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的關系研究中發現技術的速度與當今人類的危機關系重大，尤其是產生了“實時”效應的光速技術。從形而上學的層面來探究，技術速度要達到“實時”效應，必須滿足四個基本的邏輯前提，即分解的極致化、視角的外移、數據化以及“時時在線”。其中，視角的外移最受技術哲學關注，因為它直接涉及當今技術之發展本質上由人驅動還是由技術本身驅動的問題。對“實時”邏輯前提的揭示有助于更好地預見其可能的本體論后果：從人的過時、去勢，到由“人的終結”議題所涵蓋的生物改造和人類增強。

一、兩種技術速度

自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成為認知世界的主導范式之后，速度一般被理解為一個經典物理學概念。根據公式v（速度）=s（距離）/t（時間）可知，速度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性的因素，而是一個可變的量。這部分解釋了何以哲學是從時間問題，繼而空間問題進入到速度問題研究的。另一直觀的原因則是，速度開始在技術、社會與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超出身體的“自然限度”，甚至速度的變量“加速度”也開始進入穩步的正向增長，而這種無法不令人矚目的速度顯然正在急劇改變著人對時/空的傳統感知與理解，乃至人的存在樣態。因此，近年來，速度問題大有在哲學各分支學科成為關注焦點的趨勢【1】。

當代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把技術的速度提到相當重要的位置來考慮。他認為，當今人類正在經歷著的“迷失方向”[1]之苦主要就源于工業革命以來技術發展的速度，而這個速度還在不斷加快，正嚴重加劇技術體系與社會體系之間的落差。【2，p3】事實上，斯蒂格勒對技術發展之整體的速度和產生某些特殊效應（如計算機界所說的“實時”、媒體界所說的“現場”）的特殊速度（光速）作了區分，并認為對速度的反思只有在認真考察了后者之后才有意義。因為，如“實時”之類效應可能在根本上改變“事件化”的意義，改變時/空的存在。【3，p18】

由此可見，所謂技術的速度還存在著兩個不同層面的內涵，有必要首先加以區分——

第一種速度指的是技術創新的速度，也可理解為速度的宏觀層面。這一層面的速度議題最早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得到精彩闡述，并且，快速乃至于不間斷的創新第一次被揭示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有本質。后人類主義者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則以一種本身表現為“技術性”的研究范式高度關注了技術發展的加速現象，他堅信技術發展的（加）速度是有規律可循的，并稱之為“技術進化”【4，p11】。

第二種速度指稱的則是傳輸技術的速度，可對應地理解為速度的微觀層面，其終極目標是使傳輸速度達到光速，即人類已知速度的極限。現在幾乎能達到光速傳輸的是無形的信息。正是這種光速傳播，產生了被稱為“實時”的效應和體驗，曾讓海德格爾極為憂慮一種“同時性”存在方式對歷史性存在的取代，也是斯蒂格勒等當代哲學家所要深研的問題。

當然，這二種速度之間常常表現為互為動力的關系，很難截然分清。譬如，曾經的電力（帶來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后來的互聯網（帶來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規模使用，不僅帶來了傳播速度不可思議的提升，同時推動了整個技術體系的加速進化。反之亦然。

其實，回顧現代技術發展史不難發現，傳輸技術的速度本身也經歷了兩次大的革命性突破，堪稱傳輸范式的轉變。第一次突破發生在交通領域，主要依賴于新的交通工具（如火車和飛機）的發明和量產。【5，p13】這一領域的不斷提速使得遠距離甚至全球旅行日益普遍，極大增加了人類的全球性流動，產生空間壓縮的效應。但它還局限于“‘重’技術的鋼鐵工業”，對事物的理解受制于“質料+形式”的古老模式，【2，p119】超音速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極限。由此，才更凸顯了第二次突破的開創性意義。它發生在今天的人們異常熟悉的通訊領域，其獨特的創意在于，“那種不涉及物體”甚至“可以脫離載體”【5，p14】的信息成為傳播和處理的對象。進而，在二十世紀飛速崛起的“‘非質料’技術的信息工業”改變了“材料的概念”【2，p119】，改變了商品的概念，因為信息本身成為一種最普遍的商品，“其價值取決于其傳播速度”【2，p119】。而信息的速度在以計算機為服務器的萬維網的輔助下，真正達到了可在全球范圍內瞬間到達的光速極致。這對鮑曼而言，意味著對“旅行”和要旅行的“距離”之觀念的終結【5，p14】；對斯蒂格勒而言，還蘊含著一種全新的可能性：對向來作為存在之規定性的“時間”的終結。

