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認識夏鼐——以<夏鼐日記>為中心》，細述了夏鼐這位對于中國考古學而言稱得上“學神”或“巨人”的大師的一生。身前一度被稱為“學閥”，身后被稱為“曠世的考古歷史學家”，夏鼐喜怒伴哀樂、高尚又市井、識時與背時的一切躍然紙上。

夏鼐此名，對于中國考古學而言，恐怕夠得上令1935年以后出生的考古人三叩九拜再開口談及的資格。在“文革”余波中曾被稱為“學閥”，在身后被稱為“曠世的考古歷史學家”，斯人已如煙云般飄散在歷史星河中，只留下諸多待烹的故事，被削去了不符合普世價值觀的筋腱，抹上三分神話醬，再于高大全的火焰中炙烤至七分熟，灑上為尊者諱的香料，留下一絲無傷大雅的缺點血絲，供后來者反復舔吮滋味。

差一點，夏先生的故事也要變成此般千篇一律的模樣，幸得《夏鼐日記》十卷本、《夏鼐文集》三卷本及其他夏鼐相關作品的編者，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世民先生，盡其所能保留了夏先生的喜怒伴哀樂、高尚又市井、識時與背時的一切，以期還原一個血肉鮮活的先生。太細致的事情，像是北平殘雪里的泥濘路上，和平生活里的嬌氣抱怨，像是落日戰壕里轉瞬而逝的，危難生活里的輕松笑想，像是未名湖邊滌塵的和風里，席地而坐掏筆便算的忘我教學，似并無篇幅在此活蹦亂跳地重演一遍。但關于夏鼐何人，所做何事，品性何狀，功過何論，太愿意在這里重新認真地敘說一遍。長文易寫，短篇難繪，下面的故事里，先讓我們一起回到1910年初，江南未曾落雪，卻近除夕的2月7日。

郁悶如鼐

這一天晚上，溫州富戶夏禹彝家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一開始，他被取名為國棟，中考時文化漸長，便要求改名為鼐，字作銘。而這三個名字，正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夏家十分富裕，既有子承父業的著名絲號，又有富農親家精心打理的百畝良田，從祖上兩代開始便始終衣食無憂。夏禹彝又十分重視學習，無論兒女一律要接受最好的教育。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會當凌絕頂的大學神夏鼐成長了起來，患有念書上癮、考試從不考第二、名校都是渣渣等學神綜合癥。

古往今來，世間學神千千萬，像夏鼐這般郁悶的學神應是不多見，因為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想學啥就沒法學啥，不想干啥就非得干啥。

比如高中的時候，因包辦婚姻而無處安放荷爾蒙的他，身為一個文科生，卻瘋狂地愛上了工科，愛上了美妙的機器。興致勃勃地準備去報考時，才發現自己患有沙眼癥，是無法報考的。

夏鼐的內心是震驚的。

比如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讀本科時，他又狂熱地愛上了生物，理由是“文科太輕松了好空虛”。大二轉學考去清華時，他“賊心不死”地想轉生物系。萬萬沒想到，清華的轉系手續實在太復雜冗贅，僅次于今日“你要證明你是你”的終極手續，最怕麻煩的夏鼐最后還是屈服了，次求歷史而學之。

夏鼐的內心是虛脫的。

比如考研究生的時候，他多么想學習與數學有關的經濟史啊，可今年的留美研究生考試竟沒有經濟史這個門類？學考古就學考古吧，不見則無念，可正在殷墟發掘的時候，為什么又告訴他第二年有了經濟史門呢？他無條件地想轉去學經濟史，可梅貽琦校長則堅決不同意，打死都不同意。

夏鼐的內心是崩潰的。

好不容易接受了殘酷的事實，要去學對自己來說是一片未知的中國考古學，剛去英國時跟隨的教授卻是個打腫臉充胖子的三腳貓。夏鼐憤而轉學，終于得尋明師——是時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系主任，斯蒂芬·格蘭維爾教授（Professor Glanville Stephen），直接攻讀埃及考古學博士。

