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內卷”一詞走紅。眾人仿佛剎那間被點破，個人憑借加倍努力，再難獲得加倍回報。的確，疫情這兩年，蛋殼暴雷、線下商業限流、旅游業停擺、互聯網金融調控、房地產巨頭破產、學科培訓叫停……這些變動牽動著所有勞動者的就業焦慮。

許多人直觀感覺，自己變忙了，也變窮了。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12月，全國城鎮失業率為5.1%。在就業難題和生計壓力下，研究生送外賣已算不上新聞，“35歲危機”懸在打工人頭上。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10月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6小時，比2019年增加2小時。

2022年1月，上海寶山。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又窮又忙”的現象早已有之。21世紀初，基于對日本的觀察，經濟學家門倉貴史寫出《窮忙族》。書中指出：占日本總量1/4的人口處于“每天繁忙地工作卻依然不能過上富裕生活”的狀態。隨之而來的，是“低欲望社會”和“窮充”的生活新選擇。

人要如何工作，實際上影響個體和家庭的生活決策，進而塑造整個社會的消費與發展面貌。

站在2022年的門檻，本文試圖反思當下的工作方式，從個體和社會制度層面，思考是否尚有避開“窮忙”陷阱的可能。

窮忙陷阱：越窮越忙，越忙越窮

美國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以親身經歷寫成《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女服務生》，講述低收入者在“越忙越窮”和“越窮越忙”的死循環中的苦苦掙扎。越窮越忙，原因很好理解：為謀生計，不得不承擔更多工作。而越忙越窮，則指出了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相比有錢有閑的人群，窮人生活成本更高、風險更高，更易陷入破產泥潭。

舉例來說，當一個人沒有時間做飯，或缺少廚房、微波爐等設施，這個人便更可能依賴快餐、外賣等，導致每餐成本增加，而健康水平降低；當一個人無法支付年租、月租的押金，便只能住進周租或日租房，從而承擔高昂的日租金；當一個人沒時間學習技能或仔細篩選最適合自身發展的工作，便更可能在多個低薪兼職中焦頭爛額；最后，當這個人因為太忙，錯過福利保障的申請信息、社保斷繳，就可能因一場小病、一次失業，陷入經濟、情緒和健康的崩潰。

以育兒為例，國人可能更容易體會。相比60后、70后的家長準時上下班、接送子女上下學并準備一日三餐，80后、90后的家長因下班時間過晚或經常加班，不得不請一方長輩接送孩子，或購買專門的接送服務，為此要購買（租住）面積更大、有更多房間的房子，或單獨支付一筆雇人成本。同樣，由于加班情況普遍，家長無法保證按時做出一日三餐，需要購買半成品或點外賣，甚至直接雇保姆，用餐成本直線上升。由于沒有充足時間陪伴孩子，而學業競爭逐漸激烈，家長不得不購買課后陪讀、陪寫作業甚至陪運動、陪玩服務。另外，當孩子生病，去醫院的急迫需求，足以讓家長在工作中焦頭爛額。

2022年1月，上海，通勤的列車和居住的樓房。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一二線城市，以上因“忙”產生的額外成本，很容易高出一個人的收入。于是，越來越多家庭考慮干脆讓一方停止工作（通常是女方），擔任“全職家長”。

隨之而來的是，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五口的開支，全由另一方的收入承擔。“窮”的程度進一步加劇，經濟風險增強。一旦失業，或加薪不如預期，房貸、車貸、學費等足以壓垮一個家庭。

當“忙”成為普遍狀態，“窮”也隨之而來。這一過程中，不僅個體生活方式改變，更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趨勢和認知，又反過來影響個體決策。比如，“忙”導致越來越多女性脫離正規就業、成為家庭主婦。數據顯示，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從1990年的73.2%逐年降低至2019年的60.6%以下，1/5左右的90后女性擔任全職媽媽。勞動市場對女性，尤其對育齡女性和家庭主婦的歧視增強，增大了女性生育成本，從而縮減了女性生育意愿。而對男性來說，“忙”導致的“窮”，也增加了婚育壓力。《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跌破1%，創下1978年以來的新低，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甚至低于日本同期數字（1.4）。

“加班”或“躺平”

2021年4月前后，“躺平”一詞走紅，引發“年輕人為何選擇躺平”的討論。然而，年輕人是否具有選擇“躺平”的權利，或許才是關鍵。

2021年7月，某互聯網公司公布了關于是否取消大小周的內部調研反饋。1/3的員工不支持取消，理由是：KPI不減少，一年加班費卻要損失10萬。顯然，無論企業還是員工，都沒有把“降低工作量”當作可選項。員工只能選擇降薪，卻無法選擇“躺平”。

互聯網行業一向以高負荷、高轉速著稱。“996”意味著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6天，共計72小時，幾乎是標準工時制的雙倍。那么，有無可能停止“996”，將兩倍的活交給2個同等級別的員工來干？答案是否定的。“雇1個人，干2份活，發1.2至1.3倍工資”，已成為許多企業和員工心照不宣的“財富密碼”。