二、“實時”：用光速時間消滅時間

今天的信息工業，誠如斯蒂格勒所說，“從本質上講，‘發展’恰恰是速度的發展”【2，p116】。按照馬克思，這一判斷適用于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一切技術、技術整體以及社會生活。所以，在相當大的范圍內以及程度上，對速度（效率）的要求就會成為當代生活與技術的第一標準。相應的，“快”會成為最高價值。

前面提到從交通領域到通訊領域的兩次速度革命，并指出信息工業中的光速傳播更具本質性的革命意味。這當然不僅因為就人類已知的“速度”范疇而言，光速已達極限，與超音速在數值上差異甚巨，更是因為“實時”無異于造就了一種全新的時間。然而，人們很容易在短暫地驚嘆于新技術的不可思議之后，迅速忽略掉“這一次”所帶來的深刻不同。這種忽略很可能與智能手機等終端表面上是沿著電話“進化”而來的有關，而這種表面上的進化關系無疑嚴重限制甚至誤導了人們對今天的智能手機等終端的理解。如果對智能手機的理解膚淺地停留在“它是升級了無數次的電話”上，那么，它本質上就和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一樣，后者不外乎大大縮減空間位移所需時間的功能性工具。電話作為一種通訊工具，同樣只是“移除”了人際交流中存在的空間障礙。但是，我們看到，當手機從由固定電話變成的移動電話，又一躍而變成一個連接入網的移動終端時，它就再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通訊工具了，甚至通訊功能已不再是其主要性質。經由手機開啟了互聯生活的個人，“實時”的溢出效應此時才對他全面展露出來。

根據t=s/v可知，在我們所生活的地球范圍內，若能以光速傳播，則時間t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其效果就是“實時”。在爭相增速的各個領域中，率先達到“實時”傳播的是媒體領域。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第一部中第一次討論“實時”問題時強調了這一點：“自一九二四年起，海德格爾就開始探究我們現在所謂的‘實時’，……‘Gegenwart’一詞提出的就是這個問題。……它既是指作為時間之出離的一個時刻的現在，也包含了媒體所特有的消息、新聞、時事等意思。”【3，p243】他堅定地認為，在這場表現為人類整體性“迷失了方向”的危機中，“媒體、‘直播’和‘實時’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2，前言p3】，并斷言“實時網絡”的問世是大事記【2，p122】。

為什么這么說呢？讓我們先來看看“實時”傳播技術的幾個實例。

實時（real time），即同時性，此指“信息以光速傳播，即沒有延遲的傳播”。【2，p130】若與以文字來傳遞信息相對照的話，即可發現，文字的確正性帶有本質的延遲，“即所謂事件或事件的輸入與對此事件的接收或讀取之間的延遲。”【2，p130】也就是說，從通過組織語言文字來表達信息，到保存和傳播文字，再到讀者讀取語言文字中的信息（理解），必定是需要時間過程，因而不可能是實時的。然而，模擬或數字技術使延遲能被克服，譬如：相機（模擬技術）所實現的是輸入（拍攝）瞬間與被攝事物發生的瞬間相吻合（同時性，實時，非延遲）【2，p131】，它克服了繪畫與雕塑等視覺藝術的時間性。電影與直播視頻克服了文學與報紙新聞報道的時間性。電話克服了書信的時間性。極言之，互聯網、光速傳播技術所實現的是輸入與接收間的實時、同時性，意味著處在世界不同空間環境中的人們能夠同時看、聽、關注到同一個瞬間發生的“事件”。事實上，此時的“事件”已經不再是事件了，因為“實時”還意味著人們對“事件”的理解也“瞬時化”，即非歷史化和非語境化了。

