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在印度主管高等教育的大學撥款委員會大樓外再一次爆發了由官方大幅削減招生名額引起的大規模學生抗議活動。據印度媒體DNA報道，抗議學生企圖越過警方設置的障礙物進入大樓，而學生則指責警方的暴力行為，九名學生被警方帶走，但都于一小時后釋放。這些學生來自一所有著斗爭傳統的著名大學——尼赫魯大學（以下簡稱“尼大”），這是一所以印度建國總理尼赫魯命名的印度國內第一流學府。按照尼大學生的說法，本次抗議是他們保衛自己受教育權利的“最后一戰”，而這場長達兩個多月的“斗爭”還要從去年5月的一項規定說起。

學生抗議運動仍在進行中

2016年5月5日，大學撥款委員會公布了一項關于副博士（M.Phil）、博士學位要求的規定，其中一條要求每位教授在任一時間指導的博士不超過8名，副博士不超過3名。副教授可指導的相應學生數分別為6名和2名，助理教授為4名和1名。這項規定針對包括尼大在內的45所中央級大學、邦級大學和其他指定大學，要求目前學生人數超過上限的學校通過削減未來招生盡快符合規定。

在學生組織和學校交涉以后，尼大行政部門于今年2月7日公布2017年秋季學期的招生政策，名額相比去年削減了近60%。這意味著原本打算在碩士畢業后繼續攻讀副博士、博士學位的學生和可能無法繼續深造。另外，由于尼大超過50%的學生是憑借對不同種姓和其他群體的保留名額進入大學的，招生名額的驟減意味著尼大可能無法保障對落后階層（Backward Classes）的優惠政策。抗議的學生除了要求取消招生削減政策，還要求把副博士、博士錄取考試中面試所占的比重由現行的20%調整為10%，甚至取消面試，因為他們認為面試制度對邊緣群體不利。

由于這一政策涉及所有想升學的人，左翼和右翼的學生組織一改往日的斗爭局面，形成統一戰線，表達異議，組織游行、罷課、演講等抗議活動。在尼大校長拒絕與學生代表談判之后，激動的學生們在2月9日至27日期間封鎖了學校行政樓。在這近三周的封鎖期內，學校的一切行政工作都被迫停止了，對教學工作造成了很大影響。

抗議活動本來已經有所平息，但3月14日一名尼大學生的自殺使得矛盾再度升級。這名自殺的學生名叫木圖·克里希南（Muthu Krishnan），來自達利特群體，是尼大歷史研究中心的副博士。 他的Facebook的最后一條信息是：“副博士和博士的錄取不公平，面試不公平……否定學生們封鎖行政樓，否定邊緣群體學生的受教育權利，當公平都被否定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被否定了。”此次自殺事件，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出名額大幅削減政策和面試制度給邊緣群體帶來的煩惱甚至絕望。

3月16日，德里地方法院對尼大學生要求撤銷新招生政策的案件做出判決，要求尼大嚴格執行大學撥款委員會的規定。這一判決讓名額的一次性削減幾成定局，就連之前爭取到的一些名額保留也被一刀切，一些比較熱門的專業如東亞研究、政治學、國際組織與裁軍研究等招生計劃都為0。最新的政策還把面試成績比重由原來的20%調整為100%，筆試考試僅僅決定是否有面試資格。尼大過去對邊緣群體的照顧加分政策也被一并取消。

判決結果宣布后，學校馬上公布了新的招生政策，比學生之前強烈抗議的政策更為嚴厲。無法接受這一結果的學生們發起了新一輪的抗議活動：一些學生和教師于3月24和28日在大學撥款委員會大樓前抗議；3月24日到25日下午，學生封鎖了學校的主門；三月22日到28日，抗議的學生集聚在教室附近，抵制一切學術活動。

尼大學生抗議背后的原因

大學撥款委員會的這項規定并不只針對尼大，但獨獨在尼大引起了巨大的反抗，背后自然有其原因。首先是尼大往年招生數量大，一個導師指導的學生人數過多的問題年年累積，如果立即執行新規，就造成了很多專業招生人數為0的情況。印度人力資源和發展部部長普拉卡什?賈瓦德卡爾（Prakash Javadekar）在出面力挺尼大新招生計劃時說道，“……在今日之尼大，竟然出現了大量同時指導20-25名（博士和副博士）學生的教授這樣的案例，真是聞所未聞。”而在印度其他的著名學府例如德里大學、印度理工學院，由于原本的招生人數就少于或接近此次規定的限額，都沒有出現大規模名額削減的情況。

其次，尼大是一所以人文社科聞名的研究型大學，除了幾個語言專業設有本科項目以外，大多數專業只設碩士學位及以上的項目。對于大多數受此次政策影響的碩士生和副博士生來說，繼續攻讀到博士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不少學生都已經將重心放在了升學的準備上。另外，由于校方新招生政策宣布得很晚，臨時找工作對不少文科學生來說都有很大的壓力，加上進入社會后印度學生往往將面臨家庭催婚的壓力，這些突然要面臨的難題讓不少學生感到迷茫和失落。

