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不是對地理空間的再現，而是人們對地理空間的主觀解釋。而對空間的解釋，直接關系著對這個空間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現代殖民帝國興起于歐洲“地理大發現”。伴隨著對地球空間的重新理解，帝國也開始了對新空間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世紀代表性的歐洲地圖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國新地理知識的體現，也是其殖民權力和帝國意識形態的體現。本文從地圖切入，討論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國際法權力的空間機理。從開拓商路到占領殖民地，現代帝國的興起伴隨著早期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與傳統帝國不同，現代殖民帝國源起于對地理空間的新認知，也帶來了一系列重塑空間秩序的行為。全球空間被整體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資本主導的生產-運輸-消費鏈條中，形成相互關系和等級次序。同時，為這種秩序辯護的歐洲國際法也在地理空間的重塑過程中誕生和發展。15世紀后興起的歐洲地圖學則是這一系列變化最為鮮明的視覺表現。

2020年的美國，哥倫布突然成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明尼蘇達州的白人警察虐殺黑人弗洛伊德一案引發了新一波“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抗議運動，并迅速燃遍全美。抗議活動的集體行為之一，就是破除一系列帶有種族壓迫、殖民暴政象征的符號，特別是樹立于公共空間的人物雕像。除了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將領的雕像外，芝加哥等數個城市中所矗立的500多年前“發現美洲”的哥倫布雕像也被移除。

有關哥倫布的爭議并不是新的話題。就連大洋彼岸的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曾展開過他究竟是殘酷的殖民海盜還是偉大的資產階級先驅的爭論。即使在每年以“哥倫布日”紀念他的美國，人們也已經將當今社會結構性不平等根源，追溯到5個多世紀前的“發現美洲”。

本文的主題——地圖帝國主義與哥倫布相關。筆者試圖表達的主要觀點是：現代殖民性帝國的興起，首先表現為對地理空間的全新認知和處理方式。這種新認知雖然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古希臘以來的歐洲思想傳統，但主要是在以哥倫布為代表的“地理大發現”的刺激下形成的。與之相伴，對地理空間的新處理方式，則是從開拓商路到占領殖民地的一系列重塑空間秩序的行為。全球空間第一次被整體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資本主導的生產-運輸-消費鏈條中，形成相互關系和等級次序。同時，為這種秩序辯護的歐洲國際法，也在地理空間的重塑過程中誕生和發展。這一系列變化最為鮮明的視覺表現就是15世紀后興起的歐洲地圖學。因此，近代以來代表性的歐洲地圖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國地理知識的體現，也是其殖民權力和帝國意識形態的體現。

說得更直白一些：現代殖民帝國最根本的特質在于占取，而占取首先是對空間的占取（包括領土、港口、運輸線等），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資本積累。隨之而來的則是對被占取地原住民的排擠、奴役和壓迫。支撐這種殖民行為的，是一套新的想象、建構、安排地理空間的方式，以及對占取的“合法性”論述。現代地圖則是這套話語重要的表達形式之一。

一、祛魅：條約分割的世界

1502年，意大利北部的費拉拉是歐洲城邦中一顆耀眼的明星。在公爵埃爾科萊一世·德斯特（Ercole I d'Este）的治理下，這里成為最具文藝復興精神的藝術之城。這一年，公爵派他的仆人阿爾貝托·坎迪諾（Alberto Cantino）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花費重金請當地的制圖師制作了一張世界地圖。當時，因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王國和葡萄牙正激烈爭奪“新世界”，地圖是被嚴格管控的國家機密。坎迪諾不得不把地圖偷偷帶出，運回費拉拉。

今天，這張以偷運者名字命名的《坎迪諾平面球形圖》（The Cantino Planisphere）被公認為歐洲地圖學史上一座里程碑。它以非洲大陸為中心，勾勒了南美洲東海岸以西一直到東亞和東南半島的廣大地域。但是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圖的左側畫上了一條直直的豎線，把已知世界切割成兩部分。這條線是1494年《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所規定的西葡兩大帝國的勢力分界線。坎迪諾圖也成為現存最古老的反映這條邊界線的地圖。

《坎迪諾平面球型圖》

1494年6月7日簽訂的《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被地圖史學家杰里·布羅頓稱為“歐洲全球帝國地理學最早也最狂妄的法令之一”（Brotton，2012：186；布羅頓，2016）。它把想象中的地球一分為二，將分界線以東的半個地球劃歸葡萄牙，以西則歸于卡斯蒂利亞。其實，它不是平分地球空間的條約，更為嚴謹的說法是：它是平分地球上非歐洲世界的條約。歐洲地區雖然整體位于分界線以東，但顯然不歸葡萄牙所有。

《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是1493年哥倫布從“新大陸”歸來的直接產物。卡斯蒂利亞王室敦請教皇承認哥倫布發現的土地歸其所有，以平衡葡萄牙此前對非洲新發現部分的占取。我們都知道，哥倫布本人從沒想過要發現新大陸。他根據托勒密的地理學思想、馬可·波羅的東方游記以及其他文獻，固執地認為，只要朝西航行，就可以繞開葡萄牙控制的非洲沿岸，以更短的距離抵達中國和印度，打破葡萄牙對海上貿易通道的壟斷。直至1506年去世，他都不認為自己發現了一塊此前未知的地域，而是到達了亞洲。當然，他對地球周長的估計嚴重偏小。從《坎迪諾平面球形圖》我們便可看出，當時大部分地理學者都未接受他的解釋。就在此圖制作前不久，1501年到1502年，葡萄牙派遣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探索了今天烏拉圭到巴西一帶的海岸，確認南美洲東部這一部分是位于《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規定的葡萄牙一側，也進一步證實此海岸屬于一塊未知的新大陸。就這樣陰差陽錯，人們沒用哥倫布的名字，而是用亞美利哥的名字，把新大陸叫作“亞美利加”。

如果說《坎迪諾平面球形圖》代表了《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時代早期歐洲帝國眼中的世界（至少是葡萄牙眼中的世界），則這兩份文獻其實都暗示了這個世界并不完整。因為根據這個瓜分地球條約，兩國只明確了在歐洲以西的分界，即從葡萄牙控制的佛得角群島，連線至哥倫布登陸的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島，取中間點，按經線劃出。但地球是球形的，這條經線必須和另一面對稱的經線一起才構成完整的360度，讓兩國平均分到各180度的球面。

