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巴爾《倫敦的末日》的預言并不會停留在小說里。

《大霧霾》中提到20世紀倫敦的大霧最糟糕的一次是1952年的“大霧霾”,在此之后發生的額外死亡人數高達4000起之多。那么1952年的12月的“大霧霾”是怎樣的情形？它又促生了什么？不如從彼得·布林布爾科姆的記述中去讀一讀，60多年前的那場“大霧霾”之前，也有清風和陽光。然后一場持續了5天多的霧霾突然襲來……　

彼得·布林布爾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是《大霧霾：中世紀以來的倫敦空氣污染史》一書作者，系澳大利亞著名大氣化學家、國際著名大氣環境期刊Atmospheric Environment的主編、東安格利亞大學環境科學學院大氣化學教授。3月25日下午，澎湃新聞聯合匯智基金會、上海交大EMBA讀書俱樂部和上海百年財富企業家俱樂部共同舉辦了一場關于《大霧霾：中世紀以來的倫敦空氣污染史》的讀書會。

關鍵詞：究竟什么是霧霾？　

有必要先回顧下歷史，倫敦“黑色一周”，1952年12月4日至9日，倫敦上空受高壓系統控制，大量工廠生產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廢氣難以擴散，積聚在城市上空，倫敦城被黑暗的迷霧所籠罩，馬路上幾乎沒有車，人們小心翼翼地沿著人行道摸索前進。直至12月10日，強勁的西風吹散了籠罩在倫敦上空的恐怖煙霧。

事后，據英國環境污染負責人厄爾斯特·威廉金斯博士統計，在霧災發生的前一周，倫敦死亡人數為945人；大霧期間，倫敦地區死亡人數激增到2480人，而大霧所造成的慢性死亡人數達8000人，與歷年同期相比，多死亡3000-4000人。

讀書會上，現任《學術月刊》編輯、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后、華東師范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張洪彬就霧霾的產生、歷史、分類、治理等方面與現場聽眾與嘉賓進行分享與交流，他對倫敦空氣污染、煤煙對環境影響進行了專業分析，還談到空氣污染歷史、公眾對污染認識的變化以及污染治理的艱難歷程，從事宗教與科學關系研究的他認為污染的治理不僅是化學問題，更涉及到政治和法律監管。企業家們就如何實現產業結構轉型、支持中央藍天保衛戰計劃展開思辨。

在簡要介紹書籍和作者之后，張洪彬從日常生活出發，梳理了幾個相關關鍵詞之間的區別。我們熟知的煙是指燃燒而產生的固體小顆粒，而霧則是液體小顆粒。在《發明污染》中，霧霾早在1905年就被命名，定義為煙霧混合物，甚至包含揚塵。更為科學性的術語PM10和PM2.5分別指空氣動力學直徑≤10微米和2.5微米的可吸入顆粒物。它們面積大，活性強，易附帶有毒有害物質，且在空中停留時間長，傳送距離遠，因而對人體健康和大氣環境質量影響大。一旦被人體吸入沉積在呼吸道、肺泡等部位，可引發疾病。

倫敦：從認識霧霾到治理霧霾

接著，張洪彬從1952年著名的倫敦大霧霾講起，一方面喚起聽眾興趣，一方面為聽眾敲響警鐘，要求人們以史為鑒，通過他國的經典案例吸取經驗教訓。自中世紀以來，倫敦城的空氣就一直飽受煤煙污染。在17 世紀初，倫敦便有了“霧都”的聲譽。到了19 世紀，霧甚至成了造訪倫敦的游客們必看“特色”景觀。國家藝術畫廊的空調系統的過濾器通常很長時間才會因來自倫敦空氣中的微粒物質的沉積而堵塞。但在大霧霾期間的一天里，過濾器的堵塞速率是平常速率的26倍，而在一個4小時的時間間隔內，它們被堵塞的速率是平常速率的54倍。如果我們假定，倫敦空氣通常的煙氣攜帶量大約為250μg/m3，那么，在這4小時內，國家藝術畫廊內煙氣的最高濃度或許高達14000μg/m3：這是一個高得驚人的污染水平，盡管存在著霧對微粒物質的凝聚性質有影響的可能。在后來的倫敦污染事件中測得的每小時最高濃度是7200μg/m3。

