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于德約科維奇的澳大利亞簽證風波，許多人首次將目光投向了被澳大利亞政府拘留在酒店中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澳大利亞拒絕履行其對于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人道主義義務背后，存在著殘酷的反移民政策、巨大的酒店業財團、被壟斷的媒體行業和不透明的報道。在人們即將轉移他們的目光之前，澳大利亞的運動人士能否提高人們的公共意識，揭露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面臨的困境？本文原載于《波士頓書評》，作者是人道主義和行動主義歷史學家Eleanor Davey，文內略有刪減。

2022年1月16日，澳大利亞，德約科維奇前往法院出席聽證會。

世界頂級網球選手諾瓦克·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在澳大利亞的簽證問題登上了國際媒體的頭條，但在這個“針對精英的特殊對待”的故事背后，隱藏著真正的人道主義恥辱：多年來，澳大利亞政府一直將島嶼監獄和商業酒店（包括德約科維奇被“關押”的酒店）作為長期的移民監獄。那些被拘留在這些設施中的人陷入了困境，成為強硬的邊境安全政策的人質，該政策掩蓋了無限期拘留的事實，以人道主義威懾為幌子來規避國際難民保護。政治領導人說，他們將“阻止船只”，打破“人口走私者”的商業模式，并“結束海上的死亡事故”，但事實卻與他們的說法完全不同。和德約科維奇一樣，難民和尋求庇護者被告知，他們可以“隨時自由離開（這個國家）”，但與德約科維奇不同的是，他們沒有安全的地方可去。

這種憤怒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亞過去二十年來殘酷的、越來越荒謬的反移民政策。2001年9月，在美國9/11襲擊事件發生后的幾周內，議會通過立法將澳大利亞的一些領土從該國的移民區中“剔除”。這一法律策略限制了到達這些地方的人們尋求庇護的選擇；并且在澳大利亞政府看來，政府應該允許移民官員將在那里抓獲的乘船移民轉移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和瑙魯的島嶼監獄進行拘留和處理。這些國家以前由澳大利亞統治，但現在已經獨立。

在這些政策出臺后的幾年里，越來越多的移民開始乘船抵達澳大利亞本土。而為了保護離岸計劃，政府在2013年將澳大利亞本土從移民區中“移除”，這是一個荒謬的舉動。結果，超過3000人被轉移到瑙魯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拘留所。大約在同一時間，政府還通過“主權邊界行動”（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加強了海軍行動，阻止船只抵達澳大利亞本土大陸。自2013年以來，該行動已經遣返了至少數百名移民。與此同時，議會一直都在通過立法，增加部長對被拘留者的權力，縮小尋求庇護者有資格獲得的簽證范圍。這些努力是為了確保乘船抵達的尋求庇護者不會在該國得到重新安置。

艾莉森·蒙茨（Alison Mountz），《庇護之死》（2020）

政治地理學家艾莉森·蒙茨（Alison Mountz）在她最近出版的《庇護之死》（2020）一書中寫道，這些方案是“現代外化史上最嚴厲、最極端的離岸實踐之一”（后者指的是將移民控制擴展或“外化”到陸地邊界之外，以防止移民踏上可能引發法律保護的領土，美國和歐盟也采取了這種做法）。這些舉措造成了巨大的創傷。2017年底，人道主義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在瑙魯建立了一家診所，它發現那里60%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有自殺的想法，中度或重度抑郁癥患者的比例同樣達到了60%；此外，那里30%的人曾試圖自殺，其中包括年僅9歲的兒童。該組織表示：“瑙魯的精神健康問題是無國界醫生所見過的最嚴重的情況之一。甚至與酷刑受害者的情況類似。"

這種狀況是該國兩個主要政黨（保守的自由黨和中左翼的工黨）堅持強硬立場的直接結果。盡管綠黨和一些獨立人士表達了反對意見，但這兩個政黨都支持旨在阻止庇護申請的極端措施，使“增加對移民的保護”變得異常困難。

2019年2月，國會議員、醫生、澳大利亞醫學協會前主席克里恩·菲爾普斯（Kerryn Phelps）提出了后來被稱為“難民醫療撤離”（Medevac Bill）的法案，這是罕見的微小進步，該法案修訂了將在海外被拘留的移民帶到澳大利亞大陸接受治療的程序，增加了醫生的作用，并削弱了政府官員的作用。執政的自由黨與國家黨聯盟譴責了該提案，稱其將結束對國家邊界的主權控制，但是政黨的動態競爭推動了該法案在2019年3月得到通過。在接下來的10個月里，數百名被拘留在瑙魯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難民被轉移到澳大利亞。然而，到了12月，政治風向改變了，政府廢除了該法案。

