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道炫應邀在華中師范大學作了一場題為《中共革命：裂縫中的成長》的講座。他以時間為順序，從多方面講解了中國共產黨從蘇維埃時期到抗戰時期是如何在“裂縫”中尋求生存并發展壯大的，提出了一些革命史研究的新思路。本次講座為華中師大“重訪與超越”民國史工作坊系列講座之一。

歷史研究的價值

講座開篇，黃道炫先闡述了他理解中的歷史研究的意義。他認為，僅僅把歷史局限于吸取經驗教訓的說法稍顯狹窄，“正像很多人說過的，歷史中可以看到的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從來不吸取教訓?！睔v史的悲喜劇會不斷重演，就像一個人，盡管會無數次反省自己的缺點，但缺點還是會無數次出現。比如蔣介石經常在日記中反省自己的錯誤，發誓要改，不久卻依然犯錯誤。從其身上可以看到，所謂的自省能夠對一個人發生多大作用是需要打問號的；同理，歷史研究對一個群體、國家、民族能發生多大作用也是需要打問號的。

黃道炫將歷史類比個人的生命歷程，當一個人步入老年，會越來越多陷入回憶，這種個體的回顧和對過往經歷的尋找，與一個民族、群體對自己歷史的尋找有相通之處。“一個民族到了一定程度會有追思的欲望，而歷史學家承擔的就是幫助民族完成追思的欲望。歷史就是在社會大框架中，給人提供回顧追思的場所。在正常的社會中歷史不會成為顯學，歷史研究就像園林中一方小小的水塘，有人經過可能會駐足觀看，大部分人視而不見，或許還有人會說，這都什么呀，一點也不好看?！?/p>

講座中的黃道炫

“裂縫”的含義

接下來進入正題，黃道炫首先講解了主題中“裂縫”的含義。他解釋道，所謂“裂縫中的生長”，主要是從國內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如何在國內利用夾縫生長。如果放開眼界來看，還可以看到中共的發展在整個國際環境下其實也是在“裂縫”中生長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革命是在巨大的社會文化轉型中發生的。柯文的“中國中心觀”近年來多為人接受，“中國中心觀”強調中國本身的內在變革動力，是對既往的沖擊反應模式的挑戰，但是仔細分析，“沖擊反應模式”與“中國中心觀”這兩個概念本質上并不像看起來那樣嚴重沖突。黃道炫認為，“沖擊反應”固然強調了沖擊的一面，但絲毫不會忽視被沖擊一方的主體反應，中國的反應當然會由中國作出，而這種反應當然會具有中國意志。關鍵在于，不能假設所有文明如果獨立發展都一定會走相同的道路，進而得出沒有外在刺激中國也會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說法。

他認為，在近代中國，應該承認外界刺激的決定性影響。這種沖擊促成了20世紀初中國的社會文化轉型，正是這樣的轉型形成的沖突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留下了很多的“裂縫”，這些“裂縫”造就了新文化運動，同時也為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發展提供了契機?！傲芽p”在古今中外大概都廣泛存在，但近代中國尤其是民國年間表現得特別明顯，因而具有講述的意義。

“裂縫”與“統一戰線”

黃道炫認為，近代中國的“裂縫”當然不僅僅體現于社會文化方面，更多地體現于政治當中。晚清以來的大變局對舊有王朝體系形成巨大沖擊，地方逐漸尾大不掉，富國強兵的理念又使軍權不斷膨脹，這些問題，民國成立后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迅速暴露，地方割據成為常態。

作為近代中國成功的政治力量，中共特別善于發現、利用并制造“裂縫”。“統一戰線”就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發現、利用、制造“裂縫”非常好的切入點。黃道炫說，中國政治中，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人情發揮重要作用。帝制中國，皇權及儒學擁有最高的政治和文化權威，人情相對會處于次一級的地位。到了民國，皇權消亡，儒學式微，雖然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但“三民主義”在國民黨內部也受到質疑，“三民主義”不足以維系國民黨人的中心信仰。因此這時維系政壇和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人情。

黃道炫指出，國民黨人很大程度上沒有理念、原則，幾乎只有人情。這種人情政治在國民黨內有其維系功能，比如蔣介石一直罵顧祝同，但也一直在用他。這里或許傳達兩個層面的用意：一是必須使用自己圈子里的人；二是如果像顧祝同這樣較為平庸的人物都能得到重用，那能力更強的人也會受到鼓舞。當然這里也有蔣個人的性格，他內心世界有其軟弱的一面，對自己的故舊不太能夠下狠手。這里就體現了民國的人情，最高領袖也是以人情在用人，人情是當時的“凝固劑”。

