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早在印刷術發明之前，人們就渴望信息。在前工業時代，人們通過談話、八卦、慶祝活動、布道和公告來收集和分享新聞。印刷時代催生了小冊子、期刊和最早的新聞紙，將新聞社區從地方擴展到世界。《新聞的發明：世界是如何認識自己的》一書追蹤了1400年到1800年四個世紀以來多個歐洲國家的新聞史，展示了控制新聞的力量，新聞在政治、宗教改革和社會事件中的角色，新聞的娛樂性和時效性，記者的可信度，以及人們在推開新聞的世界之窗后發生的改變。本文為該書結語，澎湃新聞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對于那些被18世紀末的動蕩事件所吞沒的人來說，傳播史似乎已經到了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報紙的時代已經到來。法國革命記者皮埃爾–路易·勒德雷爾在一篇題為《論思想在社會中的人之間傳播的不同方式》的文章中，以令人贊賞的透徹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報紙應：

只包含最新和最緊迫的新聞，它們比起顧客必須去書店里尋找的書籍或其他形式的印刷品擁有更多的讀者，因為，多虧了小販和郵遞員，報紙能找到它們的讀者。日報的社會影響比其他媒體更大，因為它們被所有階層閱讀，因為它們每天都在同一時間……到達位于所有公共場所的讀者手中，還因為它們幾乎是日常交談的必需品。

自從新聞在16世紀初首次成為一種商品，此后的三個世紀里，新聞工作者經受了許多磨難。而現在，他們看到了獲得影響力和尊嚴的途徑。至少在他們自己看來，他們不再是被輕視、受利用的商人，反而成了“民眾領袖”。卡米耶·德穆蘭在《法蘭西和布拉班特革命報》中寫道：

在此，我是一名記者，這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它不再是一份可憐的、受政府奴役的、唯利是圖的職業。今天，在法國，是記者拿著便箋和審查官的名簿在審查參議院、執政官和獨裁者。

這一對記者職業的無限可能性的期待是顯而易見的，它很好地抓住了一種貫穿整個19世紀的中心思想。這將是一個“報紙必勝主義”的偉大時代。到了1835年，一位美國評論員（自然也是一名記者）問道：“什么阻止了一份日報成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書籍有它的時代，劇院有它的時代，宗教有它的時代……報紙可以在人類思想的所有這些偉大時刻起到帶頭作用。”

這是令人興奮的事情。法國大革命見證了渴求信息的報刊在混亂中的突然崛起，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它會對同時代人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在法國，舊政權控制的報刊和革命年代的自由之間的對比尤其鮮明。但即使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對報刊的說法也有些言過其實。難道報刊真的比街頭的騷亂、國民議會的辯論，或者雅各賓俱樂部中決定丹東命運的激烈討論更重要嗎？羅伯斯庇爾控制了公共安全委員會——一個不超十幾人的機構，這為恐怖統治奠定了基礎。

在這種對期刊出版物的盛贊中，我們看到了在15世紀中葉伴隨著印刷術誕生而出現的、此后也時有重現的禮贊的強烈回響。印刷業因其在社會中的變革作用而受到學者和印刷商的廣泛贊揚，他們自己也大量參與了這一新行業。回首過去，我們可以從那些對進步表達驚訝的贊頌中看到大量的虛假預言和合理化的利己主義。它提醒我們，在那個繁忙時代的所有技術創新中，印刷術在自我宣傳的能力上是獨一無二的。大炮、帆船和航海技術的進步都對歐洲在非歐洲世界的統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沒有什么能以同樣的方式歌頌自己的成就。

所有這些都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自新聞史首次被撰寫以來，報紙的發展一直占據著中心舞臺。第一批系統的新聞史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寫就的：報紙不僅是新聞傳播的主要形式，而且似乎有可能繼續保持這一地位。新聞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電視出現之前——是報紙的歷史。報紙發明前的時期被降格為史前狀態。

現在，當我們重新進入一個多媒體環境，其中報紙的未來看起來完全不清晰時，我們可以采取一個相當不同的視角。正如本書的第一章所展示的，在報紙出現之前，或者說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新聞的傳播還有很大的空間。報紙剛出現時，其發展是停滯且不確定的。從17世紀初第一次（在當時廣受贊譽）的期刊出版物的試驗，到18世紀末的決定性突破，整整用了兩百年。即便歐洲經濟的各個方面都在迅速擴張（這有利于一個日益成熟的新聞市場的發展）時，期刊出版物的覆蓋范圍也顯然不完整。西班牙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的發展，意大利也是如此，直到16世紀末，意大利一直是世界新聞市場的中心。羅馬在18世紀以前沒有報紙，在這里，手抄新聞信札仍然是這個城市充滿活力的新聞市場的核心。在西班牙，即使是傳統的社會領袖，為了追求他們的權力斗爭，也會花錢出版大報，在街上分發。直到19世紀中期，報紙才在西歐各地確立了相對完整的覆蓋范圍。

