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存夠了錢，王明英想還一筆欠了17年的債。

因為電話簿掉了，她沒有債主的號碼。很多年來，擔心債主聯系不到她，她一直為自己的手機號充費。但是，債主王艮華的電話很久沒打來。

她68歲。年紀大了，不常用手機，號碼幾次欠費停機。直到2021年10月5日，因為忘記為手機繳費被銷號，她變得更加焦急，開始登報尋人還錢。

這個消息傳開，人們為她身上的信用唏噓：有這種追著別人還錢的人？

一

1999年，王明英46歲，和丈夫承包了一家造紙廠。重慶銅梁是小有名氣的紙廠基地，在虎峰鎮上，他們的造紙廠規模最小，只有一千多平米的場地、三四十個工人。

過去，王明英在飯堂賣過飯票，近30歲時結婚后，跟著丈夫賣電扇、賣車票，之后又在銅梁做商場承包的生意，還隨丈夫去緬甸辦過磚廠。

這次，他們決定做造紙生意，其中，收購舊紙板是最緊要的環節。每天一早，王明英和車夫到舊紙板門市挨個走，看哪家的紙板價錢和質量好。把好紙板運回廠里，打成紙漿，制成新紙板，再賣到紙箱廠。生意做久了，一些熟悉的供應商攢夠了一車舊紙板，也會直接送到王明英的廠里來。

這些活看似簡單，但是王明英很快發現，好紙板難求——因為市場不景氣，供應商賺不到多少錢，喜歡在紙板里摻水，這幾乎成了行業內的潛規則。

最讓她感到“虧慘”的一次是一批12噸的貨。頭幾回，對方摻水沒那么厲害，一車紙板大約摻了3噸水。之后，水越摻越多，最后一次摻了5噸的水。王明英還記得那一天，她站在太陽底下，看著地磅上的數字，她邊稱邊抹眼淚。

可即便心里委屈，她也沒有和對方理論，仍舊收下了這批貨，她想著，供應商基本都這么干；更是擔心，自己只是一個小廠老板，如果把摻水的紙板都回絕掉，就沒有人愿意給自己供貨了。

“寧愿自己吃虧，都不會讓別人吃虧”，在王明英丈夫的眼里，妻子是一個很直爽的人，“從來不會占別人便宜。”一個能舉證的細節是，王明英買菜，攤主零錢找給她多了，她會還回去。

最后，王明英象征性地扣了那批貨500斤的紙板錢，按照一噸紙板價值八九百塊錢來算的話，她要虧損大約3500塊。

在眾多供應商中，王艮華給王明英留下了“老實”的印象，原因便在于“摻水少”。2000年，王艮華47歲，他和妻子在主城區的服裝市場邊上盤了一間七八十平米的店面，回收攤販送來的舊紙板和報紙。

王艮華回憶，當時很多供應商都會把收過來的舊紙板放在水里浸泡，接著把濕紙板夾在干紙板中間，打包運到造紙廠。采訪之前，妻子叮囑他要說“好話”，但王艮華一臉實誠地承認，因為行情不好，自己有時候也灑水。

不景氣的市場還催生了另一項潛規則，同時為難著供應商和造紙廠老板：先收貨再付款。

“一車押一車的錢”，王艮華說，一車紙板拉到造紙廠，一般不能直接拿到錢，等下一車貨拉過去才能拿到錢。他能理解，因為只有紙箱廠老板把貨款給了造紙廠老板，造紙廠老板才能把貨款還給他們。

遇到不靠譜的老板，王艮華總是很發愁，他話少，卻需要“說很多話”要賬。有一回，他連著給一個老板送了幾車的紙板，對方欠下了幾萬。要賬的時候，他已經沒有錢繼續收購舊報紙了，他無奈解釋：“老板，你總要拿點錢給我收貨嘛。”

最后，對方只給了幾千塊現金，剩下的錢用幾百瓶某品牌藥酒來抵債。王艮華說，當時很多老板會用物還賬，而這些東西往往是從廠里批發來的。

妻子看到藥酒很生氣，王艮華倒挺心寬，他笑著回憶：“反正我覺得我當時拿到東西回來已經是能干的了，不拿東西回來才是不能干的。”

后來，大大小小的藥酒擺滿半間收廢品屋子，王艮華形容自己每天像喝開水一樣，一天喝一瓶，半年才喝完。

生意場上，往來不外乎貨與錢，了解難免有限。但王艮華也有自己愛打交道的老板，他最看重的品質是“耿直”，在他的理解里，耿直的人“說什么時候給錢就給”，狡猾的人總是找各種借口不給錢。

“耿直”也是王艮華對王明英最直白的印象，他記得每次把貨拉過去，三五天后就能收到錢，“說話很負責，”王艮華評價她，“是一個好人。”

