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桑兵先生曾言：“嶺南雖出學者卻不養學問，粵籍學人往往只能做北學的干將……南學之于嶺南只能言籍貫而不能講居處。”民國以降，粵籍學人多是北上以后方能名動學林，與江淮皖浙學者一爭雄長。以嶺南為限定的南學翹楚也多是籍貫出自廣東的學人文士，而非居住在廣東，最典型的當屬被稱為“史學二陳”之一的陳垣先生。陳先生祖籍廣東新會，在粵三十余年于學界聲名不彰，三十四歲后定居北京學問始有大成，以“古教四考”譽滿京華。而廣東本地的學術流派當屬執掌學海堂與菊坡精舍數十載的大儒陳澧（字蘭甫，號東塾）所開創的東塾學派最具影響力，陳垣與東塾一脈后學的交往十分密切，論學往來書鴻不輟，其中聯系最多的則是嶺南番禺汪氏一族。

汪氏一族在近代的政治史與學術史上頗具分量，最廣為人知的是汪兆銘，他早歲北上刺王為革命元勛，壯年以中山繼承人為民黨領袖，暮歲投敵降日而舉國攻訐。汪兆銘以外，其長兄汪兆鏞以及汪兆鏞六子汪宗衍俱為近代廣東地區學術文化方面的重要人物。陳智超先生編《陳垣來往書信集》（以下簡稱《書信集》），收錄與陳垣有書信往來的汪氏一族兄弟叔侄五人：汪兆鏞6通，汪祖澤（汪兆鏞長子）2通，汪希文（汪兆鏞五子）8通，汪宗衍191通，汪兆銘1通。陳垣和汪宗衍的往來書信數量在全書中僅次于他和三子陳約的217通，多于長子陳樂素的104通，可見兩人關系非比尋常。而且兩人通信時間從1933年直到1969年，長達三十余年，從中足可管窺陳、汪兩人的治學門徑乃至近世粵學的學術動向。過去已有學者談及兩人論學往來的情況，比如牛潤珍的《陳垣學術思想評傳》和張榮芳、曾慶瑛的《陳垣》，但惜乎著墨不多，仍有進一步的探討空間。然而筆者亦自知學力有限，無力對兩人的信函中談及的學術問題做全面論述，因此僅就汪宗衍在修改《陳東塾先生年譜》（以下簡稱《東塾年譜》）的過程中和陳垣往復討論的問題作簡單梳理。

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

南下訂交

汪氏一門家學淵源，汪兆鏞年幼即從其父求學“隨山館”，后又入陳澧門墻，成為學海堂專課生，得東塾親傳，“生平于學無所不窺，尤淹貫于史部，邃深于金石……是陳澧弟子中的一位突出人物”。在這樣的家學熏陶下，汪宗衍少年便以乙部之學自期，二十歲時他讀到梁啟超在雜志上的文章，“謂初學歷史寫作，宜先編輯一二家年譜，以為練習駕馭史料之方法”。（梁啟超此言對汪宗衍可謂影響至深，縱覽汪宗衍一生，傳世作品中所撰年譜頗多，除《陳東塾先生年譜》外，尚有《明末天然和尚年譜》、《清顧千里先生廣圻年譜》、《明末剩人和尚年譜》等）由于家中“藏先生（陳澧）著述文物獨多”，所以汪宗衍開始著手為陳澧撰寫年譜，次年初稿乃成，刊于1929年《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的第92、93期的合刊上。

汪兆鏞（前排坐者）與其六個兒子及孫子

1933年夏天陳垣南下返粵省親，前往拜會汪兆鏞，二人互贈書畫手卷，汪兆鏞贈給陳垣的包括陳澧手書的扇面，以及汪兆鏞本人搜輯刊刻的《東塾先生詩》一卷（《書信集》，471頁）。鑒于過去的《東塾類稿》版本不一且多有文章未收，汪兆鏞希望重新整理刊刻《東塾集》并征詢陳垣意見，恰巧此時的汪宗衍正在增訂修改《陳東塾先生年譜》，汪兆鏞便命六子將此書一并寄與陳垣（《書信集》，473頁）。自此陳垣與汪宗衍開始正式通信，并建立起了貫穿彼此后半生的學術交誼。

