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初，黃燈突然火了。

她在一篇名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文章中，將丈夫出生成長的豐三村置于文字的手術刀下，冷靜克制地進行剖析。這篇文章引發了無數網友的關注，也成為了談論“返鄉書寫”時一個不可繞開的標志性事件。黃燈說那篇文章之后，很多出版社找到她，想幫她出書。而十年之前，她想出版書無人問津。

新媒體的熱鬧喧騰只呈現了部分事實：一個文學博士，因為一篇爆紅的文章，得到了出版社的一紙合約，于一年之后交出了一份書稿《大地上的親人》，分別描繪黃燈嫁入、成長以及出生的豐三村、鳳形村和隘口村三個村莊里，老中青三代人在近二十年來中國城鄉轉型大背景之下復雜的個體命運圖景。

這樣一個線性邏輯鏈條中暗含著一種簡單粗暴且看似容易復制的成功學：一夜爆紅，然后機會紛至沓來。如今在媒體上出現，很多時候黃燈的頭銜都是《鄉村圖景》一文的作者，她的身份被大眾媒體變得扁平化、標簽化。在大眾媒體的呈現中，她是一個生在農村，后來通過接受教育實現階層流動的女博士，但這卻忽略了黃燈1990年代在工廠工作的經歷，忽略了她是一個持續而且長久的寫作者，也忽略了她根植于自身經驗的鄉村思考早在2003年就開始了。

黃燈很清楚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的作用。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黃燈表示，對像自己這樣的寫作者而言，媒體是一把雙刃劍，“我覺得要辯證地看待媒體，肯定是有利有弊。以前沒人關注我，我的很多想法別人不知道。現在很多人關注我，但是很多人也會質疑我，但這些我都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一個東西一旦傳播開來，就屬于公共產品。你有辯解的權利，但是別人也有質疑的權利，這個是正常的，是一個公共化了的產品的交流過程。”

而在《黃燈的自我追問：“返鄉書寫”不是在消費農村》一文中，黃燈對于新媒體以及當下的鄉村書寫的形式給出了更進一步的思考：“畢竟以流量、點擊率為衡量標準的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相比，同商業運作有更深的滲透關系，在便捷的背后其實早已埋下陷阱。對寫作者和讀者而言，如何呵護彼此之間的誠信關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黃燈的這本《大地上的親人》，對于中國的鄉村圖景給出更為全面、更為復雜的思考。黃燈說面對這些問題，自己不是醫生，充其量也只是個寫病歷的人。“我盡管沒有辦法提出結論性的東西，但是我盡量用社會學的方法，用人類學的眼光，用文學的筆法，把我所看到的、理解到的人的那種轉型期的狀況表達出來。” 

親人們的生活值得被記錄

澎湃新聞：《大地上的親人》一書中多次提到，書寫親人的想法差不多從2003年就開始醞釀，并且有一些章節也已經公開發表過了，能否談談寫作初衷？

黃燈：那個時候還沒有寫一本書的愿望，但當時我寫了另外一本書叫做《細節》，不是專門寫農村的，那個書沒有出版也沒有發表。博士期間我跟我在廣州工作的很多親人聯系很多，那時候就打算寫一本書專門寫他們，題目都想好了，就叫《我的親人在廣州》。當時我只打算寫一個村子，就是我出生的鳳形村，但這本書的架構是三個村子，所以就沒辦法把鳳形村寫得很詳細，當時的很多訪談資料也沒用上。至于為什么要寫他們，就是覺得他們的生活應該被更多人知道，他們的生活是有被記錄的意義的，就是這種初衷。

澎湃新聞：寫和親人相關的題材其實很需要勇氣，在和他們溝通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黃燈：我并不是突然要寫一本書，就強化地、密集地去采訪他們，平時去看他們的時候我會和他們聊天，問他們生活的一些情況。我一般是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材料，我不會讓他們覺得我是在采訪，那樣他們會覺得特別別扭，會覺得不自在，也不知道怎么說了。

澎湃新聞：之后要使用這些材料的時候，你會跟他們說嗎？

黃燈：我會跟他們說，特別是涉及到一些負面的，我都問他們要不要緊。尤其是我那個吸毒的表弟。因為他已經結婚了，他老婆也很喜歡他，不存在對他的個人生活有什么影響。而且他的小孩都知道，所以他沒有這方面的負擔。在《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這篇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之后，我跟他們說我打算寫一本書，他們說，“那我也可以被你寫進去啊”。這些比我小十來歲的小表弟和小堂弟在過年的時候就坐在桌子旁邊講他們的故事。這個時候他們知道他們會被書寫，所以就講得很仔細，從童年開始講起。

