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李清照是宋朝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女詞人，她出生書香門第，早年生活優渥。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18歲的李清照嫁給了時年21歲的太學生趙明誠，兩人門當戶對，志趣相投，以詩書為樂，共同致力于書畫金石的搜集整理。納蘭詞名句“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正是出典于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所寫的她與趙明誠的閨房之樂。

“靖康之變”后，李清照的生活急轉直下，她獨自帶著夫妻二人多年收集的珍貴書畫、典籍、器物一路南下。1129年趙明誠的突然病逝給她帶來了巨大的打擊，而到紹興二年（1132年）當她終于抵達杭州時，那些隨身攜帶的珍物已散失殆盡，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也無疑令她身心俱疲。其后，年已半百的李清照曾改嫁一個叫張汝舟的人，卻很快便與之離異。這件事令很多后代文人難以接受，他們嚴重質疑甚至激烈否定這一關乎女詞人名節的事，從清代直至20世紀，文人學者就這一公案聚訟不休，在在要為李清照改嫁一事平反、辯誣。

本文摘編自《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一書，美國漢學家艾朗諾系統梳理了李清照再嫁與離異一事，并就后代文人的這種不接受態度做出了自己的解讀，澎湃新聞經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發布以下內容。

1132年（紹興二年）春，高宗離開越州，返回臨安，并定都于此。李清照也隨后來到臨安，很可能和她弟弟同住。后來，她又嫁給了一個叫張汝舟的人，這次改嫁一定發生在她到達臨安后不久，也許是該年三月或四月。我們的推斷基于李清照的自述，她自言其第二次婚姻還持續不到“十旬”，而我們從其他文獻中得知，同年九月初，李清照就去公堂狀告張汝舟。此次訴訟于九月初一結案，張汝舟被免職，并流放到偏遠的柳州（今廣西柳州市）。

關于李清照的再嫁風波，我們想要知道得更多：它是如何發生的？李清照出于哪些考慮才答應了這門婚事？張汝舟的意圖又是什么？成婚后二人又發生了何種爭執？可惜相關資料非常粗略，留下了重重疑點，文獻幫助我們對當事人的意圖作出合理猜測，但僅此而已。一些宋代文章和筆記附帶提及再嫁事件，李清照本人就此事寫有一封很長的書信，這封信的文筆極為出彩，并提供了諸多細節，但書信有其自身限制，我們必須妥善處理該文本。這場官司的一大后果是李清照自己也被投入監獄，但九天后就重獲自由，顯然她得到了翰林學士綦崈禮的幫忙，經其疏通而使李清照脫身囹圄。這封信就是李清照出獄后寫給綦崈禮的，他是趙明誠的親戚，李清照在信中表達了她的感激之情，并解釋了當初如何被張汝舟騙入這場災難性的婚事。書信并不是對此事的客觀敘述，李清照在羞愧難當的情形下感謝自己的恩人，并站在個人立場重述了此事。可話說回來，這封信也讓讀者得以洞察李清照對此事的感受，好比她的公開表態，所以書信以雅致的駢文寫就，用典極為繁復。但文體的形式主義外表無法掩蓋其背后想要表達的情感實質。

根據李清照在信中的自述，我們可以試著重構她到達臨安后的生活經歷。李清照于1132年初來到臨安，此前她已有兩年在逃難中度過，往來奔波于江南地區，這時距離趙明誠在建康突然去世已過去了兩年半。在逃難歲月中，她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收藏的書畫器物日益散失，而每次保全它們的努力最終都失敗了。

就李清照決定改嫁一事，當事人在描述中格外強調自己的衰病與孤苦無依，并反襯追求者的狡詐。到了1132年春，李清照為其亡夫已完成二十七個月的服喪期，在此期間，她身為寡婦獨自逃難，途中還要照管珍貴文物，處境危險，甚至可說是不堪一擊。她無疑需要一位男性親屬的扶持，所以不得不去投靠親弟弟。但李清照又說她和弟弟都被那個追求者給騙了，言下之意似乎是弟弟也催促她答應這門婚事，這并不奇怪，弟弟也要養活自己的家人，他一般是不會把姐姐帶進家門的。實際上，寡婦的親屬往往會鼓勵她們再嫁，這樣可免去家人的贍養責任。

