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的烏斯庫達爾社區，街頭的售貨亭前每個下午都會有數十人排起長隊，等待新鮮面包的到來。這種政府補貼的“公共面包”（?stanbul Halk Ekmek）價格為1.25里拉（約合人民幣0.57元），比市面上面包店賣的面包便宜一半。在一個衣食住行都瘋狂漲價的年代，如何省下這1.25里拉，成了困擾每個土耳其家庭的難題。

伊斯坦布爾，土耳其人排隊買面包

“現在土耳其的問題是很多人都不開心。”看著眼前這般景象，居住在伊斯坦布爾的26歲土耳其青年歐麥爾計劃著一場“逃離”。“以前的土耳其人熱情友好，但現在我們的經濟壓力太大了。”他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說道。

自從2018年以來，土耳其里拉貶值總是周期性地出現在國際新聞報道中。但從去年11月起，里拉貶值明顯惡化，通貨膨脹也愈演愈烈。自2021年年初至今，土耳其里拉兌美元貶值了45%以上。雖然土耳其政府1月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去年12月該國的年度通脹率達36%，但反對黨認為，實際的通脹率要高過這個數字。

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土耳其就已經開始了與巨額債務、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戰爭，這是一場自2001年以來該國面臨的最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2001年的經濟危機期間，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也曾高達54.4%，而正是當年的這場危機將總統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AKP）推向了政治舞臺中心。然而，2018年延宕至今的又一次危機，讓民眾對埃爾多安領導力的信心進一步削弱。

土耳其下一次總統和議會選舉定于2023年6月舉行，但目前尚不能排除提前大選的可能性。自2019年地方選舉正發黨丟掉包括伊斯坦布爾在內的重要城市以來，埃爾多安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但與此同時，反對黨的票倉也趨于分散，并沒有凝聚力來形成對正發黨的強大攻勢。在危機推動下，2022年，正發黨也許會進入自其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光。然而，土耳其是否走到了另一場政治變革的邊緣，仍需拭目以待。

芝麻圈對半賣，菜籽油能求婚

通貨膨脹正影響著土耳其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首當其沖的便是土耳其人引以為傲的美食。漲價的除了面包，還有芝麻圈（Simit）——埃爾多安早年就曾在伊斯坦布爾的貧困街區擺攤販賣這種土耳其街頭的標志性食物，不過，也許他現在也不知道芝麻圈的價格比當年翻了多少倍。

去年11月，在芝麻圈的價格從2里拉漲到2.5里拉后，土耳其伊茲密爾的一名小販采取了不同的銷售方式：一個圈對半賣。“人們的購買力下降了。人們一直渴望購買一些商品，但他們買不起。因此，我們發起了‘半個芝麻圈’運動。”這名小販去年11月26日告訴伊茲密爾當地的一家媒體，作為一種對物價上漲的抗議，人們可以在他這里以1.25里拉的價格購買“半個芝麻圈”。

“半個芝麻圈”賣1.25里拉

人們以各種方式消解著這種經濟壓力。專門記錄價格上漲的社交媒體賬戶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了，還出現了各種調侃的段子。

“他們的大學老師一個月工資7500里拉，但一瓶菜籽油就要300到400里拉，網上還有人嘲諷用菜籽油求婚的。”目前在伊斯坦布爾訪學的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段九州告訴澎湃新聞，據他感受，肉類、水果等農產品的價格尚可接受，但由于原材料可能需要進口，價格波動最大的是一些輕工業制成品。

更讓土耳其人感到心理不平衡的是，由于里拉兌外幣匯率暴跌，鄰國保加利亞的居民穿越邊境來到土耳其“掃貨”。圣誕節前夕，土耳其邊境的市場和雜貨店中擠滿了保加利亞購物者。

里拉貶值和通貨膨脹的的背后，是埃爾多安一直以來堅持實行的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反的“非正統”經濟政策。去年12月，土耳其央行在幾個月內連續實施第四次降息，但與此同時，由于能源價格上升和疫情下的全球供應鏈問題，大多數國家的央行為遏制通脹飆升都在加息。