具體說，以一位員工月基礎工資為1萬，年終獎為4個月基本工資為例，一年下來企業的用人成本（含工資、社保公積金、年終獎等）約為22.4萬。若采用996工作制，企業額外提供周末加班補貼每月3640元，加班車補每月2000元，全年加班費約為6.8萬元。企業用人成本合計29.2萬元。聘請兩個同等級員工的成本為44.8萬元，比前者增加50%以上。在月基礎工資普遍較高的互聯網公司，其差距將更顯著。

由此，選擇“準點下班”的員工，不僅意味著自己損失20%到30%的收入，更意味著讓企業“增加”50%的用人成本。無怪該公司高調宣布取消大小周的同時，直接制定員工降薪15%的目標，將增加成本的損失轉嫁給員工。

而后不到一個月，該互聯網公司低調開放員工自主加班權限，更體現了對財富密碼難以割舍。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員工只有選擇加班的“自由”，沒有準點下班的“自由”。

員工加班，個人增收入；雇員減少，企業降成本，何樂而不為？答案在失業率中。

根據國家統計局報告，2021年1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14.3%，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2%，均顯著高于2019年同期數據。更別提,就業數字涵蓋了非正規崗位，也就是說，從大廠流出的中年人，無論送外賣、開專車還是搞個體，都被計為就業人口。高失業率與高工作強度互為表里。簡單說，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固然可能創造雙倍價值，但也可能擠占另一個人的工作崗位。

2019年11月，上海，路上的勞動者。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更重要的是，靠“忙”創造的個人價值，往往不可持續。在身體層面，意味著高血壓、心臟病甚至猝死；在生活層面，意味著沒時間關注自己、陪伴家人，甚至很難經營一段穩定的親密關系，更別提養育子女；在行業層面，當崗位數量減少、失業率上升，又會加劇競爭環境、影響收入預期，讓勞動者加倍陷入“窮忙”陷阱。加班表面上是企業和員工的雙贏，長遠看則造成勞動者個體和社會的潛在風險。

窮充：難以持續的未來？

競爭壓力之下，考公成為許多人的選擇。2021年，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超150萬，其中不乏來自互聯網“大廠”的前程序員。只要工作穩定、壓力相對較小，低收入同樣有吸引力。

曾幾何時，日本的年輕人做出了相似的選擇。《低欲望社會》一書中，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將“低收入、低欲望、高幸福感“的生活狀態稱為“窮充”——貧窮而充實。一個人回到老家四五線城市，在父母身邊，找到錢少事少離家近的工作，過上有飯有菜有娛樂的生活，便是“窮充”最直觀的注腳。

不少人覺得，主動的“窮”意味著對生活更具掌控力——收入少了，有更多自己支配的時間，可以陪伴家人、照顧子女、陶冶自我、拓展視野、發展社交。一旦脫離高速運轉，生活成本隨之降低，便是收入降低，也可能帶來積蓄增加和生活品質提升。

相比不可持續的“窮忙”，“窮充”可能是更平衡、健康的生活選擇。然而，150萬國考考生中，能成功“上岸”的人鳳毛麟角。多少人能過上窮充的日子，又能過多久？答案是模糊的。

一方面，在競爭加劇、經濟至上的整體氛圍下，容許勞動者“準時下班”的行業有限，收入降低的壓力，又往往迫使勞動者主動尋找兼職、延長工作時間；另一方面，中國人口預期壽命從1978年的66歲，逐步增長至2021年的77歲。原本6-10年的養老時間，逐步增加至20年上下，需要更高的養老金儲備。伴隨出生率降低，養老金增收渠道縮窄，勞動者晚年生活罩上了不確定的陰影。

日本已有前車之鑒。2016年，日本NHK特別節目錄制組發行《老后破產》紀錄片，展現了經濟衰退背景下，日本退休老人入不敷出、逐漸破產的悲慘生活。伴隨預期壽命提升，醫藥費逐步增加，而退休金漲幅不抵通貨膨脹水平，哪怕退休時有百萬積蓄、自持住房的老年人，也可能在漫長求醫路中淪為赤貧。在日本，70歲老年人照顧90歲老年人的情況屢見不鮮，因貧困和病痛無法自拔的老人舉家自盡，已不是個例。

2019年11月，上海公交站旁。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在這一背景下，對個人和社會而言，延后退休不僅是必須的，也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微觀上看，增加的就業時間有利于提高養老金基數，從而給退休生活更充裕的收入。宏觀上看，延遲退休有助于為養老金儲備池開源節流，為更多人提供更持久的保障。

