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始創于1990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被譽為“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獎”，會集中展示過去一年中國考古最新成果，也會呈現中國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術。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將于4月12日在京揭曉，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私家歷史”欄目借此機會邀請文博考古學界的專家、學者、學生對一些項目稍作介紹，以期更多讀者了解考古發掘，為公共考古略盡綿薄。

吉仁臺溝口遺址位于新疆伊犁尼勒克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兩個年度的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早期墓葬8座，測年最早距今3600年。發掘者將這批遺存判定為屬于安德羅諾沃文化系統，這是大致不差的，大口平底陶罐、銅刀、銅鏡、石杵、屈肢葬、火葬等特征，都符合安德羅諾沃文化一般特征。但紅褐陶居多、常見附加堆紋、有管狀流和圜底器等特征，又不同于典型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同類遺存還見于2016年中國人民大學發掘的博樂泉水溝遺址。類似遺存在哈薩克斯坦東部地區被稱為楚什尼科沃（Trushnikovo）文化，在七河流域被稱為庫爾薩（Kulsaj）文化，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5世紀至前11世紀之間，晚于一般所謂安德羅諾沃文化。其中圜底器或許是受到以東同時期四道溝文化、卡拉蘇克文化的影響所致，表現出一定的地方特色。這類遺存資料充分后或可單獨命名為一個考古學文化。

從近兩年的考古發掘看，吉仁臺溝口遺址至少在四個方面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一是房屋建筑。

由于經濟形態和考古本身的問題，新疆地區史前考古發現往往只是墓葬之類，很少見房屋建筑。墓葬、祭壇之類主要反映喪葬和宗教習俗，對研究社會狀況的意義遠不如以房屋為主體的聚落，房屋遺跡的缺乏會極大地限制對新疆史前社會的真實了解。

吉仁臺溝口遺址這次發現20座房屋，基本是挖在生土上的長方形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以木柱作為墻骨或撐頂。有早晚之分，但又彼此類似，地面鋪墊平整，火塘長期使用，可能屬于一個人群早晚連續使用的聚落，說明存在相當程度的定居。大麥的發現表明有一定程度的農業，而出土的羊、牛、馬骨，又說明存在濃厚的畜牧業成分。這種半農半牧的狀況，和一般人印象中北疆草原就是游牧人天下的印象顯然不同。這些房屋內外砌石加固，既堅固又隔熱，應當能夠適應當地冬季嚴寒的氣候，或為常年居地。少數大型房屋100~400平方米，或許是部族首領居所或者公共活動場所，小的20~60平方米，或為一般家庭居所。

另外，房屋附近的多半灼烤過的墊石坑很有意思，是用來燒烤？還是制鹽？或者與冶鑄銅器有關？或許可以通過對殘漬物的科技分析找到答案。與吉仁臺溝口類似的房屋建筑，還見于新疆溫泉阿敦喬魯、呼斯塔等遺址，但那些基本都是平地石砌，年代更早，情況并不完全一樣。

二是青銅器冶鑄。

新疆尤其伊犁地區，發現較多公元前2千紀前半葉青銅時代的青銅器，但基本沒有冶鑄遺存發現。早先發現的尼勒克奴拉賽銅礦冶遺址時代已晚至東周。因此，無法對青銅時代青銅器的冶鑄過程有清楚了解。這次在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青銅陶范、石范，冶煉鼓風用的陶風管，坩堝殘部，煉銅遺留的銅渣，以及銅礦石等，明確顯示該遺址存在一定規模的青銅冶鑄，對于研究新疆地區青銅時代冶鑄手工業，以及西方青銅文化的東向流播和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吉仁臺溝口遺址陶范的發現。以往在西方發現的鑄銅范基本都是硬型范——石范，而陶器歷史悠久的中國內地中原華北等地才流行軟型范——陶范，從山西襄汾陶寺銅鈴的發現看，中原地區陶范出現當不晚于龍山后期。因此，遠在新疆西部的吉仁臺溝口遺址陶范的出現，就頗為耐人尋味。另外，類似的青銅冶鑄遺存發現于同樣海拔較低的博樂泉水溝遺址，而不見于海拔較高的溫泉阿敦喬魯和胡斯塔等遺址，這也是值得關注的重要現象。

三是鐵器。

吉仁臺溝口遺址還發現三件塊狀鐵制品，不排除該遺址同時冶煉鐵器的可能性。博樂泉水溝遺址也有同時期鐵制品發現。近年在甘肅磨溝墓地曾出土數件人工鐵器，測年數據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與新疆這些鐵器年代基本一致。這樣一來，人工冶鐵在中國西北地區的出現早到公元前15世紀就沒有什么問題了！

這些人工冶煉而得的鐵器，比以往被人艷稱的北京平谷劉家河、河北藁城臺西鐵刃銅鉞上的隕鐵的利用，還要早上一二百年。以往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鐵器年代在公元前13世紀前后，即便這么晚，還有很多人并不愿意相信。我曾經在十幾年前的一本書《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里，提出新疆地區公元前13世紀后出現少量鐵器，社會經濟發生較大變化，已經逐漸向早期鐵器時代邁進，就遭到不少人質疑；現在看來，就應該仍然有幾分道理。吉仁臺溝口遺址鐵器的發現，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鐵器技術從西亞傳播到甘青地區的路線空白，對于鐵器的傳播發展及其公元前2千紀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四是煤的使用。

在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煤塊、煤灰、煤渣和未燃盡的煤塊，以及煤的堆放點等，將人類對燃煤的使用歷史明確上推到距今3500年以前，而且不排除用煤作為燃料冶鑄青銅器、鐵器的可能性。史前時期煤對人類的意義，當然完全不能和現代社會對它的嚴重依賴相提并論，但也不可小覷，因為其高能量、低成本的特點，在有露天煤礦的地區，或有重要地位。伊犁地區存在不少露天煤礦，坐車穿越山谷時一眼就能看見，被古人認識利用也是情理中事。其實，陜北、東北等地也有露天煤礦，古人對煤的利用也可能更早，7000年前的遼寧沈陽新樂文化就有精美煤精藝術品，但不知是否將煤作為燃料，接近4000年前的內蒙古中南部及陜北的朱開溝文化等可能已有燃煤實踐，有人已經指出過。但像吉仁臺溝口遺址這樣，能夠科學發掘揭示出顯著的用煤現象，還前所未見。有了這樣一個成功的經驗，當會推動以后中國尤其是北方地區早期煤業考古學研究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