汪宗衍后來在陳垣去世后追述這段過往稱：“1933年夏，援老回粵，時衍方增訂舊作陳東塾先生年譜，持以就正，語及新收東塾復戴子高書墨跡，適衍自陳氏后人假得子高與東塾書原本，出以相視，援老大喜，欲為雙璧之合而未果，乃將戴書抄寄，遂有《戴子高遺文與年歲》之作。自是四十年來書簡往還不輟。”兩人訂交之始源自《東塾年譜》，陳垣當時新近收藏了陳澧回復戴望的信函原件，恰巧汪宗衍手中也持有從陳澧后人處借來的戴望寄給陳澧的原函，于是一拍即合，兩函遂成全璧。

《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所收的第一封陳垣寄給汪宗衍的書信，落款時間為1933年11月20日，彼時陳垣已北上回京，但心中仍掛念嶺南的“東塾”相關物事：“東塾年譜資料，想已入覽，但未必能出兄所搜集范圍，甚以無補高深為愧”。(《書信集》，479頁)時人論學謙遜遠逾今人想象，陳垣以成名已久的學界前輩身份，為二十余歲的青年汪宗衍搜羅資料寄去，尚稱“無補高深為愧”。

汪宗衍在回函中稱自己所撰的《東塾年譜》由于“昔歲友人編刊歷史語言研究所周刊”，所以“曾以付印”，但是“其中頗多錯誤，今已增訂過半。今夏匆匆未暇清稿，遂以初稿印本奉呈……體例應如何更改，尚望不吝指導，至為盼禱”， 又感激陳垣所寄相關資料均極為重要，并請陳垣代為抄錄彼處的《東塾類稿》目錄，與自己見到的殘本作一比勘補充。(《書信集》，480頁)

作為東塾一脈的直系后學，汪宗衍深知東塾門人內部的諸多隱秘，亦頗值得后人關注，如他曾對陳垣言：“大約東塾弟子分為二派，一派是陳慶笙（樹鏞）、梁節庵（鼎芬）輩，一派是廖澤群（廷相）、陶春海（福祥）輩。廖、陶頗不以陳、梁為然……”。 (《書信集》，483頁)

往來考釋

陳垣曾于偶然間見到梁鼎芬在光緒十二年刊刻的八卷本《東塾集》，“有文數篇為六卷本所無”，遂提醒汪宗衍注意。到了1934年4月初，汪宗衍覺得修訂本的《東塾年譜》可以“聊作一小結束，并就正于同人”，于是郵給陳垣，“敬祈誨正”，并將“東塾遺詩十二葉（頁），夾于年譜內”。(《書信集》，483頁)陳垣接到書后，稱修訂本的《東塾年譜》“搜輯之勤，至可欽佩”，但又詢問譜中所載“東塾友人有號小溪者，是何許人”。(《書信集》，484頁)

汪宗衍撰《陳東塾先生年譜》

汪宗衍搜集資料，詳加考證，以為“小溪”即是“伍延鎏”，他在信中說：“前承詢東塾朋輩字小溪其人，有伍延鎏字少溪，號梅廣，番禺河南鄉人，許青皋（玉彬）之弟子。許氏沒，伍刻其遺集，曾乞東塾為許作墓碣。”

1935年嶺南大學出版的《嶺南學報》要辦兩期“廣東專號”，時在嶺南大學國文系任教的容肇祖來函向汪宗衍索文，汪宗衍于是將《東塾年譜》交付。 (汪宗衍的《陳東塾先生年譜》當下可見的主要有四種版本：第一種為初稿，1929年刊于《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8卷第92、93期；第二種即是1935年刊于《嶺南學報》的第4卷第1期的修改稿；第三種是1964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單行本；第四種是1972年的最終定稿，被沈云龍收于《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亦見於梅昉《學海堂與漢宋學之浙粵遞嬗》22頁注釋）

1936年5月，汪宗衍將《嶺南學報》單行本的《東塾年譜》寄與陳垣 (《書信集》，490頁)，這也是他寄給陳垣的第二種版本的《東塾年譜》。陳垣當即回信，指出年譜中的問題：“同治十二年八月下未見著錄《全唐文紀事序》，是否有意刊落？”

汪宗衍關于此函的回信已經佚失，但筆者檢閱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所收的《陳東塾先生年譜》同治十二年條目：“八月，方功惠（柳橋）刻陳鴻樨全唐文紀事，先生為作序。”可知此事已被其補入譜中。

