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漸近，《澎湃新聞·藝術評論》今日起陸續推出“年味讀年畫”專題。

《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為清代蘇州桃花塢年畫名店陳同盛畫店出品，比較直觀地反映了晚清時期上海豐富的市政交通、文化娛樂、新生事物及流行裝束等，展現了上海作為“十里洋場”所呈現出的經濟文化新格局。本文從該年畫創作的社會背景入手，逐步解析畫面上出現的新式建筑、印度巡捕、各類交通工具以及人物服飾等多個因素，采用圖史互證的研究方法，對這幅年畫進行具體斷代的個案研究。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開始從傳統向現代化轉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西方強勢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中國社會主動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接納與吸收。年畫作為晚清時期一個世俗文化的代表性載體，在其或有意、或無意表現晚清時期社會風貌的同時，也為我們了解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年畫《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作為通俗的圖像用品在這一時期出現并非個例。筆者期望通過年畫作品所展現出來的晚清上海在新興建筑、交通工具、人物身份、階級分化、服飾裝束等方面表現出的時代面貌，進而剖析該類年畫在晚清時期的上海得以出現的根源，并希望能解決這幅年畫的具體斷代等問題。

一、上海經濟文化新格局的確立

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其中規定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通商口岸，允許英國人居住并設派領事。1843年11月，上海正式開埠，成為中國對外重要的交往口岸，也逐漸成為遠東第一大國際貿易都市。自此外國企業涌入上海占地開店，設碼頭、辦銀行，隨即帶來大量外國商品。1845年到1849年，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相繼在上海縣城以北建立，成為洋人聚居區。隨著洋人的增多、洋貨的繁盛，在這一區域內形成了俗稱的“十里洋場”。此時上海的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商業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經濟的發展，加速了一種都市文化新格局的產生。

這一時期，《申報》《點石齋畫報》等畫報相繼出現，成為人們描繪、記錄都市新生活的重要輿媒陣地。此外，隨著商品種類的增多，人們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各種行業內的競爭日益明顯，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商家們開始重視廣告對于產品銷售的重要作用。《申報》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廣告宣傳的色彩。《點石齋畫報》由吳友仁掌舵，在創辦之始便把內容鎖定在社會新聞、世界風物和市民生活上，帶有明顯的大眾文化的印記。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和民主制度的發展，與報章雜志等印刷媒體的興盛不無關系，這些報紙和雜志在報道社會新聞與流行風尚的同時，充當著文化“公共領域”構建者的角色。晚清時期，《申報》《點石齋畫報》等報紙、雜志的讀者主要是上海的都市人，它們作為晚清社會現代化表現的文本承載，對于當時的讀者和社會均具有一定的啟蒙意義。

《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陳同盛?江蘇蘇州桃花塢?蘇州桃花塢木 刻年畫博物館藏

而自從清代嘉慶年間開始一度活躍的上海“小校場年畫”，也開始在年畫內容上進行創新，出現了現在被稱為的“時事新聞”類年畫。“小校場年畫”是19世紀中期由于太平天國起義，蘇州桃花塢年畫產地的業主和工匠為躲避戰亂，集聚于今黃浦區舊校場路的小校場，創作、銷售年畫，一時間生意興隆，促使上海的年畫市場得以繁盛，為了區別于以往面向鄉土大眾的年畫風格，“小校場年畫”在色彩上大膽革新，由以前對比強烈的大紅大綠改為較為柔和的粉色、淺綠等，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小校場年畫”風格，適宜上海都市民眾的審美觀。與畫報、報紙、雜志的閱讀者大多為城市文化知識分子不同，年畫的傳播路徑和接受對象多為底層的普通大眾，二者的群體面向正好形成互補，在晚清的上海社會形成一種通俗文化的“合圍”之勢，共同成為晚清時期上海現代化特征的一種圖像承載。此外，在制作技藝上，機器印刷的雜志、畫報與手工印刷的年畫并行，共同豐富和完善了圖像媒介生成的技藝手段。上海作為新的都市代表在晚清時期興起，出現了跑馬場這樣的現代化娛樂場所，并促使有軌電車、自行車等新式交通工具在上海出現并普及，人們的服飾與精神面貌隨之出現改變，這些頗具時代性特征的事物也帶來了新的都市風尚。《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

