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向17世紀邁進的二十年間無疑是東亞格局劇烈震蕩的時代：風雨飄搖的明帝國進入至關重要的萬歷朝；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半島，戰爭的烽火斷斷續續燃燒了七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將軍，日本開啟江戶幕府時代；公元1604年察哈爾蒙古林丹汗繼位，開始重新統一蒙古各部。處在這種變革與震蕩之中的女真（滿洲）社會不但完成了自身部族的統一，更時刻參與新格局的形成與穩定。

能在歷史的大潮中進退自如，除了對自身實力的切實評價外，還離不開對外部環境的準確拿捏。歷史以令人無法辯駁的客觀實際宣告著，駕馭女真（滿洲）航船的努爾哈赤是那個時代優秀的舵手之一。

16世紀東亞之主

對女真諸部：攻撫并用 先弱后強

國人在講述歷史人物的成敗榮辱時喜歡從傳統的“天時地利人和”角度進行分析，我們當然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考察明末女真各部的形勢。海西女真的哈達部與葉赫部先后受明朝廷的“優待”，被扶持為明廷在女真地區的利益代言人，憑借著千余份敕書的貿易便利占據“天時”；而且，其地近明邊境馬市之地“南關”與“北關”，從“地利”的角度看是明、蒙古和女真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集散地，海西諸部還輕而易舉地操控著其他女真部落對外交往的“貢道”，長期從中漁利。可是，正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最終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還是占據“人和”的努爾哈赤。

“內”與“外”的概念始終動態的，當努爾哈赤僅僅擁有十三副遺甲時，僅在建州女真五部之一的蘇克素護部內部，薩爾滸城、嘉木湖寨、沾河寨等等“族寨”對他而言都是無法駕馭的“外部勢力”。對此，努爾哈赤充分汲取先人的經驗教訓，起兵后堅持“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的策略，歸附日眾。對以“五大臣”（額亦都、安費揚古、費英東、何和禮、扈爾漢）為代表的“來歸”者均委以重任，親如手足，僅用了六年時間（1583—1589）便成功實現了對建州女真的統一，兵鋒直指海西女真。

努爾哈赤在處理與海西女真（扈倫四部）的關系上，充分利用了四部間的矛盾，采取遠交近攻、聯大滅小的策略，首先吞并了實力較弱的哈達部和輝發部，并以“恩養”和“聯姻”的方式與實力較強的烏拉部、葉赫部結盟，爭取外部空間以充實內部實力。隨后三征烏拉、四次與葉赫媾兵（不含古勒山之戰），以“伐大樹”的方式對強敵進行分化瓦解，集中優勢各個擊破。從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起，一直到后金建國后的天命四年（1619），才最終砍倒烏拉和葉赫這“兩棵大樹”，基本完成對女真各部的統一。《滿文老檔》中稱：“是年，自明國以東，至東海，朝鮮國以北，蒙古國以南，凡屬諸申語言之諸國，俱已征服而統一矣。”

扈倫四部分布圖

對明朝：明修棧道 暗度陳倉

朱明王朝建立伊始，一改元朝政府擴張的外交政策，轉而致力于以“朝貢—冊封”的形式構建以中原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地處遼東的東北邊疆地區當然也在這種構建之內。明朝廷在圖們江流域設置建州衛（建州女真），在松花江流域設置兀者衛（海西女真），在黑龍江下游設置奴兒干都司（野人女真），并“因其部族”廣設衛所，雖然給予了部落酋長“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世襲官職，卻無固定治所、無衙署、無薪俸，其主要意義在于“夫夷狄自相攻擊，見謂中國之利，可收漁人之功”。

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保證女真各部“各自雄長，不相歸一”，便成為遼東邊鎮的第一要務。成化、正德、萬歷年間，明朝廷曾幾次出兵對崛起中的女真部落進行有計劃的“搗巢”之征，在重創“豪酋”的同時大肆屠殺女真部民。其中可以確知的、對努爾哈赤有重大影響的行動便有兩次——萬歷二年（1574）王杲之征、萬歷十一年（1583）阿臺之役，前者不但讓16歲的努爾哈赤見識到部族分裂的惡果，還給了他一段充分了解漢人社會的經歷；而后者帶給他的，則是迅速崛起的歷史契機。

萬歷十一年，當努爾哈赤得知自己的祖父和父親被明軍誤殺時，并未貿然向明問責，而是順應明朝廷“離其黨而分之”的政策，刻意將矛頭指向了女真內部的尼堪外郎，聲稱“殺我祖、父者，實尼堪外朗唆使之也，但執此人與我，即甘心焉”，從而博取了明朝廷的同情與好感，不但頒賜給他“都督僉事”之職，給予“敕書30道、馬30匹”作為安撫，還“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通和好焉”，將他扶上歷史的舞臺。自此一直到天命三年（1618）之間，努爾哈赤始終對明廷保持著“忠順”的姿態，一邊博取明朝廷的信任，一邊積蓄實力以圖霸業，上演著一出長達三十余年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戲。

明代遼東邊界圖

萬歷十七年（1589），女真人克五十率部搶掠柴河堡，被明軍追殺后逃入建州領地，努爾哈赤將其斬殺并送還其所劫掠人畜，明朝廷以努爾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升都督，制東夷”，并認為他“宜拜爵大都督，而稱忠順也”，努爾哈赤從這一年起開始進京朝貢。萬歷二十三年（1595），努爾哈赤“以保塞功，升龍虎將軍”；二十六年（1598），對赴京的努爾哈赤“賜宴寵勞之”。次年，努爾哈赤滅哈達引起明朝廷的不滿，斥責其擅殺孟格布祿之罪，并要求使哈達“復國”。面對明廷這種明顯偏袒于海西女真的做法，努爾哈赤仍舊表現出“忠順”的樣子，惟命是從。