兩國此后不斷向兩端開疆拓土。葡萄牙繞過非洲南端進入印度洋，并在1511年攻占了馬六甲，距離最重要的香料產地、今天印尼東部的摩鹿加群島僅一步之遙。兩年后，西班牙卡斯蒂利亞探險家首次抵達巴拿馬地峽，得知在新大陸的東面還有一片大洋。而曾經參與葡萄牙攻占馬六甲行動的費迪南·麥哲倫，數年后轉投對手陣營——已是哈布斯堡帝國的西班牙。據說麥哲倫認為馬六甲已經是《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規定的葡萄牙領地的盡頭，再往東的摩鹿加群島理應落入西班牙統治范圍，而“發現”新大洋的消息則鼓舞了麥哲倫。像哥倫布一樣，他認為可以繞過美洲繼續向東，跨過他所命名的“太平洋”，開辟更直接的香料貿易路線。麥哲倫漫長航行的結果，如后世所知，是實現了人類第一次環游地球一周。但這又是一次誤打誤撞的地理“大發現”：死于航行途中的麥哲倫，本意只是開辟商路，而非環游地球（Brotton，2012：192；布羅頓，2016）。

西葡兩國隨即陷入激烈爭執，雙方都認為自己擁有摩鹿加群島，享有香料貿易的壟斷性權力。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體現在第奧古·里貝羅（Diogo Riberiro）幾張著名的《王家地籍圖》（Padrón Real）中。里貝羅是效忠于西班牙的葡萄牙人，他作為制圖師參與了兩大帝國的分界談判。他于1525年至1529年繪制的幾張地圖在地圖學史上有著崇高地位：非洲輪廓描繪得相當完整，南美洲東部的海岸線也呈現得較為準確。雖然沒有澳洲和南極洲，但太平洋第一次被完整納入已知世界，而從南亞到東亞的海岸線也比《坎迪諾平面球型圖》有了長足的進步。

《王家地籍圖》

但是在當時，里貝羅地圖的政治性遠大于其科學性或藝術性。里貝羅巧妙地把《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規定的分界線作為地圖中軸，世界沿著這條線向左右兩邊展開，而摩鹿加群島被置于最左（西）側，亦即剛好落入西班牙統治范圍。也就是說，作為爭議最核心的香料群島，被故意擺在不起眼的“世界盡頭”，與實際上近在咫尺的馬六甲分別在地圖兩端，天各一方。

最后，迫于財政方面的壓力，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同意讓步，由葡萄牙出錢，向西班牙“購買”了摩鹿加群島所有權。雙方于1529年簽訂《薩拉戈薩條約》，再次明確了對歐洲以外地球的平分原則。里貝羅的地圖顯然為西班牙宣稱其對東南亞小島的“主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正如布羅頓所言：“對于西歐的帝國來說，首先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亞，接著是荷蘭和英格蘭，這種先在地圖上，接著在地球儀上畫一條線，宣示擁有那些他們君主從未去過的地方的做法，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塑造了隨后500年中歐洲在全球的殖民政策。”(Brotton，2012：217；布羅頓，2016)

如果把《坎迪諾平面球形圖》、里貝羅的前后幾幅世界圖同它們之前的代表性的世界地圖對比，能夠很清楚地意識到，隨著現代殖民帝國興起，人們的地理感覺也發生了革命。中世紀時代，歐洲精英對世界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基于《圣經》所提供的宗教圖景。最典型的視覺呈現，以統稱為“世界圖”（mappa mundi）的“T-O 型”地圖（即歐、亞、非三大洲構成圓形世界）為代表(Woodward，1987)。其地理觀念是基于陸地的，表達的是宗教和儀式性的空間感。14世紀上半葉，古希臘宇宙學家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經由君士坦丁堡重新傳入歐洲后，激發了歐洲知識分子以科學方法重新認知這個世界。不過，托勒密的地理認知，是基于對地球的數學想象，而非實地探測。根據《地理學指南》推導出的世界地圖，雖然包括了印度洋，但大洋被南北兩大相連的陸地板塊所包圍，狀如一個巨大的內陸湖。因為數學家托勒密認為，只有存在一塊目前未知的、極大的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才能解釋為什么地球能保持平衡。不論是在宗教想象中，還是在數學想象中，歐洲、北非和近東以外的那片廣大空間都只是作為概念而存在，不具有實體意義。

應當承認，“地理大發現”的背后，的確有一部分宗教沖動（尋找“祭司王約翰”以夾擊奧斯曼帝國），也得到科學計算的助力。但它最主要的動力，毫無疑問是尋求財富。帝國在探尋商路的同時，以殖民手段鞏固對財富和貿易的壟斷性占有。此時的歐洲地圖學，隨著不斷的地理探險而日益精準地反映出海岸線的輪廓以及大陸的形狀。歐洲之外的世界，也隨之被祛魅，從想象的、抽象的空間，變成可以被探訪、認知、了解，進而掌控的具象空間。

如果查考地球空間的“祛魅”，我們也可以發現被庸俗“現代化”理論所忽略的一些內容。一般談及祛魅理論，人們更側重于理性化、世俗化等內容。空間的理性化，表現為空間的可被測量和計算。但如果僅限于此，那么托勒密在文藝復興時的重新引入，似乎就已經是祛魅的了。可是不論是托勒密所生活的時代，還是他被重新發現的時代，科學和理性本身都沒有構成推進人類地理觀念現代化的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之一。比如，鄭和的航海探索早于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幾十年，船隊高超的航海技術當然體現著相當程度的理性和科技水平，但鄭和的遠航未能引出一套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說明僅有理性和科技，并不必然導致“現代”。而促使歐洲帝國前赴后繼展開航海開拓的，除了理性，更有作為強大驅動力的資本逐利目的。當逐利沖動得到科學助力，原有的商貿秩序可以被輕易打破，并建立起新的暴力性壟斷，“現代”空間秩序才在帝國爭奪的背景下，以早期全球化的形態出現。

