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回到一百年前，當日本的關野貞博士初到房山對金代皇陵進行考察時，他拍攝了四張照片，后悉數發表在京都法蔵館所出的《支那文化史跡》第11卷（1941年）中，而這四張照片，竟成為我們今天溫故當年金陵面貌的重要資料。一百年后，當記者第一次涉足金陵，被觸動的不是崛起于白山黑水間的女真人，而是歷史的無可言說的蒼涼。

時人常說金陵的風水好，曾有一段時間往往將風水視為迷信，而現在，我們必須認真的審視這個概念，唯獨于此，才能知曉金人為何在此建陵，以及明人毀陵的原因。

金陵的主陵區在九龍山，它位于房山區周口店鎮車廠村龍門口北山前的臺地上，占地面積約65000平方米。九龍山北接連山頂，根據堪輿家的說法，這里有明顯的“行龍”痕跡。追山脈逆推，可見明顯的“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龍脈。九龍山低于連山頂，符合“玄武垂首”之說。九龍山之東為綿延逸通的山崗，是明顯的皇陵“護砂”，即“青龍入海”的“左輔”。九龍山之西為幾個突起的山包，亦是明顯的皇陵“護砂”，乃“虎踞山林”之“右弼”。九龍山西北側山谷中有泉水涌出，向東南流淌，千年不斷，是明顯的皇陵“水砂”，即所謂“朱雀起舞”。而九龍山對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此又稱“朝山”、“彼岸山”，石壁山中央有凹陷，堪輿家將其附會成皇帝批閱公文休息時擱筆之處，因此又稱“案山”。

故而這里風水俱佳，剛剛遷都北京（即金中都）的海陵王完顏亮便相中了這里，隨即將“太祖、太宗、父、叔”和大金立國前的始祖以下十帝（始祖葬光陵、德帝葬熙陵、安帝葬建陵、獻祖葬輝陵、昭祖葬安陵、景祖葬定陵、世祖葬永陵、肅宗葬泰陵、穆宗葬獻陵、康宗葬喬陵）分批遷葬于大房山陵，但其時這里曾建有龍城寺（一作“龍銜寺”），海陵王便拆毀寺院，在佛像之下鑿穴，“以奉太祖旻（即完顏阿骨打）、太宗晟、父德宗宗干”（《金虜圖經·山陵》），而完顏亶被殺，葬于山陰之處，因為“刑余之人不入”（《金虜圖經·山陵》）。

雖然海陵王開始了房山金陵的修建工程，但他本人遠沒有那么好運，被謀害于南下征宋途中的他，先是于大定二年（1126）被降為海陵郡王，葬于諸王兆域的大房山鹿門谷，后大定二十一年（1181）又被降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金史·海陵紀》），基本上已經遠離了自己苦心營建的皇陵區。

有金一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開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縣）外，其他皇帝均葬于大房山陵。不僅如此，大金追封四帝，有三位葬大房山陵：海陵父德宗葬順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顯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市）。此外，房山還有諸王兆域，其中文獻可考的有梁王完顏宗弼、榮王完顏爽、宿王劃思阿補和海陵太子完顏光英等人。另外，可以確定的葬于大房山的后妃有二十三位，坤后陵是大房山惟一的一座后妃陵，乃世宗為昭德皇后烏林答氏而建，原葬有世宗烏林答氏以下六位后妃，其他諸帝后均陪葬諸帝陵，世宗去逝后，烏林答氏從坤后陵遷入興陵與世宗合葬。

因此，大房山地區可視為金代皇家陵墓區，根據史料記載并結合考古調查的情況來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大房山東麓的九龍山、鳳凰山、連泉頂東峪、三盆山鹿門谷。此外，大房山南側的長溝峪也應有陵墓。

金陵三劫

與興起于白山黑水間的女真人一樣，金陵的興與廢也是迅速的，歷史上，它曾有過三次大的劫難。

首次浩劫是在明朝末年，在東北連吃敗仗的天啟皇帝把火兒撒到了金陵頭上，據清康熙二年（1663）圣祖仁皇帝御制碑記載，“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于形家之說，疑與清朝王氣相關，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劚斷地脈；三年，又建關廟于其地，為厭勝之術”。可見風水太旺也不行，與滿清有著遠親的女真金因為這可遭了殃，明人不但毀陵，而且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也搬了過來，正好壓在金太祖陵之南，作為壓勝之用，后來考古工作者在太祖陵南部正中50米處發現明代修建的關帝廟遺址，正與史書記載吻合。

明人的毀陵行為是粗魯的，在毀陵之前的一百年，著名文人吳寬（1435-1504年）曾途經這里，寫下《大房金源諸陵》詩，其中提到“奉先西下亂山侵，澗道回旋入莫林。翁仲半存行殿跡，莓苔盡蝕古碑陰。”可見在吳寬生活的年代，金陵還存有金代所立的石翁仲和古碑等物，但經過明天啟年間的毀陵，這些地面遺存幾乎損毀不見。