光速技術帶來實時直播，手機遂主要地變成了發送和接收直播訊息的媒體。不僅如此，光速技術造就“光速時間”。信息的真諦就是“光速時間”【2，p130】。這帶來的問題是什么呢？第一、每個人都看得太多，太久，因為一旦停下來不看，就會遺漏實時直播的“天下事”；第二、那為什么不可以回頭“補”看遺漏的事呢？因為“實時新聞”已經成為一種默認的最高價值，過時（哪怕剛過一天）的信息是價值缺損的。在某種意義上，人們對實時的渴望是如此迫切，都已經迫不及待地在“前方”等待著“實時”的發生。這就解釋了當“今日頭條”被不斷刷新直至無新可刷時，人內心的失落和空虛感。顯然，這個不斷地看著“實時”發生、候著“實時”發生的存在狀態，與曾經“自然的”、在其中“過”著的生活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這一本質的變化，斯蒂格勒延續著海德格爾的思路，認為便是存在的時間性被“實時”的“無時間的時間”【3，p243】所消滅。

如此看來，當代技術開始展現出解構世界的強大潛力，當然這同時也意味著是解構歷史，解構意義。因為，世界-歷史-意義是共在的，是一體的多個面向，任何一個面向的瓦解都帶來其他面向的瓦解。這對個人造成的變化是，人們活著，不再背負著漫長的過去時光，也不再面對著同樣漫長的未來時光；人們只關注和處理著此時此刻。如此，人們便不再因漫長的過去與未來之沉重而難以承受，而追尋意義，而困惑、痛苦或幸福。人們在碎時化的生活中變得輕松、輕浮。

三、“實時”的邏輯前提

在技術層面，“實時”的達成是一個具體的、系統性的問題，它已然達成。而在形而上學層面，仍必須要問的是：“實時”何以可能？本文認為，它必須具備四個邏輯前提：分解的極致化、視角的外移、數據化以及“時時在線”。

（1）分解的極致化。今天的極致化分解可以理解為早在資本主義開始時就劇烈發生過的工藝分解（機器的基本原理和必要前提）、社會分工的持續進展和徹底深化。這一步驟（打碎，不斷打碎）是重組n種新可能性的必要前提。一般來說，保留每個個體的“整體性”對提升由個體組成的群體的整體速度與效率而言是一個障礙。所以，這一步必須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而存在。在生活中涉及的“像素”、“基因”，以及3D打印機的工作原理等本質上都屬于這一范疇，也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模塊化”、“碎片化”。

（2）視角的外移。有必要首先加以澄清的是，這里之所以存在一個外移的視角，根本上是由笛卡爾所確立的主-客二元對立原則發展而來的。主客對立原則最初被應用于以唯一的主體自居的人類對自然界的客體化對待。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基于完全同樣的邏輯原則，被客體化對待的對象延伸到了人類自身：從人的身體到人的大腦乃至“心靈”。總之，一切都要被對象化，都可被對象化，都應被對象化，否則，科技的探索和效力就會存在盲區。然而，當技術發展到人也面臨事實上被客體化對待的時候，必然有一個新的問題被提出：按其主-客對立的邏輯，既然人成了客體，那么原先的主體變成了“誰”或“什么”呢？

為了思考這個問題，讓我們首先來看看這個外移的視角。而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就從一些常見的“外在視角”的意象開始，如：樂隊和它的指揮，地球和它的人造衛星，這里的指揮和人造衛星就是一種“外在視角”。要達到“實時”的效果，這個外在視角的存在意義重大，不可或缺。因為當每個個體都是一個整體的時候，即當每個個體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進行獨立思考的時候，是不可能完成“實時”的。“實時”得以可能的第一前提一定是每個個體都把“自主性”交付給外在的那個唯一的主宰性視角，由它來統一“指揮”——收集信息，反饋指令。