為什么報紙沒有發展得更快呢？一個明顯的原因是期刊出版物試圖在一個復雜的傳播環境中取得成功，新聞已經在其中通過口頭、信函、非連載印刷物、公告、小冊子等多種方式以相對有效的方式傳播著。對許多消費者來說，報紙似乎并沒有在這些成熟的新聞渠道上取得多大進展，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報紙代表著一種倒退。要透徹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要看看傳統觀念中期刊新聞的決定性特征：周期性和規律性、當代性、多樣性（呈現許多不同的新聞）和可負擔的價格。從當時的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學者們所描述的重要進展都有缺點。

首先是周期性。我們已經看到，創辦報紙的想法最初看起來很有吸引力：把一周內歐洲多地的新聞收集起來，以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提供給訂閱者。它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看到一個復雜的政治世界和僅對少數人開放的上流社會。剛開始，進入宮廷生活和國際外交這一復雜而奇異的世界是相當令人高興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相當乏味。外交演習、宮廷進出情況和軍事行動不斷被重復列舉，變得越來越單調：尤其因為這些事件的意義，即使不是一目了然，也從未得到解釋。報紙表面上的優點，即其規律性，變成了一種負擔。

這不僅僅是一種閱讀新聞的新方式。對許多人來說，它重新定義了新聞的概念。大多數關注新聞的人都會不定期地這么做。當新聞激起他們的興趣時，他們可能會購買一本小冊子，尤其在他們出于某種原因受到觸動時。而現在，報紙給他們提供了一種未經整理、缺少解釋的大雜燴，似乎與他們毫不相干。其中很多內容一定令人費解。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看一看在第一個印刷時代那些擔負著報道當代事件的主要責任的小冊子，這種轉變的程度就顯得更加明顯。閱讀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生動地感受到我們的祖先對非凡事物的迷戀。新聞小冊子上充斥著不幸、氣象災害、天象、怪獸、戰捷、被發現的觸目驚心的罪行和懲罰。相比之下，報紙上報道的很多內容都是沒有下文的例行公事：船只抵達港口，顯貴抵達宮廷，股價漲跌，將領任免。這對于那些在權力和商業圈里的人來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對于偶爾讀新聞的人來說，沒有什么能與在薩塞克斯看到龍一事相提并論。

小冊子和新聞大報讓有眼光的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瀏覽新聞。它們還準確地反映了一個對期刊出版物不利的偉大真理：實際上新聞在某些時刻比其他時候更緊迫。兩個世紀以來，定期發布的日報和新聞簡報已經培養了我們對這一點的認識。然而，當我們打開一份新聞簡報，看到的第一項內容便是議員委員會報告說，政府的某些工作可以做得更好，那么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祖先是有道理的。

報紙帶來的其他重大“進步”也是如此。報紙的當代性要求其對歐洲九個或十個國家首都的最新報道進行說明，這代表著對傳統新聞敘事結構的摒棄。一本小冊子通常會從頭到尾描述一件事。它以了解事件的結果為前提——誰贏得了一場戰斗，或有多少人在地震中喪生。它可以提供直接原因、解釋和借鑒。相比之下，報紙提供的內容就像是拼圖中的隨機碎片，而且是不完整的拼圖。即使對于定期訂閱者，也不能保證所述事件的結果會在后來幾期得到呈現。編輯們不可能知道從科隆或維也納報道的信息中，哪一條是重要的。他們沒有辦法獨立于手抄新聞信札和外國報紙來撰寫稿件：他們無法聯系在那些地方的通訊員，因為他們還沒有通訊員。

這些來自歐洲新聞中心的簡報大雜燴對報紙讀者尋找最重要的新聞幾乎沒有提供什么幫助。報紙還沒有發展出復雜的設計或編輯能力，以指出最重要的新聞，或引導讀者理解。由于逐字逐句的報道和快訊向來被認為更真實，報紙傾向于避免對事實進行修飾，即便一定的修飾實際上會幫助讀者理解新聞。而這種形式的編輯指導更有可能在小冊子中出現。至于可購性，期刊實際上比看起來更昂貴。雖然每份報紙可能只需要幾便士，但定期訂閱是一筆更大的投資。它還要求出版商開發一個相當大的基礎設施，以便將報紙分發給讀者。

所有這些都有助于解釋，盡管人們無疑對報紙這一概念非常感興趣，但為何如此多的新聞期刊都失敗了，或者只是靠官方補貼才能成功。連載出版物在政治激情最盛之時繁榮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當時小冊子的產量也大幅增加）。