陳垣是史學大家，平素治學讀書于經史子集無所不窺，又是藏書大家，喜好收藏各類舊籍善本。他曾收得道光年間所刻的十八冊《崔東壁遺書》，“中有東塾印記及批語數十條，書衣題字四行云：‘此書世間所少，茲特送與蘭甫先生。咸豐己未九月記。珠海老漁時年八十。’”珠海老漁乃晚清廣東詩人張維屏，十八冊《崔東壁遺書》是其臨終前數日贈與陳澧的，陳垣得此物后，首先想到的便是此事“可加入東塾年譜否？”(《書信集》，492頁)

1936年日人飛機擾粵，汪宗衍隨其父汪兆鏞避居澳門，以致陳汪兩人不通訊息幾近一年，直至1937年4月，陳垣這才來函：“久未通候，想老伯、令兄均好……近得桂星垣玉堂歸娶圖卷有陳東塾、張南山題詞。東塾詞有年月，可入年譜未知曾見否？”(《書信集》，493頁)

汪宗衍得函后頗為感激：“承示東塾集外詞至感，當編入年譜中。東塾不以詞傳，而中原聲黨頗稱許之。”(《書信集》，493頁)陳澧平素治學出入經史，兼容漢宋，生前學人最為重視的是他的經學與地理考證之學，身后則因漢宋兼采之說而廣為學界推重。（此中因緣詳見於梅昉《學海堂與漢宋學之浙粵遞嬗》一書中第四章）但是于填詞一道卻少見時人頌揚，然而“不以詞傳”并不代表陳澧于此道成就不高，能得中原文士聲黨嘉許足以見其精于詞闋。

此后數年間兩人書信中乏見言及“東塾”，1944年到1948年這五年更是“嶺外音書斷”，戰亂頻仍或是主因。解放后陳垣在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擔任第二所所長，而汪宗衍依然滯留澳門。

建國之后

1952年陳垣對陳澧女兒的生卒年進行了重新考證，藉以修補汪宗衍舊譜中的謬誤，其兩封來信中所列的考證過程頗覺精彩，試略述如下：

“敝藏有陳東塾與鄭小谷書一通，凡十五箋，集所未載，書首署五月十五日，書中稱譚玉生、鄒特夫皆逝，稱曾滌生為文正。滌生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小谷卒于同治十一年十月，此書當作是年五月。惟書中有‘弟新新喪女’語，若指此為女婉，則此書當作與光緒元年，必不然矣，是否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間東塾曾另喪一女耶？”(《書信集》，508頁)

“前函疑東塾于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間曾喪一女，今考東塾同治七年重刻瑯琊臺秦篆系女嫻所摹，及再跋瑯琊臺新刻時稱嫻已死矣，嫻何年卒無明文。據敝藏與小谷書墨跡，則所謂‘新新喪一女’者殆指嫻也。嫻蓋卒于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間，可補記載之闕。又大著東塾年譜載女律生于咸豐七年，似因遣奠文中有‘汝生數月逆夷攻城’語，但下文明言‘阿雅死時汝五歲’，雅卒于咸豐十年，女律五歲，則律實生于咸豐六年。六年十一月英人曾炮擊粵城，未克逞，至七年十一月復陷省城，擄葉名琛以去，遣奠文所指自是六年事。未知有當否？”(《書信集》，508—509頁)

陳澧有四子四女，汪宗衍撰寫的第二種版本的《東塾年譜》（陳垣此時所見亦是該譜）上載：陳澧女律生于咸豐七年，卒于光緒元年冬；女雅生于咸豐八年六月，卒于咸豐十年；女婉卒于光緒元年四月；女嫻不知卒于何時，只知曾于同治七年替陳澧描摹秦篆石刻。

陳垣根據陳澧寫給鄭小谷的信函，認為陳澧在同治十一年有一女去世：因為信中既稱曾國藩謚號文正，又是寫給鄭小谷的，而曾、鄭兩人均于同治十一年(1872)離世，所以該信也應是當年所寫，陳澧信中自稱“新喪一女”且信的日期為五月十五日，故可知陳澧在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間有一女離世。而女雅幼年夭折且卒于咸豐十年，時間遠早于同治十一年；女律和女婉均卒于光緒元年，所以此女即是曾替陳澧描摹秦篆石刻的女嫻，遂補充了汪宗衍所撰年譜中關于女嫻卒年的這一空白。