此刻，夏鼐的內心倒是很平靜了，還有欲酬壯志的火焰越來越高。

反正從頭到尾，就沒有一樣是他本來想學的，既來之，則安之吧。彼時，埃及考古學為世界考古學之標桿，最是完備發達，而倫敦大學的埃及考古學則乃其中之翹楚，擁有最先進的田野發掘技術與研究方法，更有遺物齊全豐富的博物館。

好像找到報國的路了呢，好像找到能大有所為的那番天地了呢。夏鼐奔波于發掘工地間，沉浸在古埃及串珠中，時常如是想。

學成歸國，則是二戰開打之際。夏鼐在漫天炮火的追逐中回到了祖國，以考古精英人才之稀缺，被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與生命中最重要的幾位導師，李濟、梁思永和傅斯年等在此重逢。他亟欲大展手腳，好好做出一番學術事業來。1946年11月某日，夏鼐尚沉浸在西北考古行大發現的喜悅，和歸途被劫船的痛心中時，從不按常理出牌的傅斯年竟突然要他出任史語所的所長。

夏鼐的內心簡直是大寫的懵逼。

他只是考古組一個新鮮出爐的晚輩研究員而已，如何一下子當得了整個史語所的所長？他只是想好好地成為一個頗有作為的考古學家而已，所長的萬般瑣務該是何等的侵擾？他千般推辭，甚至請假歸家以避之，卻抵不住傅斯年的萬般堅持。無奈之下，他被迫出任代理所長，卻干得恰如其分，更于中研院的某次評議會中，力挺為政治所累的學者們，認為一個學者只要是中國人，其政治立場就不應是人們對其學術貢獻產生偏見的理由，而他所聲援的人中，就有建國后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夏鼐當然沒有那個神通來預知后事如何，他不過是基于一個讀書人的單純立場，說著一些因其人微言輕而可能根本不會被重視的清正之言。

可很快，中研院的一切再也沒能在夏鼐的生命中展開。內戰轟轟烈烈，從前的一切分離兩邊，一批學者南渡又北歸，一批學者去了則一生未回。而彼時站在分岔路口的夏鼐，仍想當一個純粹的學者，尚不論年邁老母與嬌弱妻兒不可能離開根葉所長之地，中國大地才是真正擁有無盡藏的神州，考古事業在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豐饒的土地上，何愁無光？傅斯年再三邀請了，可他沉默著婉拒，留下了。除了身體虛弱不便行動的梁思永外，考古組的眾師友大多渡海遠去了。走了也好，一個人終于能安靜做學術了吧，有什么好黯然的呢。

他好好地回家陪伴了母親妻兒一陣，因家為富戶而奔波捐稅。正安心讀書，不問前程之際，新中國的任命書來了。郭沫若將一切都看在眼里，將年輕有為而正直的夏鼐，與他的老師梁思永一起，提名為中科院考古所的副所長。

夏鼐的內心是矛盾而彷徨的。

他不愿再當官，瑣事纏身，無益學術，不得歸家。且有前塵之鑒，不敢再與政治有何瓜葛。他一開始便推辭，到所任職后仍婉辭，發掘歸來在政治運動中尚堅辭，可新中國正是用人之際，無人應允，此事也就作罷了。

夏鼐的內心是無奈的。

他的預感果然是正確的，盡管他盡心竭力為新中國的考古事業奉獻了一切，突如其來的“文革”還是將他關在牛棚中，拉到眾人前，與他尊敬的前輩與珍愛的后輩一同，戴上黑帽子游行批斗。

夏鼐的內心是茫然而痛苦的。

無數個日記離身、萬箭穿心的孤單長夜里，他不斷反思著。既然被國家和人民打為“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應該是自己做錯了吧？牛棚和干校的漫漫時光里，因缺少記錄，我們無從得知夏鼐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文革”結束前夕，因國家需要而提前恢復正常工作的他，顯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夏鼐的內心是隱秘而珍惜的。

和平的日子如斯美好，家人的團聚如此珍貴。他所有的執著都化為了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和熱愛，按原本的脾性絕不會接任的所長，也毫無怨言地當上了，而這一當，就是二十年。在這轟轟烈烈地建設著的二十年中，中國考古學的成果在國際上漸漸有了聲響，而伴隨著的，是夏鼐這個名字的如日中天。

