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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中國傳統農歷的新年，象征著一場新的輪回。在漫長的人生里，是這樣順應著節氣、天文變化的歷時里的節日昭示著一次次新的希望。家族志的一篇文章里寫道：“稱呼某地是家意味著人類心甘情愿地承認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這顯然是一種示弱的姿態。”在中國傳統里，以家庭為單位的精神依托把人與人聯結起來，因而在紛亂流離的生活里，人在時空中始終有一個確定的坐標，通過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

虎年新春，湃客鏡相聯合北大傳播學課程的作者們，共同書寫家族歷史。并以自身童年至青年視角的轉換，折射出幾代人溝通、理解和凝視。是在代際輪回里生生不息的傳承——文化與情感，故土與新人，賦予了中國人“家”的精神歸屬。

采訪并文 | 夏夕空

指導老師 | 王洪喆

編輯 | 林子堯

一

姥爺一直是一個不茍言笑的人，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每天早出晚歸，日夜兼程。

有時對家人而言，姥爺更像是一個“形象”，是“父親”、“丈夫”、“姥爺”，是忙于工作、小有建樹的縣郵電局局長，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提及姥爺的生活和過去，就連媽媽也只能說個大概，然后無奈攤手：沒了。

或許對姥爺而言，有很多事情本就不必對家人說。甚至有一次，姥爺一個人公務出差，病倒住院了，也沒有對家人透露過半點消息。最后還是查班的護士覺得奇怪，特地翻了通訊錄，才一個電話打到了我家。媽媽拉上我趕到住院部，推開門責備道：生病住院你怎么都不說一聲！

姥爺一個人坐在窗邊，眉毛微抬，露出他慣有的瞇眼笑：“來啦？沒事兒，小病。”

媽媽心疼又無奈，坐在床邊給姥爺削起了梨子。

直到姥爺痊愈出院，回到家中，姥姥才知道他病了一場。

“瞧把你能的！”姥姥也氣得不行。

小時候覺得姥爺家就像一個藏寶閣，印著郵政、聯通標記的各種小玩意兒藏在房間的每個角落，從茶杯到鑰匙扣，應有盡有。我偶爾也會翻出寫著姥爺姓名的獎杯、名牌、信箋，媽媽就會把我抱到一邊讓我別碰，姥爺卻只是笑笑，眼睛瞇成一道縫。

“買書去嗎？”“好！”

我跳上姥爺的綠色自行車后座，姥爺就吱嘎吱嘎騎著車載我去書店看書。

“你出生之后，你姥爺還在后座上專門給你裝了扶手和腳蹬子呢。”媽媽說。

圖一.姥爺的郵政自行車

二

1952年，姥爺出生，剛記事不久就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

“70來歲的人都知道挨餓，但那時候都還是小孩。挨餓的原因他不知道，只知道沒有東西吃。”

那時候，曾姥爺還是一名郵電局的郵遞交通員，每天騎著馬給縣委送信。當時的郵電局歸郵電部垂直管理，下設電信總局，總管報紙、信件、傳呼機、包裹、固定電話等。曾姥爺每天要投遞的信件不多，路途不遠，送信的范圍攏共只有三里地。馬兒費蹄，人不費力，跑到當地放下信件便是。

按照那個年代供給制的慣例，交通員不吃工資，只是偶爾有些零花錢。曾姥爺嗜酒，每每拿到錢也只是換了酒來在家一人獨飲。家徒四壁，橫七豎八的只有喝空的酒瓶子，遇到饑荒自然也無從應對。姥爺就是在那個時候認清了地里所有可以吃的樹皮、青草、花朵，也學會了蒸“菜包子”——把菜和草混合在一起“炸”熟，團成菜團，在粗糧面上一滾，裹上一層比煎餅皮還要薄的面皮，然后放在清水鍋上蒸菜團。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沒有油、沒有面，頓頓吃菜喝水，姥爺瘦成了一把骨頭。

也許是對饑荒和貧困的記憶過于深刻，時至今日，姥爺依然從不在家中喝酒，吃飯也從不浪費分毫。

姥爺對上學念書有一種執迷與狂熱。年底串聯結束后，姥爺回家種了兩年地，終于又回到了學校，在那個大部分村里孩子連小學都沒能讀完的年代，順利念完了高中。

“你曾姥爺就是沒上過學，也不識字，一輩子只干了郵遞員這個差事。送信時也只能靠記住村子的大致位置，一路問著走。”

