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小漁船從日本伊豆半島的下田駛出，在夜色和風浪掩護下，靠近了停泊在海上的美國東印度艦隊的黑色蒸汽船。漁船上兩位瘦弱的日本年輕人，費盡周折，爬上其中的波瓦坦號，求見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那是1854年4月25日凌晨，大約2點。

二人說明來意：他們要跟艦隊一起離開，看看外面的世界。此舉觸犯幕府禁令，如若回去，必遭殺身之禍，因此懇請美國人收留。佩里沒有接見這兩個陌生人，只派了翻譯和他們交涉。他雖贊賞他們的勇氣，卻無法答應：就在幾天前，他剛剛和德川幕府簽訂《美日修好條約（神奈川條約）》，此時正在敲定一些細節，若故意違反日本法律，于美國利益實在不符。他下令將他們送回下田，并承諾嚴守秘密。天亮時，兩個失望的年輕人回到岸上，隨即選擇向官府自首。幾天后艦隊返美，佩里并沒有記下他們的名字。

這兩個人，是24歲的吉田松陰和23歲的金子重之輔。他們后來被押解至原籍長州藩服刑。翌年，金子死于獄中，吉田則獲釋。此后他興辦學堂、鼓吹倒幕，其政治理想影響了大批長州藩精英。30歲那年，吉田被幕府處斬。明治時代許多政治家，如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等，都曾投于其門下。因此，吉田松陰被譽為日本現代化的思想先驅。

“黑船來航”。

和鴉片戰爭對于中國的意義相似，佩里來航（又稱“黑船來航”），是教科書里日本近代史的開端。佩里于1853年7月率領炮艦逼近東京灣，以戰爭相威脅，要求日本通商修約。數月后再次造訪，帶來更多炮艦，迫使德川幕府簽訂條約，開放下田、函館兩處口岸，給予美國片面最惠國待遇。中國和日本，面對侵略，先后“開國”。

后面的歷史敘述，中日就分道揚鑣了：中國一敗再敗，遲遲未能“現代”；日本則“奮發圖強”，早早擁抱“文明”。中國與殖民現代慘烈沖撞，與之相比，日本與“現代”更像一次美麗的邂逅。長期以來，無論在美國還是日本，對于黑船事件的評價，大多很正面：“黑船來航”把日本從“鎖國”的黑暗中“解脫”了出來。橫須賀有座佩里公園，每年都有紀念活動。佩里訪日后，則盛贊日本人彬彬有禮、講究衛生、“是所有東方民族中最有道德和最完善的”。他欣賞兩位不速之客的好奇心，說他們代表了“其國人的品格……這個有趣的國家，未來多么充滿希望！”英國文學家史蒂文生，在聽到吉田松陰的故事后，于1880年寫下《吉田寅次郎》一文，評價說“我們只要看看他的國家，就知道他獲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如果說，日本是個少有的例子，證明一個東方國家可在歐美的“教化”下走向“現代”，那么也許沒誰比吉田松陰更能代表“好學生”的勤勉求知了。但是，日本真的是因為好奇而學習的嗎？真的是認同“現代”而改變自身嗎？或許，我們應該把吉田松陰和馬修?佩里的“相遇”，放置在19世紀各自國家的境遇中，重新檢視由“（殖民）現代”聯結起的日美關系。

吉田松陰出身長州藩一個下級武士家庭，自幼學習儒家經典。受到江戶后期實學風氣的影響，他很早就關注兵學，曾向藩主進言整飭防務以御外患。21歲那年，他跟隨藩主前往江戶參勤交代，遇到了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佐久間象山。二人相識時，第一次鴉片戰爭剛結束不久，清國慘敗于英國的消息傳來，日本朝野震動，有識之士無不為島國的命運焦慮。這成為日本開啟變革的一大刺激。

佐久間象山是位儒學者，醉心于兵學、實務。他曾向幕府上書《海防八策》，建言引進西洋軍事。還自學荷蘭語，努力閱讀有關軍事、自然、科學的荷蘭語著作，是當時最自覺了解西洋世界的知識分子。同時，中國也是他最重要的知識來源，佐久間仔細閱讀過魏源的《圣武記》和《海國圖志》，十分贊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引魏源為同道。1853年，黑船來航，幕府無所措置。佐久間帶著吉田松陰等，跑到艦隊所在的浦賀實地觀察。他們看到美國艦船之大，炮火之多，認識到日本根本無力抵抗。如要保國，必須強軍，要到國外，向西洋人學習。

在當時的日本，出國是個激進的想法，需要有不怕死的勇氣。受老師的鼓勵，吉田松陰等決心涉險偷渡。當時有俄國艦船在長崎，師生先是策劃闖俄船。不想因克里米亞戰事吃緊，俄船提前開走了。到了1854年2月，佩里的艦隊再次到達日本尋求答復，吉田松陰決定不再放過這次機會。

再來看美國：佩里為什么要“拿下”日本呢？美國獨立后的歷史，一個顯著的主題就是“西進”：以十三州為起點，不斷向中部和西部移民擴土。邊疆和殖民為美國建國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和精神動力。1830年，吉田松陰出生的那一年，安德魯?杰克遜總統簽署《印第安人遷移法案》，實質上否認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權，大量印第安人被強行遷移，西進之路成為印第安人的血淚之路。