西洋老鼠嫁女 趙一大 上海小校場

西國車利尼大馬戲，空中懸繩大戰   文儀齋  上海小校場 上海博物館藏

二、新興城市建設在年畫中的體現

工商業的興盛使上海的城市建設得到迅速的發展，外國領事館和越來越多的外商進駐上海，使上海成為最具“洋味”的中國城市。各種帶有異國特征的俱樂部、舞廳，甚至賭場在上海出現，其中最能代表此時期外國人活動的就是上海跑馬廳的建成。

晚清時期位于黃陂路與南京路交叉口的跑馬廳

上海跑馬場又稱上海跑馬總會，俗稱跑馬廳，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黃浦區，現已改建成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1850年，英國商人霍格等人組織跑馬總會，自任董事，在現南京東路、河南中路交界，租地81畝，開辟了第一個跑馬場，俗稱老公園，并在1851年開始第一次賽馬活動。此后的1854年、1862年他們分別又辟地建設了第二、第三個跑馬場，其中第三個跑馬場長2011米、寬18米，號稱“遠東第一跑馬廳”。當時的跑馬場完全為外國人建立，里面人頭攢動，但基本上都是外國人在進行跑馬活動。這些外國人在中國有地位、有金錢，處于上等階層，這一點在《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年畫描繪的跑馬場內，穿著皮靴、騎著高頭大馬呼嘯而過的都是高鼻深目的外國人，而中國普通百姓只能站在場外圍觀，不能親身參與。另有一幅《新出夷場十景》的年畫，以十幅畫面勾勒了晚清時期外國人在中國活動的場景，其中亦有一幅“外國大人跑馬”的內容，畫中描繪了一隊外國人正在跑馬場內騎馬奔馳，跑道欄桿隔開處，有幾位留著長辮子，頭戴瓜皮小帽，手舉折扇搖旗吶喊的中國人形象。

《新出夷場十景》（后）?上海小校場?上海圖書館藏

跑馬場在這一時期出現使賽馬活動于19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中國流行，此時，諸如陳同盛畫店這樣傳統的年畫作坊開始關注社會的發展乃至新興事物的產生，也說明了年畫內容的創作已經不拘泥于傳統的祈福保平安，而是拓寬視野開始從現實生活中尋找題材。陳同盛畫店是清晚期蘇州桃花塢年畫的著名畫店，代表作品有《法人求和》《玉堂富貴》《蓮生貴子》《姑蘇玄妙觀》《小廣寒》《開市大吉》等。從年畫題材的轉變上可以看出當時上海經濟、文化的發展對近鄰蘇州的影響很大，能夠關注到上海市景并做出如此詳細的描繪，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此時陳同盛畫店已經在上海設立分店，該畫店的作品《法人求和》底稿為吳友如繪制，也可旁證其在上海已設立分店，說明了蘇州桃花塢傳統年畫畫店此時不僅走出了蘇州到上海這個繁華都市拓展業務，并已經開始和滬上的畫家群體合作，從題材內容上著力于描繪現實，這和當時流行的畫報、雜志等刊物在功能上已趨相同。此外，由于陳同盛畫店在滬上的經營，也使該店的畫工能親眼目睹上海的繁華，并由此激發創作靈感，將所看到的社會情景融入到年畫創作中來。

三、年畫中的印度巡捕

在這幅年畫上還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右后方站有一位纏頭的印度巡捕。印度巡捕被上海人稱為“紅頭阿三”，是因為他們多頭裹紅布，上海俚語又將“阿sir”稱為“阿三”。印度巡捕的出現是因為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華捕竟占170名之多。以后華捕越雇越多，殖民者怕不易控制，于是自1884年開始從英殖民地招了不少印度籍巡捕。殖民者從印度招募巡捕時，對人員精心挑選，必須是印度的錫克族人，個個身高力強，滿臉虬須，加之皮膚黝黑，令人望而生畏。“1884年，當年有16名印度人被招入巡捕房，據1888年出版的《游滬筆記》記載：光緒十二年，又于四馬路胡家宅松嵐閣，茶館之南首，添設一處（指巡捕房）專居印度招來新捕，面黑如漆，頭纏紅巾，即華人呼為紅頭蒼蠅也。”由這一資料可推算此幅年畫的創作至少在1884年印度巡捕出現以后。印度巡捕這一新形象出現在年畫作品中并非個例，除了《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另有《蘇州鐵路火輪車公司開往吳淞》《上海新造鐵路火輪車開往吳淞》《湖絲廠放工搶親圖》等年畫上均出現了印度巡捕的形象，且多幅年畫作品上的印度巡捕形象幾乎無大的區別，均身著西洋巡捕制服，頭纏紅巾，站立于火車站、工廠等場所維持秩序，體現了一定的寫實性。