每個個體不可能也不需要理解整體，以及自己在整體中的位置，進而自己的行為在整體中的意義。相反，理解的企圖會成為速度和無條件接受指令的障礙。所以，需要“無意識”地行動！或者，已經不需要意識——意識基于個體的欲望、理解和規劃，而受限于狹隘的個體視角的理解和規劃出錯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么，何不將理解和規劃環節的決定權出讓給大數據（全視角）和超級計算機（超級算力）呢？但是，這就意味著留給個人的很可能只剩下欲望了。

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就提出過一個關于“外在視角”的絕妙意象“阿基米德點”。她說，“現代自然科學之所以能取得巨大勝利，就在于它能從一個真正宇宙的觀點來看待和處理地球自然，也就是說，明確大膽地在地球之外取得一個阿基米德點。”【6，p5】

庫茲韋爾在《靈魂機器的時代：當計算機超過人類智能時》中也說明了同一個問題：“我們是走在我們自己前頭了。”【4，p11】這句話的意思是指人類的技術本身具有創造新技術的本質。換言之，技術創新（也被理解為是技術進化）具有某種外在于人類（即基于技術自身的進化邏輯）的視角主宰。

而用斯蒂格勒的話來說，“它（通過衛星電訊網絡）來自一個不具名稱也不具此時此地的它處”【2，p278】。

（3）數據化。舍恩伯格把數據化定義為“一種把現象轉變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過程。”【7，p104】他認為，數據化的核心是“量化一切”【7，p105】。從文字變成數據，到方位變成數據，再到溝通變成數據，直至“世間萬物的數據化”，【7，p123】總之，一切能被觀察和追蹤到的都將轉換、記錄為數據，用以計算和輸出。

我們今天都知道，極端的大數據主義將會顛覆傳統的認識世界的理念和方式（以探索“因果關系”來認知和理解世界），而代之以“相關關系”的建構。誠如舍恩伯格所說，有了大數據的幫助，我們無需再將世界看作曾經所以為的自然或社會“事件”的總和，我們只需意識到一切本質上是信息，是數據的海洋。他把這種可以應用到所有生活領域的新觀念稱之為新的“世界觀”。【7，p125、126】嚴格來說，這種新的“世界觀”恰恰是“非世界觀”，但也因此而成為“實時”世界的必要前提。

（4）“時時在線”。在線是為了讓大數據流動和應用起來，得以真正發揮大數據的巨大潛力，其結果是達到萬物互聯。王堅博士指出，在線才是大數據的本質意義所在。他甚至認為“大數據”這個名字叫錯了。因為，大數據其實很早以前就有，只是那時的“大”沒有產生效應；同理，今天數據的核心意義不在于有多“大”，而是“數據變得在線了”。“所有東西都能在線這件事，遠比‘大’更能反映本質。”【8，p5-6】王堅博士為強調時時在線的重要性的確煞費苦心了，而這一重要性之所以需要被如此強調，只是因為它是實現“實時”世界必不可少的邏輯前提之一。但是，他說“在線”比“大”更本質，則有失偏頗，因為他忽略了時時在線的一個核心目的或功用本就是無限充實大數據之“大”。

綜上，從一個大的方向來說的話，今天正在經歷的是原有資本原則、技術原則的縱深化、極致化。換言之，如果說機器大工業做到了①將社會的等級體制和相對獨立自足的勞動部門基本打碎，②讓被縛于土地的勞動者流動起來，釋放出“原子個人”，③讓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變得“快”起來，那么，大數據時代則大大加速了所有這些事情的發展過程并使其程度大大地徹底化——即，①“原子個人”演進為“人的原子級”，乃至于終將無限弱化原來的“人”的概念（或轉變對“人”的定義，或為“新人”制造新的名稱）；②分化與重組的社會勞動部門進一步被打碎，乃至于需要顛覆原有的“勞動”概念；③生產效率的“快”進化為一切事物活動的“快的極致”（即“瞬間”、“同時”、“實時”等）。