到了19世紀中期，西進更成了盎格魯美國人口中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不但是美國的權力，更是其使命。這種意識形態混合了種族、宗教、政治、文明上的優越感，推動美國逐步走向對外戰爭和帝國主義。1846年，美國兼并俄勒岡，領土展至太平洋。兩年后，又從墨西哥手中奪得加利福尼亞。眼前浩瀚的大海是美國的新邊疆、新機遇。

1872年John Gast繪制的“美國進步” （American Progress）。哥倫比亞（美國）女神手持教科書和電報線，為西部帶去“文明”。此畫成為表現美國“昭昭天命”最典型的作品。

和歐洲資本一樣，美國資本對東亞市場有著極大的渴求。美國獨立后不久，“中國皇后號”商船就從紐約出發，插上“花旗”，遠渡重洋來到廣州。中美貿易給商人們帶來巨大利潤。在廣州，美國只用了十年，便成為僅次于英國的第二大對華貿易國。在美國，一時間許多地方以廣州（Canton）命名，顯示對華通商深入日常生活。到1830年代，美資商行亦加入到鴉片交易當中。中英戰爭后的1844年，美國與清政府簽署《望廈條約》，獲得與英國相似的在華貿易和司法特權。

以前，美國商船大都只能從東岸出發，跨大西洋、繞非洲、經印度洋、馬六甲，最后抵達中國。但在獲得加州后，美國商船可穿過太平洋直達東亞，較此前大為便利。唯一的問題是，以當時蒸汽船的技術，若要橫跨太平洋，必須要找到可以停靠的島嶼，補充淡水和燃料。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任命佩里為東印度艦隊司令官，前往日本要求開港通商，并授權必要時使用武力。菲爾莫爾還給“日本皇帝”修書一封，其中把美國的“天命”和訴求說得非常明白：

“如您所知，美利堅合眾國現已縱橫兩洋(extend from sea to sea)，俄勒岡和加利福尼兩大領地已屬我國，從這片盛產金、銀、寶石的土地駛向貴國海灣，吾國汽船只需不到20天。現在從加州到中國，每年、甚至每周都會有許多船只往返；貴國海灣是這些船只必經之地。如遇風暴擱淺，希望得到貴國的偉大友誼，善待我民，保我財產……貴國盛產煤炭，此乃吾國汽船往來加州及中國間所必需。因此希求貴國一處海港以購買……”

雖然信中也談到美日通商的好處，但主旨很清楚：美國最終的目標，并非日本，而是中國。《神奈川條約》中，最重要的幾項條款都是有關補給、救助，其侵略性比中英《南京條約》要弱得多。換句話說，中日兩國當日面對的殖民壓力完全不同。與日本修好，是美國西進建國的繼續，是將“昭昭天命”連同資本一道，拓展到東亞、特別是中國的必經環節。

回到吉田松陰。為了接近美國人，吉田等人用典雅的漢文寫了封信，在準備偷渡的前一日，偷偷摸摸地塞給了一位美國軍官。這封《投夷書》，由佩里的翻譯官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后成為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譯成英文，成為美國理解日本的一個窗口。信中，吉田等以極謙恭的口氣，說自己通過中國書籍了解到歐美世界：“生等稟賦薄弱，軀干矮小，固自恥列士籍，未能精刀槍刺擊之技，未能講兵馬斗爭之法……及讀支那書，稍聞知歐羅巴、米理駕（美利堅）風教。”而之所以不顧國家禁令，甘愿“百般使役、惟命是聽”，只為能“駕長風、凌巨濤，電走千萬里，鄰交五大洲”。

不曾真正謀面的吉田松陰（左）和佩里（右）。

當然，吉田松陰可不是因為“世界那么大”所以想去看看。對于吉田而言，黑船上的這些陌生人是不得不學習的對象，正因為他們是日本的敵人。師夷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攘夷。骨子里，吉田是一位深受江戶儒學和國學派影響的思想者，“尊皇攘夷”才是他最大的政治抱負。他也不像信中所展現的那樣“擁抱開放”。黑船來航之后，日本國門洞開，俄英等國紛至沓來，爭相訂約。吉田松陰強烈抨擊幕府外交軟弱，鼓吹推翻幕府、強化皇權。他認為日本應該采取的政策，當以對外擴張，抗衡俄、美。在著名的《復久阪玄瑞書》中，他勾畫出日本強國之策：

“今也德川氏，已與二虜和親……為今之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羈糜二虜，乘間墾蝦夷（即北海道），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指神功皇后）之所未遂，果豐國（指豐臣秀吉）之所未果也。”

可以看到，從豐臣秀吉、佐藤信淵到吉田松陰，日本擴張藍圖一脈相承。維新后的日本，基本采納了這張藍圖，借著殖民性的“現代化”，一步步滑向軍國主義。19世紀中期，中日都在應對外部威脅。如果說林則徐是以防御的姿態維護、修復著一個老大帝國；吉田松陰則是以一個積極進取的姿態希圖建立一個新帝國。

黑船來航，是美國正式拓殖東亞的一環，也標志日本受“殖民現代”洗禮的開始。對美國而言，此后的大多數時間里，日本是它在東亞謙卑的伙伴，就像吉田松陰對佩里的追隨。盡管兩國在20世紀也曾有你死我活的戰爭，但經過美國占領、改造，日本又以好學生的姿態重歸“文明”。直到今天，美日雙邊同盟，仍然是美國在亞太最倚重的關系，框定著東亞地緣戰略的基本格局。日本對這種親密的關系的認知，恐怕會比較曖昧吧。這也像是吉田松陰和佩里之間的機緣：兩個陌生人相互表達仰慕，卻各懷天職使命，不曾真正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