上海新造鐵路火輪車開往吳淞  吳文藝齋 上海小校場 上海圖書館藏

《湖絲廠放工搶親圖》?沈文雅?上海小校場?上海歷史博物館藏

當然，印度巡捕在年畫中并不都是正義、守法的形象，相反，由于彼時民眾社會地位低下，面對租界的巡捕，國民大多處于言聽計從的處境，而租界巡捕依靠背后的勢力，胡作非為、欺壓國人者不在少數，年畫創作者亦注意到了此類信息并將其如實刻畫了出來，桃花塢年畫《上海四馬路洋場勝景圖》中描繪了印度巡捕暴力執法的場景。該年畫分十余個小幅畫面描繪了當時上海最為繁華的四馬路上的社會生活場景，其中一幅就繪有印度巡捕正在暴力驅趕叫花子。畫面上的印度巡捕一手握警棍，一手揪住叫花子的長辮，試圖將其拽離，和趾高氣揚、身材高大的紅頭巡捕相比，叫花子的形象面帶愁苦、瘦弱矮小，二者形成鮮明反差，而印度巡捕對手無寸鐵的叫花子毫無同情之心。此外，1892年《點石齋畫報》“絲集”中《印人搶表》一則更是直接控訴印度巡捕知法犯法，公然搶劫的行徑，并用“印度為英之屬國，其民長而黑，蠻野成性，猶有狉獉習氣，初不知禮儀廉恥為何物”等語句來表達對印度巡捕的強烈不滿；而1897年《點石齋畫報》“信集”中的《大鬧洋場》一則講述了租界對小車車夫課以重稅，車夫無力繳納憤而大鬧洋場，印度巡捕暴力執法、極力鎮壓車夫之場面。

《上海四馬路洋場勝景圖》?王榮興?江蘇蘇州桃花塢?上海歷史博物館藏

四、交通工具的多樣化發展

這一時期，除了具有外來特色的城市建設外，交通工具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面貌。腳踏車，即自行車，于19世紀中期傳入上海，在這時成為新興時髦的出行工具，它在中國的出現，不僅代表著摩登時尚，也是身份和富有的象征，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原有的生活方式，于是當時很多報章都刊登過和自行車相關的事情。1883年，由《申報》出版的《寰瀛畫報》第九卷的“盈聯”版上發表了一首竹枝詞，稱贊自行車的制作頗具水平：“前后勾聯兩車輪，不須手挽踏芳塵。”由此可見，人們不僅對這一新事物充滿著好奇，也為它所帶來的先進文化充滿贊許。1898年11月2日的《點石齋畫報》則用略帶調侃的語氣寫道：“冶游子弟盡時裝，腳踏車飛馬路旁。草帽戴頭煙咬口，金絲眼鏡看嬌娘。”描繪了彼時騎自行車的人群多為年輕的富家子弟，他們有金錢有空閑，外出騎自行車是為了“看嬌娘”。1899年，宋氏三姐妹中的宋靄齡10歲生日時，其父也為她買了一輛自行車作為生日禮物。此時的自行車還只屬于社會上有身份地位和金錢的上層人士騎用，并未普及到民眾之中。而1900年法國巴黎世博會上，上海照相業“四大天王”之一的耀華照相館展出的攝影照片喜獲“翼飛美人”獎，這是清末中國在世博會上獲獎的唯一一家照相館，該照相館就有騎自行車的小腳女人的照片。于宣統元年七月（1909年8月）創刊的《圖畫日報》曾記載“上海社會現象”時，也刊載了一幅題為“婦女亦乘腳踏車之敏捷”的水彩畫，旁邊配文：“自腳踏車風行滬地，初為一二矯健男子取其便捷，互相乘坐。近則閣樓中人，亦有酷喜乘坐者。每當馬路人跡略稀之地，時有女郎三五，試車飛行，燕掠鶯梢，衩飛鬢顫，頗堪入畫。”說明當時自行車已經開始被普通百姓所接受，甚至連處于社會下層的婦女也可騎著自行車自由出入，這從側面反映了上海在接受外來文明后，社會風氣的轉變。年畫藝人自然也沒有放棄對這一新興事物的描繪，《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中一位長衫窄褲、留著長辮子的年輕女孩在上海街頭騎著一輛自行車，三寸金蓮踩在自行車踏板上卻也穩穩當當。由此可見，在1890年到1910年左右，婦女騎自行車成為時興之事，而這幅年畫上的婦女騎自行車也真實地反映了這一社會現象。

