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年4月24日，波士頓市民塞繆爾·休厄爾帶著約翰·坎貝爾的第一期周報《波士頓新聞信札》穿過查爾斯河來到劍橋。休厄爾當時正要把其中的一份送給他的朋友、哈佛學院代理校長塞繆爾·威拉德牧師。威拉德收到后非常高興，立刻就將其分享給了其他同事。塞繆爾·休厄爾當時是這座美洲殖民地最大的城市的重要居民之一。在過去五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一直是商業和政府的核心人物。1691年，他被任命為總督會議委員，每年連任，直到1725年退休。作為一位地方法官、父親和鄰居，休厄爾是這個強大的新興社會的模范公民。

休厄爾也寫日記。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超越了他的所有其他成就，使他處于一個特殊的地位，因為休厄爾定期記錄他的日常事務：他的工作、他的談話、他參加的布道，以及他是如何獲得新聞的。

對于研究新聞的人來說，這一資料非常寶貴。在這一敘述過程中，我們目睹了新聞供應和可獲性的真正轉變。到了18世紀，能夠定期獲取新聞的人數大大增加。報紙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些地方，日報即使不夠普遍，也越來越容易買到。但是，盡管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生產方面描繪新聞的歷史，要親身體驗讀者對此的看法卻要困難得多。像休厄爾這樣表達能力強且堅持記錄自己對日常新聞文化的感受的讀者是相對罕見的。

有時，現有的資料可以告訴我們更多關于相對不善言辭的新聞消費者的信息。在本書中，我們間接使用了一份寶貴的資源，即法庭記錄和司法議程，這部分資料當然是正確的。這些文件詳細記錄了歐洲統治者認為討論公共事務有損公共利益的事實。更引人注目的是，這種輿論監管并非集中在印刷上，而是口頭：即奧格斯堡市議會所稱的“危險的空談”。新聞沒有國界。在一個城市印刷的東西可以在另一個城市被出售和閱讀，一旦新聞進入公共領域，就很難阻止它流通。新聞很容易從手稿變成印刷品，從印刷品變成演講稿。

1640年加泰羅尼亞起義時頒布的一項非常有啟迪作用的法令顯示了對不同媒體之間相互聯系的微妙理解：

任何人不得擁有、閱讀或聆聽任何為這個公國的起義和戰爭的繼續進行辯護、警告、建議和鼓勵的書籍或報紙，無論是印刷的還是手寫的；凡熟記這些書籍或報紙中任何部分的人，不準把它們講述出來，也不準讓任何人聽到它們。

學者們傾向于優先使用印刷文字，因為它提供了大量過去事件的現存證據。但壓力重重的地方法官們從未低估過話語（或者說記憶，正如這個西班牙的例子所表明的）的力量。通過閱讀《圣經》，他們知道“生死在舌頭的權下”，也知道“愚昧人的口，自取敗壞。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網羅”。確實，他們對此非常在意。在歐洲那些擁擠的城市里，生活空間狹窄，人們幾乎不知道隱私為何物，到處都是烈酒，謠言如野火般蔓延。當市政當局把一個散布煽動性言論的人逼入死胡同時，他們總是煞費苦心地想弄清楚這些異端最初是如何聽到這個謠言的，后來又向誰說起過。

新世界正在形成，但舊世界并沒有被驅逐。新聞交流的多媒體世界，那些帶來新聞和聽到新聞的人之間的微妙的互動鏈，并沒有在來勢洶洶的期刊報紙面前消失。法庭記錄提供了一些關于前現代新聞傳播的最佳證據：它們揭示了一個充斥著喊叫、侮辱、謠言和歌曲的劍拔弩張的動蕩世界。研究發現，歌謠是這一時期一種特別有力的批評載體：巴黎警方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仍然非常關注諷刺歌曲的流傳，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這個信息交流豐富多樣的世界里，很明顯，盡管各種形式和種類的商業新聞紙不斷增加，許多市民仍然可以免費獲取所有他們需要的新聞。

