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大約九百名當地民眾聚集在巴士底獄外。巴士底獄是巴黎的舊監獄，現在主要被當作軍械庫。過去那種憑國王的監禁令，未經審判就把犯人關進監獄的專制制度已經所剩無幾。盡管如此，這座建筑仍然是一個有影響力的象征，人們決心釋放里面僅有的幾名囚犯，或至少取出存放的火藥。起義軍和小守備部隊的指揮官洛奈侯爵進行了一上午緊張的談判。談判收效甚微，到了下午，混戰愈演愈烈，雙方發生交火。包括訓練有素的士兵在內的更多革命軍的到來迫使守備部隊投降。洛奈和他的一些士兵被拖出來屠殺，其余的人則在人群控制了大炮時被押走。

1789年攻占法國巴黎巴士底獄

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政治意義重大的時期，這些事件中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為什么這一天會成為法國歷史上標志性的日子：自1880年以來，這一天一直是法國舉國歡慶的最重要的日子。被釋放的囚犯只有七人，數量少得可憐。其中包括四名被判偽造罪的人和兩名必須再關進精神病院的人，幾乎沒有巴士底獄可怕傳說中的政治犯。國內外的老牌期刊社對于此事的第一反應受到了壓制。《法國公報》自然完全無視這次動亂。外國報刊將其報道為一起騷亂事件，并沒有表明其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在真正的政治術語中，相比于“三級會議的召開”、“網球場誓言”或隨后國王被迫從凡爾賽宮返回，它幾乎不值得被賦予特殊地位。作為一樁革命事件，1788年格勒諾布爾起義是對舊政權的一次更有力的挑戰，盡管它現在幾乎沒有被記錄在革命經典中。

正是巴黎新興的大膽的新聞記者們確保了攻占巴士底獄這一事件不會遭受同樣的命運。一大堆慶祝的小冊子和配有插圖的大報宣稱，這座空監獄的倒塌象征著被壓迫人民的覺醒。同樣的主題迅速占據了不斷發展中的報紙媒體。安托萬-路易·戈爾達斯在他的《從凡爾賽到巴黎的信使》一書中寫道：“昨日將永遠被載入我們的史冊，它為最偉大的，或許也是最幸運的革命開辟了道路。”

1789年至1794年間發生在法國的這些不尋常的事件，伴隨著各種形式的鋪天蓋地的新聞出版物，如小冊子、期刊、大報圖片和政治歌曲。革命前的政治危機和三級會議的召開促使政治小冊子的數量穩步增加：1788年約有一千五百種不同的小冊子，1789年頭四個月的會議選舉期間至少有兩千六百種，與1787年以前的十二年里出版的四百多種相比，增幅極大。在舊政權時期建立并持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精心構筑的新聞控制體系現在完全消失了。國民議會就新聞自由進行持久而認真的辯論，而事件和圖書貿易也在繼續發展。

在1789年之后的幾年里，巴黎圖書公會的寵臣和特權階層目睹了他們的世界被顛覆。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法國君主政體一直有意識地將印刷業集中在首都，并支持少數大公司。對龐大而富裕的人口而言，在圖書生產上的有效壟斷對創新的抑制作用可想而知。面對巴黎出版社過時的17世紀典籍的優質復制品，讀者們把目光投向了別處，培養了一個“半容忍”國外非法進口商品的活躍市場。而現在，在史無前例的事件的壓力下，老牌印刷巨頭的市場消失不見了。盡管王室努力通過大量的隱性補貼來支持新聞界的盟友，但在1789年至1793年間，許多巴黎印刷業巨頭還是申請了破產。他們的位置被全新的一代所取代，其中許多人是書商，他們察覺到群眾對當代政治作品的渴望。為了滿足這一需求，他們現在創辦了自己的出版社。