地球空間既然可被全方位了解、探查，也就意味著此空間可被征服、處置、分割。西葡兩帝國以國際條約形式平分世界正體現了這一點。須知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歐洲還沒有出現今天意義上的邊界——這一點和非歐世界并沒有多大差異。而《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以及《薩拉戈薩條約》，則是第一次以地球表面并不真的存在的抽象直線（經線）作為排他性的主權邊界。這種邊界想象的大膽性，不僅在于其領土野心，還在于它對大地全新的理解方式。山川、城池、村莊、林木、海岸線，都不足以成為地理坐標了，經緯度這一古希臘人發明的、純粹數學性的度量網格，被用來當作現實中的地緣政治分界。

最讓人稱奇的是，這種地緣政治分界，雖然由兩個相鄰歐洲帝國達成，卻不是為了明確兩者之間的領土，而是為了分割它們當前和未來的海外殖民地。可見，現代地理知識、國際條約、法律邊界，都不是歐洲人為了處理內部事務而發明出來的。雖然人們一般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的簽訂視作現代國家和國際秩序的源頭，但是很難想象，如果沒有15世紀以來的殖民爭奪，主權、邊界、條約、國際法這些現代觀念，會在17世紀的歐洲憑空誕生。這些觀念的真正源起，我們都可以在16世紀早期的地圖中找到清晰的表達。

二、重魅：命名領土與虛構的地域

1570年，弗拉芒地圖學家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編纂的《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在安特衛普首度出版。這份地圖集中，出現了一幅以“東印度”為標題的地圖（Indiae Orientalis，Insularumque Adiacientium Typus），它以中國南海為中心，將中國大陸到東南亞群島的廣大地域作為主要表現對象，向西延伸至印度次大陸，向東則包括了太平洋，一直到北美大陸邊緣。《寰宇大觀》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現代地圖集（atlas），首版收錄了當時最優秀的一批制圖學家創作的53幅全球及地區圖。此后，這本世界圖集不斷更新，并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甚至在奧特柳斯1598年去世后，仍然不斷再版，直到17世紀中期才被新一代地圖集完全取代。16世紀到18世紀，荷蘭地區成為歐洲制圖學的中心，所謂“尼德蘭制圖學派”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崛起（Sutton，2015）。奧特柳斯《寰宇大觀》的出現，即被認為是尼德蘭學派黃金時代的登臺亮相。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在此后的近200年中，它成為歐洲對亞洲貿易和殖民的最重要機構之一。尼德蘭學派的興起，與荷蘭制圖學家服務于東印度公司（及西印度公司）關系巨大。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第一幅以China命名的中國地圖，就出現在1584年版的《寰宇大觀》中（奎尼、卡斯特諾威，2015：150）。

《寰宇大觀》中的《東印度》地圖

把從印度到東南亞群島的地域稱為“東印度”，是為了區別于哥倫布所“發現”的、當時由西班牙控制的所謂“西印度”。這種命名方式，生動地折射出“地理大發現”的根本動力。哥倫布的探險，本就是為了找尋通往印度及東亞之路，他把自己看到的美洲原住民稱為“indios”（西班牙語“印度人”），后來“印第安人”這個誤稱成為歐洲人對美洲原住民的通用稱謂，流行了幾個世紀。但問題是，怎么處理這個“印度”和東方“印度”的關系呢？歐洲語言逐漸將哥倫布登陸的這一帶群島稱為“西印度群島”。而與之相對應的“東印度”，則視具體情況，指稱不同歐洲國家在亞洲的殖民空間。各國紛紛組建“東印度公司”，其貿易范圍幾乎涵蓋整個南亞、東亞和東南亞。今天“印度尼西亞”這個名字，就來自“荷屬東印度群島”，在20世紀之前，這個地域其實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本土名稱。

但是，16世紀歐洲地圖中的“印度”又是一個非常模糊、矛盾的地理空間。1575年，西班牙“首席印度宇宙志-編年史家”胡安·洛佩茲·德·維拉斯科（Juan Lopez de Velasco）制作了一幅《西印度諸島描述圖》（Descripcion de las Yndias occidentales），該圖后收錄于1601年由安東尼·德·赫雷拉（Antonio de Herrera）編纂的《印度描述》（Descripcion de las Indias）中。這張地圖西起中國東海岸，東至伊比利亞半島和非洲西北端海岸，表現了西班牙帝國的勢力范圍，幾乎囊括了整個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區。彼時，西班牙殖民者已在美洲大量開采白銀，他們將白銀運到東亞，換取香料以及中國的商品，再將這些商品輸送到歐洲出售，為帝國積聚財富。有趣的是，這張地圖把西班牙的殖民范圍統稱為“西印度諸島”，此“西印度”甚至涵蓋了被奧特柳斯及大多數歐洲人稱為“東印度”的東南亞群島。這種命名體現了一種帝國的政治宣言，在把西班牙的殖民半球視為一個整體空間的同時，暢想了由西班牙掌控的跨太平洋貿易路線的暢通無阻(Padrón，2009)。

《西印度諸島描述圖》

“一副地圖并不是按照某物創造的模型，而是創造某物時參照的模型。”（威尼差恭，2016：162）早期的現代歐洲地圖充滿了類似的對地理世界的“創造”，而且往往是地圖的構想在先，實體空間中的征服在后。前述兩幅地圖背后的命名沖突，與兩國在現實世界中的沖突也是一致的。荷蘭聯合省本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的一部分，從16世紀末開始，為爭取獨立而同西班牙陷入漫長戰爭。雙方的沖突不但發生在陸地，也發生在海上。荷蘭與伊比利亞半島帝國對亞洲貿易航路的利益爭奪，后來成為現代戰爭法和海洋法的起源之一。

把本來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間單元創制出來，并以一廂情愿的想象來命名此單元，由此固化這個地理空間的神話（myth），這是地理學走入現代后一個顯著的特征。“東、西印度”的例子，再次讓我們想起祛魅理論。祛魅，描述的只是現代認知的一個單向度趨向。在祛魅的同時，新的神話也不斷產生。有學者以re?enchantment 來形容理性時代人們對宗教、魔術、神秘感，以及回歸自然狀態的訴求（Bergman，1981；Landy & Saler，2009）。這個詞在很多時候被翻譯為“返魅”。筆者在此處則更傾向于將其翻譯為“重魅”，因為新神話并非對過去的簡單復歸，而是在理性基礎上生成的，甚至就是對全新認知方式的迷信。無論是奧特柳斯的“東印度”，還是維拉斯科的“西印度”，它們和科學、理性的關系并非簡單的符合或對立，作為帝國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此命名既借助了科學與理性，也凌駕于科學與理性之上。