但這是否意味著今天的技術發展和昨天的技術發展（除了在速度和程度上之外）就不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呢？這是一個問題。如果本質的差異性是有的，那么，它是什么？本文認為，那可能就在于一個視角的外移了。機器大工業時代的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它的基本視角還是“人”、“個人”（雖然它的趨勢已經開始不可避免地離開人），站在人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然而，今天，大數據時代，這個革命的視點就已經是“非人”了，你可以說它是技術本身，甚至說他是“上帝”，總之離人更遠。因為只有真正意義上將視角外移，從一個非人的外在角度來反觀人，才可能激發和整合所有力量向著“無限”的目標發展，而不惜打破一切可預見的“障礙”（包括對“人”的本體論設定和倫理學考量）。

四、“實時”的本體論后果

行文至此，本文最后一部分所要討論的議題已然呼之欲出：以今日的實時傳播技術為表征，日益智能和加速的技術正在為人類生活帶來顛覆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最終將以何種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人本身？

日常生活世界發生于如下層面的變化，已經不需要敏銳的洞見就能發現——

首先，自然界的“節律”正在越來越徹底地被技術所制造的“節奏”所顛覆。節律原來是宇宙的程序，是自然界在生物身體和生活上打下的烙印。節律是一種自然程序，而現代人被一種人工的程序所控制，后者正在并即將完全取代和消滅自然宇宙的程序——節律。而人工的程序，隨著一味以追求速度為目標的技術的進化，也在發生變化。【2，p103-105】不變的似乎唯有一點，即人除了強令自己不斷適應這種程序，別無他法。

其次，“實時”顛覆了人類最本真的一種體驗：對時間的體驗。人類在時間中存在，并通過時間來理解自己的存在（歷史）。而時間，則是延遲。“不容置疑地在場，卻已經延遲”的在場恰恰是對時間的體驗。【2，p23】人對歷史、對自身存在的理解，原本建立在“本質上有延遲的時間”之上。【2，p131】這是由人的有限性（空間性、時間性、有死性）決定的。然而，“模擬與數字技術把輸入的（在場的）真實效果與實時或直播合并，開啟了既是集體的又是個體的對時間的全新體驗。”【2，p131】“我”在無數個“現場”隨意切換。“我”無處不在。

繼而，隨著時間體驗被實時體驗所替代，發生了一個被斯蒂格勒敏銳地捕捉到并稱為“記憶的工業化”的重大歷事。記憶的工業化通過模擬和數字技術才得以徹底實現。斯蒂格勒對這一略顯古怪和駭人的名稱是這么解釋的：“記憶一旦變成信息理論中嚴格定義的‘信息’，且變成價值與其傳播的時空有關的商品，就出現了記憶的工業化。于是，原有的各種記憶和所有的已經在此都能被‘再輸入’并成為‘原材料’，所有的知識都可以變為信息。”【2，p123】我們知道，記憶是個性化、有缺陷的，具有不確定、不完整和可遺忘的特點。因為害怕遺忘，人類發明了書寫文字幫助記憶。然而，文字中蘊藏的訊息與知識還是需要人主動去記憶，不記憶的人就不具備知識。但是，記憶一旦工業化，就意味著人們不需要主動記憶，也可隨時隨地獲得知識（或者更準確說是信息），因為所有的信息都被儲存在網絡中，而從網絡中調取信息是光速的、實時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改革說明了這一點：如今的教育專家越來越認為以往被作為重要能力來培養的記憶是不足取的，轉而認為懂得如何高效獲取所需信息才是最可貴的學習能力。這一新教育理念得以成立的前提一定是：所有的信息都實時可得。唯如此，知道在哪里獲取以及如何最快獲取才變成一種關鍵的能力。

基于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的顛覆性變化，人發生著相應的變化——

人的過時。在時時在線、萬物互聯的最新“程序”中，現代人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可能就是信息轟炸。由于實時傳播技術的實現，“時間”中可插入的信息接近于無限多，以至于人們在工作之余，要么隨時可能處于繼續“被”工作的狀態，要么處于被無限多實時/最新鮮的信息占據的狀態，所以真正意義上的休閑時間反而越來越少以至于沒有了。雖然人的肉身在自動化技術的輔助下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卻陷入了一種“日以繼夜”地接收與發送海量信息的可能性，因而感受到一種新型的疲勞——一種看似不動用肌肉，甚至也不怎么動用腦筋，卻又真真切切侵襲而來的身心俱疲。因此，“自然人”越來越呈現出跟不上新世界節奏的態勢，畢竟，人“在各方面都太遲緩了”【2，p208】。

