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4日發生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港股上市公司輝山乳業股價跳水，盤中最大跌幅90.71%，收盤跌幅85%。輝山乳業的總市值在1小時內蒸發322億港元，僅剩56.6億港元。

另一件事是南方周末記者王瑞鋒發表的一篇題為《刺死辱母者》的報道在網上被海量轉發，引起熱議。據該報道記載，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企業主蘇銀霞“曾向當地地產公司老板吳學占借款135萬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萬和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后，仍無法還清欠款”。2016年4月14日，蘇銀霞母子遭到暴力討債，在受到極端侮辱之時，兒子于歡刺死一名討債人。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

這兩起事件發生之后迅速成為網絡上的熱點話題，受到極高的關注和爭議，“投資不過山海關”、“刺死辱母者”等詞眼一時間成為互聯網熱詞。

對于同樣的事件，不同人關注的焦點往往不同。由于專業的關系，筆者看到的是：盡管這兩起事件發生在不同的地區、表面上相互獨立；但如果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它們發生的背景是緊密關聯的。這兩起事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啟示是：要義無反顧地加快推進金融業供給側改革。

一方面，輝山乳業是東北奶業的龍頭企業，是上市公司。輝山乳業通過財務造假等方式從各類型金融機構獲取融資140億元，其中大部分為銀行信用貸款。輝山乳業的債權人主體中不乏國內最大名鼎鼎的金融機構，如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紅嶺創投等。大型金融機構紛紛為其大額授信。最終，輝山乳業現金流難以維系，無法償付本息，并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

輝山乳業在東北地區享有較高的知名度，深受地方政府重視。筆者3月19日赴東北調研時，輝山乳業還被遼寧省政協作為省內優秀民營企業的代表在座談會上推薦發言。3月23日，遼寧省金融辦還曾專門組織關于輝山乳業的會議，“要求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要抽貸，對輝山乳業要有信心，希望能給輝山乳業4周的時間來解決拖欠部分利息的問題”。

另一方面，山東的小微企業主蘇銀霞，難以從正規的金融機構獲得足夠的融資，不得不付諸于民間借貸甚至“高利貸”，承受高達10%的月息率，最終釀成悲劇。

從債權人的視角來看，當面臨放貸資金面臨收款困難時：

一方面，輝山乳業們的債權人們（正規金融機構）的權益受到限制，在走上破產清算程序之前和之后往往要接受企業所在地政府的“運籌帷幄”。據媒體報道，遼寧省金融辦在會上提出了如下五個主要措施以幫助輝山乳業解困：“（一）要求輝山乳業讓出部分股權以獲得足夠資金，爭取兩周以后恢復付息能力，4周以后解決資金流動性問題。（二）政府通過花9000多萬元購買輝山的一塊土地來為輝山乳業注入資金，幫助輝山乳業渡過難關。（三）要求各金融機構對輝山乳業這次欠息作為特例，不上征信不保全不訴訟。（四）成立債權委員會，并由最大債權人中國銀行擔任主席，第三大債權人九臺農村商業銀行擔任副主席。（五）省金融辦派出國有銀行處、商業銀行處、租賃處和普惠處四個處協助債權委員會與各類型資金方溝通與管理。其中，普惠處對接小貸公司。”

另一方面，蘇銀霞們的債權人們（高利貸者）則高度依賴于黑社會式的暴力討債。在一些縣城和地級市，高利貸以及暴力催債似乎已經成為商業生態的一部分，被小微企業主和公權力機構默認為理所當然。

除了輝山乳業這樣的大型民營企業和蘇銀霞這樣的小微企業主之外，我們還能常常聽到中國經濟中另外一類主體的融資故事：對于有些國有企業而言，銀行追著他們放貸；而這些國企拿到貸款之后，再通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方式將資金轉借給最終的使用者，并從中獲得中間收益。

當然，輝山乳業和蘇銀霞高利貸案是兩起較為極端的事件，并不能代表全國的普遍情況。不過，由這些極端現象所反映出來的背后深層結構性問題則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在完善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中，上述這些現象都不能算是正常，也必然會造成扭曲，導致全社會福利損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既定方向，在當前“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之外，金融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應加快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