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車先說馬。關于最初的馬，普遍的說法是誕生在第三紀始新世初期（約六千萬年前）美洲大陸尚未與亞歐大陸完全分割之前的北美洲。始祖馬很像現在的狐貍，用多趾的足行走或跳躍，體型較小，善于進入茂密樹林，逃避敵害，以多汁的灌木和其他嫩葉作為食物。到了四千萬年前，始祖馬演變成漸新馬。家馬最古老的品種應是約4500年前被馴化的阿拉伯馬。阿拉伯馬由于戰爭、貿易而由中東散布至世界各地，并且用來配種，阿拉伯馬被認為是世界上所有類型的馬的起源。現在阿拉伯馬主要集中在阿曼、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海灣國家。

作為哲學和美學的相馬

養馬就要懂馬，由懂馬的人來根據馬匹的體型、身體結構、肢體比例、器官特征、步態、速度、毛色、進食習性等方面的技術指標相馬。相馬在很多文化中甚至成為一種哲學或美學模式。中國文化中就用相馬來譬喻如何發現人才，“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正是這樣一個譬喻，而產生于印度大陸的佛教更是以良馬來比喻那些悟性奇高的可教之徒。中國古代和希臘分別有專門的《相馬經》傳世。除了中國外，古代西亞、蒙古等地區都有“相馬圖”流傳至今。而在中國其他典籍中，也常常有“馬”出現。比如，在《韓非子》中就出現了服馬（泛指駕車之馬）、戎馬、農馬等多種，此外，按用途分應該還有專用于配種繁衍的種馬，按照使用對象不同還有御馬（皇帝用的馬）、將馬（將領用的馬）。

我國古人鐘愛的是大宛的汗血馬。對“汗血馬”的最早記錄是在西漢，白登之戰時，漢高祖劉邦率30萬大軍被匈奴騎兵所困，兇悍勇猛的匈奴騎兵給漢高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而當時，汗血寶馬正是匈奴騎兵的重要坐騎。漢武帝元景四年（公元前113年）秋，有個名叫“暴利長”的敦煌囚徒，在當地捕得一匹汗血寶馬獻給漢武帝。漢武帝得到此馬后，心喜若狂，稱其為“天馬”。并作歌詠之，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

到了唐朝，由于馬具和馬飾的進一步發展等原因，騎馬之風盛行。唐朝政府設有太仆寺專門管理全國的馬政，養馬業很發達，人們出門大都騎馬，每逢春日，女子相約到郊外騎馬游春。杜甫有詩云：“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此外，按地域劃分，還有蒙古馬、哈薩克馬、西南馬、伊犁馬等品種。

馬車系法的演變

選好了驍壯有力的馬，就可以用來在征戰中作為畜力拉戰車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戰車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烏爾戰車。烏爾戰車有獨辀（類似于車轅）和短衡，然后用頸帶把馬的頸部固定在衡上。在曳車時，通過衡和辀來拖動戰車前進，然而，這就有了一個弊端，就是馬跑得越快。呼吸就越困難，馬的力量的發揮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能充分發揮。這種系馬的辦法被稱為“頸帶式系駕法”。

大概是源于“頸帶式系駕法”的基礎，古埃及新王國時代（公元前1553年—公元前1085年）、波斯阿黑門尼德時期（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50年）、古希臘（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及羅馬共和國時代（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采用的是在頸帶之上加腹帶的方式。但是，仍然難以解決頸帶壓迫馬的氣管的問題。這種系馬的方法應該與戰車的形制有關系，輪徑較小的古車一般用于奔襲或者追擊，車上的作戰人員使用的武器一般是弓箭，車廂距離地面較近，當接近敵人時，便于作戰人員跳下來，用短兵器進行步戰。同時，因為輪徑小，所以在軸和馬之間，不能用平行于地面的繩索進行連接，力的傳導只能由辀來承擔。

我國的車出現得晚，已發現的時間最早的整體古車也已是商代晚期的，絕對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3世紀。而系有牲畜的車的形象，在公元前5世紀后才出現。但是，先秦采用的是“軛靷法”，軛是指駕車時擱在牛馬頸上的橫木，靷是一頭套在車上，一頭靠在牲畜的胸前的繩索。這樣，能夠使馬的受力點落在肩胛兩側承軛之處，頸部無需被系的很緊，只要起到防止馬脫軛就可以了，曳車受力并不靠它。

秦始皇陵2號銅車采用的就是系駕靷式系駕法，然而，彼時中國車制正面臨著一場變革。先秦式的軛靷式系駕法正向著漢代的胸帶式系駕法過渡。胸帶的出現使馬的承力部位降到胸前，軛變成單純的支點，只起到支撐衡、轅的作用。而西方古車在公元后才開始緩慢地改進，在羅馬帝國時代（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仍然有采用頸帶式系駕法的車。雖然出現了靷繩，但是依然套在頸部。安裝雙轅的車在中世紀才開始推廣。在這種車上出現的胸帶式系法，不早于公元8世紀。此時，中國的系駕法已經向鞍套式過渡了。到了13世紀中期，歐洲出現了鞍套式系駕法。

鞍套式系駕法把車轅放平了，這樣支點便得以降低，也免除了木軛對馬造成的磨傷，還可以充分利用馬的肩胛兩側。這樣，既可以保持行車的穩定，又能增加馬拉車的力量，這種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雖然不同地區系駕方法過渡的途徑不一樣，發展的過程不盡相同（10世紀初，西方傳統的頸帶式系駕法中的頸帶被頸圈代替，車靷直接連接頸圈。13世紀初，歐洲曾經使用帶有肩套的馬車，肩套用較軟的材料填充，但是沒有小鞍），但是可以說，東西方鞍套式系駕法的成熟時期是一致的，即13世紀中期。由于中國進入封建社會晚期之后，官僚出行多乘轎，因此可能限制了制車技術的發展。而17世紀以來輕便的馬車在歐洲廣為流行。

甘地說：“從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動物的態度可以判斷這個國家的偉大與否和道德進步的程度。”從我國的馬車系駕法就可以發現對動物的尊重，同時，這種方法也有利于畜力的使用與發揮。或軛靷，或胸系，或鞍套的中國式系車方式反映著詩意的審美，與馬相伴，有“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的爽朗豪情，也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放蕩灑脫，還有“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的綿密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