西方輿論的一種解讀將埃爾多安秉持的經濟哲學指向了他虔誠的宗教信仰——因為《古蘭經》禁止接受和支付利息。“他們抱怨我們一直在降低利率。不要指望我做其他事情，作為一個穆斯林，我將繼續按照我們宗教告訴我們的行事。這是命令。”去年12月19日，在埃爾多安說出這樣的話后，里拉兌外幣匯率應聲下跌了12%。

“埃爾多安經濟學”的核心觀點還認為，里拉貶值是經濟封鎖的結果，土耳其可以通過放棄優先考慮加息和強勁資本流入的政策，來擺脫對外國資本的依賴。

不過，埃爾多安并非“不懂經濟”。事實上，降息手段在20年來已經成了土耳其政府無可爭議的經濟原則，這種貨幣政策曾有效推動土耳其經濟增長。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阿拉伯和伊斯蘭研究中心博士生郭小里近日在澎湃新聞撰文指出，對于正發黨政府來說，降低利率是一種“戰略設計”。

“通過提供信貸支持和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政府旨在通過對借款人的補貼來刺激土耳其的經濟和就業增長。這筆支出不僅促進了土耳其私人投資的建筑行業的興旺，給建筑業就業帶來了很多機會，并顯著提振了土耳其的國內生產總值。”郭小里分析認為，“更重要的是，它為正發黨帶來了很多社會和政治上的關注，并最終促成該黨在過去二十年的幾乎每次國內選舉中獲勝。”

但長此以往，政府赤字、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成了土耳其經濟難以擺脫的痼疾。為應對高通脹，土耳其央行曾連續加息，但經濟出現了負增長，這令埃爾多安難以接受。僅在去年一年，埃爾多安就解雇了3名與之意見相左的央行行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青年研究員鄒志強此前向澎湃新聞指出，“總體上，埃爾多安一直希望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既控制深層次的經濟問題，又維持經濟增長，不讓經濟數據太難看以至于影響其執政地位。”

“年輕人沒有希望”

埃爾多安一再表示，假使里拉貶值，土耳其的出口商品價格會被壓低，這會刺激外國消費者購買。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奏效。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去年11月雖然警告了土耳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風險，但仍以國內需求反彈和出口強勁為由，將對其2021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由5.5%上調至了9%。

然而，土耳其正在為這樣的增長數據付出沉重代價。《金融時報》報道稱，由于物價快速增長，土耳其2021年的實際工資水平（按美元計算）同比下降27%。為了抵消這一影響，土耳其政府決定自2022年1月1日期將最低工資提高50%，一些國有企業也被迫嘗試出手控制物價，但這些都導致了財政赤字增加，進一步加大了通脹壓力。

“土耳其的工業基礎其實不錯，確實是中東國家中比較好的，但是還沒有達到一種普惠的狀態，一小部分人確實是賺錢的，但是老百姓的平均收入還不是很多。一些跟政府關系比較好的大商人還在持續地賺外匯，因為他們在搞進出口和貿易，有美元收入，但是普通老百姓還是直接用里拉結算的，他們的收入購買力非常低。”段九州表示，“未來可能會出現民眾返貧的問題。”

伊斯坦布爾老城，賣大餅的店鋪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從事房地產中介工作的歐麥爾懷念起從前的日子。他自稱雖然“賺的錢比普通人多一些”，但“錢對自己來說不是最重要的”。經濟壓力加劇了土耳其的社會矛盾，“一出門，大街小巷都會碰到一些人吵架。”歐麥爾坦言，自己目前想要移居加拿大生活。

“想要離開的人特別多，尤其是年輕人，年輕人已經沒有希望了。”歐麥爾說道。

由于經濟動蕩和生活水平下降，土耳其正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問題。根據土耳其統計研究所的數據，土耳其2019年的移民人數較前一年相比增加了2%，所有移民者中約有40.8%的年齡在20歲至34歲之間。伊斯坦布爾政治研究所執行主任塞壬·賽爾文·科爾克馬茲認為，年輕人離開土耳其主要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條件、生活水平和更大的社會自由。

