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熱映的電影《攻殼機動隊》中，主角草薙素子具有人類的大腦，機器的身體。這樣半是肉體半是機器的生命，有一個特別的學名叫賽博格（cyborg）。它們在最近幾十年的科幻電影中并不鮮見，比如《無敵金剛》中的奧斯丁、《機械戰警》中的墨菲、《銀翼殺手》中的復制人等。實際上，早在1839年，科幻小說的鼻祖愛倫·坡發表的《被用光的人》中，就已經出現了賽博格的形象。小說的主角史密斯將軍儀表威嚴，氣質高貴，身體的每個部位無不盡善盡美。然而，他的身體實際上早已在戰斗中損壞，變成了一個包裹似的肉團，但是在日新月異的機械發明的幫助下，他將機械的腿、胳膊、肩、胸、牙、眼睛組裝起來，最后又將一個小型機器植入口內，在社交場合中竟然展現出超乎尋常的容貌儀表。

賽博格這一術語可以追溯到1960年。當時兩位美國科學家克萊恩斯（Manfred Clynes）和克萊恩（Nathan S. Kline）提出了一個設想，通過機械的和醫學的手段來增強人類的身體機能，以便讓他們能夠在太空環境中生存。他們取控制論（cybernetics）和有機體（organism）的頭三個字母，將這種增強人類首次命名為賽博格（Cyborg）。在此之后，賽博格形象便在各種科幻小說和電影中蔓延開來，成為了流行文化中津津樂道的話題，并引發了大眾的擔憂：賽博格會不會威脅到我們？我們在未來會成為賽博格嗎？

打破人類與機器的邊界

賽博格的觀念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被賦予更廣泛的文化或哲學涵義：從單純的機械人，延展到一切模糊了技術與自然邊界的事物。在這個過程中，女性主義哲學家哈拉維（Donna Haraway）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她在成名作《賽博格宣言》中，試圖將賽博格改造為一個批判工具。在她看來，近幾十年來各種科幻作品中的賽博格的形象已經破壞了維持現代性的三個關鍵性邊界：人和動物、有機體與機器、物理的和非物理的界限。在這些界限之上，半人半獸、半生物半機器、半物理半信息的賽博格，代表了越界、危險和革命，對傳統的各種二元論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諸如自我/他者、文明/原始、文化/自然、男性/女性之類的二元論，往往為統治女性、有色人種、自然、工人、動物的邏輯和實踐開辟了道路，而賽博格卻代表了一種走出二元論的希望，它讓一切二元論中的界限不再是穩固不變了。哈拉維作為一個激進派，無疑歡迎這樣的界限消除。她在最后發出了這樣的宣言：寧做賽博格，也不做女神！

與賽博格相對的女神形象，代表了一種對完美、穩固人性的設想。自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者把人視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莎士比亞語）。為了構造一個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秩序，厘清人類與各種他者（動物、機器、自然等）的本質差異，可以說是近代哲學的一個主要工作。在《談談方法》中，笛卡爾言之鑿鑿地斷定，動物沒有任何理性，它不能理解語言的意義，人類與動物是本質上兩種完全不同的存在。他還設想這樣一個自動機器，它從外形上跟我們的身體沒有任何差別，并且可以準確地模仿我們的一切動作。但笛卡爾認為它仍然不是真正的人，他給出的理由是，機器人即便能說出幾個單詞，它也完全不能像人類那表達思想，并且機器只有單一的功能，但人類卻能舉一反三。無論笛卡爾的這些理由是否恰當，他強烈地主張在人類與動物、人類與機器之間劃定一個截然分明的界限。

這種界限一直維持到了控制論（包括人工智能）曙光初現的時辰。在1948年，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提出了控制論（cybernetics）。這個詞最初來源于古希臘語kybernētēs，本義是舵手、領航員、船舵等，維納用它來指代對動物與機器等系統中的控制與通訊過程的研究。維納的控制論最重要的洞見就是，生物系統本身的目的論行為，本質上不過是和機器所共享的一套反饋機制。一直以來，目的被視為生物有機體的特征，一切機器的活動都是機械運動。但維納一方面通過將目的帶入到機器之內，另一方面用物理效應來解釋目的論行為，最終顛覆了機器與生物的形而上學界限，也顛覆了人類在認知和行動上的特權地位。后來通過梅西會議的影響，控制論跨越文理，成為20世紀最大的一場思想運動。賽博格的觀念可以說是這場運動的副產品之一，我們也由此不難理解，何以cyborg要取控制論（cybernetics）的詞根。

