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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堅:一個在家的者無家可歸者
“落日時分,當中國的城市從北方的平原上開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處于白晝的光芒中。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陽,陽光要在中國大多數(shù)都市都淪入黑暗之后,才從這個城市暗下去。因此這個城市永遠有金色的黃昏,光輝的街道。”
于堅記憶中的昆明,就是這樣一個古老的昆明,金色的昆明。他喜歡這座 “置氣喘吁吁的叫做‘時代’列車于不顧”的城市,喜歡昆明人那份“有的是時間來把生活精雕細刻”的勁兒,“過日子噻”的昆明城市品格,在他看來足夠咀嚼一輩子。
然而,在這個越來越同質化的時代,于堅熟悉的昆明也變得越來越陌生,舉目所見皆是他不認識的建筑和街道,是石灰和水泥的新鮮氣味。他在福壽巷的家,連廢墟也找不到了。
武成路上的布店、土雜店、五金店、拍賣行、文具店、裁縫店,中藥鋪、教堂、餐館、茶館、電影院、大人書店、小人書店、理發(fā)店、浴室……那些可以用來消磨人生的地方也漸漸成為歷史。
“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目睹自己的故鄉(xiāng)世界,像一艘報廢的破船那樣被拆除、消失。但昔日造就了我的生命的那一切依然在我的舌頭后面活著。我像一個說謊者那樣說出了他們......”,正是以這樣一種心緒,他用文字與攝影的形式,記錄下昆明的陳景舊物,記錄下這座了不起的生活之城生活的點滴。在這些疲憊、憂傷的文字與攝影的背面,是一個被故鄉(xiāng)流放的人深切的愛與哀愁。
以下為《昆明記》后記摘錄。
文字/攝影:于堅
我為母語、地方、故鄉(xiāng)寫作。
這時代的寫作的趨勢是為世界或者國際寫作,而我自命是故鄉(xiāng)詩人。一個故鄉(xiāng)主義者,一個地方主義者,這意味著一種更具體的、原始的、個人的民族主義。
作為昆明人和自以為是的寫作者,這部書使我終于對自己的老家有個交代,它生我養(yǎng)我,賦予我生命、人生、世界觀以及謀生手段,我不能辜負。
我說過,我已經(jīng)失去了故鄉(xiāng),我是在自己故鄉(xiāng)被流放的尤利西斯。我想說屈原,但屈原是神,我不敢。尤利西斯是一種知識,這種古代知識如今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在此時代,誰又能從“被尤利西斯”中逃脫呢,尤利西斯不是某個人的命運,而是世界命運。
唉,我那些浪跡四海的朋友呵,多年前我說你們將來會落葉歸根。很抱歉,當你們還在路上的時候,我也在我們共同的家鄉(xiāng)被流放了,一個在家的無家可歸者。老話說,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這種禍不是戰(zhàn)爭、地震,但是它產(chǎn)生同樣的心靈經(jīng)驗,被拆除,被流放,永遠在空間上失去故鄉(xiāng)世界。根這個東西我們過去一直以為是某種可以種植在心靈深處的抽象事物,其實它就是昆明家鄉(xiāng)街道上的具體事實,就是那個盤根錯節(jié)的被泥土緊密裹纏的東西。我童年時代,院子里有一棵已經(jīng)生長了上百年的枇杷樹,它在我中年時代被連根拔除,我發(fā)現(xiàn)我的內(nèi)心世界也被改變了。過去我與這棵枇杷樹是一種親在(Dasein,海德格爾)的關系,現(xiàn)在我被從這棵老樹的陰影里趕出來,回憶它的氣味、秋天金黃的枇杷果和夏日的陰影,這種經(jīng)驗就像與親人的生離死別。