正是這種倒行逆施的做法導致了目前的局面。在難民醫療撤離法案出臺之前，數百名被拘留在海外的難民已經接受了醫療轉移。一些人在接受治療后被送回，而另一些人則被安置在澳大利亞大陸較為寬松的“社區拘留”中，或者在法律團隊和公眾運動的幫助下，獲得臨時簽證。今天，由于政治條件不利于離岸遣返（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和最近與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離岸拘留安排的崩潰），以及政府對最初難民醫療撤離法案的失敗耿耿于懷，議會的競爭推動了政策，使得被圍困的難民和醫療隊被迫留在酒店。

2019年12月，新聞報道揭露了政府的做法，其標題為“根據難民醫療撤離法案轉移的大多數人現在住在酒店和公寓里”，這一報道“不準確”地傳達了舒適、自由和“公共的慷慨”等感受。隨后的幾個月內，政府將繼續確認酒店收到穩定、持續的無限期拘留合同，而不是短暫停留或過渡安排。2020年底，庫爾德作家和翻譯馬爾丁·阿爾文（Mardin Arvin）辛酸地記錄下了這次拘留的情況。在他寫作的時候，他已經被非自愿地關在墨爾本的一家旅館里大約十個月了。在被釋放之前，他還將在那里度過三個月，并在另一家酒店度過五個星期。在他被禁閉之前，他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被拘留了六年多，先是在馬努斯島，然后是在首都莫爾斯比港。

這種移民制度既是一種人道主義恥辱，也是一種失敗的威懾政策，更是一種昂貴的生意：將難民囚禁在大陸的酒店里，每人每年大約要花費471500澳元，而離岸拘留的年度費用經常超過10億澳元。然而，這一制度并沒有明顯的結束趨勢。通過信息自由申請，難民律師艾莉森·巴蒂森（Alison Battisson）發現，在她的一位客戶在酒店監獄中度過的 18 個月內，只能查詢到兩封關于他們被釋放可能性的電子郵件。“他們通過犧牲我們的生命來報復對方，”法哈德·拉赫馬提說，他是一名伊朗難民和直言不諱的活動家，直到2021年2月還在被監禁。此后，他獲得了美國的保護簽證，但其他人的命運卻不太確定。截至 2021 年 10 月，仍有 228 人被拘留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或瑙魯，還有數百人持臨時簽證或被拘留在大陸。其他約3萬名被卷入該系統的人同樣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根據國際法，大多數被拘留在海外的人已經被正式認定為難民；因此，他們對永久保護的需要理應被承認，但澳大利亞沒有履行其提供保護的國際義務。

在澳大利亞移民法的官方語言中，難民監獄酒店被稱為“另類拘留場所”(APOD)。早在2008年，學者Joseph Pugliese就強調了“移民部的創新之處，它能將各種各樣的平民住宿方式轉變成監獄般的結構。”盡管幾十年來，AOPD的分類已被應用于各種建筑，但法律限制仍然模糊不清。根據移民部的說法，APOD是“被特別授權用于移民拘留的地方，而不是IDC（移民拘留中心）、IRH（移民住宅）或社區拘留處（例如學校、醫院、酒店，甚至是懲戒設施）”。

確切的拘留條件取決于旅館的地點。有些是上下鋪，有些是雙人床。有分享房間的，也有單獨居住的。有些房間可以通向陽臺，而有些房間則無法呼吸到新鮮空氣。據稱，有一個塔樓街區的難民被關押在樓房的七十層以上。

用犯罪學家Claire Loughnon的話說，位于墨爾本北郊的Mantra Bell 城市酒店，體現了“日常場所和暴力實踐是如何在日常空間中實現的”。Mantra酒店有一座由不同側翼組成的氣勢恢宏、毫無個性的灰色建筑，就像一個由混凝土和玻璃組成的巨大板塊。它的前身是一家醫院，周圍環繞著一個停車場，可以看到四條繁忙的車道。難民們不得不發起一場長達數月的運動，以獲準將窗戶打開十五厘米。在成為APOD大約18個月后，Mantra酒店的合同于2020年12月到期，關押在這里的所有被拘留者都被轉移到其他酒店監獄。

