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意]卡洛·金茨堡著，魯伊譯，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400頁，75.00元

引言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一位享譽國際學術界的意大利歷史學家、微觀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他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夜間的戰斗：16、17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1976年，他的第二部作品《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問世，自此一炮而紅。

“猶太人和無神論者”，這是金茨堡對自己的定義。他長期關注意大利“邊緣”地區的庶民階層，將十六至十七世紀與巫術有關的審判案件，視為近代早期歐洲階級斗爭的主要文獻。在金茨堡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征，那便是通過挖掘宗教裁判所的古老檔案，來試圖理解受審者的心理活動和真實信仰。這些被研究對象大多來自意大利共產黨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眼中的“底層階級”（subaltern classes），頗似法國史學之父米什萊（Jules Michelet）筆下女巫式的反抗先鋒。對于這樣一種選擇，金茨堡曾坦言其背后的原因是基于戰爭和迫害的記憶。

1944年的夏天，為了躲避納粹對猶太人的殺戮，剛滿五歲的金茨堡與母親和外祖母逃到了意大利佛羅倫薩郊外的一座小山丘上。不幸的是，一家人的藏身之處卻意外成了戰場的最前線。在這生死關頭，外祖母告訴金茨堡，如果有人問他叫什么，就說“卡洛·坦齊”。這是外祖母父親的名字，而她本人也是家中唯一的非猶太人。針對這段經歷，金茨堡直到多年后才恍然大悟，就在那一瞬間，自己突然變成了“猶太人”，一個有別于其他意大利人的特殊群體。

按照金茨堡的說法，《奶酪與蛆蟲》正是那股“特立獨行之激情”的產物，它源自“對異常與正常之彼此關聯的思考”（第iii頁）。在上個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意大利頗為激進的政治環境和全球左翼思潮的廣泛傳播，為本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全書的主人翁是一位磨坊主，他的名字叫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人稱“梅諾基奧”。與金茨堡第一部作品中的“本南丹蒂”相似，梅諾基奧同樣來自意大利弗留利（Friuli）大區，因為聲稱自己是“先知”（224頁），且世界是從腐壞中被創造出來的——正如“奶酪與蛆蟲”一般——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異端”指控。面對審判官們的拷問，梅諾基奧表現出了一種超然脫俗的態度，他的證詞更是閃爍著一種“令人著迷”的離經叛道（第iii頁），透露出一種根深蒂固的口頭文化，反應了百姓對于社會變革的強烈愿望。

一、文化

1966年，意大利穆里諾（Mulino）出版社發行了《歷史筆記》（Quaderni Storici），為金茨堡的創作提供了沃土。在雜志主編——威尼斯大學萊維（Giovanni Levi）教授的長期耕耘下，學界逐漸將研究重心從精英階層轉向底層民眾，為微觀史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在意大利的史學界中，長期存在著一種爭議，即金茨堡筆下的特殊“個案”是否具有普遍性。換言之，弗留利的“庶民文化”（subaltern culture）能否折射出一種暗流涌動的“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關于“大眾文化”，芒德魯（Robert Mandrou）將其歸為工業化以前，歐洲社會“被支配階級對支配階級所提供的文化副產品的消極適應”；博萊姆（Geneviève Bellème）視其為一種對支配階級文化的回應，具有部分“獨立自主的價值理念”；福柯（Michel Foucault）則認為它具有一種“絕對的外部性”，處于“文化以外，或是一種前文化”；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相信，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循環往復（第xxviii頁）。

就梅諾基奧這一個案而言，體現的是底層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一場對話，其內容關乎所謂的“人性問題”（la questionedella natura umana，參見C. Ginzburg, Ma tu dove sei?, in uno storico, un mugnaio, un libro, Carlo Ginzburg, Il formaggio e ivermi, 1976-2002, a cura di A. Colonnello e A. Del Col, Trieste, ed.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003)。宗教法庭傳遞給讀者的是那種你一言我一語的現場感，既真實又虛幻。每一場審判，都會有一名書記員（或稱“公證員”，Notary）以書面形式記錄下發生的一切。這種嚴格的司法程序，其意圖在于防止不正當的行為發生（參見E. Masini, Sacro Arsenale, Genova, 1621）。因此，針對底層階級的研究，文獻資料往往是間接的，以第三人稱的語氣進行轉述（第xiii頁）。只有大量翻閱法官的提問和被告者的答復（時常前后矛盾），那種大眾信仰的暗層才得以浮現。弗留利磨坊主案例的特別之處在于，一系列鮮為人知的民間元素被嫁接到了一個“理念復合體”的身上，他的理念包括“宗教激進主義”“自然主義”，甚至是“有關社會改革的烏托邦理想”（第xxx頁）。