夏鼐的內心是平靜而忙碌的。

就像所有故事結束后的日常生活一樣，那一年，他也在考古所退居榮譽所長了，不過日子必然是清閑不了的。這不，1976年剛剛改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竟想讓他和錢鐘書當副院長，他的內心仍是拒絕的。各種理事長、委員、主編和院士還不夠嗎，都這么大年紀了，怕是要讓人覺得老了還想拼命往上爬嘍。再說本就各種工作纏身，心里那個想好好看書和學術的夢還未實現呢。但他早已不是年輕時那個固執的年輕人，錢老答應了，自己也就順水推舟了。做與不做，其實又有何別。

死亡突如其來。

1985年6月17日下午，夏鼐正在家審閱《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的重要譯稿，近五點時突然歪在沙發上，隨后便神志不清。兩天后，夏鼐因搶救無效而與世長辭。

這一回，難道還是遵循其一生的規律，其尚不想辭世，命運卻硬掰開他的手，讓他就此離別？畢竟什么后事都還沒安頓好，孫子孫女還來不及多看一眼，自訂的年譜還沒寫多少，甚至連手里的譯稿都還沒審閱完畢。

命運真的如此殘忍，連死都要讓他郁悶如常嗎？

但或許，命運自始至終，都在聽從他內心潛藏的呼喚，給了他最好的安排。他太過聰明，興趣廣泛，看好書欲罷不能，命運便讓他學習橫跨文、理和工科的綜合性大學科考古，世上的知識盡看一遍。他如此渴望家人陪伴身邊，又欲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報效家國，命運便讓他家人團聚，鞠躬盡瘁，青云一路，流芳千古。

而最后，或許是他實在太累了。為了讓他免受臨終病床前，仍勞心不斷的折磨，命運便如此突然地、自然地、默然地帶他離開了。

大功如鼐

不情愿歸不情愿，厲害的人什么都能做好。只要不多思離愁與自怨自艾，大部分時間里，夏鼐還是比較開心的，畢竟有書籍陪伴在他的身邊。夏鼐是舉國聞名的看書狂魔，直到今日，坊間巷尾仍流傳著他“讀書累死”的傳說。他在一生中，平均每年看書80余本，是從頭到尾、旁征博引、一字不落地進行閱讀，看了不下50年，共閱書籍近4000本。他的中文閱讀速度最快曾達600余頁一日，英語閱讀速度最快則達500余頁一日。并且，他看的可不是今日的網絡小說與輕小說之流，大多是正兒八經的學術著作和世界名著。他看書成癡這一點毋庸置疑，別人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他是為讀書而讀書，順便有益于中華之崛起。

本身就超牛，再加上驚人的閱讀量，他做起研究來特別可怕。尤其是學生時代，夏鼐總愛憋著一股勁兒猛寫，有個做研究從不給后人留活路的毛病。

盡管入清華歷史系為折中之舉，但他本科期間發表了不少作品，畢業論文更是完全超出本科生應有的水準。《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一文，幾乎事無巨細地將太平天國前后，題中地區田賦變化的背景、淵源、詳狀、過程、結果和影響研究得準確而淋漓盡致。此文發表于《清華學報》上，文筆中雖還夾帶著報章雜志的油氣和少年熱血的憤青，但仍乃該時段此地區田賦的重要史料匯編。同時，其面面俱到而又滴水不漏的研究方法，早已超出了作為一個本科生的學術素養，可謂翔實以極，盡說來去。略閱后人之研究，同論題似無出其左右者。

在倫敦大學認真學習埃及考古時，夏鼐挑選了一個相當具有難度的題目，即古埃及串珠，而且是全部的。這好比一個外國人跑來中國研究全時段的銅鏡，勇氣已是萬人之上，如何研究得過本國人？夏鼐的《古埃及串珠》一文，因戰爭等關系，歷經十年方成稿?？杉母搴?，他無須答辯即得博士學位，該文在日后更是成為了研究古埃及串珠必讀的圣典。此文出版在即，筆者尚無緣得見，但從先生跋涉無阻，炮火亦無阻地做了幾千張串珠卡片，使自己歸家后還能自如研究這一點來看，閱后想必只能更增膜拜。