新聞消費者在某種意義上已屬特殊，而記錄自己對時事的反思的人更是鳳毛麟角。所以，花點時間去了解三個以自己的方式記錄想法的人會很有幫助。他們身份各不相同：英國工人、荷蘭職員和北美地方法官塞繆爾·休厄爾。不僅是細致入微的日記，這三個人在其他某些方面也很不尋常。但是關注他們時，我們的確得知了很多本書所提供的多媒體世界的內容。盡管現有的新聞媒體日益成熟，但令人驚訝的是，很多東西仍然沒有改變。

形勢逆轉

尼赫邁亞·沃林頓是一個謙遜低調的人。他是倫敦一位木料旋工的兒子，一生都操著父親留下來的手藝，住在一所離他出生地很近的房子里，位于倫敦橋以北幾碼的地方。沃林頓對公共事務并不感興趣，但他生活在一個動蕩的時代，正是作為這個時代的編年史家，他后來才有了名氣。沃林頓的生平很不尋常。1618年，就在他以獨立工匠的身份加入旋工公司前不久，他開始在眾多筆記本中記錄他的宗教思考、時事評論、信件和抄寫的部分印刷新聞書。1654年決定停止寫作時，他已經編纂了五十卷書，其中至少有兩萬頁密密麻麻的文字，他成為那個時代首屈一指的工匠編年史家之一。沃林頓善于內省，有時他會想，這種強迫性地記錄自己日常精神之旅的做法是否相當不健康。盡管像其他商人一樣時不時有金錢煩惱，沃林頓還是在書籍上花了很多錢。在內戰初期激動人心的歲月里，他買了數百本新聞小冊子。1642年，當他悔恨地凝視著堆積在他家四處的小冊子時，他意識到這些東西是一種奢侈：“這些每周新聞的小冊子……是許多小偷，它們在我還沒意識到的時候就把我的錢偷走了。”

沃林頓是一個特別有價值的證人，因為他寫作的時期，新聞環境變化非常迅速。在1620年代和1630年代，當沃林頓剛開始編纂他的日記時，英國的新聞連載出版物時不時被禁止，并一直受到嚴格控制。但作為一個倫敦市民和虔誠的清教徒，沃林頓在首都動蕩的政治事件中扮演著熱情的觀察者角色，偶爾也參與其中。1638年，尼赫邁亞被星室法庭問及散發煽動性書籍的問題。鑒于書的作者威廉·普林受到了殘酷的懲罰，他對此感到驚恐是可以理解的。三年后，據說有一萬五千名倫敦人來到威斯敏斯特，勸說上議院給可恨的斯特拉福德定罪，尼赫邁亞也是其中之一。沃林頓想：“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么多人聚在一起，當他們看到有哪個勛爵來的時候，大家都會異口同聲地喊，正義！正義！”。

沃林頓非常清楚自己生活在事件的中心，他通過自己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視角來解釋這一切。幾乎所有他記錄的新聞事件都被視為“神的意志”的證據：懲罰有罪之人，或考驗主的子民的信仰。他的編年史有整整一卷專門講述了那些褻瀆安息日的人所遭受的惡果，這樣的例子在這個擁擠的大都市中屢見不鮮。1632年，他記錄了一個有教育意義的故事：一個星期天，兩個年輕人在白教堂區的一艘船的索具上嬉戲，其中一個墜船身亡。沃林頓從這位受過懲罰的幸存者身上得到這個故事，許多這樣的故事——一個孩子在母親進行每月洗滌時掉進火中；或者一家人在安息日外出時房子被燒毀——都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傳到他這里。內戰開始后，沃林頓同樣一絲不茍地收集國王的軍隊輕蔑地稱這些敬神的人為圓顱黨時，遭遇突發災禍的實例。沃林頓的上帝很快就通過種種跡象表明他對那些堅持走“直路”和“窄路”的人的偏愛。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對埃吉山戰役的特殊描述：“上帝在指引子彈方面的令人驚嘆的工作。”