由此，他進一步提到了英國能源結構變遷，分別從炭、煤、煤氣、電、石油等角度闡述了英國產業結構轉型。在場的企業家們若有所思，從中受益匪淺。在中世紀的倫敦，霧霾成了1953年的比弗委員會的調查對象，杰拉爾德·納巴羅（Gerald Nabarro）以個人的名義向下議院提出了一項清潔空氣議案，政府的議案于1955年底在議會投入辯論。最后于1956年7月5日頒布了“清潔空氣法案”。

產業結構轉型的基礎是人們的觀念需要發生變革。《大霧霾》中提到，在中世紀，當海煤進入倫敦以后，人們把源于燃煤的污染視為嚴重的事情，以至于官方在1285年成立了委員會調查，1306年一份公告禁止使用海煤。從13世紀的文件中看出，當時人們的投訴指向石灰工業，把它當做中世紀倫敦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因為石灰的生產過程牽涉數以千噸煤炭的燃燒。此外，燃煤產生的硫磺氣味讓人們聯想到瘴氣，進而想到煙塵有害健康。

在觀念變革的同時，科學家們的研究也對推進產業結構轉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霧霾》中也提到了這一點。19世紀初，歐洲曾對空氣中的二氧化硫含量進行過不可靠的測量。到19世紀晚期倫敦還沒有監控空氣污染的網絡，所以人們無法真正知道空氣中有多少污染物。一些科學家如莫斯曼、布羅迪從統計霧霾天的增加入手，最終于1932年，測量大氣二氧化硫含量的方法取得進展。

英國發現工業化對環境造成的弊端時，逐漸革新排放和減排技術。工廠和居民家造煙囪，認為這樣可以使得廢棄更好地排出去，越遠越好，對蒸汽機也進行了一些改良。但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后期，空氣污染減排的進展并沒有像人們希望中的那么巨大。到20世紀50年代，煙氣減排還是控制空氣污染最主流的方法。人們把源于燃煤的污染視為嚴重的事情，通過了許多環保法案，通過雜志和展覽科普動員煙氣減排。治污的過程是漫長的，而英國最終將PM2.5年平均值降到16微克/立方米，達到歐盟和英國的標準。

中國：不僅要去“思”還要去“做”

正是有了群眾觀念的轉變，和科學家們孜孜不倦不斷探索才改變了倫敦的環境。這對現今中國有極大的啟示，不僅要去“思”，還要去“做”。

同樣，在美國也發生過洛杉磯霧霾事件，從1943年7月26日首發，持續半個多世紀。霧霾的罪魁禍首是汽車尾氣，在陽光紫外線照射下，發生光化學反應，產生劇毒的光化學煙霧。兩天內因呼吸系統衰竭死亡的65歲以上的老人達到400多人。最終，《清潔空氣》修正案在后來的環境保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回觀中國，霧霾狀況嚴重，但成因和對健康的影響似均尚無定論，而現在科普工作似乎不到位，政府也不愿公布空氣污染指數，而國際組織如NGO的參與，給政府造成一定的輿論壓力。不過一些專家預計，經過20-30年的努力，中國空氣污染指數可能可以達到聯合國設定的發展中國家空氣質量合格標準。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李志青認為這本書給我們的啟發是霧霾的成因應該放在大歷史格局下來看，并表示這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的，需要跨界的共同努力。雖然霧霾成因確實有經濟上的因素，但事實上，從13世紀到現在800年間，我們沒有跳出過環境帶給我們的困境，歷史不斷在循環。

現在中國僅僅用煤量為一年37億噸左右，我們會發現剛克服了這個階段的問題，下一個階段又有新的問題。我們應該探究霧霾的成因不斷重復的原因，會發現這和人們對于社會經濟更好發展的欲望，存在的這種張力是有關系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歐洲曾經大規模爆發瘟疫，重要的線索是煙氣排放損害了人的健康，有可能大瘟疫和此有關，四分之一的人口被瘟疫帶走后，環境問題的矛盾馬上緩解了。

來自上海理工大學的黃蓓佳則表示中國污染源頭未來改變的可能性不大。中國的煤燃燒比例是65%，而世界上煤燃燒比例在30%-40%左右，但是中國能源結構的改變不會太樂觀，這和我國的資源稟賦有關，也和政治有關，所以從供給側來說不會降低污染的源頭，石油的質量問題的改變并不會一蹴而就，所以還是要關愛自己的健康。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待開發的領域，如果技術上有潛力，企業家可以關注空氣凈化器或者空氣質量檢測器方面的問題。

最后，環境和現代性是我們需要考慮的，究竟環境和現代化之間應該怎樣均衡？我們怎樣在發展的同時，阻止環境的不斷惡化？

這些都是我們要深思且行動去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