金茨堡認為，“歷史將一種語言置于了梅諾基奧的支配之下”，而他在運用這種語言時，“表現出了罕見的清晰思路和理解能力”（第xxxi頁）。從磨坊主對所讀之書的敘述可以推斷，他的理念不是來自任何一本書籍，也絕非受外界的影響。無論是他的慷慨陳詞，還是他的遠大抱負，都源自一種古老的口頭傳統。當然，這種世代相傳的傳統不僅屬于梅諾基奧本人，也屬于十六世紀很大一部分社會群體。因此，一場起初以一個個體為中心的調查，最終發展成了對工業化以前的歐洲大眾文化，甚至是農民文化的普遍性假說（第xvii頁）。

的確，梅諾基奧的案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那些無數受到過人文主義熏陶的“異端分子”，他們曾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宗教對話、信仰自由、返璞歸真等等。然而，這樣的個體出現，也離不開當時社會變革的大背景，即印刷術的發明與宗教改革的爆發。印刷術讓梅諾基奧有機會閱讀書籍，重新審視自己長久以來接觸到的口頭文化。至于宗教改革，它不僅結束了精英階層對于知識的壟斷和信仰的特權，更是對天主教會千年的傳統發起了挑戰。或許，正是這場改革的風波影響了梅諾基奧，不僅賦予了他直面權貴、據理力爭的勇氣，也讓我們有機會一探十六世紀意大利鄉村磨坊主的內心世界。

二、宇宙

十六世紀下半葉的弗留利，是一個帶有明顯古舊特征的社會，封建貴族階層的權貴們繼續在宗教信仰方面起著支配性的作用（26頁）。對于我們的主人翁——梅諾基奧而言，似乎并不太認可天主教會的圣統制（第7頁）。在他看來，宇宙“是從一片混沌之質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蛆蟲會在其中出現”一樣。“我們所見的萬事萬物，都是上帝”，至于那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只不過是“一個人”，是“上帝的眾多兒女之一”（第8-11頁）。

在當時百姓的眼中，梅諾基奧的想法著實有些怪異，因為這與天主教的正統教義格格不入。按照教會的傳統，耶穌具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天主性（神性），兩個本性的結合是“毫不混淆、毫不變更、毫不分割、毫不相離”。早在公元一世紀，初期教會就曾澄清過基督信仰的真諦，否定過異端的思想。因為當時的一些猶太裔基督徒（Ebonites），認為耶穌是上帝的義子，僅僅是一個人。后來，教宗圣維篤一世于公元190年駁斥了此觀點，268年的安提約大公會議、38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會議和羅馬主教會議也都予以否決。當然，最為人熟知的要屬天主教的亞流派（Arianism），這一派人士因不承認耶穌的神性，而導致教會陷入了長期的爭辯之中。這場爭端甚至驚動了羅馬帝國的皇帝君士坦丁，他于325年號召各地主教前往尼西亞參加大公會議。經多方討論后，亞流派的思想最終被定為異端，遭到眾人的摒棄。

金茨堡在書中提到，梅諾基奧平時總是喜歡把話題引到“和上帝有關的那些事上……然后，他又會爭論不休，大聲為自己的意見辯護”（第4頁）。如果他出生在一個多世紀之后，沒準會被人當成“宗教妄想癥”患者，送進瘋人院。然而，在反宗教改革期間的歐洲，“最普遍的一種做法，就是將這些人認定為異端分子并起訴他們”（13頁）。按照當時的傳統，一切關于信仰的問題都應該高高在上，論述之人必定學富五車、博古通今，絕非等閑之輩所能企及。為此，梅諾基奧身邊的鄉民曾勸他說：“看在上帝之慈愛的份上，別再說這些事兒了！”他的好友安德烈亞·比奧尼瑪神父也告誡他：“多梅老兄，別再說這種事了，有一天你會后悔的。”（第5頁）