另外一種重魅方式可被稱為“虛構”。虛構是將并不存在的地域政治想象強加在已知的空間上。17世紀是歐洲現代地圖學大發展的時期，隨著殖民、探險和商貿活動的展開，地球上的未知區域被不斷探索，越來越多的地圖集里加入了中國、日本甚至朝鮮等非歐國家的專圖。不過在有關亞洲的地圖集里，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并不存在的實體：“韃靼地”（Tartary或Tartaria）。

韃靼（Tatar）是漢地對蒙古一部的稱呼。或許在蒙古帝國向西擴張時，此名稱傳入了歐洲。歐立德（Mark Elliott）引用一位中世紀史家的說法，認為蒙古西征帶來的巨大破壞，令歐洲人想到希臘神話中冥王黑第斯所統治的地府“塔爾塔羅斯”（拉丁文Tartarus），因此Tatar就成了Tartar（Elliott，2000）。蒙古帝國衰落后，韃靼在歐洲成為對亞洲北方草原地帶游牧民族的泛稱，隨后“韃靼地”也就用來指稱從西伯利亞到中國東北部曾經為游牧民統治的區域。

也是從奧特柳斯1570年首版的《寰宇大觀》開始，“韃靼地”就作為一個單獨的地理區域出現在歐洲地圖集中——這比單幅“中國地圖”出現得還略早。從其中的《亞洲圖》和《韃靼帝國圖》可以看到，中國和莫斯科公國（Moscovi）中間的廣闊空間被統稱為“韃靼地”，面積幾乎占了整個亞洲大陸的一半，與北美洲隔海相望（兩大洲之間的海峽被命名為“阿尼安海峽”，這也是一個虛構的地名）。此時俄羅斯的東擴尚未開始，荷蘭以及整個歐洲的地理學者雖然對東南亞有了相對深入的了解，但對于亞洲北部草原地帶的認知還基本停留在蒙古帝國時代。他們大概無從了解，從西伯利亞到中國內陸亞洲邊疆，其實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帝國或政治體，生活在這個地域的人群，從語言、宗教到生產生活方式都很多元，并沒有形成整體性的認同。

《寰宇大觀》中的《韃靼帝國圖》

16-17世紀，耶穌會士前赴后繼來到東亞，親歷了諸多歷史事件，為歐洲世界帶回第一手的觀察和理解。借鑒羅洪先《廣輿圖》而制作了《中國新地圖集》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以《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為題，記錄了滿族人入主中原的歷史。此后歐洲人開始認定，存在不同的“韃靼人”，滿人屬于“東韃靼”，蒙古人屬于“西韃靼”，并在地圖上延續了將“中國”（China）與“韃靼地”分開的做法。盡管傳教士們知道“韃靼地”這個稱謂并不存在于本土地理知識之中，但還是堅持使用這個名稱。比如曾經跟隨康熙皇帝巡游盛京和蒙古的南懷仁就在日記中把盛京（即中國東北）稱作“東韃靼地”，把蒙古稱作“西韃靼地”(Verbiest，1854)。

19 世紀之前，歐洲地圖中的“韃靼地”出現過許多變種，比如“俄羅斯韃靼”“中國韃靼”“獨立韃靼”等。似乎對這個韃靼空間的糾結并沒有隨著地理知識的增加而有所改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間法國耶穌會士領銜的清朝全國測繪（韓昭慶，2015）。在完成測繪后，耶穌會士為康熙制成《皇輿全覽圖》，分別以滿漢文字標記地名，圖上并沒有韃靼字樣。但圖樣傳回法國，國王地理學家唐維勒對其加工后，于1737年出版了一本新的中國地圖集，此地圖集的標題就是《中國、中國韃靼地和中國西藏新地圖集》（Ribeiro & O'Malley，2014）。在18世紀多數地圖中，“中國”（China）和“韃靼地”被畫成以長城為界的兩個“國家”，只不過兩者同屬于“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這個政治體。

隨著清朝對內亞邊疆地帶統治的鞏固，以及俄羅斯的東擴，“韃靼地”逐漸被“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詞匯取代。但直到1806年，英國制圖家約翰·卡利（John Carey）還發表了一幅《中國韃靼與獨立韃靼新圖》，把從中國東北到西藏的整個內亞邊疆視為“中國韃靼”，而把阿富汗及中亞視為“獨立韃靼”。當然，此時出現這種人為建構的地理認知，恐怕需要聯系當時英國在印度及中亞的地緣擴張才能更好理解。可見，地理知識的產生，一方面是通過實地調查、測量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然知識積累；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特定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地人為塑造。地圖不僅傳遞某一空間的信息，它本身就是人們主動塑造這個空間的產物。換句話說，不是地理信息塑造了地圖，而是地圖創制了地理信息，或者說，兩者至少是互相生成的。

繪制地圖既是將空間理性化、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對空間重新發現、發明的過程。所謂西印度、東印度、韃靼的命名，不但意味著發現，也同時意味著認知和掌控。正因為如此，以歐洲為中心的近代歷史，始終是一個關于“發現”的敘事。經由“發現”而來的掌控，通常連接著“占有”的法律概念。地圖測繪雖然不必然意味著暴力占取，但它為空間賦予意義和秩序。以殖民主義的邏輯看來，這是對空間行使管轄權的先決條件。