“人還是得上學啊，得念書。”

姥爺沒能趕上1977年恢復高考的大潮。1971年高中畢業之后，姥爺就回到家，做起了村里的會計和生產隊隊長。

當時村里的作物成熟后，會先收集下來堆成一垛，由生產隊定期按重量分給村民。然而由于同一垛蔬菜的收獲時間不同，不同晾曬區域蔬菜的含水量不同，相同重量蔬菜的可食用部分占比不同，村民們總吵嚷著說分配不公；同時需要分配的蔬菜數額巨大，分配場地又不足以容納全部待分配物資，只能靠人力一趟趟搬運。“一天下來，運蔬菜的人沒有一個不癱在地上，而另一邊老百姓卻還覺得自己比別人拿得少，就吵架吵到生產隊來。”

姥爺很快就解決了這個麻煩。每次收獲之后都將作物馬上上稱，以百斤為單位分成不同的小份，等到分糧的時候，先把已經提前稱好的百斤按份分給村民，然后再稱量分發剩余的零頭。分糧順序抓鬮決定，按號拿取。這樣最大程度確保了公平，也大大節省了稱量搬運的人力成本。

“大頭對了，零頭就好辦了。在那之后，村里的人就再也沒因為分糧吵過架了。老百姓才不傻呢，所以制定政策要用心，權衡好公平利弊，這些他們都是能感受出來的。”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姥姥、姥爺在村里人的介紹下相識相知。1974年，媽媽出生；1977年，小姨出生。

姥姥和小姨也先后從事了郵電行業，這是后話。

1975年，曾姥爺退休。子承父業，姥爺正式進入縣郵電局，成為了一名郵遞員，每天騎著小自行車去偏遠地區送信。

“那段時間真是起早貪黑。每天天不亮就出發，天黑后才回來，一天下來基本見不到縣城的太陽。”

姥爺的送信區域是根據上一任郵遞員的投遞能力進行劃分的，而之前的郵遞員工作時總是偷工減料，一次性將相鄰村落的信件送到幾個村共同的辦事處，等有需要的人自己來取信，這給盡職盡責的姥爺帶來了極重的工作負擔。

“那時候，平常的信叫平信，也就是平安信。平信的投遞進度是沒有跟進的，寄信人不知道信件什么時候能到，有沒有送達，有沒有丟失，在哪里弄丟。另一種信叫掛號信，這種信要貴一些，郵遞員的送信進度、送達地點都有所登記。他這種投遞方式連平信的送信標準都達不到。工作是輕松了，但信件卻總是在辦事處積壓很久，也很容易遺失。”

姥爺依然堅持著送信到村、送信到戶。“送信區域是按照那個人的投遞效率劃分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投遞標準送信，按時送達的壓力就很大，但這在當時也沒辦法改變。”于是每天天還沒亮，姥爺就已經踏上了送信的路程：“那時候，如果是普通村落，我一天能送四五十個村；密集一些的，一天能送八十個。”工作的代價是個人家庭生活的折扣，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童年的媽媽每天起床后就很少能再見到自己的爸爸。“甚至在我三四歲時，有一次他回到家，我都不認識他是誰”，媽媽說。

在這郵遞員生涯的六個月里，姥爺每天按時起床，按時出發，按時收信，按時送達，甚至每天到休息處吃飯都有特定的時間點，“不能給接待處和收信人添麻煩呀。每天和這種按時按點的任務打交道，就得把自己變成一個活鐘表。”有條件時，姥爺也會盡量與人方便，能幫捎一點東西，代傳一點消息的都盡量幫忙。

長期積累的高口碑讓姥爺很快就得到了提拔的機會。1976年的一次工作調整后，姥爺成為了縣郵電局的郵政班長，管理一部分郵遞員，同時做著班里的黑板報、文案等宣傳工作，偶爾也給郵遞員們替替班，做做送信的老本行。那時，郵電部已經結束了軍事化管理，郵電分家，曾經的郵電老大拆分成了郵政局和電信局。郵政局承繼了郵電局的核心政治功能，不計經濟效益，傳達機要文件和保障民生基礎；而電信局則繼續負責報紙、信件、傳呼機、包裹等工作，企業化發展苗頭初現。

