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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吹《奇跡》了,也就中規中矩
作為文牧野導演的第二部電影長片,《奇跡·笨小孩》(下文簡稱《奇跡》)備受矚目。并不僅僅是因為主演陣容里邀請了易烊千璽這樣的頂流,更在于這是文牧野高起點的《我不是藥神》之后的第二個電影長片。
有了《我不是藥神》的現實主義類型化題材的成功實踐,觀眾對《奇跡》抱有超高期待,尤其在春節檔之即,眾人希望其擁有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
事實上,《奇跡》這部影片于我的實際效果,遠遠低于預期。而文牧野身上原本那些鮮活的、現實主義的生命力,在這部片子中被掩蓋了,甚至所剩無幾,反而被類似于類型化、設計化的成分所占據。
換句話說,這部電影實際上是一篇存在規范要求的“半命題作文”。半部好戲,好學生的標準答案,雖然展示了底層困境,但仍然是八股文似的起承轉合和畫蛇添足的結局,最終只剩煽情勵志。在近幾年的主旋律作品中,可以說革新了電影的拍攝思路的和類型選擇,人間疾苦與頑強樂觀也真真切切顯示出了幾分。
但作為一部賀歲檔的類型片,只能說中規中矩。誘人的兩點:導演和演員。
導演文牧野,一以貫之的創作特色,對小人物、對草根的注目,對邊緣人群的切入。無論從一開始短片時期的《斗爭》《石頭》《金蘭桂芹》《安魂曲》,還是后來的《我不是藥神》,他好像始終站在現實的土地,用最敏銳的草根洞察力和最豐盈的人文關懷,去體察入微地呈現底層人民的生存困境。
而四字弟弟易烊千璽,作為頂流偶像明星,不論引起粉絲效應,而他個人演技全程在線,把一個普通人的困境掙扎表現得行云流水又感同身受。看的過程中旁觀者只想,“磨難到這該結束了,別再折磨這孩子了,求求了!”也由衷佩服一代被命運捉摸的年輕人創業的艱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奇跡》是一個勵志故事,是一個“成功學”的故事。放在疫情當下的時代、悲觀情緒席卷的社交媒體,這樣主旋律的溫情故事,很適合激勵情緒低迷化的后浪,正如文牧野說的:“現在這個時代是漸漸地趨于共性化,就是進入一個更市場面的狀態,然后人們其實更需要正面能量的東西,因為經濟開始走低,所以人們需要在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找到一些相對正面和溫暖的東西……電影創作具有時代性,不是永恒的,固定的時代下需要一個固定的東西,你扭不過時代,時代是大潮。”
《奇跡》是適應這個時代的創作,是好學生的答卷,但這不是很多人滿意的答案,因為看到景浩面臨的一次次困境與爬起時,我們知道,現實生活里沒有那么多奇跡,而那些被命運捉弄的人,不可能簡單就走向成功巔峰、實現階層的跨越。
《奇跡》呈現出來的,加了一層厚厚的美顏濾鏡,它更像一個憶苦思甜的少年童話,哪怕入口時有苦澀,也終將變成甜味。尤其是結尾處,“奇跡小隊”更好的生活屬于畫蛇添足,含糖量過了,實在有些齁人……
人物好似被扣上了類型的枷鎖,或正或邪惡,用邊緣人群來對抗高層,塑造高層的固執是必須如此對待,塑造底層的無奈是必須豪賭一把,可假如弱的一邊看不到陽光呢,最后的定格——每個底層人都實現了翻身,然而現實和電影不同,里面的任何一個困難都能把笨小孩壓的喘不過氣。
正如塔科夫斯基在《雕刻時光》中所言:“作者能支配的只是那些幫助觀眾搞清所描述現象的深層意義的東西,我們沒必要把復雜的思想和對世界的詩意幻想塞進赤裸裸的條條框框”。
《奇跡》更像糖衣炮彈,給人虛幻的假象,并且后半部分的奇跡出現邏輯極不合理。看到最后,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如何讓這些笨小孩少受一些苦,去關注某個群體的切實利益,而不是告訴他們:蒙著頭去干吧,不管有多少困難,最后一定會成功的。
當然,臉譜化的群像,易撕裂的情緒和節奏失控,塊狀拼貼的觀感,敘事推動力的孱弱,都為這部影片減分不少。對標《我不是藥神》,再去解剖《奇跡》的不足,倒有點苛刻。
我們渴望更多新現實主義的影片,同時也拒絕樣板化的勵志劇。我們看好《奇跡》的某些點,但還是需要更多的批判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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