賽博格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

然而，如果人類與機器、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根本差異被抹去，那么諸如人類價值、人類權利、人類尊嚴之類的一整套人文主義話語就可能會失去了根基。人工智能的先驅阿蘭·圖靈在他的著名文章《計算機器與智能》中，曾經列舉過反對機器可以（像人類一樣）思考的種種意見，其中有兩種反對意見恰恰代表了人文主義者的一般性隱憂。第一種意見是神學式的，即靈魂是人類的特權，而動物與機器都沒有被上帝賦予靈魂；第二種意見撇除了上帝的因素，但卻擔心機器如果能思維，將帶來極為可怕的后果，人類的優越地位將蕩然無存。

現在，人文主義者有更多的理由擔心機器與人類邊界的消失。隨著基因技術、納米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增強人類或超人類（transhuman）的設想不再是科幻小說中的場景。現在已經出現了一種思潮叫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它們熱烈地歡迎全面提升人類的智能、體質和情感能力，消除疾病和苦楚，以及擴展人類壽命的努力。超人類主義者樂觀地認為科學技術進步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并且它將會幫助人類實現永生的夢想。對于一部分超人類主義者而言，這種夢想是通過生物基因技術，讓我們在體質上盡善盡美，完全免于疾病和衰老而實現的；對于另一些超人類主義比如莫拉維克和庫茨韋爾而言，我們在未來可以將自己的意識上傳到計算機上，戰勝因肉體死亡帶來的意識死亡。無論如何，通過技術改造我們自身，變成賽博格，我們將實現永生的夢想。

超人類主義者的這些玄想注定引來爭議。2000年，喬伊（Bill Joy）在《連線》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么未來不需要我們》的文章，在他看來，生命和心智技術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為這些技術的造物可以自我復制，在未來將不再有我們的位置。所以，為了保險起見，我們應該放棄這些研究，甚至在全世界范圍內禁止它。

在2002年，福山也表達了他對超人類主義的政治憂慮。他向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提交了一份報告《我們后人類的未來》。他指認了自由民主制的最新敵人，但它并非是大眾媒體所擔心的伊斯蘭恐怖主義，而是現時代的生命技術。福山言之鑿鑿：超人類主義是最危險的意識形態。他認為，我們雖然有不同的文化、族裔和性別身份，但都具有共同的、穩固的人性（humanity），自由民主制的政治權利就奠基于這種人性的共同經驗之上。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的背后，是我們都具有相同人類本質的信念。然而，超人類主義者的核心工程恰恰是要修改這種本質。如果我們能自由定制我們的基因，那必然會改變我們穩固的人性，與之配套的對政治權利的定義也將隨之發生變化，糟糕的等級制和完全的競爭可能會取代所謂自由、平等、繁榮、關懷、同情的美好景象。

這些質疑都涉及到一個非常難于回答的問題：什么是人類？什么是人性？一種未被技術滲透的穩固人性是否存在過？

我們天生就是賽博格

對于人文主義者而言，共同的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隨著哲學和科學的進展，1990年代以來的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話語已經深刻地修正了我們的人性的看法。控制論運動、法國后結構主義、后SSK、情境認知等不同的思想脈絡以不同的方式為我們呈現了人類的生命、心智、知識、認知、文化等與技術、物質、環境之間的復雜關聯，共同解構了人文主義中的人類形象，直接預示了后人類主義中的后人類（posthuman）形象。后人類主義的主要代表海爾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們如何成為后人類》中試圖對后人類作一個素描。在她看來，拉圖爾說我們從未現代過，而控制論說我們一直就是后人類。千百年以來人類就一直在與技術協同演化，并且以各種方式深刻而細微地重塑了人性，我們從未占有一種穩固的人性。

這種后人類話語并非是歐陸理論的狂想，認知科學家和心靈哲學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同樣寫過一本有趣的“后人類”專著，書名就叫《天生的賽博格》。在他看來，即便我們沒有植入任何芯片，我們也早已是賽博格了。這里賽博格的涵義并非是字面意義上的肉體和機器的結合，而是人類與技術構成了一個共生體，由此，心靈與自我不再局限于大腦之內，而是分布于大腦和非生物系統之中。

