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耶穌十二門徒中的多馬（Thomas）和巴羅多買（Bartholomew）曾經來過印度和中國。又傳在明朝洪武年間，江西廬陵出土過三國孫吳政權時期的赤鐵十字架，上面還有一副對聯，寫著“四海慶安瀾，鐵柱寶光留十字；萬民懷大澤，金爐香篆藹千秋”。雖然各種文獻對此物言之鑿鑿，實物卻不復存在，恐怕不足為信。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作為基督教中一支“異端”的景教早在唐代就傳入了中國。據記載，一群來自“大秦”的傳教士于貞觀九年（西元635年）進入了長安城，并在此建寺修廟。他們的宗教被稱為景教，后來與祆教、摩尼教并稱為“隋唐三夷教”。當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如今安放在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二號展廳進門左手處，在天主教西安教區五星街圣方濟各主教座堂的大院里存有這座碑的復制品。

“大秦”今安在？

景教碑在明朝天啟三年到五年期間被發現，其時有不少天主教徒。其中著名的李之藻專門作了《讀景教碑書后》，徐光啟也撰寫了《鐵十字著》及《景教堂碑記》，以記載這一盛事。而陜西人王徵，則直接在作品中署名“關西景教后學王徵”。事實上，當時的天主教徒并沒有清晰地意識到，碑中所記載的景教實際上是一千多年前被定為異端的聶斯脫利派。

“大秦”國名，古來有之。《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大秦國在大海西面，疆域綿延數千里，有四百多座城池，且有數十個藩屬國。這些城池以石頭建造城郭，而且君主“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如果國家遭遇了天災或者風雨不順，就會更換君主，被廢黜者也都毫無怨言。熟悉羅馬、拜占庭史的讀者自然知道，作為“東羅馬帝國”的拜占庭歷史上多有弒君篡政之事。此種宮闈秘史傳到中國，竟也變成了一股清流之風。有趣的是，范曄最后說，“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因為中國在西方常被稱為“大秦”，據說伊朗人迄今仍稱中國人為“秦人”。

那么在貞觀年間來到長安的“大秦景教僧”是來自拜占庭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有一段關于其祖國地理方位的記載，其中說“南統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此處南方之海當指紅海，東邊則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北邊之山當屬戈蘭高地，而西邊的“仙境”很可能是與敘利亞隔海相望的塞浦路斯島，那里是美神阿芙洛狄忒的誕生地。（白鳥庫吉則認為此處是假托道教中的西王母所居住的昆侖山。）另外，據岑仲勉的研究，所謂大秦、黎靬、拂菻等地名都是泛指西域、西方一帶，而隨著時代變化所指也不相同。從漢到唐，一般常用于羅馬，后專指東羅馬，再又向東遷徙轉指敘利亞。

基督教的中心不是在羅馬嗎？為什么從敘利亞來了一幫子傳教士呢？唐代傳入中國的景教，是不被基督教正統派所接納的“聶斯脫利派異端”，而這段故事，就得追溯到西元4世紀。

聶斯脫利派與敘利亞

與今天戰火紛飛的局面大不相同，在羅馬帝國時代，敘利亞是地中海文明發展的重鎮。羅馬人在這里建造了偉大的佩特拉（Petra）城，東西方的商人、傳教士川流不息，學者、醫生、教士們在此定居撰述，甚至《圣經·新約》中的若干篇章都是在這里完成的。

隨著基督教在整個羅馬帝國疆域內的傳播，帝國東部在神學研究和理解方面占據了先鋒。就古代晚期的狀況而言，操希臘語的人在抽象思維上更勝一籌，這使許多基督徒習慣于以希臘哲學的眼光來理解、闡述、發揮基督教的教義，甚至認為“基督教是真正哲學的巔峰”。而在各種各樣的哲學討論中，自然萌生了多種與既定教義不相符契的思想。

西元385年前后，聶斯脫利出生于羅馬帝國敘利亞行省的杰爾馬尼（Germanicia，今土耳其境內）。他在安提阿跟隨莫普索提亞的西奧多爾（Theodore of Mopsuestia）學習，并在那里成為了僧侶和神父。據說聶斯脫利極其擅于布道，每次講道都能吸引大量聽眾，這為他贏得了極高的聲譽。428年，他被東羅馬帝國皇帝西奧多西烏斯二世任命為君士坦丁堡牧首，成為東方教會的首領。