尼赫邁亞·沃林頓的手記。（福爾杰莎士比亞圖書館，華盛頓）

在尋找天意運作的證據時，沃林頓毫不懷疑地記錄下許多奇怪而具有威脅性的征兆：1626年一場可怕的暴風雨，1628年在伯克郡看見一顆流星。七十年后，對于老練的倫敦新聞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報道含蓄地指出了鄉下人的輕信，但沃林頓這一代人卻沒有這樣的懷疑。1643年在諾里奇附近發生過一場可怕的風暴，導致一百一十一只白嘴鴉和寒鴉死亡，這一自然現象引出了一個巧妙的解釋：“我們可以推測，這可能是上帝對那些劫掠財物的騎士叛亂者的審判，他們像白嘴鴉和寒鴉一樣，現在靠著老實人的汗水吵鬧生活。”

沃林頓細致入微的記錄有力地證明了城市人口對重大事件的影響。在尼赫邁亞出生的前幾年，托馬斯·史密斯爵士就已經非常精確地把英國國民劃分為“有官職的人和沒有官職的人”。工匠和商人屬于后者，他們“在我們的國民中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權威”。沃林頓這代人顛覆了這些自信的假設。雖然他在可獲得的新聞出版物上花錢大手大腳，但他的大部分新聞都是通過朋友、偶然相識的人以及教友們緊密聯系的網絡獲得的。對于一些重大事件，如倫敦橋的燃燒，他作為目擊者進行記錄。另一些記錄則是他從小冊子中抄來的，比如1618年令詹姆斯國王大為震驚的彗星。

他不顧一切地為1640年代的連載新聞掏腰包，這些新聞在哪些方面影響了這種成熟的新聞意識？沃林頓當然對決定沖突結果的更廣泛的戰略問題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意識到自己家人所在的愛爾蘭將發揮關鍵作用，并對沖突后期英格蘭和蘇格蘭虔誠教眾之間出現的裂痕感到惋惜。他在一封寫給在新英格蘭的朋友詹姆斯·科爾的頗有見地的信件里，定義并分析了戰爭的各個階段：1639年至1640年的“教士戰爭”、1642年的“瀆神戰爭”和1648年的“虛偽戰爭”。后來的歷史學家們只是改變了他主觀判斷的名稱，但幾乎沒有改進年表。沃林頓的興趣并不局限于英國戰爭。1638年，他手中的一本書揭露了德意志基督教人民的悲慘境遇，1628年，他哀悼了拉羅謝爾的胡格諾派教徒的命運。

沃林頓的小冊子是為了一個特定的目的而收集的，即創造一種歷史敘事，讓“下一代人能夠看到上帝所做的一切”。他的記錄將把上帝的子民所經歷的考驗告訴后代。沃林頓對這些考驗的感受非常強烈，因為戰斗造成了他身邊人的傷亡：一個學徒和一個親密的朋友。在個人與政治的交匯處，新聞網絡并不總是運轉順利。直到1643年，在專門講述天主教在愛爾蘭的暴行的章節中，沃林頓才記錄下了兩年前被謀殺的姐夫的死亡。大概此時他才聽到這個可怕的消息。

沃林頓是個老練的讀者。有時他會從新聞書中抄寫他親身參與過的事件：在這里，他通過筆記來排列和整理自己的回憶。他對戰爭年代的詳細敘述提供了一部扣人心弦的當代史，它主要根據他收集的小冊子和親身經歷編纂而成。很少有人像我們的旋工師傅那樣致力于為時事帶來秩序；在一個由虔誠塑造的世界觀中，他的筆記本成為記錄和預言上帝對人類不可言喻的目的的一種手段。

同儕之首

和尼赫邁亞·沃林頓一樣，塞繆爾·休厄爾也是一位虔誠的牧師。他結婚之前曾在哈佛接受過培訓，最初打算擔任神職，神學教育的印記一直伴隨著他。他定期合理參加布道，經常在禮拜天出席兩次，而且還是安息日的嚴格捍衛者。波士頓的主要部長都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作為地方法院的司法專員，休厄爾的首要職責之一就是參與著名的塞勒姆女巫審判案，對被告定罪。他很快就開始后悔自己在這一黑暗勾當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是唯一一個公開否認自己角色的法官；他光著頭站在會眾面前，他的牧師宣讀了一份正式的痛悔短禱。

休厄爾從二十一歲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生命的最后一年，總共長達五十多年。在這段時間里，波士頓從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變成了一個繁忙的喬治亞城市。休厄爾仍然忠于老一派的價值觀，但是他的正直不容置疑，且沒有個人的虛榮心，這讓他受到整個社區的尊重。