離開學校，在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任副研究員后，夏鼐開始嶄露頭角，而且變本加厲，做研究不僅不給后人留活路，連前人的后路也要一并徹底截斷，其鋒芒之耀，幾乎照徹了當時的整個中國考古學界。

安特生這個名字，始終是說起中國考古學史時，無法避開又令人五味陳雜的一個存在。他的中華文明西來說，不知刺痛了多少學人的心。而此說最關鍵的證據鏈環，便是認為中原仰韶彩陶由比其更早的甘肅齊家彩陶而來，而齊家彩陶則由更西更早的國外彩陶而來。

1945年4月，夏鼐正和向達在定西市臨洮縣辛店齊家文化遺址清理建筑基址，忽然注意到灰坑的表土和填土里有幾片黑色花紋的彩陶。稍一細看，夏鼐便知是典型的仰韶彩陶，圖案和陶質皆與齊家彩陶大相徑庭。他心里對此二文化的年代判斷稍有了底，但似乎還需要更嚴謹和確鑿的證據。

或許是他格外仔細，眼力極佳，又或許是，命之所向，所有的運氣都正眷顧著他。很快，夏鼐便在寧定縣陽洼灣齊家文化墓地發現了更完美的證據。在典型的齊家文化一號墓和二號墓內未經擾亂的填土中，靜靜地躺著幾片仰韶彩陶。其中，又以二號墓更為精準，彩陶片僅距人骨10厘米。

就此，安特生言之鑿鑿的中華文明西來說，被打斷了最關鍵的一環證據，齊家文化分明晚于仰韶。而夏鼐所作《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一文，更是以地層學排定年代序列的杰作。仰韶彩陶還另有來處，這便為中國舊石器及新石器中期以前的考古活動，提供了理直氣壯而大有可為的天地，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正確年代序列的建立，亦以此為基石。

彼次西北行恰逢夏鼐壯志躊躇，干勁最盛之年，而他進行考古活動的運氣一直很好，收獲極豐。在甘肅，他命名及研究了馬家窯文化，發現了具有完整墓志的唐墓，并于蘭州附近踏查到了許多史前遺址；在敦煌，他考證并確定了漢代玉門關的位置，發現了眾多漢簡并試釋，清理出了珍貴而完整的唐彩繪花磚墓門并嘗試進行保護，更對藏經洞和千佛洞有所研究……

縱穿史前至漢唐，橫跨文保與佛教，西北行的主力夏鼐馬不停蹄地將中國考古學的諸多領域都挖松了一小塊，此行所產文章高達十余篇，且均經受住了后世的檢驗，為西北考古打開了一個開闊而積極的前景。

而回到史語所后，立刻雜務纏身、再未能外出發掘的夏鼐怎么也沒想到，這一次西北行，是他人生中因無官在身而酣暢淋漓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主發掘。

建國后，傅斯年和李濟等考古大家歸期未明，考古所第一任和第二任所長鄭振鐸與尹達皆事務極繁忙，非能專攻考古。而梁思永身體極弱，中年即逝，斷無法外出發掘。因此，可以說，從1950年開始，是夏鼐帶領著所有人，一步一個腳印地建造出了中國考古學的未來。

請君且看，從1950年至1985年這三十五年里，中國考古學的哪個領域，沒有夏鼐的身影？

田野發掘方面，他沒有食言，將國外最先進的發掘技術、制度和理念充分運用在了中國大地的考古活動中，并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于后輩。他親自帶隊發掘的有且不止于：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的再掘、鄭州二里崗早商遺址，輝縣琉璃閣戰國墓地、湖南長沙馬王堆等戰國至兩漢墓地、北京昌平縣明定陵等，每一處都是極為響亮的代表性遺址。

年事增高，工作更繁重后，他很少再能親自帶隊發掘，但他指導過的發掘有且不限于：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西安半坡仰韶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河南洛陽偃師商城、西安西周豐鎬遺址、湖北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河北平山周代中山王陵、湖北隨州曾侯乙墓、西安秦始皇陵兵馬俑坑、西安漢長安城、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北京豐臺大葆臺漢墓、河北保定滿城漢墓、北京后英房遺址（元大都局部），等等。