窮忙至死：如何看待工作？

計算上具備合理性的延遲退休制度，遇到“35歲危機”時，難免效用失靈。當越來越多人流入外賣、快遞、網約車司機等不繳納社保的就業崗位，養老金儲備池的開源渠道不僅不會增加，反而進一步縮窄。而勞動者面臨的遠不止是延遲退休，而是終生勞動，甚至是終生失業。

是什么出了問題？高強度、高時長的工作模式，縮減了正規就業崗位，增加了個體經濟風險，降低了家庭生育意愿；勞動者辛苦工作到65歲、乃至70高齡，仍難以避免退休金入不敷出、老后破產的命運；而中年人一旦失業，除了缺乏保障的松散非正規就業之外，別無選擇。

本文作者認為，矛盾核心在于：個體、社會與企業，如何看待工作。

表面上看，工作是個人勞動和金錢的交換。然而，工作的價值絕非一份薪水那么簡單。對大多數人來說，工作是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人大部分清醒時間，在工作單位而非家里度過；陪伴同事的時間，遠超陪伴家人的時間。工作的內容與價值，直接決定了人生的內涵與體驗。

不僅如此，工作鏈接著個人與社會。個體將技能、時間與精力投入工作中，從而得到回報；這些回報支持個體組建家庭、孝順老人、照顧子女，完成人口接續；以金錢為媒介，個體購買他人的工作成果，構成消費循環；通過工作、消費等互動方式，人們彼此關聯、陪伴，形成密不可分的社會網絡。這一切，既是個人選擇，也受著市場與社會制度指引，更決定著未來社會走向。

當全社會將工作視為謀求高收入、高增長、高消費循環的工具，那么不論996還是大小周，都是企業和個人的“局部最優”選擇。在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窮忙將成為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

而如果工作是一種社會鏈接和保障機制，技能與價值交換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讓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個體都吃得好、過得好，以促進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那么，縮短個體工作時間、增加就業崗位、完善社保制度就必須成為全社會的共同選擇。

工作時間可以縮短到什么程度？冰島2015-2019年間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每天只需工作6小時。試點結果顯示，員工工作效率大為增加，身心健康程度顯著提升，工作焦慮感降低、滿意度提高，可謂大獲成功。在這一背景下，冰島表示，有望在全國推動一周35至36小時工作制。之后受疫情影響，多地企業自發出臺“靈活上班”規定，允許員工每周僅上班三到四天，靈活采用到崗辦公和居家辦公。聯合利華在新西蘭采用四天工作制，期間員工工資保持不變。新西蘭規定，每周僅達到30小時，即可作為全職工作，更可將“四天工作制”寫進勞動合同。

2022年1月，上海小區里打牌的人。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一周僅需上班三至四天或30小時。其他時間做什么？私人生活、興趣愛好、陪伴家人、公益服務……簡而言之，無需花太多金錢，卻對增加幸福感、提升社會黏性有顯著作用。相應的，伴隨就業崗位增加、收入預期穩定，廣泛的消費潛力可能得到釋放，消費繁榮又將拉動就業崗位與收入的增長。

結語：我們需要怎樣的工作？

在日本，有這樣一群老年人：不以工作為苦，反以工作為樂。他們之中，有的人身體健康，有的人需要別人照顧。然而他們都積極申請養老機構提供的工作崗位，努力完成任務領取報酬。

是什么促使這些老年人熱心工作？報酬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當一個人年齡增高、行動能力受限、社會交往渠道縮窄，工作便成為促進社會交往、提升個人價值感的重要途徑。通過參與工作，老人感受到，自己仍是被需要和有價值的，有學習和成長的能力，以及值得追求的目標，從而進入更為積極的身心狀態。由此，這一案例入選日本2017年和2018年的“健康養老促進試點項目”，為更多養老機構開展宜老服務提供參考。

健康的工作狀態，會讓我們享受“延遲退休”嗎？答案或許是肯定的。試想一個人有幸從事一份心怡的工作，保持著自己適應的節奏，在工作之內獲得成就感與價值感，在工作之外擁有充實的個人生活和健康的親密關系，那么工作就會成為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不僅如此，當“四天工作制”和“延遲退休”政策結合，還可能帶來令人驚喜的結果。舉例說，假定一位男性22歲大學畢業，進入工作，60周歲退休，每周工作五天，則工作38年，共計約9900天；而延遲退休、四天工作日制度下，按照65周歲退休計算，工作天數約8900天。雖然晚退休5年，但實際總工作天數大大降低。不僅如此，通過調整工作與休息時間的分配，中青年時期將擁有更多個人時間，老年時期則擁有更多社會鏈接。這樣的延遲退休，是否值得期待？

無論“四天工作制”和“延遲退休”是否實現，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是，大多數人一輩子都與工作相連。盤點個體與工作的關系，是以工作為鏈接，盤點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只有全社會以正確的方式看待工作，勞動者才能憑借自己的力量站穩腳跟，營造持久而穩定的幸福生活。

（作者王虹光系城市規劃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