從1789年起，這些新聞出版商或書商也開始將他們的小冊子變為連續出版的期刊。這種轉變并未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也沒有獲得普遍成功。在慶祝巴士底獄陷落的小冊子中，只有一本成為連載刊物的一部分。許多新創辦的出版物也同樣迅速地消失了。但在1789年至1790年間，期刊——日報、每周三次或每周一次的報紙——將確立自己作為革命辯論特色機構的地位。

對于一個在舊政權時期有意減少期刊雜志選擇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革命時期的小冊子浪潮在某些方面非常傳統：在17世紀中葉投石黨運動時期，王權的崩潰也伴隨著一場類似的小冊子文學的泛濫。但這些年巴黎期刊出版物出現爆炸性增長，其規模在歐洲任何地方都是前所未見的。1788年在首都僅有四份期刊，而1789年其數量飆升到一百八十四份，1790年則達到三百三十五份。在革命動亂的高潮時期，街上每天會有多達三十萬份的各種出版物。巴黎突然間充斥著大量激情澎湃、熱情洋溢、觀點明確的新聞紙。很快，它們就主導了政治議程。

必須承認，這些新出版的連載刊物大都是些不起眼的小手冊，與印刷商和讀者早已熟悉的那些骯臟廉價的小冊子幾乎沒有什么區別。法國出版業沒有像英國報紙那樣經歷了五十年的穩定發展和演變，這些突然涌現的新報刊的印刷商并沒有多少時間與資源來解決設計問題。第一批新聞連載刊物大多都保持著熟悉的小冊子格式：按既定體裁中慣用的小八開的形式出版，它們通常由八頁寫得密密麻麻的政治宣傳內容組成。經驗豐富的夏爾-約瑟夫·龐庫克在政治變革的浪潮中顯得游刃有余，并設想他的《箴言報》會模仿倫敦報紙的三欄對開的格式。但這完全是個例外。大多數革命報紙都是不太成熟的印刷廠的產品。當務之急是快速生產，而非精心設計。

因此，這一時期的法國報紙不具有歐洲其他地方的老牌報刊那樣的優雅和平衡，內容和主題也缺乏多樣性。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報紙全情投入政治。它們在這方面的優勢是擁有幾乎取之不盡的題材。由于國民議會及其后繼機構幾乎連續不斷地開會，辯論和演講成為許多報紙的主要內容，有時甚至過多。那些高尚的報紙試圖逐字逐句地報道辯論，甚至將最后的咳嗽和詰問的插話都記錄下來，在幾個月內，它們發現這是一種最令人不滿的新聞形式，更可能為其讀者帶來困惑而非啟蒙。但其對報道準確性的投入令人印象深刻。革命年代的所有重大事件，甚至像1792年9月的監獄大屠殺這樣的突發殘酷事件，都得到了全面和相對準確的報道和解讀。

撇開詳盡的事實報道嘗試不談，法國革命報紙通過鼓吹式新聞找到了自己特有的聲音。革命時代的所有主要人物，包括馬拉、丹東和羅伯斯庇爾，都曾在某種程度上是記者。包括馬拉、卡米耶·德穆蘭和喬治·埃貝爾在內的許多人幾乎完全是通過寫作確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馬拉在這里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他那言語過激的散文和對暴力的公開擁護為革命修辭創造了一種更黑暗的基調，預示著當大革命被自身所吞噬時，將出現恐怖統治的可怕暴力。埃貝爾是機智而粗俗的“無套褲漢”代表，也即迪謝納老爹，他也不贊成軟弱的憲法，熱衷于接受革命正義的殘酷。但最重要的是，革命時期的記者需要能夠在規定的期限內以最快的速度寫出稿件。邦雅曼·貢斯當說：“每日寫作的需求簡直是天賦的墳墓。”許多記者都會同意。革命時期最成功、最著名的報紙通常都是每周發行一次或三次。盡管如此，那些革命時期最成功的記者們仍然保持著驚人的產量，有時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持續產出。羅蘭夫人承認，她的朋友雅克-皮埃爾·布里索的巨大成功在于，他“工作起來很輕松，就像別人抄襲歌曲一樣寫文章”。這給深刻的思考留下了很少的空間，但思考幾乎沒有必要：革命新聞的力量在于不斷反芻的政治宣傳。1792年，布里索的一個雅各賓派的敵人問道：“一個小人物怎么會對公共福利造成這么大的傷害呢？這是因為他有一份報紙……因為布里索和他的朋友們有各種各樣帶來名望的號角可供使用。”

