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秦始皇，林劍鳴先生曾有過經典的評論，他說：“一個人生前只活了五十歲，但死后卻被人評說了兩千余年。此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本人就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滿了神奇色彩和極其矛盾的現象。”（《文博》1996年第5期）學界對秦始皇的討論也曾在上世紀掀起過熱潮，這方面的著作很多，故不一一列舉。

以往的秦始皇形象

關于秦始皇的形象，《過秦論》、《史記》、《戰國策》、《新語》、《淮南子》、《鹽鐵論》、《漢書》等典籍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主要是“刑法太酷、奢靡與橫征暴斂、窮兵贖武等”。（黃瓊儀：《漢畫中的秦始皇形象》，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17-20頁）綜合傳世文獻記載，秦始皇的形象以負面為主。我們從中看不到秦始皇有“仁義”之舉，“愛子”之心，“護民”之為，其所作所為大都可以打上“負面”標簽。

我們以西漢賈誼的《過秦論》為例，賈誼把秦始皇構建為一個威嚴無比、自以為是、錯而不改、貪鄙多疑、詐力暴虐、不施仁義的專制君主。由于賈誼出色的文采，尤其是“鋪陳、排比的運用，讀起來氣勢雄健，文筆恣肆酣暢，一直是歷代公認的文章經典”。（吳承學：《<過秦論>：一個文學經典的形成》，《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從而使得《過秦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漢代士人對秦始皇的認知。司馬遷在《史記》中便多次引用賈誼的《過秦論》，并說道：“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史記》有關秦始皇的負面記載更是不勝枚舉，且重點刻畫了秦始皇的長生思想，進一步把秦始皇的愚昧展現出來。

新材料帶來哪些新記錄

北大藏漢簡《趙正書》亦有對秦始皇形象的刻畫，雖然對秦始皇的描述性文字不多，但卻非常具體，從不同側面彰顯了秦始皇將死之時的悲痛、疑慮、惆悵、不舍的感情。這為我們加深對秦始皇的了解，提供了更好的資料。

1.威嚴與流涕

秦始皇“流涕”之言，不見于傳世文獻，然《趙正書》中兩見。一是：“秦王趙正出游天下，還至柏人而病。病篤，喟然流涕長太息，謂左右曰：‘天命不可變于？吾未嘗病如此，悲□……’”二是：“趙正流涕而謂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

“流涕”，無需多言，流淚哭泣也，便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痛哭流涕”。“哭泣”在戰國秦漢間較為常見，時人也并不以此為恥，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有“哭泣”的記載。如屈原、太子丹、章邯、項羽、劉邦等都曾“流涕”。

秦始皇第一處的“流涕”容易理解，自知病重，將不久于人世，對“天命不可變”的失望自不待言，將死的哀痛嘆息孕育其中，由此“悲嘆”、“長太息”、“流涕”符合情理。然第二處的“流涕”來得很突兀，值得探究。秦始皇兩次的“流涕”所帶給我們的感覺不同于威嚴的君主，其在死前的這種哭泣現象，把他從神的高位拉到了普通人的層面，給我們的感覺無疑更加真實。

2.信任與多疑

秦始皇懷疑李斯“侵主”，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勝大臣之紛爭，爭侵主。”李斯聽聞此言，急于辯解，感謝秦始皇提攜之恩，大贊秦始皇高義，并表忠心曰：“臣竊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見疑如此，臣等盡當戮死，以報于天下者也。”如此方打消秦始皇的疑慮。始皇回應道：“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在君臣對答中，“疑”這個字均被兩人提及，可見當時政治生態的惡劣。

再如秦始皇懷疑群臣，《趙正書》載秦始皇曰：“今病篤，幾死矣。其亟日夜進，趣至甘泉之置，毋須后者。其謹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秦始皇自知病重，害怕大臣泄露消息，故打算甩掉群臣。字里行間中，秦始皇對下屬的不信任，可見一斑！

秦始皇“多疑”的性格，既和他所推崇法家有關，也與后來他喜愛方術有一定聯系。當然，秦始皇的個人經歷也可能導致了他多疑的性格，如早年為質、呂不韋專政、嫪毐亂國等。《趙正書》則把秦始皇的“多疑”性格盡現，生動刻畫出了一個將死君主在小心翼翼地“疑神疑鬼”，既不放心大臣，又怕大臣對自己不滿而引發禍亂。

3.民主與專制

傳世文獻多載秦始皇“專制”，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可《趙正書》中秦始皇卻顯得很“民主”，秦始皇兩次要求大臣“議所立”，要把立儲的權力下放給大臣，給人以強烈的“民主”氣息。《趙正書》載秦始皇曰：“吾哀憐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議所立……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

然而，秦始皇并非真的讓大臣“議所立”，他是有指向性的，是想讓大臣替他表明他的意愿。簡文中的“孤弱”一詞，比較關鍵。在秦始皇的兒子中，長子扶蘇內有聲望，外有蒙恬為援，絕非秦始皇所言的“孤弱”之子。胡亥倒是符合“孤弱”的條件，胡亥此時僅20歲，既符合“年少”、亦符合“無依”的條件。秦始皇已經暗示李斯等大臣，意在胡亥。扶蘇不在“所立”人選內。

