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著名思想史家、歷史學家、倫敦瑪麗皇后學院教授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于近日訪問北京大學，并發表系列演講。4月11日晚，斯金納教授發表其系列演講的第三講。本次演講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李猛教授主持。

在本次演講中，斯金納以“霍布斯：描繪國家”（Hobbes: Picturing the State）為主題，通過展示霍布斯身處的智識語境（intellectual context），借助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圖像研究，將霍布斯的國家構想、主權代表理論與其核心著作中的視覺表象相互勾連，從而揭示出理解霍布斯國家“統一人格”的門徑。

霍布斯的智識傳統

托馬斯·霍布斯生于1588年，早年接受了典型的人文主義教育。在霍布斯時代，進入大學之前，學生需要修習拉丁語與修辭學。而在霍布斯于牛津大學學習期間（1604-1608）則需繼續鉆研古典修辭學。同時，大學生還應學習古典詩學，尤其是荷馬。此后他們應轉向邏輯、歷史與道德哲學，最后則是自然哲學，也即我們今天的“科學”。

斯金納提醒我們，修辭學在人文主義教育中享有重要位置。而修辭術的學習無法繞過修辭學家西塞羅（Cicero）。在西塞羅那里，任何問題都有其兩面性。要勸服（persuade）他人，僅僅依靠理性的推理（reason）是不夠的，因為爭論雙方都有著或多或少令人信服的理由（reason）。如果要贏得爭論，就必須同時借助理性（ratio）與雄辯（oratio）。因而核心問題是，應如何通過影響聽眾的情緒來說服他們，或者說，如何讓聽眾轉向演說者的角度思考問題。西塞羅認為，這就是修辭術要教授的內容。

在修辭術中最重要的有兩種手段，一是正確的論證，二是使演說清晰生動（vivid），讓聽眾直觀地“看到”（see）論證，以至于聽者（auditors/listeners）成為觀者（spectators）。那么，要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為了增強說服的效果，我們不應該單純地描述（describe），而應該用修辭格來描繪（picture）事物，尤其是比喻。比如，說“某人是狡猾的”與說“某人是一只狐貍”相比，就較欠缺說服力，因后者給了聽眾一個直觀的圖像。這也是為何，大學生必須在大學修習古典詩學，而荷馬也因此被當作最偉大的詩人。對此，賀拉斯（Horace）總結道：“詩如畫”。（ut pictura poesis）

但是，文藝復興時期印刷術的推廣則促使一個新觀念產生：要讓聽眾成為觀眾，最好的方法莫過于讓其直接觀看圖像！也就是說，修辭格（figures of speech）不如真正的圖畫（actual figures）有效。斯金納提示我們，這一觀念在中國也許并不驚人，因為中國的表意文字本身就類似于圖畫，但對使用表音文字的歐洲人來說，這一觀念是極為重要的。

在16世紀，這一觀念帶動了兩股印刷出版的勁流。首先是寓意畫本（emblem books），一種16世紀以來廣受歡迎的表現形式。這些書本大多呈現道德與宗教的主題。道德勸誡的內容以詩句形式寫在書頁的一面，反面則是相應的圖畫。另一個發展方向則是書本的卷首圖（frontispiece），用于概括書本的思想觀點?！癋rontispiece”在16世紀的英語中也有“建筑物的正面”（facade of a building）之義。所以Frontispiece也被比作書本的門徑（gateway）。

在此，斯金納進入演講的核心：霍布斯在這一傳統中究竟立于何處？研究者往往將霍布斯與17世紀的科學革命聯系起來。毫無疑問，霍布斯是一個數學家與物理學家，熟識伽利略與笛卡爾?；舨妓股踔翆⑺?642年的作品《論公民》（De Cive）當作是第一本政治科學著作。盡管如此，斯金納認為我們不應忽視霍布斯與修辭學傳統的關系。最顯而易見的是，霍布斯對其哲學思想的視覺呈現有著持久的興趣。這種意圖在他兩本重要著作中都展露無遺，一是1642年發表的《論公民》，二是英語世界最偉大的政治理論作品《利維坦》，于1651年發表。接下來，斯金納集中在對這兩本書卷首插圖的鑒賞上，并對霍布斯在兩本書中展現出的政治理論取向進行分析。

《論公民》中的圖像

首先是《論公民》中的插圖（見圖1）。該圖畫是法國版畫師讓·馬修斯（Jean Matheus）的作品，寫作《論公民》時霍布斯正遠走巴黎。

細看1642年的插圖版畫，斯金納指出其有著標準的上下空間構圖，圖畫的中部類似門楣的結構上寫著RELIGIO（宗教）。因此，現世始終處在宗教之下。而圖畫的上半部分則預示著末日審判。該部分內容與德國傳統中丟勒（Dürer）、克拉納赫（Cranach the Elder）與布魯蓋爾（Breugel the Elder）所繪末日審判圖景非常相似，尤其是丟勒1511年的木刻畫作《耶穌受難》（Passio Christi）（見圖2）。丟勒畫中的天使、信眾、裸身的長發女人、畫作中的陽光與加冕的耶穌等元素都在霍布斯圖畫中的上半部分得到保留。而在該幅圖畫的下半部分兩側的人物則展現了典型的修辭學觀念：任何問題總有分立對峙的兩面。在斯金納看來，霍布斯要引導我們思考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服從某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還是保持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