三、空間秩序：未知領地和“自由”的海

地圖所體現的絕不僅僅是知識或技術，而是赤裸裸的權力。和所有權力一樣，地圖是為了制造和強化等級格局而存在的。“當一個個人類群體被納入文明等級的體系之后，他們擁有自然的資格，便也出現了等級。”（唐曉峰，2016）在帝國時代，地圖和殖民特權緊緊相連。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在1950年出版的名作《地球規治》（一般譯為《大地的法》）中，把這層等級關系說得很直白。他覺得，那種認為印第安人可以像歐洲人測繪美洲一樣，準確地測繪歐洲的想法，是“可笑的時代錯置”。為什么呢？因為“印第安人不具備基督教-歐洲理性的那種科學之力”。施米特斷言：“智識優勢全然在歐洲一邊，以至于新世界可被徑直‘拿來’。至于亞洲那個非基督教的舊世界，以及伊斯蘭的非洲，在那些地方，只可能建立一些屬國或者歐洲行使治外法權之地。”（Schmitt，2006：132）

在他看來，“基督教-歐洲理性”的科學之力（英譯為scientific power，可理解為“科學權力”），是歐洲知識天然優于（非歐洲）本土知識的重要依據，也是判斷智識優劣的重要標準。地圖測繪的“準確性”和“科學性”體現了知識層級的高低。問題是，這種準確性是基于歐洲標準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基于航海、通商、占有商品產地或港口、組織生產和貿易這種特定的資本主義需求。在15—19世紀的世界，不是所有國家、所有社會都必然共享這些需求。所謂準確性，尤其是地圖的準確性，從來因時、因地、因人、因用途而異，并無一套完全固定的標準。如果歐洲的測繪方法是“準確”的唯一模板，我們也不會看到前文所說的那些刻意的虛構和想象了。

圍繞殖民資本主義的需求，15、16世紀之后歐洲制作的世界地圖有著鮮明的發展軌跡。首先，對海岸線精確測量：這在當時是與航海、貿易路線密切相關的。與海岸線相比，內陸的地理信息顯然不是此時制圖學家的關注焦點。其次，將陸地和海洋二分，各大陸的輪廓線日益清晰。最后，以邊界線和色塊區分不同國家/政治體，國家被想象成了以陸地領土為基礎、內部同質、外部邊緣清晰的空間主權體（Biggs，1999）。在地圖的裝飾方面，物產和民族志圖像逐漸取代了過去宗教性、神話性的圖像。表面上看，人類社會的多元和差異性被一套科學理性的大地測量標準抹平了，作為地理單元的歐洲，似乎與非歐世界并無不同。但正是這種均質化地看待地球的方式，凸顯了歐洲“智識”的優越感：歐洲人比那些生活在非歐世界的土著更了解他們家園的地理形態。一個全球等級秩序，也在這種智識和文明論的意義上被創造了出來。這就是劉禾所提出的以“地球空間”和“地球上的人心”為雙重軸線的地緣政治結構（劉禾，2016a：1-14）。

著名地圖史家約翰·布萊恩·哈雷（John Brian Harley）指出：“和槍炮及戰艦一樣，地圖也是帝國主義的武器。地圖被用來推動殖民，土地在紙面上先于實際中被宣稱占有，在這個意義上，地圖預期了帝國。”（Harley，2002：57）。但是，地圖畢竟不是像堅船利炮那樣以暴力手段征服。它是和所謂“發現”的知識意義、思想意義聯系在一起的，為暴力征服提供合法性依據。施米特將“發現”的法律隱喻說得很明確：發現一塊未知地域本身，并不自然賦予發現者合法資格。發現行為得到國際法秩序認可方才有效。而“發現”并非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誰都可以引用的概念，它必須與“特定的歷史甚至是思想史情境”相關，這個情境即（歐洲人主導的）“地理大發現”。換句話說，施米特認為，只有歐洲人從大航海時代以來的“發現”才具備法律意義，可以獲得承認，其他的“發現”都不能自動具備合法性。那么為什么原住民的發現不合法，只有歐洲人的發現（不論上面是否有原住民）才合法呢？他這樣解釋道：

作為法律概念的“發現”，其含義必須訴諸：發現者比被發現者有更高的歷史地位……若站在被發現者的立場，這種發現從來都不合法。不論是哥倫布還是其他發現者，都未得到被發現的王公的準許便不請自來。這些發現事先未獲批準。所以，發現的法理依據必來自更高的合法性。只有當發現者在思想和歷史上足夠先進，能以更優越的知識和意識理解被發現者，此發現才合法。套用布魯諾·鮑威爾的一句黑格爾式格言：“發現者比其對象更了解他自身，并能夠以更優越的教育和知識來馴服之。”（Schmitt，2006:131-132）

在這里，施米特用文明的優越性來解釋殖民主義的法源。他把資本逐利帶來的暴力侵占描繪為“基督教-歐洲理性的科學之力”對本土知識的征服。且不管本土知識本身是怎樣的，它們必須被認定為非理性、落后、愚昧。因此他接著說：“地圖學檔案在航海和國際法論辯兩方面都極具意義，一份科學的地圖測繪，宣示了對一塊未知領土（terra incognita）的真正法權。”（Schmitt，2006：132-133）。所以，地理大發現并不只是關乎地理意識，與之相伴的還有歐洲一套安排地球空間的法律意識。這便是歐洲國際法（施米特稱為“地球規治”）的起源。“當地球第一次被歐洲人的全球意識所包裹和測量，原初的陸地世界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就被改變了。其結果就是最初的大地法。它建基于兩種空間秩序的特定關系：固定陸地與自由海洋，并在400年來支撐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國際法。”（Schmitt，2006：49）

從這種鮮明的殖民帝國視角出發，地球空間在近代歐洲地圖上表現為三種形態：一種是“已知”空間，包括歐亞大陸主要部分和北非，對當地的統治已經獲得普遍認可；一種是“未知領土”（terra incognita），主要用于美洲、非洲、南方大陸（澳洲及南極洲），也包括過去無人涉足的島嶼和極地；最后一種是海洋。所謂“未知領土”，當然是指對殖民者而言的未知，通常在地圖上以空白表示。但正如澳大利亞學者西蒙·瑞安（Simon Ryan）指出的，把未知的空間在地圖上留白，并不只是簡單反映歐洲知識的空缺，而是急于抹去當地業已存在的社會和地理文化形式，并準備以新秩序投射其上、取而代之（Ryan，1994）。借由對這片土地的定義，殖民者就可以把掠奪行為，用歐洲人聽得懂的法律術語合理化。地圖上的“未知領土”，對應著日后國際法中的“無主地”（terra nullius）原則，將發現、利用與占有緊密結合在一起（Fitzmaurice，2014）。這是歐洲國際法最基本的產生背景。因此施米特坦陳：“國際法的傳統歷史，也是一部攫取土地的歷史。”（Schmitt，2006：48）