“土耳其中產階級‘外逃’的現象還挺嚴重的。”段九州也表示，“很多會技術的，比如醫生、護士、技術工人都在學德語，想去歐洲，一些學術界的人也對我表示過想要到中國來工作，因為在土耳其看不到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經濟狀況并不算土耳其歷史上最糟的，在2001年的經濟危機期間，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也曾高達54.4%。就在土耳其人對主流政黨失去信心的情況下，初出茅廬的正發黨贏得了2002年的大選。2003年，已是總理的埃爾多安啟動“土耳其私有化戰略”，私人投資和外資流入大幅增加，拉動經濟快速增長。

不過，對于像歐麥爾這樣二三十歲的年輕選民來說，他們對埃爾多安前十年執政期土耳其經濟復蘇的歷史并無太多記憶，卻對他執政第二個十年中的經濟和社會動蕩印象深刻。與正發黨上臺時的2002年不同，當時埃爾多安的崛起代表著政府與系統性腐敗和經濟停滯的決裂，但如今的“Z世代”似乎更傾向于將他們的困境歸咎于政府。

67歲的埃爾多安也敏銳地意識到了贏得年輕人認可的重要性。去年11月，他在一場青年活動上說道，“下一次選舉的關鍵是我們的青年，而不是這個或那個政黨。”近一段時間，正發黨也開始利用TikTok這樣年輕人聚集的社交平臺。法新社報道稱，正發黨甚至還匯編了一份旨在教授“黨干部如何有效利用數字技術并與年輕人交流”的報告。

不過事實證明，年輕選民的心是難以捉摸的，這一點也不僅針對正發黨。根據民意調查機構“土耳其報告”（Türkiye Raporu）對土耳其81個省3000名年輕人的調查，58%的土耳其年輕人表示，為了生活在一個“更好的社會”，他們不愿加入任何政黨或政治運動。

“我對未來感到十分悲觀。”20歲的醫學系大學生居雷在接受法新社采訪時表示，他對所有的政黨都持懷疑態度，“我們是一個不可預測的國家。別說我不知道我畢業后會怎樣，我連五個月后會發生什么都不確定。”

“他們也知道未來可能會發生什么，有點像回到上世紀90年代特別亂的那種時候，政治家之間有可能發生非常血腥的斗爭，暗殺、暴恐這樣的事件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明年一年（大選期間）可能會出很多大事。”段九州也說道。

埃爾多安基本盤仍在

如今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達到19年來的最高點，嚴重損害了工人群體和中下層民眾的利益——而這些群體正是正發黨傳統上的票倉。土耳其民意調查機構Metropoll 1月的最新調查顯示，埃爾多安的支持率跌至了38.6%，是201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博斯普魯斯海峽，飄揚的土耳其國旗 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圖

在埃爾多安的家鄉——黑海沿岸的里澤（Rize），化肥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漲嚴重影響了地區主要經濟作物茶葉的種植。在像里澤這樣保守、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地區，埃爾多安的畫像無處不在，然而經濟危機正讓“里澤的兒子”在這里失去支持。

在正發黨的另一個“堡壘”——土耳其內陸保守地帶中心的工業城市科尼亞（Konya，科尼亞省首府），工人、農民和學生也在感嘆物價上漲和就業機會減少。據路透社報道，在2018年的總統大選中，埃爾多安在科尼亞省贏得了75%的選票，正發黨在該省的支持率在所有81個省份中是第二高的，但是這種主導地位當下或許已經出現了動搖。

不過，埃爾多安并不如許多西方分析者預測的那般“落魄”。在路透社的報道中，盡管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們抱怨著度日艱難，許多人仍然表達了在下一次大選中對總統的堅定支持。