其次是在滿清入關后，清朝數位皇帝都曾對金陵進行重建，重建就重建唄，這些滿清皇帝也不知跟誰學會了一些套話，張口就是仁義道德，似乎有種“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天命感，如康熙帝就說“從來國運之興衰關乎主徳之善否。上天降鑒，惟徳是與。有徳者昌，無徳者亡，于山陵風水原無關涉。有明末造，政亂國危，天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改圖，不思修徳勤民，挽回天意，乃輕信虛誕之言，移咎于異代陵寢，肆行摧毀。迨其后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無與，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于亂亡乎？古之圣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毀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圣祖仁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清人首先拆除了明代為厭勝而建的關帝廟，但他們似乎不太確定金代數個帝陵的具體位置，就在金太祖睿陵附近建一大寶頂，在金世宗興陵附近建小寶頂，兩座寶頂前都配有享殿，享殿前又建以碑亭。從關野貞拍攝的照片和考古發掘來看，兩座碑亭并不處于同一水平線上，太祖的碑亭在世宗碑亭的東南方。這樣一來，使得金陵現存的地面建筑大都帶有清朝重建的痕跡，從保存金陵遺址的角度說，重建也是對原遺址的破壞（徐蘋芳先生語）。

關野貞考察此地后，看見荒廢的金陵與破舊不堪的清代建筑，似乎他并沒有搞清楚太祖陵和世宗陵的位置，就謹以東陵（大寶頂，即太祖陵）和西陵（小寶頂，即世宗陵）加以描述，后來在常盤大定寫的《支那文化史跡·解說》第12卷中指出其一為太祖陵，其二為世宗陵。

金陵歷經明代的破壞和清朝的重建，原貌頓失。但對金陵的破壞遠沒有結束，而第三次，就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一次對金陵遺址地面建筑的破壞是致命的。也就是說，關野貞所拍攝的金陵照片，其中能看到的建筑在今天大都已消失不見。

據放羊人劉守山大爺回憶，東邊的碑亭中的碑是康熙帝御筆，用漢文書寫，西邊的碑亭是滿漢兩種文字（應為順治帝御筆《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兩個碑亭同毀于1975年左右，毀亭的動機很簡單，是出于平整土地的需要：山里人多地少，土地不夠分，所以拆毀建筑來擴大耕種面積在當時絕好不過。因此，在平整土地的過程中，這些清代建筑遺存也就靜靜的躺在關野貞的照片里了。劉大爺用地道兒的京腔對記者說：“我小時候兒還騎在碑亭的王八兒（龜趺）頭子上玩兒呢。這碑去哪兒了？都讓炮給崩了，拆下的磚讓人壘房子去啦。”而金陵遺址西側皋溝中的皋塔的，傳說它下面壓的是金兀術，之所以稱皋塔，指的是牛皋，也就是《說岳》中“氣死兀術，笑死牛皋”的那位。劉大爺還回憶說，打小兒它就叫皋塔，有兩層高，四面坡頂，磚砌，在南側二層正中刻有“征陽門”三字，1974年的時候為了蓋學校，“就地取材”地把皋塔給拆了。皋塔一拆，至于金兀術跑沒跑出來，這誰知道呢？

塔前不遠處還曾有一方石碑，底部的碑趺早已不見，位置也移動過，劉大爺描述說，它原來就靠在皋塔前的一顆棗樹上，該碑也是龍紋碑首，但碑文所刻竟與《說岳》相當吻合，只可惜該碑于2000年左右被一天津文物販子盜走，我們不能據此碑來了解皋塔更多的信息，抱憾不已。

劉守山：那人·那羊·那狗

劉守山大爺的詼諧和對當地情況的熟稔引起了記者的興趣，當即決定再對劉大爺進行一次私人訪談。

守山大爺和他的名字一樣，似乎從他出生起，就注定了與房山、與金陵相守終生。生于1946年的劉大爺已逾古稀之年，身體還硬朗的他與他的羊，他的狗，還有這座大山生活在一起。

大爺說，他祖祖輩輩都是守陵人，當初海陵王把金陵建好后，遷來了54戶人家，專門負責看守皇陵，作為回報，皇帝把皇陵附近的土地賜給他們耕種，今天車廠村的劉家和馮家都是守陵人的后代。

在小時候，奶奶曾給他講過搶皇陵的故事，什么是“搶皇陵”呢？就是每當祭祀皇陵的時候，用一對牛、一對羊、一對雞、一對鴨、一對鵝和一對駱駝，在祭祀之后，大的呢，如牛和羊就由這54戶人家給分了，小的呢，如雞鴨鵝之類大伙兒就上去搶，這就叫做搶皇陵。