所有這些都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報紙對新讀者的考驗如此大，為什么它們最終還是成為新聞基礎設施中一個成熟（且最終占據主導地位）的部分呢？鑒于這些報紙的內容是如此難以消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報紙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們所代表的事物，而非它們所包含的內容。大眾讀者們第一次獲得了以前只有權力圈內的人才能接觸到的新聞類型和形式。如果說他們的報紙是一種偷窺秀，那也是一種最討人喜歡的偷窺秀。即使薩默塞特的鄉紳或蒙彼利埃的醫生對俄國的王朝危機沒有特別的興趣，僅僅是獲得這種情報就能彰顯其地位。對于那些擁有一定可支配收入的人來說，報紙是一種非必要的消費，但在這個時代，處于這一位置的人迅速增多，這也促進了報紙的消費。消費社會既受流行的驅動，也受效用的驅動。在18世紀，報紙成為上流社會的重要配備。

在這一時期即將結束時，報紙也因為拋棄了其第一個世紀的許多“貞潔美德”而獲得了吸引力。在這里起到關鍵作用的絕對是向國內新聞報道的逐漸擴展。這一現象發生在歐洲不同的地區和完全不同的時期。競爭激烈、充滿活力的倫敦新聞市場異乎尋常地早熟，十分大膽地投身于18世紀早期充滿爭議的黨派政治當中。在其他地方，國內新聞報道的發展基本上出現在18世紀最后幾年，有些地方甚至更晚。

這無疑使越來越多的公眾對報紙產生興趣，他們被鼓勵相信自己也可以在政治討論中發揮知情和積極的作用。隨著18世紀晚期重大危機的到來，鼓吹式新聞也最終消除了新聞與輿論、報紙與其他關于時事的寫作形式之間的區別，如小冊子和新興的受人尊敬的政治期刊。這種轉變并不是普遍的，政治中立的傳統在許多地方仍然存在，在這些地方，只有一份報紙服務于當地市場，它并不希望疏遠任何一部分讀者。然而，這種影響是深遠和持久的。

這種轉變是有代價的。一旦報紙要在形成輿論方面發揮直接作用，政治家們就會希望控制它們，而首先希望獲得一種令人滿意的生活的記者，并不總是拒絕被控制。英國到1792年，政府已買下了一半的報紙。從創辦之日起，《日記或伍德福爾紀事報》就獲得了財政部提供的每年四百英鎊的補貼。1790年，更老牌的《先驅晨報》的編輯在牢獄之災和將其所有權以每年六百英鎊的價格租給政府之間選擇了后者。六百英鎊很可觀，在1795年，這筆錢足以維持《泰晤士報》的運作。其他報紙的政治影響力不足以獲得財政部補貼，于是它們轉向敲詐，從公眾人物那里收取現金，為其壓制有損名譽的流言蜚語。倫敦新聞界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并不獨特。在革命時期被廣泛贊譽為自由堡壘的美國新聞界很快就變得聲名狼藉。經常受到媒體的謾罵和嘲弄的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不滿地斷言：“過去十年，報刊傳播的錯誤比之前一百年里的還多。”

他曾經的朋友和最終的敵人托馬斯·杰斐遜當然不同意這種看法。杰斐遜關于這個問題的著名宣言與其說是一項行動建議，不如說是一句漂亮話：“如果讓我來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一個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但它的精神極大地激勵了開國元勛們的工作，并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樹立了豐碑，保證了新聞自由。

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新聞媒體和新聞市場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前的四個世紀最后對準備進入這個新世界貢獻了什么？即使在18世紀末期急劇加速變化之前，1750年的新聞世界也與1400年或1500年的新聞世界明顯不同。歐洲社會的三個關鍵發展支撐了這一變化。首先是當時的思想運動使人在解釋事件時，從強調神的作用轉變為強調人的作用。這種轉變絕非徹底。西方社會仍然以信徒為主，他們繼續在事件中尋求上帝的旨意。1776年，美國大陸軍的一名士兵對英軍在紐約取得的勝利回應道：“這是神安排的，我又能說什么呢。”但這一現象有了明顯的轉變，16世紀的小冊子文學中幾乎每一件事都可以被描繪成上帝的旨意的寓言，而18世紀報紙的例行報道則更加冷靜。

其次，與此不無關聯的是，新聞的報道和接收越來越強調及時性。在此之前，當人們從新聞中尋找永恒真理的鑰匙時，對及時性的關注遠沒有那么迫切。關于洪水、謀殺或惡魔附身的報道，無論發生在上周還是一段時間前，無論在當地還是在某個遙遠的地區，都可能同樣尖銳。在這方面，它的道德力量是永恒的。但是，當新聞不再被視為上帝旨意的鑰匙，而更多是行動的催化劑時，及時性就變得至關重要。在為報紙提供了大量稿件的18世紀帝國沖突中，這種緊迫感變得更加明顯，這也有助于推動基礎設施的逐步改善，從而使新聞傳播日益密集。在我們研究的這一時期，郵政網絡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飛躍：首先是完成了橫跨歐洲大陸的郵政，然后增加了新的分支線。北歐貿易帝國的崛起反過來刺激了一種協同努力，以修復英法郵政網絡的長期缺陷，并最終將這些改進擴展到大西洋彼岸。