但統一畢竟是女真社會在這一歷史時期的選擇，兩年后，走投無路的哈達酋長吳爾古岱還是選擇了歸附建州。萬歷三十五年（1607），努爾哈赤又乘機吞并輝發部，海西四部中兩部的接連消亡引起了明朝廷的不安與警覺。《明神宗實錄》載官員奏議稱：“國家本藉女直制北虜，而今已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爾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妄自尊大，其志不小。”出于制衡的考量，明廷加大了對葉赫部和烏拉部的扶持，并以終止貿易的經濟手段對努爾哈赤進行制裁。

這次停貢、停市使得建州女真損失慘重，僅人參就爛掉十余萬斤。努爾哈赤為挽回損失，又一次做出了妥協，主動表示要“去車價，減貢夷，退還地界”，而已宗主自居的明朝廷再次被努爾哈赤的“忠順”之心所迷惑。至于努爾哈赤如此“稱臣納貢”的緣由，誠如刁書仁師所言：“一是汲取明對女真‘搗巢’的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二是為了獲得明廷的信任，借明廷所賜官爵，抬高身價，有利于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

對蒙古：盟誓聯姻 滿蒙一家

滿洲（女真）人與蒙古人間的恩怨糾葛由來已久，從林丹汗那“統兵四十萬蒙古國可汗問候水畔三萬人大金國可汗”的信中，我們似乎還能讀出當年成吉思汗平滅金國女真時的驕傲來。不可否認的是，蒙元時期女真社會經歷了很長時間的蒙古化過程，并且吸收了部分包括語言、制度、文化在內的蒙古元素。元明易代后，明廷對北疆的政策時而“以北虜制東夷”，時而“以東夷制北虜”，但兩個族群間的交往始終持續未斷。

描繪清代安撫蒙古的繪畫作品

作為東北亞范圍內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努爾哈赤從統一建州到與起兵抗明，與蒙古的交往始終是他外交策略中舉足輕重的一環。女真（滿洲）與蒙古，英雄的后代們再次上演了一場戰與和的角逐。早在公元1593年海西女真葉赫部發動的古勒山之戰中，蒙古科爾沁兩翼就作為九部之一參戰，結果大敗而歸。次年科爾沁、內喀爾喀五部（巴林、扎魯特、巴岳特、烏齊葉忒、弘吉剌忒）遣使通好，自此“蒙古諸貝勒，通使不絕”。

公元1612年，努爾哈赤迎娶科爾沁左翼明安之女，滿蒙聯姻的序幕正式開啟。天命四年（1619）努爾哈赤攻取鐵嶺、開原兩城引起了蒙古人的不安，他們糾結萬余騎圍攻鐵嶺，結果再次慘敗。同年11月，東蒙古與后金在內興安嶺塞忒勒黑地方正式結盟。1621年起因察哈爾蒙古內部出現分歧，不滿于林丹汗殘暴統治的臺吉們或奔向漠北，或東走后金。努爾哈赤則以蒙古人最為看重的盟誓形式與其確立同盟關系，同時對固執為敵者加以討伐，為自己在對明的戰爭中贏得了安全的外部環境和堅定的支持者。

這種承認滿蒙文化中的相同特征、堅持“滿蒙一家”的執政方針被后嗣帝王們如實秉承著，并成為有清一代獨具特色的“國家特質”，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對朝鮮：主動結交 互惠通好

朝鮮半島作為中國的東郊近鄰，始終都被中原王朝納入華裔體系之內，李氏朝鮮與明廷更是保持著密切而和諧的宗藩關系。在李氏朝鮮看來，自己是除中原明朝外東北亞地區當之無愧的小中華之“宗主”，不但女真盡是不開化的“野人”，就連日本也是其“藩屬、臣民”，朝鮮世祖國王曾言：“予即位以后，南蠻北狄，來附者甚眾，皆愿為我子”。

歷史上的朝鮮曾多次對居住于今朝鮮東北部的女真人進行征討、招撫，迫使女真人西遷，還遣使向明朝廷公開索要今咸興以北的“遼金之地”，明成祖則慨他人之慷，大度的表示：“朝鮮之地，亦朕度內，朕何爭焉”，將近北起今鏡城、南抵今咸興的肥沃沿海之地拱手相贈。作為回報，朝鮮出兵配合明朝廷對女真人的剿殺行動，以達到牽制女真發展的目的。

明成祖朱棣主動放棄的女真世居之地

努爾哈赤為了避免腹背受敵，決定利用朝鮮與明朝間的親密宗藩關系，主動結交朝鮮。萬歷二十年（1592）日本大軍入侵朝鮮，明廷則以維護宗藩秩序的角度出兵援朝抗倭。努爾哈赤得知后，主動以唇亡齒寒之由表示“情愿揀選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但作為遼東局勢的旁觀者，朝鮮國內清醒的意識到努爾哈赤此舉并單純出于“睦鄰”的考量，而是“夷情叵測，心口難憑”，遂婉言謝絕。

光海君即位后，迫于日益強大的女真威脅，朝鮮政權一改對女真的仇視態度，主動與建州建立外交關系，對明朝和女真實行等距離雙邊外交。薩爾滸之戰朝鮮派出的參戰部隊慘敗，努爾哈赤乘機加大了與朝鮮的交往力度，雙方通使不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公元1623年光海君被廢。

十六世紀中葉，東亞地區所經歷的巨大變革為努爾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機遇，恰如日本學村井章介所言：“豐臣秀吉播下的種子，卻為努爾哈赤所收獲。”他憑借著出色的個人才智成功地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內部和外部關系，不但成就了一個古老民族的再次輝煌，也為自己在歷史上書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