并且，夏鼐的考古理念大多是正確而先進的，至今仍未過時。例如，提倡配合國家基建進行發掘，而非主動發掘，尤其帝陵一類重要遺跡；重視建筑基址，對所有遺址一視同仁；痛斥“挖寶”思想，認為考古的價值不在于文物，而在于遺跡遺物所能復原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情況；重視發掘方法，嚴格要求其科學性和規范性；在遺跡豐富處建立工作站，如洛陽、安陽和西安等地，給發掘以便捷，等等。而今日中國，考古發掘技術日益精進、更符科學，各朝都城的完善發掘在國際上名聲日趨響亮，諸多重要遺址和文物未被不成熟的發掘與保護技術所破壞，各地考古所蓬勃發展，不少在今日已能與社科院考古所媲美……這一切，都離不開夏鼐為中國考古所設立的準繩。

但他也并非從未為時所限。彼時，距斯坦因和安特生等掠奪文物，大肆于中國大地上隨心發掘的年代尚未久遠，因此，中國稀缺的考古成果乃是國家的極大利益，不可為國外所竊取。一心為國的夏鼐十分反對與國外進行合作考古，曾極力阻攔川大與哈佛的合作，國家利益面前，毫無與張光直和童恩正的交情可言。時光飛逝，如今的中國，考古成果遍地開花，世界考古技術更日新月異。我們不僅與國外合作發掘，更主動去國外進行發掘，以期與世界考古共同成長。這必然不能怪夏鼐，只能說，今日的中國，真是強大了。

同時，夏鼐并非只有理論強大，他的動手能力更為人中翹楚，琉璃閣19輛大型木車是他剔的，明定陵萬歷帝后的朽棺是他參與取下的，成皋縣青臺新石器遺址中的柱洞是他發現的，他的整體田野發掘能力是一流的。并且，發掘時他特別謹慎認真，從每一塊陶片上的層位標記，到每一塊人骨的測量與繪圖，都曾手把手地教尚初出茅廬的王仲殊、安志敏和石興邦等未來著名考古學家如何處理。而當有隊員把陶器上的標簽弄丟致層位不清時，一向溫和的他也曾大發雷霆。而今日中國的一切田野考古發掘規范，大多脫胎于他親身試驗后所撰寫的《田野考古方法》一文。

二十世紀中葉，國家的基建不斷擴大，配合基建進行考古調查發掘的任務越來越重，考古人才極速短缺。夏鼐與裴文中、梁思成、蘇秉琦、郭寶鈞、宿白等學者一起，迅速投身到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的組織領導中，分別為學員講解和示范自己所專長的領域，而夏鼐講授的正是《田野考古方法》。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他兼任了北京大學教授，為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學生講授考古學通論，卻不因面對學生而泛泛講談，時常帶著他們動手與進行實驗，王世民便是此時與他在北大結緣。著名的“黃埔四期”考古訓練班（編者注：此四期考古訓練班意義重大，其之于其后的中國考古，如黃埔軍校之于其后的中國軍事，故名）結束后，他又帶領考古所將訓練班教師們的講義匯編為《考古學基礎》，一時成為國內青年考古工作者必讀的經典。訓練班的成果很大，1955年，夏鼐便領著訓練班的幾十名杰出學員披戴上陣，對三門峽水庫進行了廣泛的考古調查，完成了國家迫切交派的任務，為水利樞紐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夏鼐之所以能成為權威，正在于他不僅會挖，會教別人挖，還會研究，甚至教別人研究。1959年，史前遺址的發現越來越多，文化的命名問題便凸顯了出來。為說清這一問題，夏鼐寫作了《關于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和《再論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二文，指出考古學文化中的“文化”為“某一個社會（尤其是原始社會）的文化在物質方面遺留下來可供我們觀察到的一群東西的總稱”；認為在滿足三個條件后可以進行命名：（1）一種文化必須有一群的特征（一種文化必須有一群具有明確的特征的類型品）；（2）共同伴出的這一群類型，最好是發現不止一處；（3）在所發現的屬于這一文化的居住址或墓地中，必須至少有一處做過比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更詳解了“以第一次發現的典型遺跡（不論是一個墓地或居住遺跡）的小地名為名”的命名方法的優點，并提出對已有多個名稱的考古學文化（如“仰韶文化”，又叫“彩陶文化”），可選擇“在全國性的考古會議上大家就某一文化的名稱，展開爭辯，然后得出基本一致的意見，決定采用某一名稱，以求統一”。他仍是面面俱到地將該問題闡述得十分清楚，內在邏輯聯系緊密，該二文迄今仍是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教科書。非要說有弊端的話，也是劃分考古學文化這個方法本身的缺陷。