當時的君士坦丁堡不僅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更是學術中心。一大幫子有學問的人聚在一起，總是要搞點事情的。剛剛從敘利亞行省來到首都的聶斯脫利很快就卷入到關于基督論的爭議當中：也就是說，基督究竟是人，還是神，抑或兩者都是？而這個問題涉及如何稱呼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的問題。她能夠被稱為上帝之母（Theotokos）嗎？她是僅僅生下了耶穌，還是生下了上帝？

在基督論上，正統教義認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并且兩性存在于一體。就神性而言，與天父同體；就人性言，與我們凡人一樣有肉體、有靈魂。在神性上由父所生的子，在人性上就是由瑪利亞所生的耶穌。而因為兩性一體，所以瑪利亞就是上帝之母。然而，聶斯脫利卻認為，基督是“兩體兩性”，雖然耶穌兼具神性和人性，但是這兩者之間是分離的。因此，瑪利亞不能被稱為“上帝之母”。看似無聊的爭辯背后涉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如果兩個本質（兩性）存在于兩個體當中，就會導致否定“道成肉身”的理念。

雖然聶斯脫利本人是虔誠的基督徒，但他的解釋招致了許多反對者，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亞歷山大里亞的西里爾。在羅馬教宗的支持下，西里爾親自來到君士坦丁堡質問聶斯脫利。當時的拜占庭皇帝西奧多西烏斯其實更傾向于聶斯脫利的看法，于是在431年召開了以弗所大公會議，希望以此來幫助聶斯脫利。然而，在大量支持聶斯脫利的主教們還在趕路時，西里爾主持的大會譴責了聶斯脫利，并將之定為異端。

聶斯脫利最終被免去了牧首之職，被迫返回安提阿的修道院繼續隱修，之后又被流放到埃及。在埃及期間，他的隱居之所曾被強盜劫掠，而他也受了重傷，不知所蹤。后來也有傳說，說他被人搭救，回到了出生地敘利亞，并最終在偉大的佩特拉城去世。

雖然聶斯脫利的教義遭到了譴責，但是這一脈信仰傳承了下來，這就是后來的東方亞述教會。雖然這一支派并非嚴守聶斯脫利的教義，但仍將其奉為圣人。在歷經了波斯帝國和阿拉伯人統治之后，這一教會頑強地存活了下來，并逐漸傳播到印度。他們當中多有能工巧匠，更兼頗善商賈，遂能于往返貿易之間，傳承信仰。更重要的是，這一支在羅馬帝國和歐洲等基督教腹地沒有多大影響的教派，在整個亞洲地區多有傳播，尤其與中國有著極深的淵源。

景教在唐朝

根據《景教碑》的記載，景教僧阿羅本進長安的時候，宰相房玄齡親自前往西郊迎接，唐太宗李世民欽賜義寧坊土地，造大秦寺一所。到了高宗年間，這位阿羅本被尊稱為“鎮國大法王”，使景教“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其之所以稱為“景教”，乃取《新約》之中光照之義，以景為光大之義。在碑文中，就明確提到“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日本學者佐伯好郎提出，除了當時的教徒將彌施訶（彌賽亞）視為世界之光，“景”字的第一重意義就是光明之外，這種命名也是為了與長安的佛教密宗（大日教）及道教的《黃帝內外景經》刻意混淆，以使其更易被國人接受。有趣的是，書寫碑文的“朝議郎前行臺州司參軍呂秀巖”據說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仙之一呂洞賓！