我們看到，該圖左下方的人物基座上寫著“Imperium”（最高統治權力）。代表Imperium的女性面容平和，頭戴王冠，身著長袍，左手執劍，右手持天平，象征著正義。而左邊人物也是以安全、和平與繁榮的生活為背景的。畫面的右下方人物基座上則寫著“Libertas”（自由）。倘若我們選擇這一方，將處于持久的戰爭狀態。斯金納提醒我們注意這幅圖畫與其語境的關系。Libertas在文藝復興時期被視為最好的生活。通過展示博洛尼亞人阿基勒·波齊（Achille Bocci）于1547年創作的寓意畫書本《象征性問題》（Symbolic Questions）（見圖3）與切薩雷·瑞巴（Cesare Ripa）1611年的作品《圖像學》（Iconologia）（見圖4），斯金納指出文藝復興時期對“自由”的強烈推崇，這種共和主義的政治觀念包含著對城邦自由獨立生活的訴求。這樣看來，《論公民》提供了關于自由的全新觀念?！白杂伞辈辉偈且晃桓哔F強大的勇士。相反，她手持弓箭、穿戴原始，是一個緊張焦慮、弓身聳肩的野蠻人，處在自保的警戒之中。而畫面的背景則是人對于人的狩獵。霍布斯借此警告我們，自由無非是野蠻與危險。

斯金納認為，霍布斯用于描繪Libertas的資源來自歐洲人對于北美原住民的觀察。比如在瑞巴一幅以America為題的圖畫中（見圖5），人物特征與霍布斯的插圖十分接近。與霍布斯的作品更加接近的則是西奧多·德·布萊（Theodore de Bry）為托馬斯·哈瑞埃特（Thomas Hariot）1590年所作的《關于新發現的弗吉尼亞的報告》（Report on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德·布萊的版畫展現了阿爾岡昆酋長的形象（見圖6），背景則是狩獵。這一背景與霍布斯的《論公民》非常相似，但霍布斯還將德·布萊作品中的獵鹿圖景改為獵人圖景，人們狩獵的不是動物，而是人，這使其顯得更為殘酷。

那么《論公民》的這幅插圖向我們提示了什么呢？斯金納認為，霍布斯想傳達的信息是：即便自由看起來很吸引人，但選擇自由卻是不明智的。而服從統治盡管違反直覺，但卻是最有利的。

《利維坦》中的圖像

在1642年出版《論公民》之后，1649年，隨著英國內戰的結束，霍布斯感到他必須回應一系列革命性事件，所以他停下手頭上的科學研究，著手寫作《利維坦》。該書出版于1651年，就在霍布斯返回英國前不久。其封面插圖幾乎是現代歐洲政治哲學史上最著名的作品（見圖7）。

接下來，斯金納將觀眾引向圖畫背后的多重語境。首先是霍布斯是《論公民》的卷首圖?！独S坦》的插圖與之相比有明顯齟齬。兩部作品都凸顯“最高統治權力”（Imperium）與“最高權力”（Suprema potestas）。但在《論公民》中，Imperium一方以女性的形象出現，而在《利維坦》插圖的巨人頭像則顯然是男性的。雖然他與之前的女性形象保持著某些一致，但兩幅圖畫的區別仍然十分明確。《利維坦》的插圖則沒有類似《論公民》人物古典長袍?！独S坦》中的巨人沒有任何衣飾，他的身體（body）與自然人的不同，是一個政治體（body politic）的形態，由其臣民構成。

另一個反古典要素，則是霍布斯已經完全拋棄了修辭學中兩方辯駁的對峙情景?！墩摴瘛分蠭mperium與Libertas的對立被替換為單一的圖景。而更為驚人的改變是霍布斯畫中的末日審判。末日審判的圖景在《論公民》的插畫中占據著主導性地位，而在《利維坦》中卻徹底消失。不僅如此，《論公民》中Imperium仍然低于宗教，但如今，Imperium卻是至高無上的，也就是說，Imperium已完全轉變為一個世俗概念。

在對比了《論公民》之后，斯金納將《利維坦》置于更加廣闊的人文主義語境中。斯金納指出，卷首插圖的兩側畫上軍人或者武士，意味著該書的立場應得到維護與支持。比如霍布斯翻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見圖8），其卷首圖就有類似的結構，其兩側分別是斯巴達王阿基達馬斯（Archidamus）與雅典的伯里克利（Pericles）。