寡婦改嫁在李清照的時代十分尋常。寡婦需要為亡夫服喪三年（實際上是二十七個月），之后便可再嫁，這在當時非常普遍。當然，不同社會階層對寡婦改嫁的容忍度參差不齊：一般來說，寡婦再嫁在社會下層群體中更加普遍，人們對此也比較寬容；而精英士大夫在儒家男權價值觀的支配下，對寡婦改嫁的抵制更強烈一些。但在神宗執政年間（1068—1075），禁止“命婦”（官員趙明誠之妻李清照也名列其中）再嫁的法令已被取消，我們在宋代文獻中能找到許多士人之妻再嫁的實例。

但合法的并非就可取。整體上看，宋代社會就寡婦改嫁一事以消極評價為主，士人群體尤其如此。如司馬光、程頤、朱熹等士人領袖就曾嚴厲批判寡婦再嫁，其中最有名（或曰臭名昭著）的論調來自程頤的說法：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

（程頤）曰：“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節”字在此處被譯作貞潔（chastity），其內涵十分豐富，囊括了德行（integrity）、原則（principle）等意義。對道學家而言，沒有什么比一個人“失節”更可恥的了；而對婦女來說，她的“節”體現在她忠于丈夫，亦即貞潔（chastity），這是女子最根本的德行。

程頤采取了極端形式化的表達，但的確有很多人認為寡婦最好不要改嫁。宋代政府會定期宣傳貞婦守寡的事跡，在布告、橫幅及牌坊上記錄其德行，甚至會賜予她們糧米，減免其稅收。這些貞婦被塑造成道德楷模，人們常把她們同孝子并舉。的確，貞婦與孝子的美德有共通之處：決定留在亡夫家中的寡婦會照料公公婆婆，代其亡夫踐行孝道。這樣的無私行為值得稱頌，相形之下，一些妻子則不愿守寡，拋棄夫家親屬而另擇良夫。但有的寡婦卻是被亡夫的家人教唆而被迫改嫁的，這或是因為夫家覺得多了張嘴吃飯，給家里造成負擔，或是想等寡婦再嫁后侵吞其亡夫的財產，甚至是寡婦的嫁妝。碰到后面這種情況，有些寡婦會據理力爭，誓不再嫁，被視作貞婦烈女，而其他寡婦則選擇默默屈服，放棄她們的法定財產。

就李清照的情況而言，她沒有理由繼續守寡。公公婆婆早在趙明誠生前就已離世，所以她沒有贍養老人的義務。李清照沒有生下趙家子嗣，也就無需為了撫養兒子而留在趙家了。

我們已經發現，身為沒有孩子的寡婦，李清照在面對外人掠奪時無力反抗。即便是在金兵南侵、社會失序以前，這樣一位寡婦的處境也不容樂觀，更何況她還攜帶有貴重的收藏。伊沛霞（Patricia Ebrey）研究了宋代太平時期寡婦的生活狀況，她注意到：

寡婦想要自立并不容易。……無疑，宋代的寡婦想通過更有效的法令來持有她們的嫁妝及亡夫的田產，可即便是要維護這些合法財產，她們仍遇到重重阻力。一些男性族人會想方設法從寡婦那里壓榨財富，甚至發明一些手段專門針對女方而非男性。……現存的宋代斷案資料提供了這方面的諸多個案，反映出無子的單身寡婦最容易成為剝削目標。她們畢竟是弱女子，從小就被規訓說要與人為善、學會忍讓，男人決定公事，女人學會服從，而一個女子公開在外拋頭露面則被視為可恥……實際上，寡婦不僅要提防惡人，甚至還要對自己的親戚存有戒心。

張汝舟其人，我們了解的不多，唯一為人所知的記載說他是個卑微的武官。1131年，他曾是池陽軍中小吏，1132年身任監諸軍審計司，他有承奉郎之銜，但官位很低（在三十級官階中排在第二十九位）。一些研究則認為張汝舟的仕途更顯赫，他曾多次出守地方，并身任中書門下省檢正公事，但如今學者們一般認為此人與李清照再嫁的那位張汝舟重名，而非同一個人。

在給綦崈禮的書信中，李清照強調了張汝舟的騙局，通過典故我們得知，張汝舟有意隱瞞了真實身份，冒充官職，甚至連聘禮也可能是假的。而李清照又突出表現自己當時的病痛和猶豫，盡管她境遇不佳，勉強答應了婚事，但實是身不由己。兩人一旦成婚，李清照便很快發現這是個重大錯誤。這封書信正是一位羞愧者的自陳。