又如彼時，遺跡遺物的年代問題，尤其是秦以前的，因尚無科學方法的支撐，而難至精確，甚至會出現較大紕漏。也正是夏鼐，以一人之力領導引進了碳14測年方法，使后世受益無窮。早在1955年，國外碳十四測年剛發明不久時，他便發表了《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學上的應用——放射性炭素或炭14的斷定年代法》一文，希望考古工作者加以重視，建立碳14測年實驗室。而建立此種實驗室談何容易，全國考古界懂相關知識者寥寥。見遲遲沒有人動手，夏鼐便親自找人找錢找支持，終在“文革”前夕，帶領物理所的仇士華夫婦建立了碳14實驗室，而這一建立在全世界尚處于領先水平，后為無數前來參觀的外國學者所驚嘆。實驗室能在“文革”前建起實屬一大幸事，“文革”開始后，實驗室的工作便中斷了，1965年和1972年才陸續發表出一批測年數據，碳14測年在全國較難推廣應用。夏鼐便又擔當起了教導研究的職責，1977年，他發表了較為系統的《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對中國的史前考古學影響深遠。接著，他又孜孜不倦地發表了《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等演講和文章，現代科技在考古上的應用才在中國普及興盛開來。他確實看得很遠，想得很明白，未來的世界終究要成為自然科學主宰的世界，不應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學科，尤其是綜合性大學科考古，終將難繼。

后世常有人對夏鼐的學術貢獻提出質疑，認為他沒有代表性的學術領域。這其實是個誤會，一則源于，中國考古學興盛初期，有無數謬誤和疑難雜癥等待他來解決，因此，他的研究看上去東一錘西一槍，毫無章法。例如《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一文，便緣于新疆出土的幾枚銀幣，大家都不識得，自然需要曾專研古埃及串珠的夏鼐來研究。他陸續發表了三四篇文章用以介紹，這最后一篇綜述，則基本解決了當世所有與波斯薩珊銀幣相關的問題，并且，他籍此專門研究了中西古交通史，仍然面面俱到。

又如他為《河北藁城臺西村的商代遺址》一文所作的《讀后記》。事情源于該遺址出土了一件鐵刃銅鉞，頗有人想將中國的鐵器時代提前至商代，認為那時便已能冶煉熟鐵。夏鼐認為這可能是隕鐵而并非冶煉鐵，便請北京鋼鐵學院的柯俊及其團隊詳細檢驗。后證明他心細如發，追求真理這一原則不屈居于任何事物之下。

還有西漢墓中的星象圖的釋義、東羅馬拜占庭金幣的研究、中國古代外銷瓷中的中外古交通史，等等。夏鼐就像是那些年中國考古學的步步高點讀機，哪里不會就點他。一半確實他學識淵博，一半則是為高位所迫，不會也得會。因此，他幾無時間與精力來撰寫大領域的專門研究。

此誤會二則源于，事實上夏鼐幾乎精通所有的領域，但他需統領全局，不可專偏某處研究。因此，他不是不懂，只是實在沒時間寫，故高超的學術素養未能很好地體現在世人面前。諸如，馬王堆女尸解剖這一舉世矚目的行動，是夏鼐偷偷給主刀醫生彭隆祥遞了小紙條，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可供彭隆祥參考的古病理學外文著作。尋找夏朝的關鍵——“二里頭文化”之名，亦是他改“洛達廟類型”而來，主動示范規范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并指出了夏文化研究的正確方向。后世又說他不注重類型學，這定是未好好閱讀《所謂玉璿璣不會是天文儀器》一文者所言，漂亮的牙壁分型定式圖，使國內外的玉璿璣紛爭落下大幕。并且，他動不動便能行云流水地獨立撰寫《三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和《中國考古學的回顧和展望》等極為詳盡的分析總結型學術文章，對每一個墓葬和每一處墻基皆如數家珍，并精要地指出了中國考古學未來的每一個大發展方向。時至今日，我們仍按著他的藍圖不斷前行，此等功力非只懂皮毛者可企及。