王明英也遭遇過和王艮華類似的情況。一個紙箱廠老板拿了價值兩三萬的紙板，最后給了一部分的錢，其他的貨款用兩百多雙的劣質鞋子來抵。

在王明英眼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她想著只能把自己的事做好，例如，廠里工人的工資，每個月按時發放，有時候錢不夠了，她還要向親戚借錢發工資。一次，網紙漿的網籠被工人搞壞了，導致大量紙漿溜走，王明英雖然生氣，也不忍心扣工資。

二

兩人的欠款發生在2004年。那一年，當地推行環保政策，王艮華聽到風聲說，政府在進行工廠的污水處理整治，造紙廠要是沒有資金修造污水池，做廢水處理，只能關停。

那段時間，王艮華隔三差五往虎峰鎮跑，他發現王明英的廠里只有少數工人在生產，而平時總是笑嘻嘻的王明英，這時看起來愁眉苦臉的。他心下有數，王明英的廠子可能挺不過這次危機了。但出于信任，他還是繼續給她送貨。之后，因為連送了兩車的貨，王明英都拿不出錢，王艮華才沒繼續供貨。

兩個月后，王明英的造紙廠被迫關閉，欠下供應商23萬元，其中包括王艮華最后送的兩三車價值兩萬多元的紙板貨款。

過了兩年，王艮華找到王明英的家，想要收回貨款：“大姐，你有沒有錢啊？我沒有錢收貨了。”

當時，紙箱廠老板還欠王明英十幾萬，她拿不出錢，只還了王艮華一萬多元，剩下的一萬元，她重新打了一張欠條，并告訴王艮華：“你把欠條收好了，我還欠很多人錢，你是最少的一個呢，以后有了一定還給你。”

王艮華沒有多說什么就走了。再一次要賬已經是三年后的事情，因為不忍心給王明英壓力，王艮華一直沒有開口要賬，這一次來是因為法律上借條有效期是三年，他擔心借條失效。

不過，王明英依舊拿不出錢，她在借條上補寫了日期和名字，不好意思地承諾：“有了錢就還給你。”

欠條  受訪者供圖

王明英不知道的是，幾個月后，王艮華的門市因為城市道路規劃被拆除，回到了老家重慶銅梁，開始在家帶外孫女，但他一直把王明英的欠款放在心上——一萬元大約需要收購16噸紙板，攢兩個星期、攢滿一屋子，這也是他和妻子賣紙板一年的收入。這張欠條一直夾在衣柜的戶口本里。

但之后王艮華再也沒有去王明英家里要賬，他擔心催款會讓王明英為難，鬧出事情。只有過年前，他會打電話，拜個年，再要賬。電話另一頭，王明英總是客氣地說：“兄弟，不好意思，沒得。”

2017年，王艮華再給王明英打電話，卻發現打不通了，他和家人都認為這筆錢是收不回來了。其間，有專業催賬的人聽說他有錢沒收回來，想幫他要債并分成60%，王艮華直接拒絕了。

好在這一年，王明英通過向法院起訴，收回了紙箱廠老板欠下的貨款，有錢還給供應商。

她一直惦記著王艮華，想著對方兩次到家里要賬，“（這錢）肯定對他很重要。”她開始聯系王艮華，可是電話簿在搬家時弄丟了，她試過找其他的供應商，又把手機里的號碼一個一個打過去問，都沒有找到。她只知道王艮華是合川人，名字似乎是“王銀華”，卻不知道具體住在哪里。

最后，只能寄希望于王艮華會聯系她，但是電話再也沒打來。

去年10月5日，一直用于聯系王艮華的手機號因為幾個月沒繳費，被銷號，她變得更加焦急。朋友得知這件事，心里感動，便托合川日報的記者幫忙尋人。

就這樣，一則尋找17年前債主的新聞登上了報紙。

王艮華  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圖

《合川日報》報道  受訪者供圖

三

2021年11月6日，民警彭勇在合川日報記者周云的朋友圈里看到新聞標題，立刻被吸引了：王銀華，你在哪里？銅梁王女士要還你的貨款。

彭勇是重慶合川區南津街派出所的民警，在尋人方面有小小的名氣。曾幫忙一位母親找到失散六十年的女兒；前年6月，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從內蒙古特地趕到合川請他幫忙尋找三十年前的戰友，最后也找到了。

他56歲，從警38年，找過各種情況的失聯者，找他幫忙的走失的老人和小孩，更是不計其數。但彭勇從來沒有碰到過尋找債主的人，而且要歸還的是17年前的欠款，他被王明英身上誠信的力量打動，決定要幫忙。

當天中午，彭勇回到辦公室，立馬登錄戶籍系統開始查詢。根據報紙上的信息，他總結對方是男性，出生時間大約在1955年前后，曾經做過紙板生意。在電腦里輸入姓名“王銀華”后，列表跳出了12個人，他把年齡相近的先打了一遍，再摸排剩下的，發現沒有人做過紙板生意。

