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從：“中國摩根”陳光甫在解放前后的去留抉擇

楊康書源

2017-05-29 10:43

來源：澎湃新聞

陳光甫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金融企業家，在近代中國的金融市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有“中國摩根”之稱。他白手起家，創辦了中國最成功的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抗日戰爭中，陳光甫積極投身民族救亡事業，以私人銀行家的身份代表中國幾度赴美談判，與美國政府達成了桐油貸款、滇錫貸款等重要美援協定，為抗戰的最終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49年前后，在國共雙方進行生死角逐的關鍵時刻，陳光甫也自然成為兩黨積極爭取的對象。然而，陳光甫最終并沒有選擇留在大陸。

陳光甫赴美談判時與駐美大使胡適（右）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中）合影

輾轉反側的思想斗爭

1948年11、12月，此時遼沈戰役剛剛結束，勝利的天平已逐漸偏向中共，北中國即將全面解放。而此時的陳光甫卻離開了時局的中心，飛赴重慶、成都、昆明、香港、澳門等地考察，一來遍訪風景名勝，流連于山明水秀；二來從報紙中觀察時局變化，思考今后的出路。

此時，中共在《南華早報》上發文，宣傳建政后允許私人經營。陳光甫對此評價甚好，認為照此發展就可以不再搬家，“一來搬家費事，二共黨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時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

但陳光甫卻一直躊躇不定，原因有三：第一，他擔憂工人主政后，會組織工會，驅逐經理，搞清算斗爭。

第二，陳光甫對于《大公報》將其稱為“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的領袖”非常不滿。他在日記中說，“江浙財閥”名稱乃日本人所創造，而僅以這一名稱有刺激性，就直接沿用，一般記者更是毫不探究，直接用來刺激人心。這令他十分不悅。

第三，陳光甫身為銀行企業家，長期接受西式教育，對共產黨的綱領、政策缺乏了解，對社會主義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在他心中，中國的未來只有西式資本主義一條道路，他堅持認為：“中國生產政策，試辦有成效者，唯有上海的辦法。”并且提出十二條建議，提倡鼓勵保護投資、全境航運開放、各省自治、幣制獨立、裁軍等。但這樣的觀點與中共堅持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及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無疑存在重大的分歧，要他輕易放棄堅持了一輩子的觀點顯然是不現實的。

陳光甫的護照

國共雙方的爭取

1949年1月21日, 蔣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次日，李宗仁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并組織一個“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北平，試探中共反應，并再三邀請陳光甫加入代表團。

陳光甫與李宗仁是多年的老友，關系密切。陳光甫曾說：“李君一見即知為爽直之人，言詞舉動之間頗思為人民謀幸福，而毫無軍閥態度，可稱為革命之代表者。”早在北伐時, 李宗仁就很看重陳光甫，與他結交，成為知己。陳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將來，老兄當了一國之元首時，無論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可是, 當李宗仁真的當上“一國之元首”時，陳卻婉言謝絕，稱：“大勢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

當時，蔣介石一方反對國共和談，蔣身邊的頑固分子竭力勸阻陳參加和平代表團；而共產黨一方則殷切希望陳能夠參加代表團。2月8日章士釗單獨告知陳光甫，他已經收到北平電報，大意是，共產黨人渴望陳參加代表團。此時，他也看到了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勝利的必然性，并敏銳地指出：“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實在可說是一個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于工商業。”陳光甫雖然感受到了共產黨的誠意，但他擔憂赴北平參觀會讓自己再次被裹挾進政治中去，從而中斷退休計劃。經過長期思想斗爭，幾經反復，他開始鄭重地考慮離開。

陳光甫做出這樣的決定不在于他看不清大勢，而正如他所言，“與其說我不喜歡他們的革命，毋寧說是因為我的個人考慮。”1949年3月20日，陳光甫從上海經香港前往曼谷參加“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會議”。4月6日，會議結束后，陳光甫回到香港，從此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由于大批著名銀行家都先后到此避難，彼時的香港便成為了國共雙方搞統戰工作的“隱形戰場”。1949年6月底，蔣介石派“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攜親筆信到港“慰問”，大談中共戰線長、占領上海問題甚多、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云云。但陳毫不為之所動，對這套空洞說辭頗為反感，覺得這不過是國民黨人的幻想和期望而已。