但當“統一戰線”介入的時候，這個“凝固劑”就會產生很大問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依據是階級分析，什么人可以成為統一戰線的對象，是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確定的。比如說在蘇維埃時期，資產階級不一定能夠成為統一戰線對象；到了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加深，階級矛盾相對緩和，資產階級就可以成為統戰對象?！敖y一戰線”的出發點是有高度原則性的，但是其運作方式卻往往通過人情完成?？箲饡r期中共對很多國民黨官員的滲透都是通過親緣、地緣關系得以實現的。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實現就是攻破各個勢力的“人情裂縫”的過程，比較典型的體現了中共在“裂縫”中生長的一個側面。

“裂縫”與蘇維埃時期中共的發展

黃道炫認為，近代中國“裂縫”最重要的體現，當然還應從具有統治地位的力量，其發展通常不平衡這一角度理解。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多次講到國民黨統治力量的不平衡發展，講到軍閥混戰給革命發展帶來的契機，因此提出武裝割據。所謂的“割據”，就是要利用對方的薄弱環節，在鄉村、邊緣地區尋求發展。從蘇區時期根據地的名稱也可看出，比如鄂豫皖、湘鄂贛、湘贛等，這些地區都是幾個省的邊緣地區、三不管地區。比如江西，30年代從省會南昌到最南邊的三南地區送一份公文要花一個多月，如此情況下省級的統治權力行使非常困難，邊緣地區統治力量十分薄弱。

他還指出，蘇維埃革命前期，國民黨的內斗是另一個巨大的“裂縫”。1928年到1930年連續發生的蔣桂、蔣馮、中原大戰，也就是毛澤東講的軍閥混戰，使國民黨對中共幾乎無暇顧及，這幾年，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神奇發展。這當然首先是中共艱苦奮斗的結果，但抓住這樣的機會乘勢而起也十分重要，到1930年形成了中國蘇維埃的一個高潮，以致當時李立三甚至覺得已經可以進攻中心城市，革命勝利指日可待了。

觀察蘇維埃革命，可以看到，“裂縫”的大小相當程度會影響到革命的成敗。1927年蘇維埃運動剛爆發時，中共領導的暴動最多發生于江浙地區，因為革命需要較好的環境、知識分子、一定的經濟基礎以及對外部世界較好的認知，如此，人們才更容易產生不滿和革命的動力。但這些地區面對的是更加強悍的統治力量，也是政治上的“裂縫”最早被彌平的地區，這些暴動基本都失敗了，江浙地區后來反倒成為中共力量最弱小的地區。同樣，蘇維埃革命初期的幾次大暴動最初都在城市或準備向城市進軍，最后卻成功在農村，因為城市和鄉村兩者，統治力量截然不同。

黃道炫著《中共蘇區的革命（1933-1934）》

“裂縫”與中共長征的勝利

因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國共產黨開始了長征。黃道炫認為，長征是中共從一個逐漸被彌平的“裂縫”轉移到一個更大“裂縫”的過程。20世紀30年代中期，國民黨在東南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和對敵對勢力的控制能力都極大地增強，這給中共在東南地區的生存帶來了挑戰，在統治“裂縫”逐漸被彌平時，中共繼續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東南地區生存空前困難，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很多，這一點也不能不引起充分注意。

當紅軍選擇離開時，或許會發現，從全國政治力量來看，南京中央板塊與北方板塊、西北板塊、西南板塊之間有很大的“裂縫”。在北方地區，國民黨直接控制的范圍大概到達河南，其他地區都處于國民黨直接控制之外，西北地區、西南地區更是如此。這些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比如長征前夕，中共就和粵方達成借道協議，很大程度解除了西進的障礙。

在長征過程中，中共也在不斷地尋找“裂縫”，即尋找敵人力量的薄弱區，以求得自己的生存。黃道炫列舉了毛澤東與林彪觀點分歧的例子：在長征過程中，林彪批評毛澤東帶領紅軍走的是“弓背路”（即彎彎繞的路）；而毛澤東則批評林彪“你還是個娃娃”。毛澤東之所以這樣批評林彪，是因為當時中共面臨的形勢十分兇險，生存是第一要務，而要生存就必須尋找對手力量薄弱的地區，那么“弓背路”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中共走“弓弦路”（即直路），雖然耗時短、消耗少，但這些大路上很可能碰到強大的對手，會付出更多的人員傷亡，甚至有不測之災。所以對中共來說，最安全的路就是山路、偏遠的路、盡可能沒有敵人的路，最大限度避免發生硬碰硬的較量，全力保存革命的火種。