姥爺說：“對郵電產業來說，有很多地方的工作，交給企業來做是絕對要賠本的。在很多偏僻落后的村子，很多人可能一輩子連電話都沒聽說過，更別提自己打電話了；但郵電作為社會民生基礎，是經濟發展必要的設施，總要投入充分的人力、物力來架線、做設備，但很多時候連成本都收不回來。所以說郵電分家是一種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平衡，對兩邊都有好處。”

姥爺和當時的郵電員工

郵電分家是市場化改革的縮影，而對年輕人來說，變革則意味著機會。在錯過高考之后，姥爺終于趕上了經濟體制初調的機遇，過去的小小郵遞員也一點點展現出了自己的能力與智慧。

“特長很重要，”姥爺說，“在大學里、工作中，都要有亮點，要給別人留下印象。有的人會打乒乓球，給單位爭光，這對別人來說是一種印象；搞活動搞得非常出色，也是一種印象。有機會的時候就要多學一點東西，多學一些手藝。在平凡的崗位庸庸碌碌做一輩子的人太多了。”

郵政班長時期，姥爺把自己負責的每一期黑板報、宣傳冊都做得一絲不茍。文筆生花，工作細致，人際口碑高，又寫得一手好字，姥爺就是這樣得到了郵電局領導的重視，做起了局長秘書，每天整理會議記錄、管理收發檔案。有時候領導們晚上開會開到九點多，姥爺就加一夜班，第二天交上會議紀要和新一天的會議稿件。

“辦公桌的對面就是單位食堂。有時候寫完文案，抬頭一看，食堂已經點燈做飯了。”

姥爺寫文稿也有自己的一套心得。“成績和宣傳必須相匹配。工作時候多想想當下還需要什么，自己能做什么；宣傳時候不必刻意鼓吹，但也不要吝嗇，畢竟宣傳不僅是成果展示，更是工作交流和相互學習的一部分。”在繁復的文書工作和會議宣傳中，這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對郵電內部的工作內容及外部合作伙伴的交流渠道愈發熟悉，也積累了更多的人脈與經驗。

1982年，姥爺擔任了縣郵電局的工會主席，幫助職工反映工作、生活中的個人意見，負責組織員工節日福利，生病慰問等日常活動，同時和行政方進行溝通，幫助工人維護基本的報酬權、休息權、安全權、培訓權等。“這跟當秘書時候就又不一樣了，郵電工會主席不僅要熟悉高層的政策思路，更多的還要在工人和行政之間當一座橋，了解和平衡雙方的需求。”他還組織了很多的文體活動，作為員工福利，豐富群眾生活。

郵電局合唱活動合影

1990年7月，這個一向平安的小城鎮連降暴雨，并最終演變成了水災。

資料記載：“黃河防洪工程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出現水溝浪窩11244條，沖走土方6.72萬立方米，沖毀險工、護灘壩垛8段，毀壞房屋817間，直接經濟損失約30萬元。”

面對災情，通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郵電業的發展也同樣受到了災情影響。業務受損，員工整體生活和信心也跟著受了挫。姥爺和幾個同事一起四處走訪，和受災員工聊天交流，對郵電局的受災情況進行拍照記錄并上報災情。“那時候大水把郵電賓館和周邊的平房都淹了。屋里的水積得很深，站起來甚至都能沒過小腿。我們就用磚頭把床腳墊起來，防止水把木頭淹壞。”

三

過去，郵電系統最主要的設備——電話網以外國進口設備為主，國外產品長期壟斷中國通訊市場，行業內有“七國八制”（七個國家，八種電話機型）的說法。1991年，解放軍工程學院院長鄔江興主持研制出了HJD04萬門數字程控交換機（04機），中國電信業開始絕地反攻，中國通訊市場發展的大潮也已經揚起。

