶豆呢，每個月每人十幾粒，想方設法讓它漲大，變多一些，一粒一粒數著吃。而大家要知道，以節儉著稱的范仲淹，每兩天還喝一鍋粥呢。學者們自然也好不到哪去，梁思成一家，最后衣服、派克筆、表什么的都典當掉了，就為了換幾條魚。

物資短缺。電，沒有；自來水，沒有；肥皂，沒有；連好一點的白報紙都沒有，更別提什么高精尖端的儀器了。

同時，李莊環境如此優美、原生態，蛇蟲鼠蟻自然少不了。據梁再冰先生說，那時，她們的床上經常出現成群結隊的臭蟲。這也就難怪，在傅斯年先生覺得李莊風景優美、地大房多的時候，林徽因先生，會覺得這“不是一個會讓客人過度興奮的地方”了。

而最嚴重的，便是缺醫少藥。一堆得肺結核的學者完全沒法治，比如營造學社的林徽因先生、史語所考古組的梁思永先生，還有在李莊死于肺結核的沈性仁女士——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陶孟和的夫人，一代名媛哪。而最令人悲傷的莫過于李濟先生，小女兒已在昆明去世，大女兒只是在李莊偶感傷寒，竟也因得不到及時有效的醫治，而離開了人世。這些殘忍的事實，無疑讓不被戰爭、卻被疾病奪走生命的恐慌，始終彌漫在李莊上空。

此外，還有一個不算缺點的缺點。李莊如斯偏遠，風氣、人民雖然淳樸，但也十分保守。中研院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和同濟大學醫學院“吃人”的故事，幾乎每本提到李莊的書里都要說一遍，可見這一事件之深入人心。我可以再說個別的，在同濟大學到來之前，李莊的女性和男性是不可以在同一條河里游泳的。同濟大學來了以后，不僅男女可以同游了，女性都能自己下河洗澡了，造福李莊。當然，這算時代局限性，不算缺點。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同濟、史語所等的學子、學者們，硬是以他們無限的拼搏與堅忍精神，比在南京、北平、上海干得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梁家兄弟為例。

梁思成先生個人的鴻篇巨制《中國建筑史》，從無到有的里程碑式作品，無需多言其重要性。而營造學社眾人，秉持著“只要梁思成活下來了，營造學社就活下來了”的信念，在梁的帶領下，在完全沒有任何印刷設備的情況下，用藥紙、藥水手寫石印，連照片都一筆一筆描繪出來，硬生生手工制作了七卷兩期的土紙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只因學術刊物是一個學術機構的生命線。

而史語所考古組的梁思永先生，因種種原因，身體超級差。年輕的時候因工作太勞累得過兩年肋膜炎，到了李莊之后又開始鬧胃病；胃病剛好，上文提到，竟然也得了肺結核。要不是傅斯年先生連連寫信拼命為梁家爭取支援，讓直升機把藥品帶進來；要不是家人朋友盡力照顧，梁思永先生可能也要交待在李莊了。但他就是拖著那樣的身體，寫出了殷墟侯家莊西北崗發掘報告的綱領，為這一鴻篇巨制的發掘報告（對，又是鴻篇巨制）構建了良好的框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同濟師生如此之多，成果自然亦如繁星閃耀，不僅為李莊通上了當時大城市都沒有的電，更為川南人民治好了頑疾“麻腳瘟”，精力蓬勃，生機無限。

而這些成果，無疑向當時的世界傳達著這樣一種聲音：你可以折磨中華人民的肉體，但你永遠無法擊潰中華民族的文明！

何以煌煌？

可是，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他們究竟為何能成果煌煌呢？總結下來，似乎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李莊的學子、學者們，是無法未卜先知的，他們知道李莊就此安全了嗎？他們知道五、六年后抗戰就會結束嗎？他們不知道啊，沒有炸彈的一天，就是完美的一天，他們仍然籠罩在隨時可能會到來的戰爭和死亡的陰影之中，此種心情下，眾人必然非常珍惜活著的每一天。

第二，在李莊能干的事兒比較少，但這群人可是當時全國興趣最廣泛、好奇心最重的一部分人。小時候生活在農村的同學應該有這種感覺，那時候也沒有電視，也沒有網，下河摸魚、上樹抓蟬，哪怕是跟鄰居家的小朋友瘋跑，也是很好玩的一天。而來到李莊的學子、學者們，便是驟然來到了這樣一個環境之中。那必然要找點事情來干。現成的，可以學習，研究，簡單的環境中，這些事物更顯出了它們原原本本的趣味性。延伸的，可以爬樹、游泳，此時此刻，簡直妙趣橫生。就這樣，他們過上了每天健身、看書、學習的健康生活。

第三，氛圍好，干擾少。譬如梁思成先生以前在北平，高高興興在家畫圖，突然，“東亞共榮協會”給你一封請柬，硬要你去吃飯，你不去，可能會被抓；去了吧，惡心自己，橫豎都是惡心，圖也畫不下去了。比如同濟的同學們，以前在上海，今晚看個電影，明晚打個牌，時間就溜走了，哎呀，又沒學習。而在李莊，不僅沒有這些社交上的打擾，反而，你本來學習了一天，想出門散個步，一抬頭看見你的導師和你的班主任，一邊討論學術問題，一邊向你走來，你趕緊打個招呼，回去學習去了。你在大學食堂突然說德語，可能會招致異樣的眼神，但李莊人民聽見你在茶館說德語，會紛紛露出崇拜的表情。這整個氛圍就是一種鼓勵學術、鼓勵科研的氛圍。

有了珍惜的心情、健康的生活、良好的氛圍，再加上第四點，前期的積累，“李莊煌煌”的必然性似乎正在顯現。學子、學者們是被打斷了正常的學習、工作而來的，這便意味著他們手里帶著很多前期工作，只是被戰爭逼得奔波來去，沒有時間分析、總結。同時，做研究的人可能多多少少會有這樣一種心理，就是明知材料是永遠收不完的，卻仍然停不下來。此刻，便需要一個機緣，滅了他們搜集材料、無限準備的念想，成果便呼之欲出。而李莊，就是這種機緣的提供者。

第五，苦難當然能激發一部分人的斗志。大家都看過《魯濱遜漂流記》吧？正因那個島上啥也沒有，魯濱遜為生存所迫，最后才成為了野外生存的超級達人。學子、學者們亦是同理。天時地利人和，安安靜靜、開開心心地做著研究，豈能被一個顯微鏡、一臺印刷機器絆住不成？攻克無數難題抵達終點、從無中創造出有的這種事兒，應是大部分好奇心重、尊崇知識的人都非常喜歡的。

第六，我相信，以知識造福李莊人民，也是當年這批頂尖的知識分子，進步的最好動力之一。

抗戰勝利后，李莊的“下江人”都回到了原先所在的地方，還在世的人少不了常回李莊看看。思想的火花來自于不同思維的碰撞，小小的李莊將幾千個龐大而復雜的思想驟然拉近，它們的碰撞所產生的巨大能量，照亮了抗戰時期中國的西南大后方。希望那盼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李莊時代，至今仍激勵著你我，追隨先賢不屈、拼搏、樂觀的腳步，在中華崛起之今日，仍不忘卻，那穿破戰火的李莊精神。

【參考文獻除文中所提到的著作外，尚有《傅斯年全集》（傅斯年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李莊往事》（岳南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梁思成傳》（竇忠如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等。】

本文系作者在第五屆“中國公共考古·李莊論壇”的發言整理稿，經作者審訂，澎湃新聞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