二人成婚后究竟發生了什么？我們無從得知，但李清照的書信暗示了張汝舟因覬覦其收藏才迎娶了她。根據李氏自己在《金石錄后序》中的表述，那時她的收藏已散失殆盡，我們不明白張汝舟為什么還要打她的主意。但我們有理由認為《后序》夸大了她的損失，我們將在下文見到，張汝舟完全可能從這門婚事中獲利。但李清照對他的侵犯予以堅決抵抗：“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彼素抱璧之將往，決欲殺之。”李清照在敘事中穿插典故，明白無誤地揭示了她的遭遇。“遂肆侵凌，日加毆擊”一句表達得相當直白，毫無文飾。之后的兩句借典故描寫毆打的情形：一句是說強壯的惡棍對弱小之人拳腳相加，另一句則引用了可憐婦女遭醉酒丈夫毆打的故事。李清照對這些典故加以镕裁，以突出雙方力量的強弱對比。在傳統文言文中，人們不常讀到有關家庭暴力的文學典故，但李清照卻在這封書信中做到了這點。

即便在當下，一些鐘愛李清照的博學之士仍覺得文中的暴力描寫是夸大其詞，甚至有學者因為拒絕相信這場家庭暴力，進而懷疑書信的文本可靠性，這段毆打情形的描述反倒成了質疑的一大理由。年輕一輩的學者（尤其是女學者）在近年來李清照的生平研究中，則更傾向于認為這樣的控告屬實。的確，李清照在信中以大量篇幅渲染了毆打事件，這使我們幾乎能確信作者意圖，她將此作為整套敘事中的關鍵環節。

宋朝法律對丈夫休妻一事制定了若干條件，但妻子卻無權主動提出離婚。除非夫家對她有所侵犯，諸如發生了爬灰亂倫之事，法官才會同意妻子的離婚訴求。可李清照的控訴顯然不符合條件，而主動離開丈夫的妻子將受到兩年的拘禁處罰。

因此，李清照并不以離婚提起訴訟，而是指控她丈夫的瀆職行為，并希望這次審判能促使她解除婚姻，結果也如其所愿。她控告張汝舟“妄增舉數入官”。宋代官僚行政的相關條款規定，到達特定年齡、考進士多次不中的舉子，都可以上奏朝廷，由皇帝賜予“特奏名”以謀得官銜，有時需要此人達到一定年齡（如四十歲），外加應舉次數的相關記錄（如六次），才能獲此優待。當然也有例外，“特奏名”的頒布很靈活，沒有定制，而得享殊榮的人即使沒有通過進士科考試，也能步入仕途。由于涉及到應舉次數，考進士科的舉子除了填寫年齡及出身，還需上報應試次數，而夸大舉數的人將會受到嚴厲處罰，但總有些謊報之人能僥幸逃脫。張汝舟顯然是其中之一，但很不幸，他竟然愚蠢地在新婚妻子面前對此洋洋自得。張氏最終被判有罪，不僅遭到罷免，而且被貶至偏遠的柳州，不難料想，這場婚姻也就此終結。

那么，為什么控告張汝舟的李清照會被拘禁九天，之后又為何寫信感謝綦崈禮呢？王仲聞的解釋代表了一般流行的看法：他認為，在李清照指控她丈夫的同時，自己也遭到宋代法律的制裁，法律規定任何親屬若起訴家中尊長（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及丈夫），無論對方是否有罪，原告本人都將遭受兩年拘禁。這就是李清照身陷囹圄的緣由。而已故趙明誠的親戚綦崈禮恰巧在這時晉升為翰林學士，他憑借其地位說服朝廷對李清照法外開恩，確保她重獲自由。李氏在信中說“故茲白首，得免丹書”，就是說她在綦崈禮的干涉下得以無罪釋放。如若我們對此事原委的理解屬實，那么李清照狀告張汝舟之舉就更有意味了：李清照本人不太可能事先預料到綦崈禮的干預會奏效，這畢竟需要高層的恩準；她一定是在明知自己將會被拘押兩年的情況下，仍毅然起訴她的丈夫，由此更反襯了她為了結這樁婚姻表現出的近乎決絕的態度。