姥爺恰好趕上了這大潮。1996年，老郵電局局長退休，姥爺接任成為了新的縣郵電局局長。

那時，北方通訊業普遍落后于南方，農村落后于城鎮，而基層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同樣難以支撐起經濟發展的步伐。“以前有一家外商已經和我們達成了投資協議，但因為那時候沒有程控電話，最后還是沒合作成。”姥爺說起這件事，依然覺得惋惜：“要推發展就得對外開放，對外合作，但如果沒有基礎設施，一切就都是徒勞。”在之后的日子里，姥爺組織郵電局進行了模擬移動電話擴容和分組交換擴容，新建了兩處移動電話通訊站，又通過光纜和微波兩種手段穩定長途業務。那段時間里，姥爺時常從家里揣幾個饅頭和簡單的炒菜去上班，休息時就把飯菜和饅頭拌到一起，用開水沖一沖，吃完飯，一丟飯碗就再次開始商討、設計基站建設問題，刨坑、拉桿、架線，從村村通電話開始，完善基礎設施建設。

1998年，為了更好地與外國資本壟斷情況抗衡，同時打破國家電信局體制僵化、經濟壟斷的狀況，國家成立了信息產業部，開始操刀拆分中國電信，進行企業化運營。從此郵政只負責投送報紙、信件包裹等，電信的主要業務則集中于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同時郵電分家，電信局縮減部分行政職能，成為了電信公司。姥爺對此并不意外：“郵電是獨家經營，發展的速度也很快，引入競爭是絕對必要的。”電信公司的職能重點進行了調整，但并沒有改變其本質：民生關懷與經濟發展職能兼具。

同年，姥爺當選為市人大代表。每每說起這件事，姥爺雖然面不改色，言語里卻也總是帶了些自豪：“我們局里過去連縣級的人大代表都沒有，更別說市里了。”這是姥爺的一項政治成就，也是對他過去在郵電局工作成績的肯定。

郵電變遷的速度和規模也逐漸達到了一個小小的峰值。90年代初，傳真機流行之后，電報就不常用了，后來又有了傳呼機，BB機，但它們的生命周期都非常短。“過去有報紙、信件、電報、固定電話，公用傳真等，看似業務繁多，但業務的實際操作效率很低。我們以前裝電話用的線路，一條線最多也就只能連幾通電話，不像現在的光纖電纜，要多少傳輸量，一條電纜就足夠了。”

2000年，為了進一步細化職責，打破壟斷，引入競爭，中國移動和中國衛通從中國電信中拆分出來，原中國電信尋呼業務并入聯通公司。

2003年，全國電話座機飆升至2.5億部，平均5人一部；也正是在這兩年，姥爺手下的固定電話業務也逐漸達到了高峰。“跟BB機、尋呼機等這種發展高潮過后很快消失的業務不同，即使到了現在，固定電話的使用率還是很高。2000-2010年是它的發展高峰，也是我們那時重點推的業務。之后固定電話有所衰落，但直到現在也還依然存在，像公司電話，內部電話什么的。”

姥爺家泛黃的集郵冊

2005年，中國電信市場南北拆分，人員、業務、固定資產等全部分成兩部分，形成南電信，北網通的局面。南方十二省由于經濟條件好，繼續擁有“中國電信”的商譽和無形資產，可以經營固定電話、寬帶等全國性的移動業務，而北方十省則由網通公司與吉通公司合并成為新的網通公司。姥爺繼續在網通公司任職，任市級網通公司總經理助理，兼縣級網通公司總經理。

“實際上這樣拆分之后，南方就占走了大頭。不只是因為它繼續保留了原來的名字，而是因為它的業務本身就占走了全國的大半。這樣北方網通的發展壓力就更大了，畢竟最后要在市場上形成競爭。”姥爺說，“但也沒辦法，南方一個廣東省的業務量幾乎能頂幾個北方大省，是我們的發展太滯后了。這樣南北分開之后，兩邊的發展速度都變快了，整個業務收入基本都是翻著番兒地往上漲。工作還是那些工作，只不過更加看重經濟效益了。”

“這么多年下來，我和同事也一起走過了很多地方，從海濱到內地，周邊每一個重要的鄉鎮都去了一遍，也去了東南亞、歐洲的很多國家，去了解和學習。要做通訊這一行，就不能只是呆在一個地方不停地畫餅、造車，還是要多走、多看、永遠學習和進步，不然這和郵電精神本身就是南轅北轍的。”

2007年，姥爺離職、退居二線。

2011年，姥爺圓滿結束了市人大代表的履職生涯。

2012年，姥爺正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