更為可悲的是，當應接不暇、支離破碎的信息實時地撲面而來，而人又毫不覺察地受其引誘，沉浸其中時，人不得不為了滿足對信息量的追求而犧牲思想，犧牲注意力。因為今天這樣的信息量一定是遠遠超出了人自身的處理能力，所以，無力專注、非思/祛思化就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由此可見，在這一歷史階段上，人正在“過時”（京特·安德斯語）。

人的去勢。受“實時”技術加持的消費主義正在將人塑造成欲望能夠得到即刻滿足的動物。速度是“機器”的速度，是技術的速度。唯當“機器”（技術）的速度達到光速，才可能令人的身體不產生任何速度而達到“心想事成”的目標——“宅生活”的技術保障就是光速技術。然而，這里必須補充的是，光速技術的結果卻不全是“宅生活”。在今天的中國大地上，到處出現了一個與“宅一族”截然相反的、一味快速移動著的群體“快遞員”與“外賣員”，他們與之賽跑的正是光速。光速技術早已遠遠超越了“彌補”人類生存天賦之“缺陷”的所謂技術本質，正在實現將人類的視、聽、觸、心靈感應、移動速度等感性能力都提升到“神”/神話的層面。神是這樣的：他不動用身體，而能感知到一切，能身處任何地方，能做任何事。而且，這是各個個體之神的能力的綜合，是神之總體。人類的光速技術把人提升到神之總體的層面了。然而同時，（從風險層面來看，）光速技術把單個的人，把不借助于現代光速技術體系的人，打回到嬰幼兒時期的無助狀態。

象征著生命力的創造讓位于消費，過度的消費不斷提高著欲望得到滿足的閾值，最終扼殺了欲望本身，同樣產生了普遍的疲勞——一種作為“世紀性疾病”的疲勞【10，p182-183】。

由此可見，人類正在經歷一段被去勢的歷史。

馬上能預見的便是“人的終結”問題【2，p170】了：智能的技術環境，即當思維與記憶外化并發展為記憶工業之后，那個超級快速的他者會要求什么——一個怎樣的身體——予以配合？可以想象，它最終將會反過來“要求”一個更“智能”的人類與之匹配。于是，這個關于“人的終結”問題的具體形式一定是：身體的界限在哪里？人的界限在哪里？用馬文·明斯基的問法就是：“誰是界面？是與什么的界面？主與仆之間的界限在哪里？”[2]

通過想象有一天，技術越來越靈敏、“智能”，進化成一個“幾乎是心靈感應的體系”【2，p174】（實時知我所想），的確有理由進一步質疑人的動作還有何必要，它們本身不還是一種中介嗎？因為我們的每一個動作無非是為了要達到另一個什么目的，那么，何不讓技術直接去完成這個目的呢？[3]馬文·明斯基在經過了這樣一番想象和思考之后，的確給出了一個明確肯定的結論，即“我們可以著手探索人的其他局限，試著通過擴充和添加功能來增強我們的生物能力。”【2，p175】

其實，按照明斯基的反問及其所蘊含的邏輯，可以推論出兩種從表面上看截然相反的結果來，也就是“人的終結”之后走向何方的兩種方案（而他卻只抓住了其中一種，也是大多數人都會想到的一種）。它們是：方案一，身體的改造/增強（器官的更新與置換，身體外形的拓展，基因的改造增強，等等）乃至永生；方案二，形體的消滅（不再需要，因為它就是最后的中介啊！），只留下意識流的運作（即走上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所描述的高級文明的進化之路）。