有學者最近對此次訴訟及李清照拘留后釋放的解釋表示異議，宋詞研究專家王曉驪在其未發表的論文中提出了新看法。在考察了宋代有關家族訴訟的法令后，王曉驪指出李清照的情況并非拘禁兩年而提前釋放，她的行為并不符合減刑的要求。王氏認為，此次拘留實則是針對她及其丈夫的短暫審訊，因此僅僅只有九天。這聽上去很合理，但也產生了新問題：綦崈禮在其中沒有發揮作用。在李清照的書信中，我們知道綦崈禮顯然在某一刻出手相助，并使事態發生了顯著變化，李清照對此萬分感激。假使綦氏并沒有幫助李清照脫身囹圄，他一定有其他重要之舉，但我們無法確知。無論是上述的哪種情形，這封寫給綦崈禮的書信都表明李清照對這場再嫁風波感到無比羞愧。盡管措辭雅馴，但字里行間仍流露出自慚之情。一些冠冕堂皇之語讀來卻令人震撼，如“敗德敗名”、“難逃萬世之譏”、“捫心識愧”，傳達出一位女子沉痛的感慨。當然，畢竟是李清照自己決心提起訴訟，從而曝光她再婚的失敗。作家在信中已逆料胡仔二十年后對此事的苛評：“傳者無不笑之。”可無論如何，這仍然是李清照的自我選擇：她寧愿蒙受世人的非議，也決不愿再維系這段婚姻。

幾個世紀后，歷經明末、清代直至20世紀，人們就李清照再嫁、旋即離異之事提出質疑，并最終激烈地否定了它。提及李清照再嫁的諸多南宋文獻被一個接一個地質疑、辨偽，而對《投翰林學士綦崈禮啟》的解讀則更是夸張扭曲，人們堅信原文曾被篡改，或徑直是偽作。在否定了李清照的再嫁事實后，清代學者將相關文獻記載看作是李清照仇敵的陰謀，他們營造了李清照再嫁、離異的假象，并以此貶損女詞人的名節，而那些認為記載屬實的人則被這一陰謀所蒙蔽。令清代學者引以為傲的是，他們披露了這一歷史詭計，為李清照平反，據說他們這么做是為李清照改嫁一事“辯誣”。

為李清照“雪恥”的學術運動從清代綿延至20世紀，這一現象本身很有意思，它向我們展現了重塑李清照的歷史、后世對寡婦改嫁的態度，以及中國古代最杰出的女詞人“李清照”這一形象的本質。盡管當下的學術共識已經轉向，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李清照再嫁及離異的歷史屬實，但清代至20世紀以來對此事的抵制態度至今仍有跡可循。某些學者依然堅信此事子虛烏有，而不愿接受“再嫁爭論”另一方的觀點。除此而外，通俗文學顯然回避了這一話題，有些人通過官方或民間渠道建構并傳播著李清照的傳統形象。在中國共有四所李清照紀念館，其中的三所未曾提及她的再嫁事實，而墻上所陳列的詳盡的編年傳記也對此只字未提。

誠然，李清照的再嫁與隨后的離異給她本人帶來了創傷般的沉痛經歷，但這些事件能不能反過來極大地幫助我們了解其身世呢？它們是否反映了李清照其人以及她所身處的社會狀況？再嫁風波被認為是李清照生命中的大事，早在南宋時人們便不厭其煩地對此議論紛紛。而早期評論家陳述事件的方式是把它同女詞人的非凡才華相提并論，從而暗中削弱其才女的光輝。

也許再嫁事件還有其他的理解方式。比方說，它們是否凸顯了李清照的個性？現代學者有時會將李清照改嫁之事理解為其獨立精神的體現，因為她罔顧精英士人的指摘而毅然作此決定。甚至有人聲稱李清照的再嫁恰恰證明她與趙明誠的婚姻非常美滿，以至于她無法忍耐守寡的寂寞，才倉促地想要再次組建家庭。我的個人理解是，她的再嫁更可能是一個寡婦所面臨的巨大困境造成的，而與她的性格及早年的幸福婚姻無關。李清照后來回顧了趙明誠死后所遭遇的變故，凡是讀過這段自述的讀者，又有誰會為她不久決定再嫁一事而感到吃驚呢？在寫給綦崈禮的書信中，李清照解釋了當時決定嫁給張汝舟的情形，并強調說自己和她的弟弟都被他給騙了，讀者不難想象，她本人的窘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這場騙局。