另外，群情激憤的學生們還把這次限制副博士、博士的規定與印度人民黨反尼大，反教育的大政策聯系起來。筆者訪談了幾個因為罷課而在學院門口徘徊的學生，其中一個學生說：“因為大家認為尼大集中了一批反莫迪政府分子，尼大的學生很清楚地知道美國在對世界的其他國家做什么，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系為什么如此緊張，他們有著清晰而智慧的頭腦，這讓一些人感到害怕了。”尼大是一個左翼的學校，學生們崇尚平等、自由和民主，具有批判思維和反抗精神。在右翼的莫迪政府上臺之后，學生們更是對政府政策持批判態度。在一個右翼執政、社會右轉的國家，尼大被扣上了“反國家（anti-national）”的帽子，而學生們崇尚的反抗精神和自由主義到了社會上則被丑化為性開放和毒品泛濫。這種學校與政府及外部社會對立的關系，一定程度上讓學生們認為削減名額的政策是莫迪政府打壓尼大學生和其他具有批判思維的未來知識分子的手段。

知識界對印度教化的擔憂

不同于歐美國家對官僚機構中立性的要求，印度的官僚機構是高度政治化的，很多公務員有著明顯的政治傾向。本次大學撥款委員會的政策事實上造成了對左翼學校的打壓，教育經費的削減被不少左派和知識分子懷疑是莫迪政府敵視知識界，推動印度教化（Hinduization）戰略的一部分。

坊間一直有從莫迪總理的成長和教育經歷來尋找他對教育不友好的證據。莫迪出生在一個不富裕的家庭，幼年時期曾在一個汽車站賣過茶，這一經歷在支持者的口中成為勵志的故事，在反對者的口中則是一個笑料。莫迪在八歲的時候就參加了極端右翼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的培訓，并為其服務多年，此后于1985年加入了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BJP）。至于高等教育，莫迪1978年畢業于德里大學的一個遠程教育課程，1982年在古吉拉特大學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盡管莫迪從小就接觸了政治，但不像老牌政黨國大黨（ICP）的總理候選人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一樣出生于全印最為顯赫的號稱“尼赫魯-甘地王朝（Nehru-Gandhi Dynasty）”的政治家族，而在教育經歷上也不像上一任總理、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一樣接受過傳統的精英教育。這樣的經歷讓莫迪在知識分子眼里成為了一個“沒文化”的總理，因而對他的教育政策持懷疑態度。

知識分子們對莫迪不信任的例子莫過于對其去年年底的廢鈔令持悲觀和批評態度。不少專家、學者和咨詢機構批評廢鈔令對經濟的打擊，對信用制度的破壞，對底層民眾的剝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在今年年初將印度2016年GDP增長率的預測下調到6.5%。印度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阿瑪蒂亞·森發表對廢鈔令的評論時說這一政策是“損害經濟互信根基的專斷之舉”。然而今年二月莫迪政府公布去年11、12 月的GDP增長率為7%，遠遠超出了大家的預期，莫迪很自豪地告訴選民“努力工作比哈佛更有用（Hard work more powerful than Harvard）。”這一數字受到強烈質疑，而這一評論則被知識界視為莫迪輕視高等教育的又一項證據。

對莫迪政府具體政策的批評折射出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印度政壇右翼當家、社會右轉的擔憂。三月份五個邦邦議會的選舉，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拿下了包括占全國人數六分之一的北方邦在內的四個邦，這不僅讓印度人民黨的政治地位如日中天，讓莫迪本人在2019大選中勝算大增，這更是印度社會右轉的最好的證明。它體現了在莫迪所描繪的發展圖景的面前，印度人民已經忘記了廢鈔令所帶來的不便，接受了發展主義掩蓋下的印度教化。

盡管印度是否能實現穩定高速的發展還不能下定論，但印度教化的表現已經是不勝枚舉。首先是對印度穆斯林的排斥。莫迪政府最近上任的北方邦首席部長、印度人民黨黨員約吉·阿迪特亞納斯（Yogi Adityanath）就是一個強硬的印度教徒，曾發表過極具煽動性的反穆斯林言論；其次是對印度教文化優越性的大力宣傳。印度人民黨提倡世俗主義（positive secularism），并不像法國一樣要求私人化宗教，與之相反，印度教的標志和儀式越來越多的在公共場合展示，宗教氛圍也越來也濃；再次是科學和商業的印度教化，例如印度傳統醫藥（阿育吠陀）（ayurveda）和運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包裝，并以商業的方式迅速推廣。

另外，印度教化和民族主義是分不開的。去年11月30日，印度最高法院要求所有電影院在每場電影播放之前演奏國歌，要求觀影者必須履行“憲法愛國主義”。就在最近的3月28日，中國OPPO公司駐印員工被指將印度國旗損害后扔進垃圾桶，引發印度民眾大規模的抗議，三名該公司的印度籍員工在警察局以“不尊重國旗”登記立案。印度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莫迪政府在利用民族主義鞏固印度人民的凝聚力，將尼赫魯時代包容的民族主義替換為印度教民族主義。

尼赫魯大學招生削減一事或許只是個案，但由此引發的抗議卻反映了印度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印度現有的政治、社會趨勢的憂慮。筆者無判斷孰是孰非，印度的變化一定是有人歡喜有人愁的，在當代世界政治發展不斷打破知識界主流觀點的今天，我們只能以一個體驗者、觀察者的角度來記錄一個個事件。此次印度第一學府招生抗議事件的延燒，放在前日印人黨五邦選舉大勝后針對北方邦首席部長的這一關鍵性職位任命的政治背景下，都展現了印度國內的“藏紅花色化（saffaronisation）”，這究竟對印度，對南亞次大陸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無疑，它對于當代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對于傳統歐亞地區和現代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走向，在印度這一變量中，都加入了不小的不確定性。

＊印度觀察小組（India Observation Group, IOG）（一批立足于北京和新德里的印度國別研究觀察家組成的團隊），聯系郵箱：india_observatio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