現代國際法的起源，最早便來自“發現”美洲之后帶來的一系列與占取有關的爭論。其核心命題就是：歐洲人究竟憑什么可以占有別人已經居住其上的土地并為了獲取利益而發動戰爭？西班牙學者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本身是神學家，但他之所以被后世追授為現代國際法的鼻祖，就是因為他在著作中精妙地論證了這些問題。維多利亞首先認為，不管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在土地的所有權和管轄權上是平等的，西班牙不能以宗教或者文明理由剝奪印第安人的財產權。但是，他并不認為西班牙因此便無權占領美洲。恰恰相反，他采取了一套與神學理由不同的，基于“萬民法”（jus gentium）的論證。萬民法賦予所有人遷徙、通商、傳教的權利，而印第安人拒絕西班牙人的此項權利，則可以被視為戰爭中的交戰方，西班牙因此有理由對其發動正義戰爭。表面上，種族、宗教不成為戰爭的理由了，但歐洲人的行為準則以普遍權利的名義成為正義標準，這為掠奪、奴役原住民提供了更為隱蔽的、法律性的借口（Schmitt，2016：101-125；劉禾，2016b：60-62；安德森，2018）。聽上去，這和英國后來以清朝“拒絕自由貿易”為由發動鴉片戰爭頗有幾分相似。

現代國際法的另一個起源，是對海洋空間秩序的規定。《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和《薩拉戈薩條約》以抽象的經線為界，其瓜分的領域既包含陸地，也包括海洋。這自然讓所有后來崛起的殖民國家不滿，特別是信奉新教的荷蘭和英國。它們不斷挑戰西葡兩國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海上劫掠，也就是海盜。國際法的另一位鼻祖，荷蘭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就以“自然法”為依據，為打破西班牙對海洋的壟斷，把海上劫掠行為合理化。1603年，一艘從澳門出發、駛往馬六甲的葡萄牙商船，在今天的新加坡海峽附近，被三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戰船劫掠。官司打到歐洲，荷蘭東印度公司聘請年輕的法律天才格勞秀斯來為搶劫辯護。格勞秀斯并不糾結于事情對錯，而是提出了一個地緣政治命題：海洋究竟算是國家的領土，還是所有國家都可以自由往來的公共空間？他提出了一個根本原則，即海洋是各國都可進行自由貿易的空間，各國都享有所謂“航行自由”。而因為荷蘭與葡萄牙帝國當時處于戰爭狀態，因此在海洋上的劫掠行動屬于戰爭中獲取戰利品的行為。后來他的部分辯護詞以《海洋自由論》發表，成為現代國際法的奠基之作。

我們如果由此認定，歐洲國際法主張海洋的絕對開放和自由，那就又過于天真了。國際法是殖民帝國爭霸的產物，它的根本目的從來不是提出所有人都適用的普遍性原則。在格勞秀斯的時代，自由開放的海洋本身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論點——英國法學家、東方學家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為了維護英國在北海的專屬權益而著有《封閉的海》，與格勞秀斯針鋒相對。而當英國東印度公司希圖用格勞秀斯的“航行自由”理論，從荷蘭壟斷的東南亞香料貿易中分一杯羹時，格勞秀斯卻以商貿合約為由，阻撓了英國的企圖（Brook，2013）。

和在陸地上的爭奪不同，殖民帝國的海上之爭，爭奪的不是空間，而是航道。各霸權國也將陸地主權的專屬特性延伸到船只和航道上。由此，“開放”的海面布滿“主權走廊”（sovereign corridor），海洋是開放的，但船只和航線是有主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只會盡量避開葡萄牙船隊的航線；英國則曾寄望于開辟一條從北極地區通向東亞的“東北航道”，以免直接和老牌海上強權國直接競爭。經過多年的戰爭和論辯，歐洲的法學家們基本認定，海洋既不是國家領土（只有靠近陸地的領海除外），也不是無主地（因為這意味著可以先占先得），而是屬“全體人之物”（res communes）（Benton，2010：111-121）。由此，國際法區分了海洋的所有權和國家在海洋的司法管轄權。無人可視海洋為領土，但海洋也并非空洞而無法律的空間，國家可以在海洋上行使法權。當然，幾百年以來，真正享有這種自由航行能力和管轄能力的國家并沒有多少。更多時候，“航行自由”是殖民帝國的壟斷性特權。

反映在地圖上，我們看到，16世紀的西葡地圖還明確標上了兩國瓜分地球條約所規定的子午線邊界（盡管具體位置不同），但奠定了現代地圖形態的尼德蘭學派地圖則并不承認這條邊界線。17、18世紀歐洲制作的代表性地圖也都未標注。和大陸上斑斕的色塊與清晰的邊界線不同，海洋被表現為一個貫通、均質的整體。陸地被分割，海洋卻沒有。這種在今天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空間表達脫胎于殖民競爭。它和歐洲國際法一樣，帶有鮮明的地緣政治、文明主義因素，因此，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客觀和普遍。

四、帝國地圖：張揚與隱藏之間

1886年7月24日，英國倫敦的《繪圖》（The Graphic）雜志發表了一幅地圖，全題為《帝國聯盟：表現1886年英帝國幅員的世界地圖》（Imperial Feder? ation：Map of the World Showing the Extent of British Empire in 1886）。因為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登基50周年慶典在即，此地圖很快作為彰顯日不落帝國輝煌殖民業績的代表性圖像之一被廣為印制。直到今天，這幅地圖仍然引發了諸多學者的熱情，成為英帝國研究、批判帝國研究中經常被引用的圖像。