文學的眼神是溫柔的，脆弱的

澎湃新聞：媒體傳播帶來的影響中，可能作為表達者、書寫者、在主流知識分子話語中的你，從中獲得的要比在家鄉的親人多，如何對待和處理這樣的問題？

黃燈：我在寫的時候不知道會產生什么結果，也就是說我大部分的寫作、耗費我更多精力的寫作是默默無聞的，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被關注之后，確實帶來很多東西。至少知名度高了，我的書不愁出版了。以前我寫再多的東西沒人主動跟我約稿，現在是搶著出版。那我確實比他們獲益更多。但我覺得寫作行徑本來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后果和結果，這應該是屬于一次書寫行為的后續。如果這么說，作家就不該成名，成名了就是有道德罪惡感的，因為一旦成名，你的書好賣了，你就有更多的錢，這個邏輯我不太能接受。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經常提到寫作中的痛苦，要怎么排解？

黃燈：這個也沒什么排解的，因為文字有療愈作用，寫作過程本身就會排解很多東西。就像流眼淚一樣，很傷心的時候，哭一場就好了。內心的很多困惑，通過文字的梳理，說不定就清晰了，內心說不定就舒服了。寫作其實是很有快感的，尤其是愿意寫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快樂。那就是一種很隱秘的快樂。別人也許會覺得你很苦，也賣不了幾個錢，我以前寫的東西也不發表，也不進入公共流通領域，那我為什么還要寫呢？那肯定是為了快樂，我有大量這樣的文字。就是不拿出來給別人看的，不當做公共產品的，就是我私人的寫作。所以寫作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澎湃新聞：文學在這種類型的寫作中會提供什么樣的養分？

黃燈：文學肯定是很有用的，至少文學不強勢，像經濟學這種工具性比較強的學科其實是很強勢的。文學的眼神是很溫柔的，很脆弱的，它關注的是人內心很隱秘、很幽暗的東西。一個人本身選擇文學就跟他的性格有關系，這一點在呈現這類題材的時候是天然的，因為它打動的是人的情感，關注的是人的命運，命運的那種很細微的轉變過程，它并不提供結論性的東西。

農村有足夠的空間和能量可以釋放

澎湃新聞：書中以自身的經驗為基礎，從一個點通過細致的觀察和描寫延伸開，涉及到了幾乎當下中國鄉村中各個年齡層的人面臨的問題：社交媒體在農村的盛行、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以及留守兒童、彩禮問題、賭博等等，你寫的三個村莊可以說構成了很全面的人類學樣本，而它們的對比又充分展示了鄉村圖景的復雜性。書中最后的落腳點在鄉村建設上。因此該如何看待當下鄉村中經濟和文化二者的關系？

黃燈：我在寫作的時候也在問自己，隘口村之所以文化很容易復蘇，是和它的經濟基礎有關的。更重要的是，前面兩個村莊是沒有那種文化根基的。隘口村在十年以前是很麻煩的，但是現在慢慢地，這些人的元氣在恢復，恰好是這些文化產品和文化習俗在修復它。所以從縱向的角度來說，在那樣的空間范圍內它是有效的文化復蘇還是有用的，因為文化的東西會有巨大的力量，它那種原始的生命力和對家族的認同感，會激發年輕人最原始的東西——對家鄉的認同、和親人共命運的感覺。

澎湃新聞：說到鄉村建設，這也是中國的農村研究學者一直關注的問題。

黃燈：鄉村建設在中國始終在進行，但是面目不是說特別清晰。它也是一個沒有結論的東西，但是它的實踐性特別強，它也是慢慢滲透的，我覺得與其說做鄉村建設，其實更多的是一種觀念的傳達，它讓更多的人明白有一群人在實踐。我覺得這本身就很有意義。說實話鄉村建設的力量也是有限度的，因為很多問題確實需要通過更大層面的資源分配才能實現，但這是一種很重要的的修復行為，它會帶領一幫讀書人重新走向田地，走到基層去做事情。只要有這種行動，就會有新的可能，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實踐。因為它是一種很重要的精神資源。他們哪怕沒有成功，我覺得這種實踐也是很偉大的。

澎湃新聞：忽略現實的限制，能否談談你理想中的鄉村圖景是什么樣的？

黃燈：理想的狀態就是每個人付出了他的勞動，就能夠在社會上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比如知識界付出了知識就應該有相應的回報，而不是說那些愛賭的人、膽子大的人、敢利用社會資源的人、敢掠奪別人的人就過得好。我希望每一個人有自己內心安定的東西，通過自己的付出，社會反饋給他相應的東西。這是我們社會應該提供的一個基本的東西。

澎湃新聞：到時候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

黃燈：農村和城市應該是互補，一個社會有活力是因為它有彈性。農村就是一個彈簧最柔軟的、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它有足夠的空間和足夠的能量可以釋放。做一點算一點，把困境呈現出來就是美好開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