作為波士頓商業和政治精英的一員，休厄爾能夠接觸到最可靠的信源。他熱切地閱讀收到的郵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也熱烈歡迎波士頓第一份周報的出版。他一生都在訂閱這份報紙，并把連續幾期報紙整齊地裝訂成冊，放在他的圖書館里。但是，盡管這份代表了歐式教養的高雅報刊使他感到快樂，他在《波士頓新聞信札》上讀到的內容似乎只對他的新聞世界產生了微不足道的影響。從他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甚至在報紙出現之前，休厄爾就已經身處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新聞網絡的中心：家庭、商業、司法巡回區和殖民政府。

當休厄爾婚后搬到岳父家時，他立即加入了一個重要的新聞中心。游客和信使帶來了定居在馬薩諸塞灣附近農場和居民點的家庭成員的信息。在危機時刻，休厄爾會是最早知道這個仍屬邊陲社會的地方所面臨的威脅的人。1690年，當一位信使帶來了印第安人進攻的消息時，休厄爾立即寫信給他的父親和兄弟。就連即將迎娶總督女兒的休厄爾之子的婚禮也被暫時打斷，以便總督能大聲朗讀自己兒子（殖民地司法部長）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抓捕某個海盜這件讓他一直奔波的事情。

海盜和他們的命運經常被特別記錄在休厄爾的日記中。作為一名法官，他經常碰到對他們的審判，作為一名從事出口貿易的商人，他非常清楚他們對殖民地經濟構成的威脅。盡管如此，他還是常常站在仁慈的一邊。休厄爾有著令人羨慕的強健體格，他不停地旅行，騎馬去波士頓以外的地方做生意，或作為一名法官進行巡回審判。日記中較早的一段文字可以讓人感覺到他的熟人圈子內豐富的互動，以及他們作為新聞傳播者的角色：

喬舒亞·穆迪和我出發前往伊普斯威奇。我住在斯帕克家。第二天，2月12日，我去聽了穆迪先生的布道，和科貝特先生共進晚餐后騎馬去紐伯里，看望因腹痛而感到不適的理查森先生。2月16日，星期一，我請菲利普斯先生和佩森先生到鎮上，過一天齋戒日。穆迪先生上午布道，菲利普斯先生下午布道，伍德布里奇先生和派森先生協助祈禱。這是一場日程相當滿的集會，穆迪先生已經通知過大家，他整個安息日都在布道。去韋納姆和伊普斯威奇時，我們被告知安息日（2月8日）那天，大約在下午鍛煉結束前，那里和塞勒姆發生了地震。大多數人都聽到了一種嚇人的陰沉之音，但許多人也感受到了震動。

《波士頓新聞信札》，從副標題到日期的風格都是對《倫敦公報》的盲目模仿。

休厄爾和沃林頓一樣，是一位對自然現象和天象不加懷疑的記錄者。虔誠的新教徒在早期的日記寫作者中占據如此突出的地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們往往極其坦率：在一個無所不知的上帝的注視下，掩飾是無用的。1717年，休厄爾失去了妻子，他卑微地尋找一位合適的孀婦，想與她共度晚年，這一切都被完整而痛苦地記錄下來。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大眾印刷媒體開始在休厄爾獲取新聞方面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這并不是因為報紙本身有了進步，正如我們看到的，約翰·坎貝爾采取了一種固執的老方法來對待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相反，由于休厄爾削減了自己的公共責任，他越來越依賴于二手信息。在他的晚年，他甚至依靠年輕的女性親戚來打聽消息，比如，“表妹簡·格林太太告訴我，伯納州長的任命要來了，我之前從未聽說過，雖然前一晚鎮上的人就知道了這件事”。

在18世紀的頭幾十年里，休厄爾的日記最生動地揭示了新聞采集和傳播在本質上的等級結構。公共印刷品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波士頓印刷廠出版的小冊子可以刺激當地的辯論。但最重要的消息不可避免地首先傳到殖民地的主要市民那里，他們再把消息傳給親屬、同事和他們認為合適的其他民眾。重大消息在波士頓十一座教堂的講壇上被公開宣布。但是休厄爾和他的同事們認為，有很多新聞沒有必要被拿去煩擾社會地位比他們低的人。在喬治亞的波士頓，最有價值的消息還是在親信的圈子里流傳。即使是一個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民主原則之上的社會，也對最寶貴的商品——信息——加上了自己的社會過濾器。