《點石齋畫報》刊登的安徽長人詹五穿著西裝在上海街頭與友人對話的新聞

《圖畫日報》中登載的婦女騎自行車

這一時期，電車也在中國興起。1908年1月31日，英商電車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試車，同年3月5日，上海第一條有軌電車路線正式通車營運，自靜安寺始發至上海總會（今廣東路外灘），貫穿東西，線路全程6.04千米，車廂分頭等、二等兩檔，實行分段計價。《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中左半幅占據了大量篇幅的即為一輛依軌道行駛的有軌電車，車頭上部寫有“黃浦灘”三字，一名司機正站于車頭處操桿駕駛，車廂中的人物各等形色，既有留長辮的晚清男子形象，也有婦女，還有一位著西式服裝、留絡腮胡，似為西洋人的老年男子。此外，車身處已寫有“二等”字樣，頗為寫實，由此也可稍加推斷《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應該創作于1908年以后。

畫面上的另一交通工具為黃包車，上海人稱之為小車。黃包車由法國人米拉于1873年6月從日本引進到上海，又稱東洋車。1874年1月20日《申報》登載“小車出賃啟事”：“今有本行新到洋車，比中華車大小不同，不論天暗下雨，一樣可推。車上另有帳篷，下雨不濕衣服，格外奇巧。貴客商欲坐者，請至本行賈可也。”1874年1月29日，《申報》發表題為《記新式小車》的報道：“其車來于東洋。若與本地之獨輪車相比，則亦有長有短者。其所短者，在于僅能載一人，而其長者則于坐者較便。”早期黃包車為雙座，1879年起停發雙座執照，遂改為單座，直至1906年又從日本運進一批“鐵輪車”，車輪內嵌橡皮、坐墊有靠背。接著又出現一批木輪嵌橡皮的車輛。這兩種黃包車雖然比不上鋼絲輪橡膠胎美觀、舒適和輕捷，但相對造價低，租金少，乘坐的人很多，因而盛行一時，此時人力車執照達六萬余個。到1913年底，租界境內已全部換成了橡膠胎或橡膠充氣輪胎的黃包車。上海小校場年畫《海上第一名園》中就出現了雙座黃包車。而《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中亦繪有一婦女坐于黃包車上的情景，該婦女坐姿優雅，應出自大戶人家。雖然該幅作品為黑白線稿，尤其車輪處創作的并不十分寫實，所以并不能準確分辨它是橡膠車胎還是木制鐵皮車輪，但還能清楚辨識出該黃包車有頗為講究的菱形皮革靠背，且形制為單座。由此也可簡單判斷該年畫的創作應該是在1906年以后，加之電車出現在1908年，所以此幅年畫應該不會早于1908年。