可知秦始皇的“民主”并不真實，此處是在運用法家的“術”。李斯等大臣在領會秦始皇暗含之意后，以“道遠而詔期宭”為由，抵制“群臣”參與“議立”，繼而迎立胡亥為儲君。秦始皇曰“可”，正說明李斯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思。《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在此也得以體現。司馬遷評論李斯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 亦符合事實。

4.易命與被騙

秦始皇的“天命觀”在傳世文獻中很少涉及，《趙正書》則可以補充這方面的資料。秦始皇曰：“吾自視天命，年五十歲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歲矣。吾當以今歲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變氣易命，不可于？……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據此，秦始皇的“天命觀”可總結為：知天命但卻想易命。從某種程度上看，這是一個很矛盾的邏輯。

簡文中秦始皇以“霸王”自居，《管子?度地》：“能為霸王者，蓋天子圣人也。”秦始皇以“霸王”自居，自視功績很大，“功蓋五帝”，自當享有“至尊之壽”。《新書·數寧》：“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逾百歲，以此言信之。”由于此時秦始皇才五十歲，其“霸王之壽”相較于《新書》所言“輕百年耳”的“至尊之壽”明顯差距太大，這對秦始皇來說，似乎很難接受。“吾霸王之壽足矣”之語，亦不能當真，其本質還是想“變氣易命”。

“變氣說”曾出現于東漢王充的《論衡·變虛篇》，其文曰：“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人行而氣變。’”《趙正書》所言的“變氣”無疑是災變家所說的“人行而氣變”。

孔子主張“知天命”，《論語·為政篇》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秦始皇雖然此時也是五十歲，但他的“知天命”自然與孔子不同。其“知天命但卻想易命”的態度，說到底還是對長生的渴望，也即希望打破“天命”的束縛。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中評價秦始皇道：“他的人生觀自然是一位非命主義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他想永遠長生，而富貴始終在他自己的手里。”無疑是《趙正書》中秦始皇的注腳。

秦始皇“長生”之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借助于“仙藥”，而《趙正書》則依賴于“出行變氣”。仙藥不易得，“出行變氣”則容易得多，知秦始皇再次被術士所欺騙。

5.憐子與愛民

傳世文獻中，秦始皇溫情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趙正書》中則有兩處。秦始皇曰：“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吾哀憐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整理者認為：“‘蒙容’，文獻作‘蒙戎’、‘蒙茸’或‘尨茸’……‘蒙容之民’猶今言‘蕓蕓眾生’。”

始皇死前憐子是真，親情在此處也得以體現。然愛民之心是否為真，則還需考究。也即秦始皇的政治理念中，是否具有“民本”思想？

張分田先生認為：“即使秦始皇摒棄諸子百家，單憑法家學說治國，他也會知曉民眾為國家政治的基礎、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施政應愛民利民的道理，也會在一些時期或一定程度上推行重民政策。”（張分田：《秦朝統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因素——以全社會普遍意識為視角》，《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6年第7卷）我們認為，秦始皇的愛民思想可能僅限于姿態。眾所周知，秦始皇多次興修大型工程，如大建阿房宮、興修馳道游觀、營建陵墓等等，蘇誠鑒先生認為：“工程浩大，工期迫促，徭役繁興，超過了當時民力國力的負荷。”（蘇誠鑒：《“馳道”的修筑與規制》，《安徽史學》1986年第2期）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有秦始皇巡行各地的銘功刻石，其中有“黔首安寧”、“黔首康定”、“黔首是富”、“振救黔首”、“黔首改化”、“黔首脩絜”、“黎庶無繇”等語。我們觀刻石中的安寧、康定、振救、改化等字詞，更多的是在宣揚統治的功勞。秦始皇救濟萬民，使得百姓生活安定。這無疑是一種以“救世主”自居俯視百姓的態度，是上對下的認知，以粉飾太平，并不代表百姓的真實想法，實際情況則是“天下苦秦久矣”！

此外，李斯在給秦二世的上表中，也曾提到了“民”，曰：“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一書中認為：“以秦之嗜殺深稅，而曰緩刑薄斂；天下共欲亡秦，而云萬民不忘，可笑也。”李斯自以為的七功，而“民”列于最后，可見秦統治高層對“民”的態度。《趙正書》中秦始皇雖語“吾蒙容之民”，然其愛民之心，亦恐與李斯同。

綜上，北大藏漢簡《趙正書》刻畫了一個對死亡不甘，對臣下懷疑，對弱子愛憐，對國事憂慮的君王形象。其中雜糅有秦始皇的一些法家之“術”和姿態性的“仁愛之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史記》的記載，但又有別于《史記》固定化的負面刻畫，有利于我們對秦始皇全面的了解與認知。

（本文首發于《歷史教學問題》2017年第1期。澎湃版內容有所刪節調整，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