不幸的是，神父的話一語成讖。五十二歲的梅諾基奧果真被人告上了宗教法庭，其原因在于褻瀆神圣（第8頁）。更糟糕的是，他并非偶然為之，而是經常散布“謠言”，企圖令人改變信仰，以“厚顏無恥的巧言邪說”蠱惑人心（第4頁）。最終，他被戴上手銬，押送至宗教裁判所的監獄。

三、審訊

自1584年2月7日起，梅諾基奧正式開啟了自己的受審之路。在此期間，他曾拒絕一位律師的服務。他表示，是上帝想要自己被帶到法庭上，其原因有四：“第一，讓我懺悔我的錯誤；第二，讓我為我的罪作出補贖；第三，幫助我擺脫邪靈；第四，讓我的孩子們和所有屬靈的弟兄引以為戒”（186頁）。至于自己的不幸，他起初覺得是“邪靈”使然，但也可能是“魔鬼或別的什么東西誘惑了我”。到了后來，他又咬定這一切都是因為“胡思亂想”而造成的（57頁）。當然，他的“胡思亂想”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自己的閱讀經歷。事實上，正是印刷書籍與口頭文化的碰撞，才使梅諾基奧能夠“從腦袋里琢磨出”屬于自己的想法（70頁）。

就梅諾基奧這個人物而言，金茨堡認為他一定不是生活在社會邊緣的那種人。的確，他曾經擔任過鎮長和教堂的管理人，知道如何閱讀和書寫，“甚至還學過一點拉丁文”（第2頁）。據說，他的家中藏有一些禁書，尤其是意大利文版的《圣經》。這些印刷品為梅諾基奧帶來了講話的底氣，將糾結于心底的理念和幻想發泄出來。因為覺得講的道理都源于《圣經》，所以他對自己的論點也就格外的固執。此外，可以確定的是，他還購買過一本中世紀加泰羅尼亞語編年記錄的譯本，即《圣經輔讀》（Il fioretto della Bibbia）。這本書由多種素材匯編而成，除了含有哲羅姆翻譯的武加大譯本《圣經》（Vulgate，“武加大”意為“通俗”，故又稱《拉丁通俗譯本》）外，還包括了幾本“偽經”（apocryphal gospels，原文第59、79、219等頁中稱之為“次經”，此處翻譯有待商榷）。對于天主教會來說，《圣經》的“正典”或“正經”（Canonical Books）一詞來源于希臘語kanon，其詞根為閃系語qaneh，本意為“蘆葦”，后指用來度量長短的“尺子”，有規范、標準、法則之意。圣經正典是指受教會承認的經書總集，按照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著名的神學家拉內（Karl Rahner）所言，可起到“信仰準則”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應對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天主教會于1546年在意大利北部的特蘭托召開大公會議，并借此機會強調了天主教的《圣經》源自希臘文撰寫的《七十賢士本》，以“武加大譯本”為權威，其書目“從梅瑟五書起，到若望默示錄止”，共七十三卷，其中舊約四十六卷，新約二十七卷。然而，基督新教只承認其中的六十六卷，包括三十九卷舊約和二十七卷新約。為了避免混亂，天主教以“首正經”（Proto-canonical Books）來指雙方均承認的三十九部經卷；對于存有異議的七部經卷，以“次正經”（Deutero-canonical Books）命名。至于偽經（Apocrypha）一詞，則指那些富有猶太或基督徒色彩，但來源不詳，有可疑之處，且未被納入《圣經》的著作（如本書第77頁的例子，又如《喜年紀》《救主童年福音》《伯多祿大事錄》等）。

