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 哥 說 

基礎科學率先踏入產業互聯網的“無人區”，探索前所未有的技術應用價值。

幕后的學術研究者，變成一線的創業者。在新戰場，他們走過關于公司商業邏輯、技術路線、管理模式的探索之路，積極實踐和推動產業數字化發展。

主筆：kitty 靜菲

編輯：叉叉、小包

2014年初春，武漢空氣中還帶著絲絲涼意。黃先鋒，武漢大學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剛剛結束一天研究。走出實驗室，他做了一個思慮許久的決定——去創業，沖到前線實地考察測繪技術如何應用到各行各業，打通實驗室研究到產業應用的通路。

在別人看來，離開舒適區進到一個新戰場，這個決定有點“傻”。但黃先鋒說不想再等了，實驗室研究成果雖然有很多，但都沒有達到實用級，導致市面沒有能用的國產軟件。在三維城市數字化領域，中國購買國外一個節點的成本就要幾十萬。

一年以后，同樣是在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瓊也意識到，在數據化表達領域，國內媒體與國外媒體有很大差距。將獲取、表達數據的能力傳遞給普通人，成了王瓊走出實驗室的創業方向。

在科創類創業公司中，教授、博士和高材生組成創始團隊幾乎已成標配。部分學術研究者不再專注于單一的學術研究，而是選擇通過產業實踐，驗證技術，推動落地。6年后的今天，黃先鋒與王瓊在各自的領域有所成就。回首當初，他們一致認為，創業是科研成果落地的最好方式之一，產業實踐才是縮小國內外技術差距最好的行動。

走出實驗室，沖向一線

2006年，黃先鋒從武漢大學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畢業，獲博士學位后留校工作，并于2013年開始任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創業以前，他的工作就是實驗，創新，出論文，生活平靜，也有成就感。如果沒有遇見敦煌，這種生活或許會延續到50歲、60歲……

作為絲綢之路上的歷史文化名城，敦煌的月牙泉、莫高窟九層樓與莫高窟藝術景觀一同丈量著中華文化的深度。然而，絕美的壁畫與景色的背后，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壁畫脫落、色彩衰變，病害正在“侵蝕”敦煌。利用數字技術進行記錄和測繪，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保護檔案，是莫高窟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至今探索的方向。

2007年，黃先鋒接到一項特殊任務——通過激光設備對莫高窟進行三維掃描、拍攝洞窟照片，進行數據處理。當時，在敦煌進行文物數字化三維建模，需要通過激光掃描、紋理貼圖等一系列動作才能完成，人工處理占了大部分，一小時只能處理好很小的一塊，效率非常低。敦煌有近700多個洞窟，而在敦煌之外，全國各地還有大量的石窟、彩塑、石刻需要數字化建檔。

很多在實驗室里已經研究成熟的技術，到了石窟數字化工作現場，總會出現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通俗地說，二維照片是平面的，但石窟內的佛像、壁畫卻不是。最難的是讓平面和曲面能夠‘對準’，用文物貼圖技術實現精準的數字化復制。”黃先鋒說。

黃先鋒與同事在敦煌莫高窟進行三維掃描

他意識到，傳統的測繪技術已經很難適應結構復雜、紋理豐富、大數量級的文物快速高精度建模需求。為實現這一需求，黃先鋒與團隊嘗試了三個月，才掃清了技術障礙。

這是從事測繪研究多年的黃先鋒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科研成果與實際應用之間的鴻溝，也成為他走出實驗室的動機——縮短3D測繪技術與實際應用之間的距離。2015年，黃先鋒創立大勢智慧。

與黃先鋒相似，王瓊早期從事新聞媒體，后來到武漢大學做新聞研究。在沒有出國之前，她跟大多數傳統媒體人一樣，關注個案式、截面式、典型式的報道。

當聽到“Data  journalism”（數據新聞）這個詞的那一刻，王瓊感到興奮且好奇。做國際訪問學者期間，她發現這種量化思維在信息組織的應用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50年代，而國內在這個領域才剛剛起步。作為信息傳遞的主要渠道，媒體報道如果缺乏數據的呈現，往往會弱化事實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王瓊在咖啡館啟動創業

她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人們被問到“你認為哪個職業死亡率最高？消防員、垃圾清潔工和保安”時，第一印象是選擇消防員，因為在民眾認知中，消防員是高危職業，而且網上有很多消防員犧牲的相關報道。

但歷史數據顯示，死亡率最高的是清潔工。這種認知失誤，其實是大量個案報道塑造了一個相對“失真”的世界，背后正是數據應用和量化思維的缺失。因此，回國后的王瓊一直在考慮如何通過簡單的工具，實現數據的可視化呈現，幫助各行各業實現數據高效、及時地應用。2015年，武漢鏑數科技成立。

打頭陣，必經這一關

創業只是起點，在漫長的企業運營過程中，像黃先鋒這樣從高校出來的專業性技術創業者，在商業模式、企業管理等方面往往面臨較大的挑戰。美國巴士底有限公司CEO布拉德利·拉尚博士曾表示，美國高校教授創業公司失敗率高達96-97%，不懂管理是最致命的問題。

在大勢智慧剛創立的時候，行業對自動三維重建技術的理解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創始人擁有的科研和技術實力，不足以從投資人手里換到足夠的起步資金。比起技術，投資人問得更多的問題是商業模式是什么，管理模式是什么，競爭壁壘是什么，營收預期如何？