基于方案二在目前看來尚顯得過于激進，本文不加以探討，所以僅就方案一中的更為激進者“永生”多說幾句。

除了無限延長生物體的生存時間這一既定內涵，“永生”其實還有另一種形式值得關注，即隨時可（復）活。它與“實時”體驗的關系甚至更為密切。

光速技術，加之一切活動、事物的文化化[4]，激發起一種全新的“存在感”、存在方式和存在要求——作為“實時呈現”的存在，永恒在此的存在，即永不消逝的存在（真正字面意義上的Da-sein）。被“復活”的鄧麗君演唱會[5]，《黑鏡》中“復活”的Ash[6]，科學技術對“攻克死亡”的渴望，都是在這一語境中發生的。完全可以設想，在不遠的將來，讀者再也不會滿足于僅僅從紙面上閱讀已逝的大師，我們要求技術根據大師留下來的所有文字和語音，合情合理地與讀者進行直接的對話，我們要求大師永遠活著，給讀者直接的、永不停歇的啟示。

光速技術和文化制作技術把人類帶入了“即刻性”存在。即刻性存在呼喚永生。但是，請注意，這一永生并非“永遠不死”意義上的，而是“隨時可（復）活”意義上的。在此意義上，人類真正進入了“制作”生命的歷史階段。逝去的生命隨時可復活生機，與人互動狂歡。上帝死了（尼采），繼而人也死了（福柯），最終卻是為了迎來人的成神（通過技術）。

看起來，我們幾乎已經進入了科幻的語境，然而，“真正嚴肅的問題是：這個空想是可能的。”【2，p175】

注釋：

[作者簡介]：徐志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科學哲學與邏輯學系副教授，當前研究方向為技術哲學。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20ZD045）和國家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數據記憶的倫理問題及治理研究”（19ZX043）的階段性成果。

[1] 斯蒂格勒的代表作《技術與時間》的第二卷的副標題即“迷失方向”。

[2] 馬文·明斯基：“科學、藝術和心理學的下一次融合”，《藝術通訊》，1991年9月，轉引自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第175頁。

[3] 但是，僅僅基于素樸的“目的-中介/手段”模式來理解技術的原動力最終一定會得到荒謬的結論。因為按此邏輯，則只要尚存有中介過程，這一中介就能成為技術攻克的對象。換言之，技術的終極目標可以被理解為消滅一切中介，它自身作為一種光速的中介，準備著取代一切遲緩的中介。由此，一個極端的結果可被想象：所有的（原始）中介（動作、行為、實踐過程——所有這一切的抽象表現即時間）最后都被一一取消。然而，它終將遭遇的最后一站是身體，身體還在，身體的一切動作（時間性）卻不復存在，難道這是可以想象的嗎？

[4] 海德格爾在對現代生活的形而上學前提進行反思的時候，曾有這樣一個判斷：一切行為和活動都被理解為文化，人類活動被當作文化來理解和貫徹了，以此暗示了形而上學在生活世界的完成。見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99、72.

[5] 2015年5月9日，適逢鄧麗君逝世二十周年，由鄧麗君文教基金會聯合知名視覺效果制作團隊“數字王國”于臺北小巨蛋體育館為她舉辦虛擬人紀念演唱會，使其身影與歌喉再度呈現觀眾面前。詳見：https://baike.so.com/doc/7212271-7436969.html

[6] 《黑鏡》（Black Mirror）是英國電視4臺及美國NetFlix公司出品的迷你電視劇，具有鮮明而又貼近現實的科幻色彩。在第二季的第二集《馬上回來》中，瑪莎的男友艾什（Ash）在一次車禍中喪生。在朋友的推薦下，瑪莎利用艾什在社交網絡上留下的信息（聲音和影像）塑造了一個具有人工智能的假艾什，使其“復活”。顯然，編劇將男主人公的名字設定為Ash（灰燼）是別有用意的。

參考文獻：

【1】 卓承芳.歷史唯物主義中的速度問題[J].哲學動態，2014，（2）.

【2】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M].趙和平等譯.譯林出版社，2010.

【3】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M].裴程譯.譯林出版社，2012.

【4】 [美]雷·庫茲韋爾.靈魂機器的時代：當計算機超過人類智能時[M].沈志彥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5】 [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M].郭國良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6】 [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M].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 [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周濤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8】 王堅.在線：數據改變商業本質，計算重塑經濟未來[M].中信出版社，2016.

【9】 [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0】 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本文首發于《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