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宣布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熱議。雄縣、安新和容城這三個大多數國人并不熟知的縣城，在這個春天成了堪比40年前深圳小漁村一般的熱土。建設雄安新區是推進京津冀協調發展的重大決策部署，這也意味著京津保地區率先聯動發展進入了跨越發展的加速期。長期以來作為直隸首府和京畿重鎮的保定，在區域經濟版圖中的地位開始重新得到關注。本文提出“保定雄、京畿安！”的核心觀點，也是希望在各界熱議雄安新區未來發展的同時，更多地以一種區域視角和歷史眼光加以審視這片熱土，提出并嘗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為何是保定？

保定的地名取“保定大都、安定天下”之意，可見其在歷史上便是拱衛京師的京畿重鎮。作為直隸首府和河北省最早的省會，從1669年至1968年的三百年間，長期是河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清代的全國官馬大道系統（類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主干網絡）中，保定因其居于通往京都的咽喉要地而享車馬漕運之便，成為華北交通樞紐。在京津冀區域，也因此有著“北京城、保定府、天津衛”的說法。

可在過去的五十年間，保定逐漸了喪失既有的交通和政治兩大優勢，隨著石家莊、唐山等城市的發展，在京津冀區域中逐漸邊緣化。例如，保定至今仍是河北省地級市中少有的幾個沒有民用航空機場的城市之一。而津保城際鐵路則直至2015年底才正式通車。進一步回顧河北省新世紀以來的省際空間戰略思路演變可以發現，從2004年的“一線兩廂”到2010年的“兩群一帶”，河北省逐步形成以石家莊為中心城市的冀中南城市群、以廊坊為核心的環首都城市群，和以唐山（重工業戰略）和滄州（港口戰略）為中心城市的沿海城市帶的基本格局。而日漸清晰的戰略格局背后，卻是保定日趨落寞的身影。

直至2015年《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并將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列為國家戰略后，保定在新一輪區域格局中的戰略地位才逐漸凸顯出來。綱要明確保定作為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并突出其作為京津保率先聯動發展區的中部核心功能區，將是非首都核心功能集中承載地的選址之一。今天再回顧這一定位，其實當初已經為今日雄安新區的規劃打下伏筆。

在同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一句“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為大家所熟知。對于保定的發展定位的再思考，正是從歷史和現實發展的客觀背景出發，尊重其城市發展的歷史規律，重新理順其與北京、天津的空間分工關系，使其回歸到“保衛大都、安定天下”的京畿重鎮職能上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保定的復興與崛起，也有利于改善京津冀地區二級中心城市缺失的結構性矛盾。京津保率先聯動發展，可以有效改善既有京津單軸的發展格局，通過這一成長三角的培育，形成類似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三角穩態均衡架構，從而優化城鎮體系結構、促進區域協同發展。

二、為啥在雄安？

既然保定對于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么重要，那為什么不將集中承載地放在保定中心城區，而要在距城50公里以外的雄縣、安新和容城一帶設立雄安新區呢？我個人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

首先，保定中心城區經過多年的發展和近年來行政區劃的調整，也已發展成為一座數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如果在既有空間上疊加非首都功能，這無疑是當年北京城建設的再一次翻版，會給將來“大城市病”的重演帶來巨大隱憂。正是基于這一考慮，保定中心城區被排除在了選址范圍之外。

其次，則是雄縣、安新、容城三地自身的發展基礎、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在發展基礎上，三縣轄區面積近1600平方公里，2016年國民生產總值約200億元，現有縣城開發程度偏低，未來發展空間充裕；在資源稟賦上，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位于區域南部，整體生態環境優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特別適宜吸納高層次人才和高能級產業的入駐；在區位條件上，這一地區距離北京和天津市區均為160公里，距保定中心城區約50公里，規劃建設中的首都第二機場恰好位于北京市中心和雄安新區中間位置，榮烏和大廣兩條高速通達，恰恰是這種與周邊中心城市的既離關系與合適的空間距離使得這里成為設立新區的重要條件。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們才有必要認識到，雄安新區的設立勢必對周邊城市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從區域視角來看，今后檢驗這一重大戰略舉措成功與否，將有三個重要標準：一是是否集中承載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二是能否發揮推動京津保地區率先聯動發展的撬動桿和粘合劑的關鍵作用，三是可否成為帶動京津冀乃至華北平原和環渤海灣地區發展的創新驅動新引擎。正因為此，需要在其建設過程中特別注重與保定中心城區的聯動、融合發展，通過統一的規劃管理和建設，避免城市規模過度擴張和連綿發展；通過調整優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建設開發新模式。

三、如何認知新區？

在這次中央決策中，有一句話引起全社會廣泛地關注，“這是中央繼深圳特區、浦東新區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而且有心人也發現，自1992年浦東新區成立以來，先后設立了18個國家新區。而雄安新區是為數不多以中央而非國務院名義設立的新區，這也凸顯其戰略意義的高度與不同。

正確地認知雄安新區，還需要從2014年習總書記“2·26”講話開始溯源。在那次講話中，總書記全面闡述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重大意義、推進思路和重點任務，特別關鍵的是將區域協同發展和解決“大城市病”問題聯系起來加以辯證思考。可以說，這一戰略思路直接引領了三年來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一系列戰略布局，2015年出臺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則是上述思路的行動綱領。

通州的北京副中心建設，是示范帶動非首都功能疏解，主要承載北京市的黨政機關和市屬行政事業單位整體轉移。雄安新區建設，更大可能是重點承載部分國家行政、國家會議、國家科技研發功能和企事業單位的集中承載地，是承載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中之重。這樣就可以有效保障前不久北京市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出首都的四大城市戰略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而在北京中心城區和雄安新區之間規劃建設首都第二機場，搭建多制式復合立體的交通網絡，則可以保障國家首都功能的正常運轉和兩地的便捷通達。

通過上述一系列戰略舉措的有序部署，中央無疑希望在保障首都功能高效運轉的同時，通過合理的空間分工來有效緩解北京“大城市病”，并提升河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和水平。

最后想講一下對于新區建設規模和節奏的認識。在中央文件中明確提出，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個人理解，在黨的二十大之前，雄安新區將集中建設起步區并初具100平方公里建設規模的雛形。

此后，將根據自身功能集聚和區域發展的客觀規律，逐步拓展到200平方公里的發展規模。雄縣、安新和容城三縣約1600平方公里轄區面積，加上緊鄰的保定中心城區約500平方公里的面積，比較近似其遠期2000平方公里的控制區范圍。但必須指出的是，作為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的現代發展新區，將更加突出生態綠色的發展底線。其2000平方公里更多是未來控制區域而非建設規模的概念。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新區的橫空出世攪動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春池，也留給各界更多討論。以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作為標桿的雄安新區，其未來的發展在突出自身建設的基礎上，更需要以區域視野審視其杠桿效應的發揮，更需要處理好與保定中心城區發展的聯動關系。浦東新區的成功恰恰在于其以浦東帶浦西，從而帶動上海、帶動長三角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騰飛。雄安的成功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區域關系，更需要堅定在承接首都非核心功能的首務之下，如何帶動保定崛起、推動京津保聯動、驅動京津冀協同這一發展思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