在審訊期間，梅諾基奧曾坦言自己的“罪過”，一方面正是因為讀了不該讀的書，讓他“深受困擾”，另一方面則是基于對基督教義理解上的偏差（第187頁）。他多次提到，“人與上帝的關系同人與鄰舍的關系相比，并不重要”，甚至“愛鄰舍比愛上帝更為重要”（83頁）。對此，擅于引經據典的審判官們認為，梅諾基奧的觀點難以立足，因為《圣經》上寫道，既要“愛上主”（《申命紀》6章5-6節），也要“愛人如己”（《若望一書》4章9-11節、《瑪竇福音》22章37-39節，《馬爾谷福音》12章29-31節）。這兩種“愛”同等重要，并無主次之分。如果一個人對身邊的親友都不理不睬，甚至橫眉冷對，那么愛上帝也必定是句空話，是個謊言（參見J. Ratzinger, Deus Caritas Est, 2005, n.16-18）。

就這一點而言，金茨堡也表示，梅諾基奧試圖用“充滿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和經院哲學色彩的術語”，“把宗教簡化為道德問題”（85頁）。在閱讀時，他時常將文章的字句孤立起來，加以扭曲，把不同的段落相提并論，匆忙類比（109頁）。在無意間，他竊取了別人的“思想殘片”，獲得了“語言和概念的工具”（129頁），進而“將自己的宗教觀點同教會的諭令對立起來”（57頁）。他曾調侃說，自己是名“先知”（224頁），并志在發起一場宗教改革（167頁）。似乎正因這一點，審判官們才認定他“是個地地道道的異端分子”，并在兩次入獄后，最終被判處了火刑。

四、憧憬

在工業革命前的歐洲，由于交通的閉塞，即便是最小的定居點，也至少會有一座由水力或風力驅動的磨坊。這里是人們互相接觸，彼此交流的地方。較其他人來說，磨坊主這一特殊群體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理念，并將其傳播開來。

針對梅諾基奧這般“小人物”，金茨堡稱其為口頭文化和書面文化碰撞的產物（70頁）。第一種文化，幾乎是身體的一種延伸擴展，而第二種文化則是“思維的產物”。可以說，后者較前者的勝利，是抽象對經驗的勝利。通過閱讀，梅諾基奧體會到了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而這種快感只需要花“兩個索爾多”，從威尼斯購買一本“粗制濫造、顛倒無序”的《圣經輔讀》即可。梅諾基奧對自己的原創思想感到驕傲，也正是如此，他才迫不及待地向最高宗教權威闡述它們，因為“審判官們不想讓我們知道他們知道的那些東西”（125頁）。

從他身上，我們不僅發現了一種欲與權貴試比高的信念，還隱約窺探到了一種宗教寬容主義的愿景，在“不同的國度中，有人信這個，還有人信那個”（96頁），而上帝就像是“一位兒女眾多的父親，不論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還是異端分子”，祂都視為“自己的孩子”（131頁），并“賦予了每一種教徒按照其各自律法生活的意志”（106頁）。雖然，梅諾基奧的言論在當時的人看來可謂是天方夜譚，但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卻成為了現實。1962-1965年，羅馬教廷召開了舉世矚目的梵二大公會議，期間提出了與不同宗教進行平等對話的基本方針（參見Lumen Gentium, 1964, c.2, n.16）。而這一點也恰恰印證了四百年前梅諾基奧的“預言”。

在我們的磨坊主看來，中世紀對于宗教寬容的呼聲，有必要再次出現在這個教會改革、戰爭紛起、打擊異端的時代（103頁）。他渴望一個“新世界”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164頁）。這里的新世界并非是那“新發現”的大陸，而是一個“有待建立的新社會”（173頁）。梅諾基奧夢想著“農民烏托邦”式的生活，處處是“流著牛奶的大河……流淌的蜜露”（175頁）。正如舊約《圣經》中上帝承諾給梅瑟和以色列子民的應許之地，那個“流奶流蜜”的長壽之鄉（《出谷紀》第3章17節，《申命紀》第11章9節）。

放眼十六世紀的歐洲，梅諾基奧絕非是一個孤立的人物，他代表的是一大群向往美好生活的“底層民眾”。人們對于“伊甸園”般生活的渴望，幾乎遍布了當時所有的藝術作品當中，如世界最古老的美術館之一——德國慕尼黑“老繪畫陳列館”（Alte Pinakothek）中珍藏的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名畫《安樂鄉》（The Land of Cockaigne）。畫中描繪的正是那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牛奶與蜜露”之地，反應了窮苦百姓對于烏托邦的無限憧憬。