前幾年，知乎上有神人以基督教譯法譯佛經，以佛教譯法譯《圣經》。這一風格在唐代景教文獻翻譯中也頗為可觀。景教興盛之時，已經著手翻譯《圣經》，這些翻譯也體現了非常濃厚的佛教、道教的痕跡。在景教碑文中，將上帝翻譯為“天元真主”，有時直接音譯為“阿羅訶”。基督則常常譯為“景尊”、“世尊”。據景教文獻《尊經》記載，“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貝葉梵音”，共譯得三十五部。其中，《渾元經》便是《創世紀》，《牟世法王經》是《出埃及記》，《傳化經》是《使徒行傳/宗徒大事錄》，《寶路法王經》是保羅書信的合編，《啟真經》則是《默示錄》。在敘利亞地區，有一種較為流行的福音書合參本，稱為《四福音合參》（Diatessaron）。唐代景教文獻中所載《阿思瞿利容經》很可能就是這個版本的中文譯本。可惜的是，由于時間久遠和戰亂之故，許多經卷已不復存在，難以一睹最早中文《圣經》翻譯的全貌。

從現存的一些經卷中，我們可以感受一下當時譯經的風格。比如，《序聽迷詩所經》中關于耶穌降生的記載，便很有佛經的味道（括號內為現代譯名）。

“天尊（天主）當使涼風（圣靈）向一童女，名為末艷（瑪利亞）。涼風即入末艷腹內，依天尊教，當即末艷懷身。為以天尊使涼風伺童女邊，無男夫懷任[妊]，令一切眾生見無男夫懷任。使世間人等見即道，天尊有威力，即遣眾生信心清凈回向善緣。末艷懷后產一男，名為移鼠（耶穌）。”

同900年后進入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一樣，景教的教士也對中國文化深有研究，并同其他宗教有所沖突。如《景教碑》中所載，“圣歷年，釋子用壯，騰口于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說明他們的教義遭到了佛教的嘲笑和誹謗。然而，在這短短的一句話中，“用壯”、“騰口”兩詞源于《周易》，而“下士見笑”則見于《老子》，可見其中國文化之造詣。

除此之外，景教的《三威蒙度贊》（對三位一體的贊美詩）更是有佛教梵唄之風。比如開篇一段寫道，“無上諸天深敬嘆，大地重念普安和。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指三位一體）慈父阿羅訶。一切善眾志誠禮，一切慧性稱贊歌。一切含真盡歸仰，蒙圣慈光救離魔。”這些贊辭很可能就是教會禮拜儀式中所用的經文。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大概可以稱為最早的“禮儀中國化”的祈禱文。

景教遺脈

唐武宗禁佛時期，各大宗教無一幸免，小小的景教也難逃覆滅之網。然而，景教并未在中國絕跡，反而或隱或顯地傳承了千年。尤其是到了元代，所謂信仰基督宗教的“也里可溫”，其中很多人是景教徒的后裔。馬可波羅游中國時，就說在蒙古、甘肅、山西、云南等地都有景教教堂和教徒聚居，尤其是杭州、常熟、鎮江等地更為繁盛。不過，那個時候的教徒主要都是來自西域的色目人，漢人奉教者不多。

當時法國來華的傳教士盧布魯克在游記中說，這些人雖然能用敘利亞文祈禱，卻并不解其意。這些人多以放貸為生，與韃靼人居住在一起，甚至染上了一夫多妻的毛病。由此可見，那時候景教信仰更多成為一種特定族群的習俗，并沒有多少宗教上的虔誠。元亡明興之后，朱元璋更是嚴厲禁止各種邪魔外教，從而使景教傳承淹沒不可聞。直到天啟年間，景教碑重現天日，才使人們想起景教在中國的存在。

關于景教碑的保存，還有一段逸聞。1891年的時候，歐洲學者就注意到這塊碑被孤零零地扔在西安郊外。他們通過駐北京的公使館向總理衙門請求設法保護。總理衙門遂撥一百兩白銀，令當地人建立碑亭。而這一百兩銀子，到了陜西之時，竟在層層盤剝之后只剩下五兩，最后只買了幾片蓬瓦略加遮蓋！丹麥人赫爾墨（Frites V. Halm）發現此碑被委棄在西安城郊，打算花三千兩白銀將之運到歐洲。正當他計劃將此碑秘密運出陜西之時，北京得知消息，急令陜西巡撫介入以加保護。幾經交涉，最終允許赫爾墨按照原碑倒模制作一碑帶回歐洲。此后，原碑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8月27日正式移入碑林，保存至今。

如今的中國大概不再有景教徒了，這碑卻在玻璃罩中凝視著千年流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