各國政府一直清楚信息就是力量。馬薩諸塞州議會在革命沖突爆發后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該州建立一個新的郵局網絡。控制通信網絡是起義者在戰爭中享有絕對優勢的一個方面，在一場長期防御戰中，它可能發揮決定性作用。

最后，我們不應低估巨大的新聞流通量的重要性。它在歐洲經歷了一系列激增，從宗教改革帶來的第一次小冊子熱潮，到后來的巴黎聯盟、英國內戰和投石黨運動，再到三十年戰爭對新聞出版業的洗禮、英國政黨政治的誕生、美國和法國的革命。這不僅使歐洲社會增加進入新市場的機會，同時也讓其見識到報紙流通量和重復印刷的力量。本杰明·富蘭克林是觀察當代新聞報道力量最具洞察力和分析力的人之一（他的第一份職業是印刷工人），他公開反思了一次精心策劃的新聞活動的威力：

通過將同樣的真理每天刊登在隨處可見的報紙上，并以不同的角度反復強調，這種便利為真理得到承認提供了巨大的機會……趁熱打鐵是正確的，而通過不斷地打鐵來加熱它也是非常可行的。

這三種發展為19世紀新聞市場引人注目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那時，也只有在那時，日報才成為新聞傳播的主要工具。在北美，報紙的數量在1790年至1800年間從九十九種增加到二百三十種。這不僅象征著大眾讀者的出現，也表現了開國元勛們有意培養知情的市民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聯邦政府提供了強大的財政支持，給予報紙進入郵政網絡的高度特權，以確保報紙被經濟而及時地分發。在歐洲大陸，報刊的發展更不平衡，但到了新世紀中葉，日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周報或雙周刊，成為主要的報紙形式。

19世紀的這些發展得益于另外兩項關鍵性的技術革新：蒸汽驅動印刷機和取代碎布紙的木漿紙的發明。蒸汽動力推動了日刊的印刷量的增長，它超過了手工印刷時代三千份的最高效率記錄，還翻了許多倍。木漿紙使開發一種豐富的新資源成為可能。這些技術的發展還促進了至少是城市人口的識字的普及，后者是最重要的新聞消費群體。這反過來又鼓勵了先前沒有選舉權的人增強自身的政治參與，他們成為報紙需求增長的一大推動力。這同時也鼓勵了報紙在主題和內容方面的深刻多樣化，因為報紙開始在整個文娛活動的范圍內滿足人們對信息和消遣的需求。這樣一來，報紙的篇幅和質量都與以前大不相同。

這是報紙的偉大時代，它將持續一個半世紀。在這一時期，歐洲各國內部的權力競爭推動了為民主而進行的長期斗爭，敵對勢力之間的競爭埋下了20世紀災難性戰爭的種子。在這些沖突中，報紙也會發揮自己的作用，但不再是壟斷供應商。隨著歐洲人運用聰明才智設計出越來越多的更具破壞性的武器和意識形態，科學的進步也為新聞印刷品創造了新的競爭對手：先是廣播，然后是電視。隨著這些新媒體融入社會，它們迅速展示了自己傳播新聞的潛力。它們也必須由那些將信息控制視為權力關鍵屬性的人來塑造和操縱。但是，直到數字媒體的到來，印刷新聞在這個不斷發展的生態系統中的作用才受到嚴重質疑。

印刷品在定期提供及時新聞摘要方面的主導作用已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報紙的時代似乎比較短暫，而不是像新聞史最初被撰寫時那樣被認為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報紙更不像其崇拜者曾經認為的那樣，是一種賦權和解放的工具，代表了文明進程的自然頂點。

如今生活在21世紀初這個動蕩易變的多媒體世界的不確定性中，我們也許更容易明白為什么類似的多樣化的新聞傳播方式似乎完全適用于本書重點關注的四個世紀。15世紀中葉印刷術的出現提供了許多新的機遇，但它必須在一個新聞傳播網絡已經發展起來的世界里有所成就，即一個權力圈子里的人完全熟悉的擁有標準、慣例和社會運力的網絡。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里，印刷業瓦解并重塑了這一基礎設施，將新客戶帶入了新聞圈，但并未完全取代現有的規范。這個時代的新聞媒體和我們的一樣，都呈現出一種多媒體現象。正是這一點賦予了這一時代特殊的魅力。

《新聞的發明：世界是如何認識自己的》，[英]安德魯·佩蒂格里著，董俊祺、童桐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