波士頓不是一個典型的地方。直到休厄爾的生命接近尾聲，這座城市才放松了對特許經營場所的嚴格控制（他對此并不同意）。在其他地方可能于家中或酒館里進行的業務，往往在波士頓的公共集會中進行：教會、法庭周圍，甚至在葬禮上。當然，波士頓和其他地方一樣，容易傳播不受控制的謠言，要么是國內發生的戲劇性事件，要么是歐洲發生的重大事件。1685年9月22日，休厄爾從鄰居法伊菲爾德那里聽到了一個相當混亂的故事——法伊菲爾德地位不那么顯赫，沒有進入休厄爾的日常圈子——關于蒙茅斯公爵的處決（這發生在7月15日的倫敦）。法伊菲爾德是從一個魚販子那里得到這個消息的，后者顯然是從一位船長那里聽來的。接下來的一周，休厄爾在日記中進一步記錄了借更可靠的信源進行更正后的敘述。在這里，和往常一樣，與正常的精英傳播渠道相比，不夠準確的流言傳播得更快。

波士頓是一個獨特的實驗室：在這里，新聞的篩查比在人口更稠密的歐洲大陸更嚴格，報紙作為第一新聞來源起著次要的作用。休厄爾致力于印刷業——他年輕時曾管理波士頓出版社三年，是一名出版作家——并孜孜不倦地收集報紙。但大多數時候，他把那些自己精心裝訂的報紙作為參考資料，用以查閱姓名和日期，或被全文轉載的政治文本、演講和宣言。波士頓報紙還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商業參考資料，例如入境船只的靠岸日期。盡管把商品價格納入其中是波士頓第二份報紙《公報》的創新，但這一創新在波士頓商人的要求下被放棄了，因為他們不希望失去對康涅狄格州和羅得島的競爭對手的商業優勢。

在某些年份，休厄爾為他的裝訂本準備了一份主要事件的索引，并適當添加了旁注。盡管如此，當地報紙在休厄爾的信息網絡中只扮演了一個小角色：事實上，其作用還小于從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出發的船只帶來的進口報紙。也許對于那些沒有休厄爾那么有人脈的人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坎貝爾的報紙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它將新聞帶給波士頓周邊規模較小的地區的訂閱者。相互競爭的報紙帶來了不同的觀點，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精英對新聞的控制。但是在波士頓這樣的地方，與講述者信譽密切相關的口頭傳播方式，在整個殖民時期一直是新聞傳播的核心。

業余新聞記者

到了18世紀中葉，荷蘭共和國已經失去了一些早期的光輝。人們不再因其對國際貿易的無情控制而感到恐懼，也不再因其突然崛起為歐洲第一強國而感到敬畏。但這仍然是一個極復雜精妙的社會；它仍然擁有歐洲最發達的新聞市場之一。它的每個大城市都有一份固定的報紙，其中一些到那時已經創辦很久了。《哈勒姆真理報》是直接從17世紀中期創辦的報紙發展而來的。1650年到1750年，它的發行量擴大了十倍，大約有四千三百人訂閱了這份每周發行三次的報紙，而《阿姆斯特丹報》的銷量約為六千份。這些對出版商來說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不過考慮到阿姆斯特丹的人口規模和當地缺乏競爭，這個數字就沒那么具有沖擊力了。18世紀中葉出的十份荷蘭報紙的每一份都享有地方壟斷，受到地方當局的保護和管理。這樣的競爭來自相互重疊的市場：《哈勒姆真理報》一半的印量是通過其阿姆斯特丹經銷商銷售的。

荷蘭新聞文化的活力源自其悠久而杰出的小冊子制作傳統，作為歐洲城市化和文化水平最高、資產階級化程度最深的國家之一，其在處理公共事務方面明顯更加無拘無束。這里是新聞愛好者和業余工作者的天堂，而這些人之中沒有人比揚·德布爾更熱情。