名望的號角也可能帶來豐厚的利潤。對新聞的需求是巨大的，有很大的競爭空間。最成功的報紙迅速贏得了大量讀者。《晚報》購置了五臺印刷機，雇用了六十名工人，每天需要二百個沿街小販來分發一萬份報紙。但是，它不需要在這樣的工業規模的基礎上經營就能盈利。一臺印刷機一天就能生產出三千本左右的簡單的新聞小冊子，這個銷量足以為他們帶來利潤：這種出版物的盈虧平衡點可能低至每期四百本。印刷商們通過經營一個非正式的價格壟斷聯盟來保護他們的投資。盡管出版商會憤怒地譴責競爭對手的觀點，但他們從未試圖通過降價來削弱對手的競爭力。幾乎所有報紙的訂閱費都接近革命前進口報紙的慣常定價，每年約三十六里弗。鑒于它們所記錄的政治事件非同尋常，這種行業保守主義顯得相當古怪。但它對印刷商很有幫助，讓他們能夠安然度過政治動蕩，并為這種出版形式必然帶來的風險提供補償。革命報紙所帶來的唯一重大技術革新是在觀點性報紙的第一頁頂部和標題下提供內容或論點的簡短摘要。這是為了幫助那些沿街賣報的小販。

對于革命時期的一流記者和他們的印刷商來說，新聞市場也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回報。布里索作為報紙編輯的年薪為六千里弗（和政府部長的薪水一樣），而且不只是他有這樣的待遇。事實上，對于主要參與者來說，金錢無疑是次要的：新聞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革命的武器，是塑造進展迅速的事件的手段。不過這種影響力也帶來了風險。這是一種空前致命的交易活動。在革命的最初幾年（1790-1791），至少有六分之一的記者在恐怖統治中喪命，其中包括大多數以記者身份自居的政治家。馬拉在浴室中被暗殺；布里索和吉倫特派一起倒下，和丹東一起死去。埃貝爾曾在《迪謝納老爹報》中興奮地記錄了許多在斷頭臺上犧牲的人的最后時刻，當他自己走向死亡時，同樣吸引了一大群人。卡米耶·德穆蘭是最后幾個因羅伯斯庇爾而死去的人之一，后者是他小兒子的教父。

正是在這最難熬的幾個月里，革命最終放棄了新聞自由的愿景，而這一愿景曾推動了國民議會早期的許多辯論。從1789年到1793年，羅伯斯庇爾一直是這一原則的倡導者，現在他意識到自己行事的錯誤。6月16日，他邀請公共安全委員會懲罰那些“背信棄義的記者，他們是自由最危險的敵人”。在下臺前不久，羅伯斯庇爾草擬了一份非同尋常的政治教義問答書。這表明，他現在將未經許可的自由視為造成整個革命運動不和諧的核心：

我們的目標是什么？就是用憲法是為人民謀福利。誰可能反對我們？富人和腐敗的人。

他們將采用什么方法？誹謗和偽善。

什么因素會鼓勵他們使用這種手段？“無套褲漢”的無知。

因此，人民必須接受管教。

對他們進行啟蒙的障礙是什么？那些收到報酬每天無恥地歪曲事實以誤導人民的記者。

結論是什么？我們應該把這些作家視為這個國家最危險的敵人，剝奪他們的權利，并傳播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革命初期充滿希望的日子里，米拉博和布里索曾相信新聞界會統一公眾輿論。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會感到失望。推翻羅伯斯庇爾的政變伴隨著控制媒體的嚴厲措施。無論是督政府還是隨后的拿破侖政權都意識到肆無忌憚的政治批評具有腐蝕性危險。在拿破侖新聞管控制度下所保留的八十家巴黎印刷廠中，只有十九家專營期刊和連載刊物。