歐麥爾也講述了自己的一段親身經歷。大概兩個月前，歐麥爾幫一位中國客戶租了一架飛往美國的私人飛機，臨行前客戶請歐麥爾和飛機的主人在伊斯坦布爾一間頗有名氣的餐廳吃飯。談笑間，眾人談起了埃爾多安的未來，這位中國客戶認為，2023年埃爾多安還會繼續連任，但歐麥爾和其他人都堅稱“不可能”。于是，大家叫來了餐廳的服務員，詢問他是否繼續支持埃爾多安，但令歐麥爾沒想到的是，服務員不假思索地說：“當然。”

“我從那天起就覺得沒希望了。”歐麥爾半開玩笑地說道。

“土耳其現在整體的氛圍比較撕裂，反對埃爾多安的聲音越來越集中了，可能反對黨會大抱團。”段九州指出，“但是另一方面，實際上埃爾多安在民眾當中的基本盤也挺穩固的，因為之前從正發黨分出去的那些人其實并沒有分掉太多的票，他們都變成了非常小的黨，所以正發黨的基礎還是穩固的。”

對于正發黨的保守派支持者來說，埃爾多安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領導人，他提升了土耳其的國際形象，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提供了更好的醫療服務，讓土耳其掀起基建浪潮，取消了戴頭巾的限制，還讓土耳其人“勇敢地面對以色列”。

Metropoll的民調數據顯示，正發黨的支持率為23.9%，仍然位列第一，但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的支持率已經升至20.3%。

Metropoll的民調數據顯示，AKP的支持率為23.9%，CHP的支持率為20.3%

未來幾個月，反對黨最重要的挑戰是如何團結起來瓦解正發黨的票倉。他們還要在包括共和人民黨在內的政黨聯盟中推選出一名候選人。雖然共和人民黨領導人凱末爾·科勒馳達奧盧表示有興趣參加選舉，但輿論更多認為，最有可能被推出的候選人是兩年前從正發黨手邊奪下伊斯坦布爾市長之位的伊馬姆奧盧。無獨有偶，多年前，埃爾多安也是從伊斯坦布爾市長的位置開啟了土耳其的新時代。

“伊馬姆奧盧非常受歡迎，幾乎就像搖滾明星一樣。”土耳其薩班奇大學政治學家伯克·埃森對《外交政策》表示。不過，歐麥爾并不看好這位“明星市長”，“很多年輕人都喜歡伊馬姆奧盧，但是我覺得他也沒有那么踏實，對我來說他當上市長之后沒有什么作為。我也不相信共和人民黨有能力管理國家。土耳其的政治問題是目前沒有一個比較靠譜的反對黨。”

根據去年12月的民意調查，土耳其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是安卡拉市長，同樣來自共和人民黨的曼蘇爾·亞瓦什，這也與歐麥爾的預期相符。在該調查中，伊馬姆奧盧排名第二，而埃爾多安僅排名第四。

“自2018年土耳其經濟危機之后的事態發展都表明，埃爾多安在自己的職業生涯已經是一位‘遲暮的蘇丹’（A sultan in autumn）了。”土耳其裔歷史學家、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土耳其研究項目主任索內爾·恰普塔伊對路透社如此形容埃爾多安。

這位67歲領導人的健康問題也引發了外界關注。一直以來，埃爾多安以口才犀利而為人所知，但在過去的一年里，他有時在演說時顯得疲憊，還被捕捉到在鏡頭前打瞌睡。

此前多次有報道稱，為了爭奪有利時機，埃爾多安可能會推動在今年提前大選。但就目前來看，由于經濟問題尚未解決，提前大選并不是正發黨的最優選擇。埃森認為，倘若提前大選，可能是在經濟穩定下來后，但必須要在反對黨成功吸引大批選民之前。

“提高最低工資等一些最新政策，必須首先看到成效，才能成為埃爾多安提前大選的助推因素。”埃森認為，“不過，他等待的時間越長，反對黨的機會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