因此，一個建國后的考古人可以說夏鼐沒有在他的領域走得很深很專，但每一個領域的考古人都無法回避，夏鼐曾在其領域所作出的那些正確而高瞻遠矚的決定性指導意見。

不過，雖然夏鼐在世時是中國考古學的活體大百科全書，會挖，會整理，會保護，會研究，會辨析。但最重要的是，他為身后的世界培養了無數頂尖的考古學人。

“夏商周考古之父”鄒衡，是他特別欣賞的年輕人，他曾不遠萬里背著西瓜去看鄒衡，一次次謙虛地向鄒衡討教殷墟文化的分期問題；曾經考古所的小年輕王仲殊，后來成為了所長，是著名的漢唐及日本考古學家；彭隆祥后來成為了著名的古病理學家；受他邀約鑒定各種金屬的柯俊及其團隊，從此涉足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領域，成立了國內外聞名的中國古代冶金史研究中心，柯俊被贊“鋼鐵大師”；而碳14實驗室的負責人仇士華夫婦，是史冊中碳14測年的開創者，仇士華更是國家重點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榮譽等身……

更何況，夏鼐的工作仍不止于此。他極為重視考古研究的成果，主編了多種重要刊物?！犊脊艑W報》是考古所原就有的，1955年《考古通訊》也創刊了，不久即改名為《考古》，皆由夏鼐主編，陳夢家協作。“文革”中，《考古》、《考古學報》與文物事業管理局主辦的《文物》一同被迫停刊，1972年復刊后，亦由夏鼐主編，王仲殊和安志敏協助。這三種刊物，現今都是中國考古學界最權威的核心期刊，其之欣欣向榮，斷是離不開夏鼐曾經的心血的。

另外，夏鼐主持了多項大型編撰工作。如總結建國以來考古成果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和《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兩部?？?，最重要又如《殷周金文集成》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等，只要是在他生前出了稿的，每一個標點都曾被他的眼眸檢閱。

此外，夏鼐幾憑一人之力審閱和修訂了那三十五年中，絕大多數的經典報告與著作，畢竟所有重要的工地，他基本都曾親臨。例如《輝縣發掘報告》和《長沙發掘報告》，他參與了編寫并擔任主編；又如《洛陽燒溝漢墓》、《西安半坡》、《灃西發掘報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和《滿城漢墓發掘報告》等，他都曾通篇細閱與修改。而學者的重要作品，例如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黃展岳的“人殉與人牲”系列文章、徐蘋芳等的“居延漢簡”系列文章和鄒衡的《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及《試論殷墟文化分期》等，亦有他詳細審閱與認真建議的印記。

而之所以說建國三十五年的考古時代就是“夏鼐時代”，還離不開在機構架設方面，他一手推動組建的中國考古學會，離不開在國家法規層面，他對于文物保護法制定的推動，更離不開在國際層面，他曾無數次帶著新鮮的中國考古成果出訪國外，而他的名字，亦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的領先水平，傳遍了他所到過的每一個角落。

考古學會此事，若記載無遺漏，最早是李濟向他提出的。1946年，李濟談起想組織考古學會，“限于有田野工作經驗者，估計可得20人左右；另設特種會員，以容納名流及助錢之富翁，乙種會員以容對考古有普遍興趣者。至于工作，則以交換消息、出版刊物及開年會為主”，這便是最早有文字記載的中國考古學會的原型設想。當時一同在座的吳金鼎，不久便早逝，而夏鼐是否為遂李濟之愿而全力推動考古學會的組建，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唯一可知的便是，1979年4月6日，中國考古學會成立，12日，夏鼐任考古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第一項討論事宜即為“為臺灣的考古工作者保留若干理事名額”。