《帝國聯盟：表現1886年英帝國幅員的地圖》

英帝國在19世紀80年代正處于黃金時期，硬實力和軟實力都如日中天，達到了哥倫布以來所有殖民帝國的頂峰。《帝國聯盟》生動體現了這種高揚的意識形態。它采用墨卡托投影法，對具體的地理信息表達得很少，重點突出的是英國的全球殖民地，以及各個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緊密的物質聯系。以格林尼治子午線為中心，地圖上的英屬殖民地以粉紅色填充，包括加拿大、英屬西印度、西非、南部非洲、英屬印度、英屬海峽殖民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另外還標注了英國掌控的要塞及港口，比如中國香港，以及1885年剛剛占領的朝鮮巨文島。在亞洲大陸北部的空白處，附有一張展示1786年英國殖民地的小地圖，講述了100年來帝國空間的大拓展。現在的殖民地由橫跨三大洋的航線緊密連綴。在印度、加拿大、南非、西非、西印度群島、澳洲和英國本土旁邊還附有統計表格，對比了1851年和當前的面積、人口、貿易總量，以及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進出口數額。

《帝國聯盟》最顯眼的特征在于環繞地圖的裝飾圖像。地圖下方，象征英國的不列顛尼亞女神（Britannia）手執三叉戟和米字盾牌，端坐在標注著“世界”的地球之上，地球由希臘神話中的擎天神亞特拉斯托于肩上。女神兩旁環伺著代表殖民者和被殖民土著的人像，以及各殖民地的代表性動物：殖民者大多手持獵槍，土著大多捧著異域奇珍，向不列顛尼亞行注目之禮。右側由上至下的三位女性，代表希臘、日本和羅馬，她們雖然與英國的殖民地無關，但暗示了帝國“文明”的傳統之深與散布之廣。地圖上方另有三位女神側臥在藤床之上，舉起“自由”（freedom）、“博愛”（fraternity）和“聯盟”（federation）的橫幅，在她們之間則是口銜橄欖枝的鴿子。

于是，《帝國聯盟》完成了對大英帝國從實體到精神的完整宣傳，以毫不遮掩的方式贊頌了英國殖民者所達到的前無古人的“偉業”。殖民主義不再是地圖后面的隱秘文本，而是地圖本身的表現對象。海洋與陸地、占領和攫取、資本與統計、種族與秩序，所有帝國治理的要素，都匯聚于“自由”“博愛”和“聯盟”的政治話語之下。圖像學（iconology）與地圖學（cartography）水乳交融。

有趣的是，這幅地圖的作者、著名插圖畫家沃爾特·克倫（Walter Crane）是一位社會主義者。這一身份引發了人們對《帝國聯盟》更為豐富的解讀和討論。有學者認為，此地圖的圖像要素，來自為倫敦當時正在舉辦的“印度與殖民地博覽會”創作的另一幅地圖。對比之下，克倫的地圖突出了勞動者的意象（畫面右下的澳洲礦工，以及亞特拉斯神身上的“人力”字樣），并且將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并列在一起，意在表達以勞動促成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團結。此圖的統計數字來自同期雜志上一篇與地圖同名的文章，文章的主旨，是呼吁改革帝國政策，給予殖民地更多外交自主，以利聯邦團結（Biltcliffe，2005）。但即便這幅地圖真的隱含了對帝國的溫和批評和改革吁求，這種表達也還是根植于對帝國“團結”殖民地的期待。實際上，正如不少學者指出的，在殖民帝國擴張的事業中，很多開創了“自由”“進步”理念的歐洲思想者，同時也是帝國孜孜不倦的建設者（Pitts，2005）。一旦涉及殖民地問題，他們的“自由”更多是指殖民者有“教化”被殖民者以促使他們“進步”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以地圖來彰顯帝國，并不只限于《帝國聯盟》這種宣傳品。地圖測繪本身也是一種公開的宣示。1871年，歷時近70年的印度“大三角測量”（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終于完成。此項耗時耗資巨大的測繪工程，最早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監督，后歸由印度測量局負責，以三角測量法實現了對印度次大陸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網格狀測繪。測繪不僅讓帝國對殖民地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同時也是實施殖民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盡管由于技術和后勤保障的原因，前后700多名測量員在漫長的70年中也并未走遍整個印度次大陸，但此次三角大測量仍然在“實踐和話語兩方面支持了殖民統治”，凸顯了殖民者的“理性、科學和自由”（Branch，2015：116-117）。

在19世紀，自由主義成為英帝國標榜的意識形態，自由與殖民霸權并行不悖。新興的美國也同樣高舉自由、文明大旗，其殖民擴張的速度和對原住民及黑奴的野蠻壓迫，比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在1816年，美國就出版發行了第一張將本國畫成橫亙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全國地圖。此地圖題為《美利堅合眾國地圖：含鄰近之英國與西班牙領地》（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ith the Contiguous British and Spanish Possessions），作者是蘇格蘭制圖師約翰·麥里氏（John Melish）。彼時美國領土雖然已經由“路易斯安娜收購”而翻倍，但也只占今天美國大陸部分的一半，遠未擴張到當時尚在西班牙手中的西海岸。盡管如此，此圖仍得到第三任美國總統杰斐遜的肯定和喜愛，乃至杰斐遜一直把它掛在位于弗吉尼亞蒙蒂塞洛莊園的家中。這或許正說明，這張地圖充分表達了殖民者不斷西進、實現“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使命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地圖早于實際幾十年就預言了美國的領土擴張。

《美利堅合眾國地圖：含鄰近之英國與西班牙領地》

不過美國畢竟不同于英國，雖然兩者皆是宣稱“自由”的霸權國家，但采取了相當不同的自由主義空間論述。英國標榜自己是自由的帝國，美國政治精英卻不喜“帝國”一詞，始終小心翼翼地回避國家論述中的“帝國”字眼。從表面上看，美帝國的擴張方式似乎不同于傳統帝國：至少在菲律賓獲得獨立后，美國已經不謀求直接占據領土，轉而以不斷增加的海外駐軍來牢牢把控全球空間。