他想，或許是戶口遷出去了，再次查詢后，還是沒有找到。過去的尋人經驗讓他懷疑名字出了問題，或許是諧音也說不定，他嘗試在系統里搜索“王云華”，但同名的實在太多，無從考證。

彭勇聯系了王明英，確認名字是否出錯。王明英想起，自己曾經看過王艮華在收據上簽名：“他寫那個‘銀’字，好像沒有金字旁。”

那不就是“艮”字？彭勇想起70年代曾經推行簡化字，印象中，銀行的“銀”字摘掉了偏旁。

第二天一大早，彭勇再次登錄系統找人，這次只出現了一個同名的人，他很快撥通了電話。

王艮華接起了電話，“啊，她還想起啊？她要登報了，要還我的錢啊？”他一時難以相信，而且，電話那端自稱民警的人讓他去派出所領錢。

兩個小時后，王明英和王艮華在派出所見面了。彭勇回憶，一見面，兩人像老朋友一樣，拉著對方的手，“喊姐姐、兄弟”，很熱情。

彭勇發現，王艮華和身份證上的照片相比，蒼老了不少，才知道2019年王艮華因為腦淤血住院三個月；去年，王艮華的妻子因為腰椎突出也住院了。彭勇想，這一萬元對王艮華一家應該挺重要。

生病后，王艮華常年戴著一頂黑帽，帽子的邊沿處有一片稀疏的銀白色發絲，走路的時候，左腳微跛，使不上力。他說，原本王明英的電話號碼，他一直靠腦子記住，生病后就把電話忘掉了，如果王明英不聯系，他也不會再找她了。

這天，交換欠條和欠款的時候，王艮華對王明英說了一句：“感謝大姐，你還想得到。”

還錢現場  “平安合川”微信公眾號 圖

四

故事到這里，這件登報還錢的小事，在當事人心中圓滿收尾了。但外界的好奇從這時開始。當記者趕來采訪彭勇，他婉言拒絕，覺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需要報道。

彭勇  “平安合川”微信公眾號 圖

因為這件“小事”，一個民警的職業生涯被更多人看到。彭勇是內勤部門的民警，平常主要的工作是黨建和宣傳，用他的話說，屬于活比較輕松的部門。

14年前，一切并非如此。當時，彭勇在刑事偵查部門負責打擊罪犯。他永遠記得2008年7月4日——那一天，雨下得很大，他和同事開車去四川把盜竊犯提回來，在高速公路上，車子打滑沖到了護欄上，翻了幾圈，他被壓在車下，玻璃碴扎了他一身。

“差點死了。”醒來后，護士說他的肺里有積血，肋骨斷了七根，手臂上殘留著一百多塊碎玻璃。

這一次意外過后，彭勇被鑒定為七級傷殘，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所里把他安排到了現在的內勤部門。

他說，身體垮了的一段時間里，思想上也受到了打擊，原先看起來是精神很好的青年，那時走路也顯出病態。

他經歷了一段艱難的職業認知修正期。最初，他選擇做民警，看重的是讓罪犯伏法的挑戰性和榮譽感。慢慢地，他發現做一些小事，似乎和群眾的關系更加緊密。就像尋人，他時常感覺自己和對方一起抱著希望在找，線索斷了，他會跟著失落；找到人了，他跟著開心。

在南津街派出所，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彭勇是所里非行政級別最高的民警。所長秦慶說，彭勇是二級高級警長，原本可以穿白底的襯衫，但他一直不愿意穿。

這件襯衫放在彭勇辦公室的衣柜里。說起制服，彭勇有些不好意思，他說，所里的民警都需要24小時值班，他一般坐在辦公室，做得活比別人少，穿白襯衫似乎不太合適。

關于這次尋人事件，彭勇再三強調，自己做的只是一件小事。

和彭勇一樣，“小事情，不是好事，該別人的嘛”，王明英說。她不明白，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什么大家那么關注，這段時間，王明英的手機里涌進了不少陌生電話，她一概不接。

因為看到王明英身上“誠實守信”的品質，記者周云要為她申報“重慶好人”的榮譽，但是王明英直接拒絕了。周云發現，王明英心里只想著還錢，并不看重榮譽，這和以往他遇到的“重慶好人”相似，都覺得自己做的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件事似乎也沒有在王艮華的生活中泛起任何波瀾。現在，王艮華仍然每天鍛煉、帶外孫女。直到記者來家里探訪，親戚鄰居才知道發生了什么。

尋找王艮華的報道發出后，有一個債主聯系到王明英，希望歸還欠款。因為手里沒有多余的存款，王明英沒好意思問具體欠下多少，但她想著，一定要還。

王明英家的陽臺上擺滿了綠植。  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圖

（感謝鄧琴、李濘伶對采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