多的是，埋怨夏鼐“又紅又專”，全忘恩師唯顧己利的人。但這其中的情義恩怨，又如何僅是外人便可道清的呢？

新中國成立后，雖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文物保護的政策，亦有成效，但無明文法律，力度尚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文物保護法》）是1982年制定的，而早在1980年國家文物局的工作會議上，夏鼐便向大家介紹了國外和中國解放后的文物保護法令，可見此事他上心已久。1982年，夏鼐參觀臨潼兵馬俑時，發現這是“一場全面破壞的挖寶工作”，便立刻寫作了（關于文物保護的）《緊急呼吁》一文。該呼吁發表八個月后，中央決定制定《文物保護法》。制定過程中，夏鼐亦不斷奔走，向文物局及社科院多方建議，與蘇秉琦和王冶秋等時常討論，花費了巨大的心力。11月，該法通過，中國正式進入法制文物時代，有效地規范了考古發掘及文物保護等。

剛建國的中國，沒有經濟外交的能力，只能大力發展體育和學術外交。而學術外交方面，自建國以來，恐怕考古學界乃至整個學界，再無一人能如夏鼐般拿著那般鮮亮的成果，打開外國學者的心扉，令其驚嘆，更令其與其之國度尊重中國。

那會兒，自1956年夏鼐第一次跟隨翦伯贊出席巴黎的歐洲青年漢學家會議以來，已經流逝了十四年，他剛從干?；貋?。經過一場“文革”的抹殺，能上場進行學術外交的人，分明不剩多少。于是，會多國語言的夏鼐一下子被推為中國考古的首席代表，陸續訪問了阿爾巴尼亞、墨西哥、伊朗、希臘、日本、英國、美國、羅馬尼亞、瑞典、德國、瑞士等國，參加了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其中，英美日等國曾多次邀請其去講學，皆為中國短短幾十年驚人的考古學成果贊嘆不已。同時，帶著這些成果，用一口溫州口音濃重的流利英文進行講解的“中國考古泰斗”夏鼐之名，自然而然地響徹了諸國，他更獲“七國院士”之譽：英國學術院（B. A. ）通訊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DAI）通訊院士、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RALHA）外籍院士、美國全國科學院（NAS）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TWA）院士、意大利近東遠東研究所（ISMEO）通訊院士及中國科學院院士。

面對如此豐厚的成果，終還是有人詬病夏鼐非純粹學者，做官太多。對于此點，筆者只能說，且不論夏鼐絕非沽名釣譽之輩，總是要有一個人舍棄學者的孤高，去紛亂的俗世中爭取支撐象牙塔的一切，去當一個深思熟慮的總工程師，去做一個冷酷能干的掌舵船長，帶著他一貫的單純，懷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信念，泅渡向火海。

結語

回首夏先生的一生，幾千字的篇幅無法盡述短長，甚至連他的習性都未能訴全，又或許尚有紕誤。夏先生真的是一個很拼又很可愛的人，曾發掘定陵至老胃病嚴重發作，卻不肯遵醫囑住院休養；幾年后胃病被徹底根治，他又曾流著熱淚不斷感謝黨，高興得近乎神經錯亂；家里都擠得住不下了，還不許自己家比考古所的年輕人先申請房子；極度省吃儉用，譚其驤先生曾向學生展示夏先生寫信用的紙，那是一張“比拆開了的香煙盒子還略小”的小紙片，上面同樣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小字；而他功成名就攢下來的三萬余元巨款，則都捐給了中國考古的方方面面。

在國家百廢待興時，夏鼐攜眾考古歷史相關學者，一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學科牙牙學語時，他尊前扶后，一肩扛起了振興的重任；在身后，他更留下了諸多堅實的奠基與神妙的錦囊，使幾乎任何考古相關領域的后輩學者，都能踏其之肩不斷前行。他早已超越了作為一個學者的存在，他是建國后成長起來的考古學人的良師益友，是彼世考古史冊上跋涉最遠的盤古巨人。斯人已去，但其艱苦樸素，秉遵真理，為了國家利益與學科發展，終置個人利益為最末，置之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將永遠穿透時光，擁抱與他同道而行之人。

（參考文獻為《夏鼐日記》十卷本、《夏鼐文集》三卷本、《夏鼐先生紀念文集——紀念夏鼐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和《考古學家夏鼐影像集》等。前二者作者夏鼐，后二者作者多人，編者皆為王世民。）

本文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認識夏鼐——以<夏鼐日記>為中心》一書著者，本文圖片來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