黃道炫認為，這體現了毛澤東作為領袖，對敵我雙方力量對比以及自身生存道路的精準的認識。而他之所以能夠比別人更靈敏地去尋找“裂縫”，和其在蘇維埃時期主張“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一脈相承。

“裂縫”與中共在抗戰中的崛起

接下來，黃道炫闡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如何利用“裂縫”來發展自己。中外史家在分析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崛起時，無一例外都會提到敵后游擊戰和敵后根據地。黃道炫將目光聚焦到抗日戰爭時期的華北地區?？谷諔馉幥爸泄苍谌A北地區幾乎一無所有，而到1939年卻成為該地區一大勢力，他認為，這和1938年中共做出的決策有關，實際上也和對手各方暴露出的“裂縫”有關。

抗日戰爭初期，中共最初的戰略展開重點是山西。一是因為山西有很多山地，便于開展山地游擊戰；二是因為山西離陜甘寧根據地較近，方便撤退。所以中共將出動的部隊幾乎都投放在山西，試圖實現“四面開花”的局面。在此期間，中共在正面戰場配合國民黨軍隊努力作戰，付出很大犧牲。

黃道炫認為，對中共來說，如果一直堅持在山西展開山地游擊戰，也有許多隱憂。山西發展空間較小，如果只局限于山西，中共便不會有后面那樣廣闊的發展格局；而且，山西已經聚集了多股勢力，如閻錫山、國民黨中央、日本人等等，較為擁擠，發展空間受到很大限制。1938年，中共派出了一些小規模的部隊，如陳再道率領的東進縱隊，向東進入華北平原。黃道炫推測，中共采取這些行動，一方面是進行試探，看看能成多大的氣候，另一方面是為太行山這一俯瞰華北平原的堡壘建立前進陣地。大概中共領袖自己也想不到，這個行動進行得十分順利。據《陳再道回憶錄》的記載，陳再道的部隊在一月份出發時只有五百人，而到四月份的時候已經發展到三四萬人了。同時，冀中地區、山東地區的根據地隊伍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黃道炫指出，中共在此時期的發展固然與自身的艱苦奮斗分不開，但是也不能忽視當時華北局勢的影響。實際上，華北地區一直以來都沒有受到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強有力的控制，更多的是處在地方實力派的控制之下，當日本人攻入華北地區后，地方實力派便紛紛作鳥獸散。日本人由于在此地區的進攻較為順利，直接打到黃河地區，主力越過華北平原進攻徐州、武漢，后方控制薄弱。華北地區在抗戰初期就成了一個力量真空的地區，出現了一個戰爭狀態下的巨大“裂縫”。

毛澤東等人發現了這樣的機會，并迅速地抓住了機會。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等發布命令，指示八路軍全面向華北平原出動，開展大規模的平原游擊戰。第二天，八路軍總部便發布命令，派遣了一萬多部隊，從多個方向大舉進軍華北平原，開展平原游擊戰。毛澤東隨后發表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兩篇文章解決了怎樣在平原地區進行游擊戰的難題。此后，中共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據相關資料記載，1938年6月份，中共軍隊發展到了十四萬人；而到1938年10月份，中共軍隊已經發展到了差不多二十萬人。平原游擊戰的決策，大大拓展了中共的生存發展空間，當然也有很高的難度，中共依靠軍政高度結合，依靠有力的游擊戰，最終在華北平原堅持下來，并實現巨大發展，可以說，這一步是中共實現后來騰飛的革命性的一步。

最后，黃道炫總結道，中國共產黨的迅速成長與其善于利用機會有很大的關系。當然，所有的成功者，其成功的主因都來自于其自身，中共強有力的組織、宣傳及控制、動員能力，是中共成功的決定性內在因素，同時，正確的策略運用，善于抓住機會，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歷史總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盡可能多地呈現歷史運動的復雜場面，才可能更加逼近當時的歷史現場，談論中共成長中利用“裂縫”的事實，毫無疑問也是建基于這一認知，而不是以單一的“裂縫”考量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