美國“圖標”地圖

在今天標準的世界地圖中，美國看上去和其他國家差不多，也是由邊界所包圍的、內部同質的政治空間。地圖中的美國就是本土48州所組成的“地緣機體”（geo?body）形狀，最多在角落里，以附加形式放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兩個“海外州”。然而，這種標準的“圖標地圖”（Immarwahr, 2019：8）遠未能反映美國真正的司法邊界。歷史學家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arwahr）在《如何隱藏帝國：大美利堅合眾國史》中提醒說，除了兩個“海外州”，圖標地圖完全隱藏了波多黎各、美屬薩摩亞、關島、美屬維爾京群島、北馬里亞納以及眾多美國兼并的小島嶼（Immarwahr，2019：8-9）。這些領地的陸地面積超過1 萬平方千米，人口超過400萬，它們由美國聯邦政府掌控，居民雖是美國國民（national），但卻不享受憲法規定的公民（citizen）權利。其中一些地方，美國的統治已超過一個多世紀，實質等于殖民地。

美國歷史上的“西進運動”令美國完成了國家建設和帝國的塑形（Cum-ings，2010）。實際上，西進運動并沒有停止在西海岸。19世紀末的美西戰爭讓美國的殖民地擴展到整個太平洋，一直延伸到菲律賓。即使在今天，美國領土也向西延伸至關島，而非阿拉斯加或夏威夷。以關島為最西端，以加勒比海地區的美屬維爾京群島為最東端，“大美國”領土的中間線（西經140度左右），應該落在阿拉斯加到中東部太平洋，比夏威夷略往東一些，離大陸本土的西海岸還很遠。當然，沒有任何地圖這樣如實展現美國的遼闊幅員。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帝國性已經不表現在領土上。借由數百個（具體數量始終不明）海外軍事基地，帝國的觸角伸入所有大洲和大洋，其勢力范圍之廣和控制程度之深，遠超過鼎盛時期的英帝國。

以封閉的陸地領土空間定義國家，本是歐洲地圖學在殖民時代的發明。隨著殖民的深入，當代的世界地圖也理所當然地只以封閉的邊界標明國家。正是巧妙地利用這一點，美國隱藏了自己作為“無邊界帝國”的屬性，讓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世界都錯誤地以陸地邊界和海岸線來認知美國的形狀。可見，地圖可以將英國的殖民霸權赤裸裸展現出來，也可以把美國的殖民霸權悄悄遮掩起來。

五、結論

斯蒂芬·盧克斯的“權力三面向”理論分析了權力的三個層次：“決定力”“預防性的非決定力”和“議程設置力”（Lukes，1974），它們對應著暴力強制（cohesion）、規訓（discipline）和同意（consent）這三種權力壓迫方式。就殖民帝國的霸權而言，堅船利炮是其暴力強制之一面；法律和儀軌——特別是國際法和外交是其規訓之一面；而“同意”的議程設置和意識形態力，則是三種殖民力量中最隱蔽的，它塑造一種貌似放之四海皆準的知識體系，在以文明、科學、理性重新解釋世界的同時，掌控了世界。現代地圖就屬于最為深層隱蔽的權力。它是一種深刻的知識議程塑造，以對空間的重新組合和切割，配合著對人類社會的分類和等級化，以及對人類歷史的線性排列。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地圖測繪與暴力征伐、國際法規訓互為表里、相互支持。“權力從地圖中走來，又行走于打造地圖的道路上。”（Harley，1989：13）

“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歐洲地圖學發展，表面上看是服務于殖民帝國對地理知識“科學性”和“準確性”的需求，但其實，帝國與地圖的關系遠比這種籠統的論述復雜微妙。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有一篇被廣為引用的短故事《論科學之精確》，講述帝國的制圖師們制作了一幅與帝國一樣大的地圖，圖與現實嚴格對應。但后世終于發現這種精確性毫無用處，于是地圖被廢棄。這篇小故事清楚傳達了“呈現”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地圖的作用從來就不是對空間的復制，而是以高度選擇性的方法，構建對空間秩序的想象。在所有地圖上（哪怕是谷歌地球），我們看到的都不是現實，而是用線條、色塊以及象征符號等建構的選擇性視覺表現。很多時候，地圖的內容超出地形地貌，還包含了民情、風俗、殖產、歷史等。這些“數據”的選擇和地圖制作者的政治、文化理念緊密相聯。近世帝國追求的那種可視空間的“準確性”和“科學性”，也指向特定內容，比如資源、商路、財富、殖民以及地緣戰略。

就這樣，起源于歐洲的現代地圖學，為興起于殖民時代的現代地理知識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論述框架，而現代地理觀念又沿著地圖學所規定的框架和方向延伸和發展，成為帝國意識形態在空間領域最為強大的表達者和宣傳者。而在其自身的發展演變中，也開始日益指向具有特定目的的“真確性”和科學性。在地緣政治斗爭、國際交涉、國際法的創制中，這種帶有特定目的的地圖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15世紀以來的歐洲地理“發現”和地圖學發展，還鋪陳著一條晦暗的主題線：對“東方”的征服。從哥倫布、麥哲倫到英國和美國，現代殖民帝國的形成機理中，有一項歷史情境至關重要，那就是對“亞洲”的想象、進取、控制和爭奪。能動者雖然主要是歐洲，但對象始終是亞洲。在尋找、控制“亞洲”的過程中，歐洲拓殖非洲、發現美洲、征服太平洋、開發西伯利亞和澳洲。Orient，既意味著“東方”，也意味著“方向”。哪怕是帝國家族的后來者——日本，其殖民對象也同樣是亞洲。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海洋帝國”和“陸地帝國”的分野，其實無非反映出通往亞洲的手段是海路還是陸路而已，很難說是民族性格或政治文化的不同造就了帝國的不同性質。

施米特在寫作《地球規治》時，已經明確感覺到歐洲中心主義的國際法面臨著巨大挑戰：人們對地球的爭奪已經突破大地和海洋而延展到天空。“這種轉變是巨大的，因為從天空看，并以空襲角度視之，大地和海洋表面并無差別。但對人的生命而言，無論是在地面還是水面上，來自天空的危險是一樣的。”（Schmitt，2006：320）然而，到了今天，網絡世界為人類構筑了全新的空間感，大地-海洋-天空的三重空間不再約束著人的生產和消費。再一次，我們所處身的空間需要重新理解、丈量和管治，而帝國新的殖民行動也早已開始。

（本文原載于《社會學評論》2022年第1期，澎湃新聞獲作者授權發布，圖片來源于“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的公號轉載此文時的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