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漠北諸部，于斡難河（鄂嫩河）建立大蒙古國。當時蒙古的宗主國為金朝。在金朝與西夏走向衰落后，蒙古先后攻打了西夏與金朝，并分別于1227年和1234年滅亡西夏和金朝，完全占領中國華北。向西，蒙古先后發動三次西征，使蒙古人稱霸歐亞大陸。

忽必烈

公元1260年，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合州（今重慶合川）軍中，按照蒙古“幼子繼承法”的傳統，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貴族推舉為新的蒙古大汗。正在與南宋交戰的忽必烈聞訊，迅速停戰撤兵，并于次年宣布阿里不哥的繼承權不合法，在開平自立為“薛禪可汗”。1264年，忽必烈擊敗阿里不哥，成為蒙古的大汗。并在1271年建立“元”，四大汗國因為忽必烈違反“幼子繼承法”，同阿里不哥爭奪汗位，而同元朝交惡。

遠交近攻的蒙古人

元朝攻打南宋示意圖

在忽必烈奪取汗位之后，蒙古多次大舉進攻南宋，但是均未獲得成功。以往滅西夏和滅金都是先爭取到南宋聯合，實行遠交近攻的策略而獲得成功的。蒙古人欲故技重施，聯合高麗和日本，政治上徹底孤立南宋再圖滅之。高麗在忽必烈即位前即已受到蒙古的控制并向其朝貢，忽必烈在位期間更大大強化了高麗的藩屬國地位，全面控制了其內政外交。在高麗向蒙古臣服之后，同南宋有很多交流的日本就是忽必烈下一個需要征服的地方。

而此時的日本正處于日本第一個將軍幕府政權統治下，即鐮倉時代。鐮倉幕府將天皇權力架空，是一個完全的武士政權。但是源氏在第三代將軍之后，家族的直系子弟全部死于暗殺，無人繼承。在這時北條家通過與源氏的婚姻關系，取得了“執權”的地位，“執權政治”在北條家進行延續。當時日本的政治格局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天皇之權在將軍家，將軍之權在北條（執權）家。”

元朝東征日本時期，時任鐮倉幕府執權的北條時宗

蒙古國在13世紀初向日本送出國書，但是本大權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實際掌權的鐮倉幕府執權北條家發生了分歧。朝廷認為應當以平等立場對蒙古提出的通好要求予以回書婉拒，幕府則采取消極態度，認為這份國書的內容十分無禮，所以不必回復國書。

在這種情況下，鐮倉幕府開始進行一系列軍事部署，以防備入侵。朝廷開始在神社進行祈禱，已經退位的法皇甚至出家為僧，祈求國運昌盛。

“文永之役”：第一次東征

遣使通好被幕府無視，忽必烈選擇了用武力去征服日本。至元十一年（1274 年）三月，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簽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第一次東征“文永之役”，艦隊士兵的基本構成如下：

蒙漢軍：兩萬五千人

元都元帥忽敦（忻都）；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

三翼軍：八千人

中軍：都督使：金方慶；知兵馬事：樸之亮、金忻；副使：任愷

左軍：左軍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知兵馬事：韋德儒；副使：孫世珍

右軍：右軍使：上將軍金文庇；知兵馬事：羅裕、樸保；副使：潘阜

高麗梢公水手：六千七百人；

總員：三萬九千七百人

戰艦：九百艘

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月，東征軍從高麗合浦出發，向日本進攻。迅速的攻下了對馬海峽中的對馬島以及一岐島。日本太宰府收到了對馬島和一岐島被攻下的消息，迅速報告鐮倉幕府和京都天皇政府。東征軍于十一月到達日本博多灣。日本九州御家武士、寺院僧人、神社神官等軍勢前往博多同登陸的蒙元軍隊進行交戰。蒙古“諸將憑高鳴鼓，指揮兵士，進退應鼓聲。敵有陷陣者，則圍而擊之。又發鐵炮，殲敵兵無算”。面對蒙元軍隊的沖鋒，日本武士難以抵抗，最終博多失守，蒙元軍隊攻入博多城中。這時蒙元軍隊孤軍深入，士兵疲憊無援，后勤輜重難以得到有效補充，無法乘勝追擊，擴大優勢。在“官軍不整，又矢盡”的不利情況下，東征軍的副元帥劉復亨又中箭墜馬，身負重傷。為防備日軍偷襲，蒙元軍隊在博多大肆劫掠，火燒博多之后返回船上。而就在當晚，風雨大作，“官軍戰船觸崖石多破壞”，還有不少船只沉沒和擱淺在日本海岸被日軍俘獲。在一系列損失打擊之下，東征軍再也無心戀戰，最終選擇倉促撤退至高麗合浦。蒙元第一次東征“文永之役”以失敗撤軍而告終，并付出了“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余人”的代價。

蒙古襲來繪詞

東征軍隊撤走之后，《八幡愚童訓》記載了當時日本人轉危為安之后的興奮情緒：“二十一日早上，博多灣的海面上不見一艘蒙古軍船只，已經全部撤退。……眾人原本還在整晚嘆氣是否敗局已定，對蒙古軍為何撤退甚是費解。眾人面對這一情形全都喜極而泣。”

斬殺來使的鐮倉幕府

突然撤軍的蒙元軍隊使得日本國內無不歡欣鼓舞。全國上下認為是神在庇佑日本，并在全國范圍內興起了大規模的拜神活動。“天皇本人曾經連續七天七夜不停地在八幡宮不動明王像前祈禱，北條時宗也血書經卷，其他僧俗官民也都虔誠祈神佑國”。

日本福岡縣筥崎宮

神社牌匾上書“敵國降伏”