這些問題，黃先鋒一個都答不上來。“見了二三十個投資人，最終沒有一個人投”。

為了梳理出大勢智慧的商業模式，黃先鋒不斷地去找投資人溝通，然后回家反思、提煉。最終，還是一位技術出身的投資人給出天使輪。每隔一段時間，這位天使投資人都會飛到武漢給黃先鋒講解商業邏輯，梳理商業規劃和技術路線，解決公司管理過程中的種種難題。兩人在辦公室里一坐就是兩天，這一行動持續了整整兩年。

黃先鋒最開始想做的，是通過無人機實現快速拼圖的軟件，但落地過程很難，不僅對技術要求非常高，還需要跟硬件強綁定。嘗試一段時間后，黃先鋒發現技術與模式似乎都走不通，第一代商業模式就此終止。

用現在流行的說法，沒有通過市場驗證PMF（Product Market Fit）的初創期難題。

如何讓技術走出實驗室，讓技術得到更快速的產業驗證——對技術型人才來說，是創業中必經的一關。

對此，王瓊也深有感觸。

在做老師的時候，王瓊的日常就是授課、科研，幫助學生成長。即使是擔任節目制作人，需要團隊協力完成工作，也只是依靠個人專業能力與其它同事協作，不需要制定管理策略和方法。

創業后，在早期的產品研發階段，王瓊就像在學校做科研一樣，精益求精地做產品。但隨著團隊成員增多，商業化提上日程，如何制定目標，如何設計策略，如何開拓市場，對她來說都成了極大的挑戰。

比如為了輕量化運行，鏑數科技早期采用的是第三方開源組件，但因為底層代碼不是自研，導致產品迭代速度、可擴展性都受制于人。走了一大圈，最后才回到自研路線。

創業過程中，黃先鋒、王瓊都曾想過退回舒適區，但是技術要落地，行業要往前走，總要有人打頭陣。

把科研成果寫入產業

2018年，產業互聯網進入行業視野。隨后，一系列與產業互聯網有關的政策也紛紛出臺，越來越多的科技型創新企業走向前臺。

黃先鋒與王瓊發現，合作伙伴越來越多，技術應用場景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大勢智慧早期一直專注于測繪技術的研發，以及應用于自然資源、應急救援等領域，但是隨著客戶逐漸增多，需求越來越多樣化，產品需要快速迭代，才能拓寬至更大的場景。2020年，大勢智慧加入了騰訊WeCity共創營，借助騰訊的大數據能力及云服務，不斷推進三維重建技術的迭代，加速三維重建技術在3D地圖構建中的落地與應用。

今年11月，王瓊帶著她的鏑數科技參加了騰訊SaaS加速器的總決選。在她看來，很多SaaS企業在做數字化轉型，涉及不同的場景和賽道，但最后可能都會涉及數據分析、敘事和呈現應用。那么，鏑數科技也許就是接力賽跑的最后一棒。

找對應用場景，讓技術走出象牙塔，然后是結合大規模的場景應用，提出更高強度的要求，加速技術的驗證與應用，才能促使成本與效率進一步優化，企業也才能進入下一個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黃先鋒帶領團隊對云岡第13窟整窟進行三維建模

大勢智慧自研技術的落地與應用，使測繪軟件的單節點成本從原來的數十萬直接降到一兩萬，可以應用到水利施工、環保、犯罪現場重建、5G基站信號分析等場景；也幫助文物挖掘繪圖時間從以往的至少十幾分鐘，縮短至幾分鐘，還能全面構建出3D模型；而公司的三維石窟建模技術，如今已經成功運用到敦煌、云岡、龍門等一批古遺址。甚至，基于圖像的高精度自動三維重建技術也在元宇宙的基礎數據生成平臺得到應用。

而鏑數科技通過12大類、87個行業以及超過8000家權威公開數據來源，不斷提高用戶、企業從公開數據查找到數據表達的效率。同時，在協同辦公領域，鏑數獨創的零售模式，不僅降低了普通用戶獲取以及運用行業公開數據分析的門檻，讓數據表達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得以兼顧，也借助在線辦公軟件提高了數據協同處理能力。

產業互聯網時代，學術研究型技術人才正成為產業數字化創新發展的領軍者。BOSS直聘研究院數據顯示，數字技術、醫療健康、智能制造和教育領域存在激烈的人才競爭，產業界對應屆博士生招聘需求同比增幅達到75.7%。

新晉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羅智泉在接受“南方＋”采訪時提到，做學術研究一定要結合國家戰略需求以及經濟發展的需求，把科研、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這點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國外幾十年，也寫了很多論文，但實際上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正落地，也很少機會能接觸到企業和世界核心的科技難題。”羅智泉說，羅回國后，很多高科技企業找他解決一些核心技術難題，對此他表示很榮幸，也做出了一些初步成果。

許多像黃先鋒、王瓊這樣曾經默默無聞的學術研究者，正在走向產業實踐。互聯網產業也正在從模式創新、流量發掘階段，走向基礎學科從底層助推產業發展的階段。

每年，黃先鋒還是會去幾趟敦煌，因為在敦煌，人是可以得到洗禮與成長的，他希望大勢智慧也能夠在產業互聯網時代得到洗禮與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