在革命宣傳的鼎盛時期，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多達一百種連載出版物中選擇。雖然這并不是說報紙發揮了革命領導階層賦予它們的全部影響力，但從古板受控的舊政權世界中轉變的規模是顯而易見的。連載出版物與其他有說服力的傳統文學形式爭奪影響力，尤其是大量出版的非連載的政治小冊子。雖然巴黎是一個文化程度很高的社會（男女識字率都很高），但在全國兩千八百萬人中，報紙的讀者總數可能從未超過三百萬。雖然像里昂和圖盧茲這樣的地方城市也經歷了新興地方報刊的迅速擴張，但首都的政治大熔爐和地方社會仍明顯脫節。在巴黎，許多政治活動是面對面的，依靠口耳相傳：在雅各賓俱樂部里，在參加歷屆國民議會的代表中，在私人客廳里或在辯論廳的地板上。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大多數受號召加入行動的公民，無論社會地位如何，都被臨時的街頭集會和酒館里的演講或談話所鼓動而武裝起來。法國大革命時期是政治歌曲創作異常豐富的時期，而《馬賽曲》只是其中最著名和經久不衰的例子。

盡管各類刊物用它們的雄辯鼓吹全民參政，但它們仍然通過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之口說話。馬拉那長篇大論的譴責是用嚴格的古典詞匯來表達的。他完全沒有試圖用普通人說話的方式來表達政見，而是有意識地保持一種距離感。他的《人民之友》每周有好幾次會以“給人民的講話”收尾，如果讀者無視他的警告，他會用《舊約》先知的憤怒口吻對未來做不祥預言。

至少在這些革命報紙中，巴黎的讀者會對所討論事件的背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歐洲報紙交易中一直充斥著有關外交和軍事的令人困惑的敘述，如今這種情況少了許多。在以“迪謝納老爹報”為題出版的報紙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激進而富有想象力的嘗試，它試圖采用革命時代那些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步兵的個性和說話方式。迪謝納老爹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水手，粗俗、率直，不怕與社會上更有地位的人作對。雖然埃貝爾是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但有十幾位不同的作家都在某些時候借用了這一角色——這有力地證明了政治活動家所面臨的困難，他們認識到動員群眾運動的必要性，但同時也意識到這些市民還沒有政治詞匯來表達共同的政治目標。這也提醒我們，革命報紙的市場雖然很大，但競爭也很激烈。

新興報紙無恥地竊取了成功的競爭對手的刊名，或者隨著政治風向的轉變而改頭換面。許多消失得和它們出現一樣容易。當時，歐洲許多其他國家的報紙都已有多年的歷史（其中一些已經連續出版了幾個世紀），而大多數革命報紙最多只能維持三到四年。

從后見之明的角度來看，這些革命報紙可以被視為法國兩個穩定時代之間的一個相對短暫的插曲，這兩個時代的新聞制造都受到管控，小心謹慎。盡管如此，它們仍然代表了歐洲新聞業歷史上的一個真正的里程碑。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歐洲歷史上期刊媒體第一次真正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事件。報紙第一次成為印刷文本的主要媒介，盡管是轉瞬即逝的，它取代了服務于貴族的祖先——書籍，甚至取代了政治討論的典型載體——小冊子。法國在這方面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在歐洲其他地區，例如愛爾蘭，政治小冊子仍然是政治宣傳的主要媒介，就像美國革命期間一樣。在法國，以及在本章研究的相關程度較低的其他案例中，我們看到了歐洲新聞文化的根本性調整的第一個例子。從此以后，定期新聞出版的周期節奏將成為公眾對時事形態認知的特征。國內新聞突然成為最緊迫的事務。日報的偉大時代即將到來。

（本文摘自安德魯·佩蒂格里著《新聞的發明：世界是如何認識自己的》，董俊祺、童桐譯，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