雖然大多數醫療隊的成員是無人陪伴的男子，但有幾對夫婦和家庭也被轉移到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地區，他們被關押在可移動的小屋里。面對這些情況，有一對夫婦要求返回瑙魯，譴責這些行為缺乏“尊嚴和尊重”。另一對夫婦被拘留在一個九平方米的房間里長達一年多，房間里有一張雙層床，但由于他們的身體狀況，他們無法爬上去，所以其中一人不得不睡在地板上。

澳大利亞墨爾本

剩下的最大的酒店監獄似乎是墨爾本的公園酒店，德約科維奇就被關押在那里。這座建筑作為新冠肺炎隔離設施時出現了感染泄漏，對維多利亞第二次疫情造成了主要影響。它坐落在一個綠色廣場的東北角，離市中心只有幾分鐘的路程，旁邊是澳大利亞一流大學的校園。它可能是這里描述的拘留點中最令人費解的，盡管可能還有其他更隱蔽的拘留點。當公園的拘留合同在2020年12月生效時，它拘留了大約65名男子，在大量警察的護送下從Mantra酒店轉移到這里。到2021年4月時，該酒店內還剩下11人，但一個月后，隨著袋鼠角的關閉和其他被拘留的難民從阿德萊德被轉移到公園酒店，總人數上升到35人。這種推諉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拉馬蒂在十八個月內在兩個州內被轉移了八次；在整個移民拘留系統中，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期間有8000次非自愿轉移。這些轉移往往是在夜深人靜時、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發生的。

澳大利亞并不是唯一使用酒店進行移民拘留的國家。2020年7月，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被揭露利用商業酒店來拘留在墨西哥邊境被拘留的兒童和家庭，將他們置于私人承包商的監督之下。根據《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至少有860人（其中大多數是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或父母帶著孩子）被拘留在包括Best Western, Hilton, Quality Suites, Hampton Inns, Choice Hotel, Econo Lodge和Comfort Suites hotels在內的品牌酒店中。這一做法遭受了強烈反對，有關人士通過請愿書和工會行動施加了壓力，美國酒店和旅館協會（AHLA）發表了一份聲明，譴責酒店拘留行為。希爾頓集團指責特許經營權持有人簽署了拘留合同。該公司宣稱：“這不是我們支持的活動，我們不希望酒店以任何方式與該活動產生聯系。”

澳大利亞則沒有出現這樣的反應。澳大利亞住宿協會（The Accommod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一直保持沉默，該協會聲稱代表了該國超過80%的已知住宿供應商。酒店監獄內外曾爆發過抗議活動，導致與警察的尖銳對峙，并對被關押在里面的人產生了更隱蔽的、且更危險的影響。公園酒店不時被人用粉筆涂鴉，寫上“難民監獄、酷刑中心、恥辱”等詞。外面的抗議者舉著標語：“解放我們的朋友”，“我們不會停止，直到你們都獲得自由。”在抗議活動最為持久的地方：布里斯班的袋鼠角和墨爾本的曼特拉，運動似乎成功地帶來了結束拘留合同的公眾壓力。但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動員活動并不是為了結束對難民的任意和無限期監禁，而是為了保護他們使用移動電話的權利。

抗議的另一方，則是一系列強大的利益集團。作為原有酒店監獄網絡的主要支柱之一，雅高集團是澳大利亞住宿業最大的企業之一，也是該協會中最有影響力的企業之一。雅高是一家總部設在法國的跨國公司，擁有Mantra和Mercure連鎖店。雅高的首席執行官西蒙·麥格拉思（Simon McGrath）是澳大利亞住宿協會（Accommodation Association）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同時也是澳大利亞旅游與交通論壇（Tourism and Transport Forum of Australia）的副主席，該論壇是旅游、交通和航空行業的高峰行業組織。他曾三次被行業出版物《HM雜志》評為“澳大利亞年度酒店經營者”。2020年8月，當難民在雅高旗下的一家酒店被拘留一整年時，該雜志甚至用一篇熱情洋溢的封面故事來贊美“雅高的非凡時代”；2019年，他被授予澳大利亞勛章，這屬于國家的最高官方榮譽。

同時，雅高的形象有時也被利用來提高公眾意識。我幫助協調了一封由約250人簽署的公開信，從基層活動家和國際律師到澳大利亞工會運動負責人，呼吁雅高全球首席執行官塞巴斯蒂安·巴贊（Sébastien Bazin）確保雅高集團、其品牌和合作伙伴“不再成為那些侵犯尋求澳大利亞保護者人權的共犯”。其他人呼吁抵制Mantra和Mercure連鎖店，但不透明的合同安排也使當局難以調查或制裁可能違反市政或其他法律的企業主。Mantra Bell酒店所在地的Darebin理事會對“任何可能違反Mantra Bell酒店規劃許可的行為進行了調查，因為該酒店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拘留中心或虛擬監獄。”針對這種運動，雅高堅持認為，“這些客人得到了公平的對待”，“我們不認為我們與Serco亞太公司的合同違反了任何人權原則”。