與之相應，李清照堅持與張汝舟離婚一事倒能看出她的個性。一位妻子控告她的丈夫在當時很不尋常，這絕非人妻的本分舉動，而宋代法律所規定的兩年拘禁更抑制了類似狀況的發生，同時強化了妻子應被動順從的傳統習俗。而張汝舟顯然低估了他的新婚妻子，他想當然地以為自己能肆意侵占妻子的收藏，可事實卻遠非如此。這在李清照寫給綦崈禮的信中也被直白地表達出來，作者自陳說，一旦她認清了張汝舟的真面目，便萬分驚訝，“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她還自愿披露自己所受的虐待，通過引經據典來展現強者對弱者的欺壓，而不愿在自敘中抹去這段情節，我們在上文已對此作了分析。對于張汝舟背地里所做的齷齪之事，這個女人絕不忍氣吞聲。我們或許能將此舉歸因于李清照的出身，她畢竟成長于世宦之家，曾接受古典教育，在父親的文人圈中往來交際；作為妻子，她曾與趙明誠較量學識，并常常勝過她的丈夫。但有人或許進一步猜想，有沒有和李清照出身相似的宋代女子也被下嫁給暴戾的粗人，而她卻選擇默默忍受，為了避免眾人的非議而放棄反抗呢？

或許，此事最具啟發性的意義在于，它使讀者透過一位女子的切身經歷來感知李清照身處的時代。我們致力于研究宋代社會、文學與制度，也對此有了充分了解；但我們不曾以女性視角來切入審視這些問題，因為男性經歷與成就在相關史料中占據著強勢的話語權。我們對精英士人的研究已相當深入——如士大夫、文人、道學家等———但我們卻很少知道，他們的妻子是誰？若碰到原配早逝、續弦再娶的情況（這在當時很常見），他們又有何感受？而關于士人之妾，我們的認識就更少得可憐了。有沒有宋代名人曾經離過婚？研究者很少提出這個問題，因為當時的文獻諱言此事，而研究者也已習以為常。比如說，較李清照年輕一輩的詩人陸游就曾在母親的威勢下休妻，若干年后，當他再次遇見自己的前妻唐婉時，陸游寫下一首詞以寄托多年來的惆悵之思。這符合讀者的期待：男性文人在自傳體創作中往往對此避而不談，卻樂于代女子口吻敘寫情思，而代女子立言本身恰恰體現了其男性立場。

李清照的身世在此別具價值，它使我們看清了宋代寡婦的艱難處境，哪怕在太平年代，有成年子孫的體恤照顧，一位寡婦的日子總不太好過。我們或許猜想，作為特權精英之一的李清照會比同時代其他寡婦的生活來得容易些，生計更有保障，也更自立。然而，她的書畫藝術收藏等物質財富卻使她更易成為脆弱的攻擊目標，尤其是在社會失序的戰亂年代，其收藏令這位單身寡婦身臨險境。

通過李清照的切身經歷，我們也看到，一位婦女若是嫁錯了人，她的處境會多么悲慘。司馬光和程頤呼吁丈夫降低休妻的門檻，可他們卻不為人妻著想，從未考慮過不幸的婚姻對她們意味著什么。李清照一旦認清了新任丈夫的本來面目，她便身處兩難境地：如果她繼續維系這段婚姻，就會不斷遭受虐待，并最終失去她的所有財產；可如果她決定作個了斷，她就成了公眾羞辱與嘲諷的對象——年老的寡婦再嫁三個月后竟起訴她的丈夫，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啊？這個女人憑借其社會地位及受人追捧的作品，在當時贏得了其他婦女無法想象的知名度。如今，她卻在新的輿論眼光下聲名狼藉，原先對她才名的傾慕也轉化為對其為人的非笑。其實，在李清照的《投翰林學士綦崈禮啟》中，她本人對公眾輿論與嘲諷有充分感知，也早已預見到此事頗損清名。

李清照生平中的這些事件使我們得以窺探宋代精英社會的一個層面，這非常難得。結婚、喪偶、再婚與離異——它們在女子生命中的意義與男子截然不同。而傳統上男性文人不會公開自己的私事，這使得情況更加復雜：男人們在面對成親、喪妻與休妻時，本應流露出更多的焦慮、反思與感懷，但他們不太在創作中提起這些。畢竟，男人對待這類事情有更多的轉圜余地。一般而言，丈夫對妻子意味著什么，同妻子對夫君意味著什么，二者實在無法相提并論。最后，我們不妨再次回想一下趙明誠離開池陽前對妻子的叮囑：他讓妻子將宗器隨身攜帶。而幾周后，他便撒手人寰，李清照說他生前未曾交代后事。此后，我們眼看著李清照獨自應付動蕩的變局，這幾乎把她拖向了深淵——而不幸中的萬幸是，她最終挨過了這段不堪回首的遭遇，盡管已是遍體鱗傷。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美]艾朗諾著，夏麗麗、趙惠俊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