就在幾乎同一時期，中共方面也加強了對陳光甫的爭取。國共和談破裂后留在北平的章士釗，就奉周恩來之命來香港。他告訴陳光甫,毛主席正等待他們三人能否北上的電報，但陳還是以擔憂被蔣介石報復為由而拒絕了。7月4日晨，陳光甫又接到留守上海的上海銀行總經理伍克家打來的電報，其中包含黃炎培的電報，轉述了周恩來的勸告，“臨行恩來兄囑為勸駕早歸，共為新中華努力，其意甚誠，特為轉達”。陳光甫復電伍克家，請他代為說明因健康原因不能北返。

1949年9月，北平正在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如此盛事，自然希望能邀請陳光甫參加。9月12日，李濟深派李紹程攜親筆信赴港，面見陳光甫，邀請他參加政協會議，“商討成立人民民主聯合政府，并規劃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方案”，并向陳光甫闡述了“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稱“凡有利于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助其發展，對于產業金融界諸謄宿及以往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尤能望推誠合作，共策進行”。

盡管陳光甫依然稱病謝絕北上，但這封信無疑對陳光甫產生了很大的觸動，不再一口回絕，而是留有余地，表示“一俟健康稍復，即行北上聆教”。原稿中還有“自維雖屆衰年，顧一生致力于服務社會，此志不懈，自當為新中國效微勞以竭余力”這樣的話。但在正式復函中，這幾句話還是刪掉了。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址

最后的抉擇

在陳光甫搖擺不定之時，一場不大不小的“電匯風波”使其徹底斷絕回國的念頭。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上海后，把外匯業務委托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和國家商業銀行三家。1949年9月15日，上海中國銀行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將一筆950萬港幣的款項從上海匯到香港。通常一份電匯只要兩個半小時就能到達，但因為種種原因，這筆匯兌業務未能在本日完成。9月16日、17日又恰逢周末，按銀行慣例停辦匯兌業務。然而，9月18日（周一）英國政府宣布英鎊貶值。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盯住美元的模式，但戰后英國對美國的沉重債務使英鎊面臨著巨大壓力。于是，英國政府決定將英鎊對美元匯率從1:4.03大幅貶值30.5％至1：2.8。

英鎊貶值影響到了這筆外匯業務。上海中國銀行遂要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賠償損失95萬港幣，并要求迅速解決，甚至暗示如不照辦，有可能將其吊銷執照或沒收外匯。考慮到上海中國銀行隸屬上海人民政府，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許多人都主張賠款了事，免得節外生枝。但陳光甫則認為，“不在痛惜財款，而在是非應予剖白，如屈就則將后寸步難行”。此后的幾個月間，陳光甫為此事書電往復，輾轉斡旋。最終以交付6萬港幣的賠償金而告終。

對于這次匯款事件，陳光甫在日記中表示：“這次經歷讓我對共產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有受壓迫情形”，新政府的某些部門利用“不合理和欺壓的手段”來對待私營銀行。

1949年10月4日，陳光甫在香港讀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上海職工會編印的《上海職工》刊物四份。陳認為刊物內容涉及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管理業務方針，已超出了職工會的職能范圍，對此頗為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職工會的職能，在于謀取職工的福利，如待遇問題、時間問題等，而不能主動干涉管理，這增加了管理層的管理困難。他認為，管理人員經營企業，必須具備熟練的技能、高深的學理和豐富的經驗，而職工會學習的毛澤東政治思想等內容并不能幫助員工熟悉業務。大約從這時起，他隱約感覺到大陸的上海銀行已經和自己漸行漸遠。

1950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宣布實行公私合營，仍推陳光甫為董事長。陳光甫感到十分意外，他要求上海銀行總經理資耀華立即來香港見他，資未去。陳光甫感慨地說，他從前不聽莊得之的話，現在輪著他自己當“莊得之”了。弦外之音，就是從此起，大陸上的上海銀行，他再也不能遙控了。資耀華因故推遲了四個月才去香港見陳光甫，在談話中陳光甫發現這位自己多年培養起來的部下“已經中斷了和我們的聯系，并完全支持共產主義那一邊了”。

1951年1月1日，陳光甫改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分行，重新以“上海商業銀行”名義向香港當局注冊，并對外營業，與大陸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徹底脫離了關系。1965 年臺北上海銀行總行開業，陳光甫從此定居臺灣，直到1976 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