揚·德布爾是一名職員。他每周有三天在一個酒商的辦公室里工作，這使他有足夠的時間從事其他活動。顯然，他的生活條件相對寬裕。他積極納稅，在哈勒姆有一間小房子，可以免費租給“窮人”。德布爾還是天主教徒，是一個少數教派的成員，它招致了一些反對，但其成員通常都能和平地進行宗教活動。但是德布爾很清楚，是地方長官保護了他們，有部分人不希望他們有什么好下場。

德布爾的新聞日記很不尋常。與沃林頓或休厄爾留下的記錄不同，它幾乎沒有包含自傳材料。德布爾很少寫日常活動，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記錄新聞上。他是在政治危機時開始寫日記的：威廉四世被任命為總督，以及1748年的稅務騷亂使威廉得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德布爾繼續寫了十二年，才放下他那本精美的書，他為這本書準備了一頁裝飾華麗的扉頁。盡管他運用了自己所有的專業技能來制作這本書，但此舉并不是為了擴大發行量。這本書一寫完，德布爾就把它和其他手稿一起鎖在柜子里。他如愿以償，這本新聞編年史至今仍是一份未出版的手稿。

德布爾大部分日子都在寫他的編年史。除了口耳相傳的消息外，他的信源還包括書面報道，其中許多都被他粘貼到書中適當的位置。德布爾是一個有天賦的新聞收集者，他有真正記者的直覺。在被挫敗的稅務騷亂的兩個主謀將被處決的那天，德布爾確保自己提前來到達姆廣場，以便研究具體的安排。他確信，在出入口都很窄的情況下，人群的聚集會帶來麻煩，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龐大的人群無法控制，槍聲四起，在匆忙逃離的過程中，許多人被壓死。即使在這場悲劇中，德布爾也能為自己的報道質量而感到慶幸：“我知道，沒有人像我這樣仔細和認真地觀察了這一事件，并立即將之全部記錄下來。”

德布爾也熱衷于讀報紙。他是《阿姆斯特丹報》的忠實讀者，但《海牙報》在他的日記中被引用的頻率也差不多高。這兩份報紙輪流于不同的日子（在當地是周二、周四和周六，在海牙是周一、周三和周五）出版，因此訂閱這兩份報紙的讀者實際上等于購買了一份日報。在特別激動人心的時候德布爾還能得到其他的報紙：《萊頓報》，以及來自哈勒姆、鹿特丹和格羅寧根的報紙。大多數都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的書店里買到。德布爾還閱讀和收集小冊子。多倫騷亂促使人們為當前的經濟弊病尋找替罪羊，一些小冊子公開質疑天主教教徒能否成為忠誠的荷蘭市民。德布爾既是這場爭論的參與者，也是觀察者：他相當自豪地指出，他的詩《祖國》已經出了好幾版。小冊子經常是他從街頭小販那里購買的，有時朋友們得到了一些已知被地方法官禁止的東西，也會提供給德布爾。雖然德布爾平時遵紀守法，但他很享受這種即使不是特別危險也屬半地下的書籍交易。

因為德布爾非常仔細地記錄了他獲得新聞的渠道，我們能夠較為準確地剖析18世紀阿姆斯特丹的新聞網絡，這一網絡允許感興趣但沒有特權的市民進入。結果很有啟發性。例如，1748年，德布爾在他的編年史中記錄了一百七十九個新聞故事的來源。其中兩成是他親眼目睹的，四成是他從第三方那里聽來的，還有不到四成是通過閱讀印刷品獲得的。這是阿姆斯特丹政治特別動蕩的一年，但即便是在大多數重大事件都發生在其他地方的時候，比如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他的報道也只有不到一半來自印刷材料。即使在印刷品中，報紙也遠不是主要的新聞來源。如果我們調查一下德布爾在他的新聞編年史中插入的內容，就能發現其大部分都來自其他類型的印刷媒體：小冊子、政府出版物和一些雕刻畫。盡管阿姆斯特丹是17世紀最早的報紙貿易中心之一（請記住，該市曾一度有九家相互競爭的報紙），但報紙在18世紀阿姆斯特丹的新聞世界中扮演了一個相對低調的角色。