日本統治者雖通過“神事”進行祈禱，但也并非將未來希望全部寄托于神靈，而是做了積極的作戰準備。鐮倉幕府增加了西日本的防御部署，并且在博多灣沿岸西起今津，東至箱崎長達十多公里的地帶，修筑了一條高約六尺，厚約一丈的石壩，日本人稱之為“元寇防壘”，這條防壘在后來的“弘安之役”防御元朝東征軍的登陸作戰中果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樣的，日本也修正了在“文永之役”中所犯下的軍事錯誤，這些改進使得日本在“弘安之役”初期，取得了戰略上的優勢。

福岡縣“元寇防壘”遺址

而此時的元朝又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至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復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齋璽書通好于日本……四月，杜世忠等至長門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八月，太宰府護送世忠等至鐮倉。九月，北條時宗斬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及書狀官董畏、高麗人徐贊于龍口，梟其首”。

忽必烈希望用第一次戰爭來使日本明白蒙元軍隊的強大，理想化地認為遭受過蒙古軍隊進攻日本會被“嚇破膽”，所以再次派遣使團同通好。但卻遭受到了日本鐮倉幕府的斬殺來使的回應，這也成為第二次東征“弘安之役”的導火索。

“弘安之役”：第二次東征

在最初爭取日本“通好”的諸般努力均告無果，出兵威懾也未能奏效，滿心希望地等待日本臣服卻招來了使者被殺的奇恥大辱之后，忽必烈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更加執著地決心以武力完全征服日本。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在高麗設置了“征東行中書省”，目的是為了第二次東征日本。

第二次東征“弘安之役”，艦隊士兵基本構成是：

東路軍：蒙漢軍：一萬五千人（包含侍衛軍四千人）

司令官：征東都元帥忻都；副司令官：洪茶丘

高麗軍：一萬人

司令官：都元帥金方慶

戰斗員計：二萬五千人

高麗梢公水手：一萬七千人

出征員計：四萬二千人

船艦：九百艘

糧食：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多石

江南軍：司令官：右丞相范文虎

蠻子軍：十萬人

船艦：三千五百艘

戰員總計：十四萬二千人

弘安之役cg圖

1281年5月，忽必烈命令東路軍4萬余人，900艘船只從高麗出發，江南軍14萬余人，并3500艘船只從中國泉州港出發，分兩路向日本九州島進軍。6月，東路軍先行到達日本博多灣。元朝東征軍卻明顯對日本的海防部署缺乏偵查，在進入博多灣之后，發現日本守軍在灘頭陣地修筑起了石壩，難以沖灘登陸，日本吸取“文永之役”中的一些教訓，積極進行阻擊，并且在夜晚用小船偷襲元軍船只。經過幾次試探時候，元軍無法成功登陸，東路軍在海上徘徊1個月。七月初南北兩軍回合，但是還是沒有成功登陸，被日本軍隊不斷騷擾。最終，“大戰者數矣，船壞糧盡”，戰局十分不利。

蒙古襲來繪詞，日本武士在岸上防御

東征軍的士氣變得日益低落，當艦隊移至肥前鷹島時，“見山影沲波，疑暗在海口，不敢近。會青虬見水上，海水作硫黃氣，怪異百出，軍心震駭”。這樣奇怪的景象使得元軍畏縮不前。八月一日夜間，驟然間臺風大作，在臺風的破壞力下，東征軍“戰船皆破壞終覆沒，左副都元帥阿刺帖木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流尸隨潮汐入浦口，積如邱陵”。范文虎等東征軍高級將領拋棄了落海的東征軍將士，各自選擇堅固的好船逃離戰場。東征軍“士卒溺死者大半，其脫者皆壯士也”，殘存在日本的士卒推舉張百戶充任主帥，打算伐木造船逃回國內，但最終還是被日軍趁勢攻滅，大多戰死，余眾兩三萬人被日軍所俘。日本人將東征軍戰俘押送至八角島（博多），“盡殺蒙古、高麗，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新附軍是元朝攻下南宋后，元朝收編南宋降卒而編成的一只軍隊。因鐮倉幕府同南宋的良好貿易關系，這些被俘虜的新附軍沒有直接被殺，而是留在了日本。十四萬元軍將士，能夠回到國內的十不存一，第二次東征“弘安之役”比于第一次東征“文永之役”失敗得更加慘烈。

蒙古襲來繪詞，日本武士乘小船騷擾蒙古船只

第二次東征之后

忽必烈得知戰爭失利，并且是如此大敗之后勃然大怒。忽必烈積極準備，企圖第三次發動東征日本的戰爭。但是國內朝中大臣大多反對再次征日，而且國內的江南地區也爆發了的叛亂，并且此時忽必烈的主要目標是交趾（今越南北部），對于日本征戰被無限期的擱置了。

日本方面，“弘安之役”之后不久，鐮倉幕府再次制定了“異國征伐計劃”，雖然最終仍然沒有付諸實施，這些本用于執行計劃的日本武士開始對高麗沿海地區進行頻繁的搶劫，逐漸演變成了日后的“倭寇”，侵擾目標也由高麗擴展到了元朝。有古籍記載，元惠宗時期，已經有倭寇進犯中國沿海。

幕府繼續積極備戰，防備元朝可能進行的第三次東征。幕府向御家人下達命令：“不準隨意離開九州島、嚴查進出境船只、禁止外國人赴日、加強沿海防御。” 幕府在兩次元朝的東征中并未得到什么收獲，所以也并沒有給御家人任何獎勵。在鐮倉幕府的統治下，參加備戰的武士御家人需要自己出錢、出力去參加備戰，卻又沒有獎勵，這樣的矛盾，最終造成了鐮倉幕府的滅亡。

參考文獻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柯紹忞：《新元史》，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8年。

韓儒林：《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只誠：《元朝東征日本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大學歷史系，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