一個生活在老昆明中的居民與一個生活在新昆明中的居民肯定是兩個人,飲水的方式都不一樣了,其實這就是“不在世”了。我從未想到要與這個世界對抗,是這個世界將我在我自己的家里變成了一個苦悶的流放者。流放者索爾仁尼琴的憤怒尚可指向某個當局,我的苦悶卻無處申訴,因為進步神話也是我全部寫作的支柱之一。這個時代創(chuàng)造了高速公路可以直達的人工的西伯利亞,我甚至連“途中” 的那些傳奇性遭遇都沒有。這是另一種流放,是索爾仁尼琴們所不知道的,對于我這種家鄉(xiāng)寶來說,這種流放更殘酷。在我們時代,寫作已經(jīng)自動地成了“在流放地”,無論你在路上還是在所謂的故鄉(xiāng)。人類的前景僅僅是,朝向未來的一次次流放,直到大地上再沒有流放地。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同質化的妖魔席卷世界,無數(shù)古老的民族在“進步”面前都失去了抵抗力,只能跟著進步這個女神屁股后面亦步亦趨了。在世界文明史上,人類曾經(jīng)抵抗并戰(zhàn)勝各式各樣的滅族滅門的災難,但沒有一個時代,民族和地方如此的脆弱且聲名狼藉,摧枯拉朽的同質化運動受到舉世歡呼,“最后之人”的時代在加速到來。
我的文字可以再版,但失去的故鄉(xiāng)昆明永遠無法再版了。
十年前, 在此書中我曾經(jīng)說:“過去的世界是一個世界, 今日的世界是一個世界。” 后來我發(fā)現(xiàn)西方也有類似的說法,“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過去是另一個世界”。西方的一句現(xiàn)代格言)。經(jīng)驗產(chǎn)生格言, 而這格言是沒有地方、母語的。知識分子今天更喜歡談論普遍經(jīng)驗,而某些普遍經(jīng)驗也前所未有,“被尤利西斯”是一個新經(jīng)驗。
“現(xiàn)代再也不能向歷史借鑒模式了,它被迫從自身創(chuàng)造規(guī)范。”(哈貝馬斯)
“現(xiàn)代世界開始于人把自身從自然中分裂出來的時候。因為他不再擁有 一個家園,無論如何他擺脫不了被遺棄的感覺。”(謝林《藝術哲學》)
今天中國的新經(jīng)驗其實不過是使我們在200年后,隨著西方,體驗到這種被遺棄的孤獨感。
公元前278年前后,屈原在流放途中寫下了悲歌《哀郢》,這位偉大的詩人寫道:“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
屈原喪失的只是故鄉(xiāng)本土,他還可以回來,而我們喪失的是故鄉(xiāng)這種歷史。
沒有故鄉(xiāng)了,誰也沒有故鄉(xiāng)了。這個世界越來越?jīng)]有邊界、沒有地方、沒有方言、沒有特產(chǎn)。
懷舊已經(jīng)太遲了,舊已經(jīng)成為虛無。我們只能適應一個更大的故鄉(xiāng),人類共同的世界故鄉(xiāng)。我不是懷舊,其實還有什么舊可以懷呢?我所懷著乃虛無一片。
唯有語言可以超越虛無嗎?
我只是記錄了我的記憶、我的經(jīng)驗,我曾經(jīng)使用過的語言和口音,我曾經(jīng)叫喚過的那些名字。我依戀這種語言,它的內(nèi)在聲音是昆明話。
文字的力量僅僅在于,曾經(jīng)有過這樣一個世界。
從前,有一個地方,叫作昆明。
《昆明記》
于堅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22.1
昆明是作者的故鄉(xiāng),他生在這里,長在這里。作者從個人記憶和時代變遷兩個維度,敘述了他眼中昆明的種種樣貌,包括這座城市的人文、自然環(huán)境和人們鮮活的生活。
書中的攝影作品來自作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昆明各地的“街拍”,老照片里充滿了蒼涼之氣和歷史的厚度,而新照片則在活力之外也透出一種城市特有的疲憊。作者通過散文、詩歌與照片多體裁的融合,將時代變遷中的昆明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也深情地抒發(fā)了自己對一個回不去的故鄉(xiāng)的鄉(xiāng)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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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于堅:一個在家的無家可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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