厭煩斯內克

為什么在18世紀中葉，即使對揚·德布爾這樣一個忠實的新聞追隨者來說，報紙仍然是一種令人不滿足的新聞來源呢？在荷蘭共和國，從17世紀繼承下來的生機勃勃、富有創新精神的報業實際上受到更多約束。每個城市只允許有一份報紙。作為對其壟斷地位的回報，這份報紙要支付一筆可觀的費用，而編輯們則小心翼翼地不發表任何地方法官可能反對的東西，以免影響他們的投資。對報紙內容的自我約束并沒有被世紀末的偉大革命推翻。19世紀的法國和低地國家都出現了一種向熟悉的、更為保守的報道模式的倒退。在這方面，英美的爭議性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例外。更典型的是作為荷蘭共和國主要智識中心的《萊頓報》于1785年刊載的這篇社論公告：

由于報紙的目的是發布新聞事件和印刷官方文件，而不是收集論辯文章，我們懇請投稿人不要用這種稿件來打擾我們。

荷蘭讀者確實希望參與政治辯論。但這主要局限于小冊子和新一類政治期刊。享有特權的、謹慎且有利可圖的報紙仍然是不可侵犯的。19世紀國內新聞的報道將會擴大，成為報紙的核心業務。但在18世紀，這一目標還沒有實現。

荷蘭報紙堅決拒絕宣傳當地的政治爭議。1786年，除了弗里斯蘭自己的報紙《呂伐登日報》外，每家荷蘭報紙都刊登了弗里斯蘭愛國者的一封信。《呂伐登日報》意識到它很容易遭到當地政府的反對并被取消有助獲利的特權，于是只滿足于重印地方法令：例如禁止來自斯內克鎮的水果籃（它們明顯小于弗里斯蘭地區其他地方的水果籃，客戶可能買到短斤少兩的貨物）。

這似乎是一種荒謬的陳詞濫調，盡管平庸狹隘的傳統在許多地方報紙中仍然存在。但它確實讓人們注意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報紙大部分稿件的直接來源。即使在18世紀末，官方出版物仍然是新聞和信息的重要渠道。本書上一次討論到這點時，它被當作16世紀新聞市場不斷擴大的一個因素，當時歐洲各國政府開始以大報和小冊子的形式大量印制公告和法令。但這并沒有隨著新的商業新聞出版形式的出現而結束。從17世紀開始，官方出版物的摘錄和全文被簡單收入連載新聞出版物。而政府則繼續以傳統的方式頒布法令，在公共場所張貼告示，或在市集廣場上大聲疾呼。在識字普及之前的時代，這種口頭發表形式繼續在新聞傳播中發揮重要作用。

對于新的讀者群來說，報紙則在其他方面讓人失望。直到18世紀末，報紙還完全沒有插圖。那些想要獲得重大事件的視覺呈現的人，如揚·德布爾，不得不單獨購買雕刻品或木刻版畫。這種間歇性活躍的市場為新聞關注者勾勒出一幅幅重大事件的圖景。但購買者必須自己將這些插畫與報紙或小冊子上的敘述結合起來。在新聞故事的繪畫中巧妙而引人注目地并置文字和圖片仍需時日。

讀者還擔心報紙的準確性。1757年，德布爾試圖了解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戰爭的最新消息。盡管他密切關注著新聞，但還是被相互矛盾的報道搞糊涂了：“我實在不懂如何協調這些不同的報道，我將把它留給比我更聰明的人去做。”真正的問題是，仍然占據報紙主要版面的遠方新聞遲遲不能到達。在這方面，從17世紀到19世紀，新聞的供應并沒有很大的改進。格羅寧根的報紙在1750年的新聞報道實際上要比1800年的更及時。事實上，一旦歐洲郵政網絡在17世紀中葉建成，就再沒有什么能進一步加快新聞的傳播速度了。只有19世紀的重大技術革新——電報和鐵路，才能帶來明顯的變化。到那時，變化是驚人的。1823年，外國新聞平均需要十八天才能傳到《呂伐登日報》。五十年后，這個數字減少到四。