大爺還告訴記者，其實清人是知道太祖陵和世宗陵的具體位置的，他們在真的墓葬之上修建享殿，就是怕后人再度毀陵，大小寶頂的修建還起到了迷惑盜墓份子的作用。民國時期，軍閥有組織的盜墓猖獗，當時人送外號“小老虎”的劉鎮山在房山一帶大肆盜墓以充軍餉，金陵能幸免于難就是因為“小老虎”誤認為大小寶頂就是陵墓所在，但挖開寶頂后，看什么也沒有就放棄了。是否清人有如此前瞻性，我們不得而知，但劉大爺的這個思路頗具啟發性。

不過之后的敘述頗為錯亂，他接著說當時54戶陵戶都由旗人看守，以備不虞。記者不禁納悶，繼續追問下去，大爺說他祖輩是從山西遷過來的，乃山西洪洞人氏，但洪洞大槐樹的故事被建構起來不早于明洪武時期（通常學者認為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反映了明洪武、永樂時期大移民的史實，并將洪洞視為政府大規模強制移民的中轉站）。因此，時間邏輯的混亂使得劉大爺的講述充滿著邏輯漏洞，有搖搖欲墜的危險。不過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因為每個人在講述遠祖的時候，總喜歡把時間線拉的很長很長。我們在聽故事的時候，“很久很久以前”便成為了一個慣用的敘事開端。那么，劉大爺的講述靠譜么？

記者認為，其中自有他合理的成分，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知道，“（明）天啟元年（1621），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劚斷地脈；三年，又建關廟于其地，為厭勝之術”，所以金陵的祭祀被廢棄了一段時間，清軍入關后，為追祭先祖，不僅重修了被明人毀壞的金陵，又恢復了金陵祭祀，據清乾隆年間張世法纂修的《房山縣志》所載《皇上平定兩金川遣卿致祭金陵記》可知，順治時“修復祀典，設守陵五十戶，每歲春秋仲月命禮部擇期，惟知縣官陵至祭，而金太祖世宗之靈爽遂長享血食于不衰”。故而，結合劉大爺所說，其雖是守陵人的后代，但是可靠的敘事開端應在順治帝恢復金陵祭祀以后，至于他們祖先是從山西洪洞縣遷過來的，則又是一個祖源的母題。

之后，大爺還神采奕奕為記者講起當年（2001-2002）考古發掘的經歷，其中有很多主意都是大爺出的，比如當時為了開完顏阿骨打皇后的鳳紋槨的棺蓋，其為漢白玉質地，沉重無比，如果沒有好的措施必然會對石槨造成破壞，大爺就出主意說，先用里面襯著稻草的木板把槨蓋的兩側夾著，慢慢向上提，打開一個縫后立即插進鐵管，這樣一來，考古工作者便順利的將石槨打開。而讓記者很佩服大爺的是，他曾在主陵區東側的排水溝里發現了一對兒漢白玉石雕——金龍盤玉柱，每根重達二百多斤，當年的金陵遺址還沒通車，大爺僅靠一己之力就把這一對金龍盤玉柱給搬到了工作站，現在這對金龍盤玉柱存放在金中都水關遺址博物館。每當提起這對金龍盤玉柱，劉大爺都會眼前一亮。

金陵保護，任重而道遠

金陵遺址于2006年被確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就現狀而言，并不十分樂觀，記者實地考察后發現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在離金陵遺址不遠的石門峪山上，盜墓行為非常嚴重，不完全統計，有數十個盜洞。

更可恨的是盜墓賊為了盜賣一件漢白玉須彌臺座，竟然將其從半山腰推至山底，致使這件須彌臺座摔成幾段。

此外，金陵遺址主陵區內的在建新墳也很多，對遺址的保護和景區建設必然有著不良影響。

某負責人告訴記者，國家應對這里重視起來，金陵是北京一處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但目前相關配套設施不到位，金陵的重要性沒有得以凸顯，單靠幾個60多歲的護林員想守住這么一座大山簡直不太可能，它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協助，也需要政策的相對傾斜。

當通州漢代路縣故城遺址評上2016年度考古“十大發現”，除了固有的學術意義之外，其實還是對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城的一個遲來的道歉。在習總書記“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讓歷史文物活起來”等有力舉措下，全國的文物工作為之一新。而當金陵再次浸潤在華夏溫暖的陽光里，它必然會感受到新時代的恩澤。

（參考文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遺址的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與考古》（第6輯），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隊：《北京房山區金陵遺址的調查與發掘》，《考古》2004年第2期；宋大川、夏連保、黃秀純：《金代陵寢宗廟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