陳澧像

除此之外，陳垣還糾正了譜中女律的生年。陳澧曾在女律的祭文中說“阿雅死時汝五歲”，女雅卒于咸豐十年，所以女律生年當為咸豐六年生而非咸豐七年，是年英人攻打廣州，亦可佐證祭文中的“汝生數月逆夷攻城”一語。汪宗衍得陳垣書信后，“至為欽服，當即將舊稿改補”，他撰譜時以為“其女之卒以為無關重要”，被陳垣提醒后才發覺此事極重要，又關乎陳澧“再跋瑯琊臺秦篆”一文的時間。

1964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希望出版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的單行本，這次再版相較于之前的“《嶺南學報》版”又有了較多的補充，其中亦不乏陳垣的心血。該書甫一印出，汪宗衍便選四冊樣書寄與陳垣，陳垣此時已是八十五歲高齡，又身負點校新舊《五代史》的繁重任務，處境維艱，但依然還是字斟句酌地仔細閱讀，為年譜的樣書校對，“年譜印刷極佳，校勘尚欠精審……除勘誤表所舉外，62、63、119等頁，譜主之名凡人五六見，均誤作灃，51頁粟香誤作栗香；76頁小谷誤小首；115頁韻有東冬鐘江之目，目誤日。其它句逗誤者尚不少”。（《書信集》，548頁）

今存的陳垣晚年時期和汪宗衍的有關書信，由于均是錄自汪宗衍提供的影印原件，所以皆有陳垣的往函，不見汪宗衍的來函，但是查閱1964年的數封往函，顯示汪宗衍在收到陳垣的意見后即將樣書返社重印，印好糾正后又連并勘誤表再次寄去北京，交付陳垣，陳垣再將意見反饋寄回。這樣的往返來回至少三次，直至是年十月中旬。1964年10月16日的一封書信中說：“日前續讀新印《陳譜》，發現勘誤表未舉者。尚有9頁第九行，一行之中，灃澧并見……61頁第二行、98頁第九行、116頁第六行，澧皆誤灃。如果付印時，特別聲明譜主澧字不要誤灃，請其注意，或可減少此誤，尊意以為如何？” (《書信集》，550頁)這是陳垣最后一次幫汪宗衍校正印稿樣書，亦是他的書信中最后一次提及《東塾年譜》。

汪宗衍在陳垣去世后所編的《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中追憶：“四十年來書簡往還不輟……時時郵函叩詢，靡不指示周詳，稀見之本，亦悉力為衍搜求抄影，近二十年來，猶源源以東塾資料遠寄，其為人服務，誠如援老表字之稱也。”對陳垣的感懷之情躍然紙上，最為感激的當是陳垣源源不斷地寄給他關于陳澧的資料，幫助他修訂《東塾年譜》。

陳垣

陳垣先生雖然成名于北京，“史學二陳”中號為“北陳”，但他時時關注嶺南學術，提拔故鄉后進，岑仲勉、容肇祖等粵籍學人能在競爭激烈的北方學術圈中脫穎而出，與他的期許與推薦不無聯系。除了提拔北游的故鄉后進之外，他也傾心竭力地幫助廣東本地學人，推動廣東本地學術的發展。汪宗衍論家世當為學海堂后學一脈，陳垣以本人精擅的考證之功助其修撰《陳東塾先生年譜》，論學長達三十余年，籍此推動嶺南學問“預流”。但惜乎時局世運，粵學崛起只能依靠“大帥加大儒”（“大帥加大儒”的說法詳見桑兵教授《治學的門徑與取法》第七章第五節），一己之力無補于學風的消長。

粵學當時雖未復興，但《陳東塾先生年譜》的撰寫可謂嘉慧學界，為后來學者研究東塾學派和陳澧本人提供了首要的參考資料，今人重新厘定學海堂之學亦繞不開該書。近年來以東塾學派為主的粵學研究方興未艾，“后世相知或有緣”，陳垣先生光大粵學的意愿在后世終得實現，學問之綿延亦如紛繁世事，一飲一啄，莫不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