這要緊嗎？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聞對第一次聽到或讀到它的人來說是新鮮的。它作為娛樂或說教文本的價值并沒有因為它在傳播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而降低。如果它是一個更新過的舊故事，那么它根本不需要新的內容來表達觀點。這對于本書中許多新聞的新消費者來說是事實，但對于那些輿論制造者來說，情況顯然不是這樣，傳播速度對他們一直是至關重要的。對他們來說，就像四百年前一樣，能獲取可靠的新聞來源是權力的核心屬性，他們繼續從報紙之外的渠道來獲取新聞。

從“癢”到“病”

在14世紀到18世紀之間，能夠定期獲取新聞的人大大增加。新聞媒體對這種公眾的變化適應得很慢，尤其是在語氣和風格上。重要的是要記住，專業新聞服務是在“委托人”（client）一詞用來描述生產者而非潛在買家的時代首次亮相的。新聞工作者把自己獻給一位顯赫的貴族或王子，就像詩人獻上十四行詩、藝術家獻上肖像畫，以期得到獎賞一樣。甚至當這項服務被貨幣化時，新聞寫作者爭取客戶的語氣也很像一個商人在兜售他的商品。這種委托關系的傳統一直延續到18世紀，當時像丹尼爾·笛福或塞繆爾·約翰遜這樣的受雇作家通過寫作來換取補貼或工資。或者說，在巴黎的公報作者那漫長、慵懶和嬌縱的職業生涯中，他通過對王室特權充滿敬意的主動歌頌使報紙獲得王室壟斷的保護而免于競爭。

同樣，新聞寫作也固執地堅持著通過為歐洲統治階級提供信息和簡報發展起來的風格。新聞從秘密簡報演變成商業新聞信札，然后被插入第一批報紙，但它在風格或組織方面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可以說，購買這些報紙的新一代讀者會感到榮幸，因為他們能得到以前只在統治階級的秘密顧問之間傳遞的信息，但他們可能也很難理解這些信息。新聞工作者認為沒有義務對此進行解釋。如果讀者想得到這些外國政治報道的解釋，或者想知道與自己生活更相關的那些領域發生了什么，他們就不得不依賴傳統的新聞傳播機制，即以對話為主。

許多新聞和大部分的解讀與分析都是通過口頭傳達的。這種對讀者真實生活經驗的漠視，或對想象中的讀者的建構，一直延續到法國大革命時期關于讓-保羅·馬拉的故弄玄虛的古典典故中。到我們這個時代結束的時候，新聞工作者明顯給人一種印象，即他們更關心贏得上流社會人士或作家同行的認可，而不是被壓迫的讀者的認可。新聞以作家為中心，而非公眾。讀者要么接受，要么放棄，他們必須振作起來，跟上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歐洲市民的確選擇進入這個難懂的印刷新聞世界。約翰·庫珀在1667年寫道：“你無法想象，人們對新聞的‘癢’已經發展到‘疾病’的程度。”這一醫學上的比喻很能說明問題。對許多人來說，新聞已成為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重大事件發生時購買小冊子，已不怎么令人意外。對解釋、規勸或準確性證明的需要足以解釋這一時期伴隨著所有重大事件的小冊子的涌現。更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在這樣一個報紙有時會坦承確實沒有新聞的時代，人們也希望定期閱讀新聞。

答案似乎是，報紙的價值部分在于其所包含的內容，而至少同樣重要的是閱讀報紙這一生活方式所代表的事物。它們使讀者得以瞥見一個遠超日常經驗的世界。事實上，他們瞥見了許多世界：從未去過的國家、慶幸從未經歷過的戰爭、永遠見不到的權貴——即使見到了，這些人也不會多看他們一眼。他們可以在歷史作品或旅行敘事中了解這些世界，但在報紙上，他們卻被帶入一個不可預知的大雜燴中，沒有敘事，只有牛肉派或一夸脫麥芽酒的價格。沒有報紙的生活是可行的，但一旦有了報紙，它很快就成為一種文雅生活的配備。它是一種標志，表明市民已經在社會上達到了一定地位，失去這一地位將是痛苦的。報紙已進入歐洲社會的生命線，沒有退路了。

本文選自《新聞的發明：世界是如何認識自己的》（[英]安德魯·佩蒂格里 著， 董俊祺 童桐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