許多從澳大利亞尋求庇護保護的人都相信，作為一個民主社會，澳大利亞會尊重和維護他們的言論自由和其他人權。相反，他們發現政府一心想要讓他們閉嘴。在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恐嚇記者以及媒體壟斷的格局下，在這個被《紐約時報》稱為“世界上最神秘的民主國家”的地方，對庇護問題的報道令人擔憂。

正如德約科維奇事件引發的鬧劇所顯示的那樣，即使庇護問題獲得曝光，也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幾乎總是短暫的。記者們爭相了解這位體育明星，并且一直在嘗試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獲取信息。用邁赫迪·阿里（Mehdi Ali）的話說，他在15歲時被送到瑙魯，現在被拘留在公園酒店，“昨天有那么多記者聯系我，問我關于德約科維奇的事情，這太令人難過了。我已經在籠子里呆了九年，今天我就滿二十四歲了，而你們想和我談的就是這個。”丑聞可以創造注意力，但它不可靠，而且往往一閃而過。在為數不多的媒體機構中，強力且連續的報道曾短暫地進入了更主流的渠道。但是，許多媒體只是簡單地附和政府的說法，或者完全無視這種情況，從而限制了能夠帶來變革的、可動員的公眾壓力。

這一問題部分源于對媒體進入移民拘留所的限制，這種限制嚴重地侵蝕了澳大利亞的新聞自由。雖然保密條款長期以來一直是拘留服務合同的一部分，但2015年的《邊境部隊法》進一步加大了對公開言論的懲罰。共享有關離岸拘留的信息，例如設施內的工人，會被定為犯罪，最高可判處兩年監禁。盡管有這些威脅，許多人還是將這些信息說了出來。然而，當有關組織試圖調查離岸拘留的條件時，他們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類似于“某種法西斯國家的氛圍，人們可以監聽任何談話，我們可能會因為聊天而被關進監獄”。

維護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將澳大利亞的媒體環境描述為“寡頭模式”，“幾乎所有的私營媒體現在都由兩個媒體巨頭擁有，即魯珀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和九號娛樂公司，后者為帕克家族創建的財團的繼承者所擁有”。2020年，在警方對媒體機構和記者個人進行突擊檢查后，澳大利亞在該指數中的排名下降了5位，位列第26位。為了應對加劇的壓力，一個由媒體組織組成的、非同尋常的聯盟，共同發起了澳大利亞媒體自由知情權運動，試圖提高公眾意識，但情況仍然令人擔憂。

這些行為背后的種族主義和隨意的殘忍并不是澳大利亞移民制度特有的；它們遍布該國各級機構，包括執法部門（例如，原住民占澳大利亞人口的3%，但卻占監獄人口的近30%）。小說家理查德·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曾說過在澳大利亞，存在根深蒂固的“一致性疾病”。他認為，這種疾病的傳播是“對真理觀念的腐蝕，以及對那些與當權者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們的持續攻擊”。 作為證據，他指出了尋求庇護者和難民遭受的待遇：“這是我們公共生活核心的痛處。”許多人已經為結束這種殘酷的行為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首先是難民自己。然而，公眾生活大多在繼續，許多人依然對于弱勢群體和受迫害者被無限期拘留，在大陸和遠離人們視線的太平洋島嶼上的酒店式監獄和其他設施，以及澳大利亞的移民制度這一更大的人權悲劇不以為然。

一個簡單而可恥的事實是，澳大利亞政府對乘船來尋求庇護的人根本沒有提供人性化的計劃。多年來，他們在遙遠的島嶼上飽受煎熬；而現在，他們近距離地生活在旅館監獄的無菌房間里。“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阿爾文在其中一封郵件中寫道,“你能嗎?”從行政上來說，釋放難民的權力掌握在移民部長亞歷克斯·霍克（Alex Hawke）手中，但公民應向他施加壓力，拒絕容忍以其名義實施的暴力。然而，人們無法抵制他們“看不到的不公正”；當下的挑戰仍然是如何將關注轉化為拒絕，再將拒絕轉化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