《安樂鄉》，老彼得·勃魯蓋爾繪制于1567年，現陳列于德國慕尼黑老繪畫陳列館

總結

梅諾基奧的結局可謂是令人惋惜，不禁讓人產生一絲絲的憂傷之感。臨刑前，他曾寫下幾句拉丁文的禱詞：不要讓我們陷于誘惑，但救我們免于兇惡（226頁）。或許，這里的誘惑正是指那些令他“胡思亂想”的印刷制品，因為他怎么也沒想到，一本價值“兩個索爾多”的書籍，為他打開了精神世界大門的同時，會讓他付出生命的代價。

迄今為止，《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這本書已被翻譯超過二十多種語言，可謂是微觀史學的代表作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繼它之后，類似的作品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尤其是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Trieste）歷史系教授安德烈亞·德爾·科爾（Andrea Del Col）所著的《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人稱“梅諾基奧”》（Domenico Scandella detto Menocchio, ed. Biblioteca dell’Immagine, 1992），從多個角度補充了本書的文獻史料，廓清了歷史迷霧，提供了全新的歷史視野（如梅諾基奧被告，是因為拒絕了女兒的追求者所致等等）。

多年前，當筆者還在意大利羅馬大學求學時，因金茨堡多次受邀來母校講課，而開始接觸微觀史學這一概念，并閱讀了本書的意大利文原著。也許有人會說，從結構上來看，這本書并不能算是一本嚴謹的學術專著，更像是一部情節動人的歷史小說。的確，本書篇幅不足三百頁，卻分成了六十二章，部分章節只有一兩頁，實屬另類。此外，書中大篇幅地引用了以弗留利方言和拉丁文撰寫的檔案原文，即便是對于意大利本國人來說，要弄懂全部，也絕非是一件易事。當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多羅特使與早期羅馬教廷對華政策》時，曾有幸前往羅馬教廷信理部（原羅馬宗教裁判所，Holy Office，由教宗保祿三世于1542年創立，是天主教反改革期間設立的重要行政機構，有別于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或西班牙、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查閱檔案，對于其中文獻的復雜程度深有體會。

本書的譯者曾獲得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獎的翻譯獎，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這一點在譯著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值得一提的是，譯者在書的最后部分談到了《圣經》版本的選擇問題，為保證敘述流暢、文體通俗易懂，而采用了基督新教的《和合本》，讓人不禁感慨譯者的良苦用心。只不過，無論何種選擇，均難保面面俱到。因此，筆者認為具體情況還需具體分析。比如上文提到的圣經術語，即“次經”和“偽經”，其定義在新教和天主教中大相徑庭，由于《圣經輔讀》是一本源自中世紀的讀物，結合其內容，故而在這里使用天主教術語較為恰當；以此類推，又如“堂區”（parish）和“教區”（diocese），“宗座大使”（nuncio）和“特使”（legate）；更不用說第六章中涉及的七件圣事（路德只承認其中兩件，即圣洗和圣餐），以及所謂的“圣物”（relics），在新教中早已不復存在，但在天主教世界仍十分普遍，即“圣髑”，專指那些被列入圣品（真福品）的圣人遺體、遺骨（一等圣髑），遺物（二等圣髑）或與之相接觸的物品（三等圣髑）。最后，譯者在書中提到了“不識字的人”（omo sanza lettere，67頁）外文拼寫有誤，實則是原文中引用的段落為弗留利方言所致，并非錯誤。

不論如何，金茨堡在這部作品中，成功地利用意大利偏遠地區磨坊主的個案，根據他的“極端”證詞，引發了人們對于天主教反改革期間異端群體的心理狀態和信仰變化的思考。梅諾基奧曾像“先知”一般勸告鄉民，每個人都應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新世界的開創者和主人（182頁）。雖然，他最終被判為“異端”，但隨著不久后“三十年戰爭”的爆發，一個嶄新的世界還會遙遠嗎？

梅諾基奧受審圖，取自電影《梅諾基奧》，2018年，由阿爾貝托·法蘇洛（Alberto Fasulo）執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