但《利維坦》呢？我們看到，兩側的柱子只處在下半部分，并且，兩側的內容并非象征著對“利維坦”的支持，相反，它們是“利維坦”的敵人。首先在左邊，我們看到的是“貴族”這一利維坦最高權力的死敵，左上方是象征貴族權力的城堡、冠冕。相對的右側圖案則是代表教會權威的教堂、主教法冠。而左側畫柱的下半部分則是相應地支持貴族權力與教會權威的事物：直指政治聯合體的加農炮、旗幟、利劍與火槍。相應的，右側下方從上至下依次是同樣箭指政治聯合體的雷電（thunderbolt）、教會的唇槍舌劍。而在兩側畫柱的最底部，則分別代表利維坦國家最終將墮入的深淵——篡取國家司法權能的宗教法庭與褫奪政治權威的內戰狀態。在當時英國的政治觀念中，人們認為努力抵制二者。于是，插圖中這些混亂狀態也被壓制在城市之下。

接下來，斯金納將視角轉向利維坦巨人本身。利維坦右手的利劍象征著法律與軍事權力，正好處在貴族權力的正上方，而左手的牧杖則處在教會權威的上方，抵制教會權威對主權的侵蝕。而當我們細看上半部分的巨人圖像時，我們就能注意到，主權者并不是一個自然人（natural person），而是一個人造人（artificial person），是一個由臣民組成的人造政治體（artificial body politic）。利維坦國家建立之前的人們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中，而自然狀態則是戰爭狀態?；舨妓固岢龅姆桨甘?，人們通過所有人立約（covenant）來建立主權代表，使其以我們的名義言說與行動（speak and act），由此才能帶來安全與和平。而立約之后，出現了三個變化。

第一，大眾（multitude）改變了。當我們同意立約時，我們獲得了一個單一的主權意志。他的意志代表著我們的意志，大眾則授權（authorise）其以自身的名義言說并行動。于是，大眾轉變為“一個人格”（One Person）。這當然不是一個真實的人，而是由大眾的聯合所組成的擬制人（person by fiction）。第二，霍布斯聲稱，當群體轉變為一個人格之后，主權者則成為這個擬制人的代表。最為關鍵的是，擬制人被稱作“國家”（State），也就是“利維坦”。因此，國家是一個人，一個“虛擬的”人。但盡管如此，主權者又作為國家的首領（head of state）行事。

這正是我們在插圖中看到的：一群人通過讓自己同意服從國家的首領來人為制造單一的政治體。插圖表現了這個聯合的時刻。簡單地說，霍布斯希望通過這個插圖描繪他關于國家原創性的構想。

但是，斯金納旋即指出，這一理念并不是毫無先例可循。這可以與流行于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人形歐洲地圖比較。其中歐洲的各個國家被當作單一人身的組成部分。斯金納先后展示了德國制圖師海因里希·本廷（Heinrich Bünting）的出版于1587年的一幅木刻歐洲地圖（見圖9）與塞巴斯蒂安·蒙斯特（Sebastian Munster）所制的《世界地圖》（Cosmographia）（見圖10）。兩幅圖畫有著大量相似之處。如果我們對比蒙斯特與霍布斯的圖像，能夠發現，相比于霍布斯圖畫中一群個體聯合組成國家人格（persona）的圖景，蒙斯特則將一群國家聯合組成單一的大洲，兩幅圖像都展現了“多”組成為“一”的構想。

霍布斯還借圖像傳達了另一個重要信息。通過觀察利維坦巨人兩手所執的利劍與牧杖所組成的圖形，斯金納認為在這個方形插圖之中，存在一個隱而不顯的三角形。（見圖11）那么，如果這個假定成立，三角形究竟代表什么呢？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中，三角形象征上帝的“圣三位一體”（Holy Trinity）。在17世紀的英國，有著大量圣經的卷首圖用三角形展現上帝的三個位格的現象。更為有趣的是，與《利維坦》同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查爾斯·德里林克特（Charles Drelincourt）的《靈魂之慰》（Consolations of the Soul）中，《利維坦》卷首圖的作者亞伯拉罕·波瑟（Abraham Bosse）同樣為其設計了一幅插圖（見圖 12）。問題在于，霍布斯通過這個隱藏的三角形要為讀者傳達什么樣的信息呢？

首先，我們應該將國家視作上帝。盡管國家被霍布斯稱為會死的上帝，但正如他在《利維坦》第17章所言，我們應將和平與安全歸功于這個會死的上帝。

其次，會死的上帝與上帝本身一樣，是三位一體的。它是主權者，也是由大眾組成的統一人格，還是由同意服從所制造的作為國家的擬制人，正如圣靈一樣。

最重要的是，將國家當作上帝是為了澄清臣民對待國家應有的態度，臣民應對國家懷有敬畏之心。而正也在插圖中得到的反映（見圖13）。政治體中的成員都仰視（looking up to）主權者，甚至有些成員有膜拜的動作。在霍布斯的圖景中，臣民對于主權者的敬拜與信徒對上帝的敬拜如出一轍。一些評論家因此將這一圖景當作是一種宗教上的回應。但事實上，臣民對于主權者的敬仰卻與對上帝的敬仰仍有不同，這個造物是他們自己的創作。斯金納注意到，在畫面中的臣民并沒有像宗教信徒一般脫帽致禮，他們致以感激是因為利維坦為他們提供了安全。同時，畫面中的臣民不僅有男性，也有女性與孩子。這意味著，在國家權力對臣民的保護之下，對于國家權力的敬畏情感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