海上第一名園 筠香齋 上海小校場

五、人物服飾的“西化”進程

晚清時期的上海，中西合璧的男裝打扮開始時髦，中式對襟衫配禮帽均已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男人作這種西式打扮的并不多，上海也未必是最早出現中國人穿西式服裝的城市，但最晚到1870年以后，隨著西方來華人數的增加，人們對西式的打扮充滿著好奇之心，而當時的“西學東漸”之風也將清代傳統裝扮形式等同于落后中國的標志，希望在對中國進行“救亡圖存”的同時把傳統的服飾也一并改變，于是西式簡便的服裝在上海流行起來。清末西裝大多出自“紅幫裁縫”之手，這種最初只有外國人穿著的衣服，被中國人視為“奇裝異服”，但隨著上海社會風氣的轉變，對于西方服飾的需求進一步增加，除了一些受西方文明影響較深的上海男性，如洋行買辦、洋學堂的學生以及從西洋回來的留學生等成為中國最先接受和采用西方服飾體系的群體外，越來越多的平民男子將其作為日常衣著，出現了長袍馬褂和西裝革履并行不悖的場景，而留著長辮子穿西裝的情景也時常出現。究其原因，除了當時社會改良清代傳統裝扮的呼聲漸高，西式男裝與傳統中式服裝相比，樣式簡單、裝飾較少、配伍固定、適應性好；而且西裝的經濟成本大大低于中裝。比如傳統中裝一身繭綢十幾塊錢，再按著裝規制，棉的、皮的、單的、夾的一年到頭換上，需要百十塊錢；而西裝可以穿四季，消費成本大為下降。此外，西式服裝“裳無絆足，舉動步履間輕捷便利”都成為西式服飾在晚清時期的中國流行的原因。《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中電車前方的男子呈西式打扮，其身穿對襟短褂，短褂上的兩排扣子大而醒目，頭戴一頂西式禮帽，在眾多戴“瓜皮帽”的男子當中顯得頗為與眾不同。1900年，《申報》多次刊載了這一社會風氣的轉變，有“滬上私設各學堂諸生之浮躁飛揚者，亦往往去辮改裝，以示矯同之異，甚至有身衣華衣而頭戴西帽者，足穿西履蹀踱于洋場十里中”的報道。

晚清時期，漢族婦女服飾也一改之前普遍寬大臃腫，衣緣極盡寬大，鑲滾繁復，低領大襟，流行假袖口的風格特點，開始去裙著褲，又受西方服飾文化影響趨于修身樸素。婦女服裝偏向瘦緊之風，比較貼身，但衣服的輪廓外形依然講究平直，不求刻意顯腰，為典型的窄衣長裙的打扮。表現在上身長襖的擺線延至膝蓋，下面虛飄飄兩條細小窄口的褲腿，配著小腳，顯得更為空蕩。《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中出現了多位女子形象，其發型和所穿服飾基本相同，且大概與1900年以后的服飾相類似。除了對這些婦女服飾打扮的表面刻畫外，該年畫最突出的就是對傳統年畫中相夫教子、弱不禁風的女性形象的突破。年畫中的女子雖然也是三寸金蓮，但她們徜徉在上海鬧市的街頭，坐上了黃包車、騎上了自行車，神情風度已向現代轉化，是1910年以后出現了所謂“新女性”群體的代表，并成為民國中后期“摩登女郎”出現的先聲。

結語

《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為蘇州桃花塢清嘉慶以后的年畫名店陳同盛畫店所創作，年畫風格秉承了該畫店一向的畫面繁復、緊湊，長于線條刻畫的特點。除此之外，在內容上，該幅作品比較直觀地反映了晚清時期上海開埠后豐富的市政交通、流行娛樂等情形，展現了上海“十里洋場”的種種新式景象和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面貌。雖為墨線稿，但繁華的景象依然。從有軌電車1908年出現在上海，以及印度巡捕的出現、自行車的普及、男女服飾的變化等因素，據此可以推算出此幅年畫約創作于1908年至1912年民國建立之間。當然，討論至此，這幅年畫具體制作于哪一年，在筆者看來已并不重要，此幅年畫以及和其相似的一類年畫中所呈現出來的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的時代面貌，才是更值得我們探究的。

《蘇州鐵路開往吳淞》?江蘇蘇州桃花塢?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和《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相似，晚清時期還出現了《蘇州鐵路火輪車公司開往吳淞》《上海新造鐵路火輪車開往吳淞》《上海四馬路洋場勝景圖》等一批反映社會新生事物的年畫，它們共同豐富了晚清時期我國年畫的內容，并作為一種文化轉型期的紐帶，不僅勾連起了傳統年畫與石印年畫、月份牌年畫等新年畫類型，而且主動參與到中國文化從傳統轉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而這一時期年畫中的市政建設、交通工具、外來人口、現代服飾等種種頗具現代化特征的事物看似是外在的“西風東漸”，實際上這一時期的人物精神面貌乃至思想皆已向現代化邁進。同時，彼時上海社會的基本模式已初具現代主義的模樣，甚至整個中國也已開始從清朝的“天下國家”準備進入到“民族國家”的序列。

（本文作者單位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原文標題為《晚清時期年畫的時代性表現——以〈上海勝景洋場跑馬圖〉為例》，全文原刊于《民藝》，澎湃新聞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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