在此之前，克拉克就曾與大衛·查爾莫斯合作發表過一篇文章《延展心靈》（The extended mind）。他們提出，認知與心靈并不止于頭顱，而是延展到了非生物的認知技術之中。他們構想了一個有趣的思想實驗。在玩一個俄羅斯方塊游戲的時候，我們可以點擊游戲機上的按鈕來調整方塊，也可以想象在一個賽博朋克的未來，通過神經植入物直接操作屏幕中的方塊。在此，出現了一個賽博格的形象，但在對技術的認知依賴上，我們常人與賽博格并無本質差異。無論是對游戲機按鈕的手工操作，還是通過神經植入物的意念操作，都同樣是認知過程。

當然，隨著現代技術的進展，使用者與工具之間的連線越來越短，技術具有了越來越好的響應性和適應性，將來可能會出現某種人機結合體。這也引發了福山等人對人類增強技術的恐懼。但在克拉克看來，這些恐懼都是出于對人性的錯誤構想。人類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種，就在于我們的心靈一直在尋找可以合作的非生物資源。各種各樣的技術與人的交互，展示了人類的大腦的驚人的可塑本性。我們的心靈和身體本質上就在不斷地重構，外部的技術設備不斷地組合到我們的心靈與人格系統之內。

因此，對于我們的后人類未來，我們沒有什么恐懼的；我們不會失去人性，因為我們從未曾具有“人性”；我們不會在未來變成賽博格，因為我們早就是賽博格了。

賽博格社會的未來

既然如此，為何還要死守一種穩固不變的人性？既然人類自始至終都是被技術所塑造的，為何還要對技術增強人類的設想提心吊膽？解除一切人類基因技術的禁令，放心大膽地重新定制人類，邁向一個超人類社會，豈不更妙？

福山的擔憂雖然建立的錯誤的假定的之上，但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在超人類社會，是否會有一部分人成為超人，而另一部分人成為奴隸？這并非是因為福山所說的穩固人性被改變了，而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很可能從政治經濟領域滲透到生命政治領域。實際上，超人類主義者也并非鐵板一塊，既有自由意志主義的超人類主義，也存在民主主義的超人類主義，前者試圖在自由市場的框架下發展人類增強技術，以防止技術的極權主義應用；后者則主張在民主國家的框架下引導人類增強技術，從而有效應對社會不平等的挑戰。在我們看來，極權主義的威脅主要地并不來自于國家，而是來自于階級分化。假設我們將定制人類的技術交給了商業公司，那些有財力的階級將變得更強壯、更聰明、更長壽。雖然現實已經如此，但在人類增強技術的幫助下，階級差異將會發展為物種差異，超人統治奴隸的悲慘前景也就不遠了。

因此，只有承諾了社會民主和平等，超人類社會才是可欲的；但也可以反過來說，只有在超人類社會，民主和平等才能完全實現。可惜的是，包括海爾斯和哈拉維這樣的學院左翼，對超人類主義并無熱情。她們認為，超人類主義讓人類脫離自然限制實現永生的想法，非但沒有顛覆人文主義，反而代表了人文主義的最終形態。哈拉維明確表達過莫拉維克式的超人類話語的蔑視，她并不關注如何改造人性，而更關注理解人類與客體的纏繞；海爾斯也聲稱，人類的終極目標并不在于造就智能機器，而在于建立一個包括碳基人與硅基人在內的公平世界。對此，我們需要補充，也許只有將我們改造成賽博格，才能真正建立一個公平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除了社會經濟方面，也有與生俱來的能力、身體上的不平等，兩種不平等經常相互轉變。除非我們突破自然的終極限制，否則即便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不平等仍然不可能消除。我們相信，賽博格不僅應當作為一種“批判的武器”（如哈拉維等左翼），也同樣應當作為一種“武器的批判”（如超人類主義者）。

人文主義試圖在人類與他者之間劃定界限，但這在賦予人類特權地位的同時，也將我們限定在某種自然界限之內。如果我們打破這種界限，那么人文主義中所包含的另外一些積極的價值，諸如人類的可完善性、理性和能動的觀念，就將被完全解放出來，而這些價值正是人文主義和超人類主義所共享的。實際上，超人類主義的代表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也說過，超人類主義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無論是笛卡爾還是培根，都嚴肅思考過科學技術帶來人類永生的可能性，并試圖以此激發大眾對現代性的千禧年式狂想。

在人類的一切古老神話中，人與神之間的區別就在于：人是有朽的，而神的不朽的。當人突破自身的生物學限制，獲得永生的時候，人類也就變成了神。哈拉維的賽博格宣言也應當修正了：成為賽博格，才能做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