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維釗（1899—1980），是現當代知名學者、書法家，也是新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其教學理念和教育思想深深地影響著新中國書學之路。晚年的陸維釗開始大膽采用扁篆，并先后為岳飛墓重寫了對聯，為潘天壽和夫人書寫了墓碑等。

本文為陸維釗之子回憶其父書法變體的文章。“回顧上世紀五十年代，父親從關注漢字的隸變過程，到萌發‘寫篆字、參隸勢’，以致最后出現了‘寫篆字、參隸勢、略含草意’，融篆、隸、草于一體的大膽嘗試。從客觀上講，這也符合清末書法家沈曾植先生所云：‘篆參隸勢而姿生’。”

父親陸維釗受其祖父影響，自幼酷愛書畫。回憶自己的學書經歷，他說:“余之學書，實紹興潘錦甫先生啟之，學顏《多寶塔》，時余年十二。其后崇明陸柏筠先生則教余篆、隸，終身不能忘也。”還說：“《三闕》《石門銘》《天發神讖》《石門頌》，余書自以為得力于此四碑。”可見父親早年曾就篆、隸書下過功夫。

陸維釗（1899—1980）

陸維釗十八歲時臨《杜伯盨》

自1927年起，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松江女中被迫停辦，父親一直在該校擔任國文教員。期間，他課余定期為女中學生作書法講座。1948年，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中國書法》一書，全面反映了這個時期其對中國書法以及書法史的理解和認識。

陸維釗 岳墳“青山白鐵”聯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父親從上海圣約翰大學轉到浙江大學工作，從此他經常走訪杭城的古舊書店，目標之一是收集碑帖。他特別關注兩漢和晉代前后普通人家的墓志，研究那個時期民間的原生態書跡，關注漢字的隸變過程。他認為漢字由篆變隸，書寫由線條變為筆畫，是一大進步，值得重視，值得研究。特別是調到浙江美院之后，受命籌建書法專業，和劉江老師一起，幾乎走遍了江浙一帶的古舊書店，四處采購碑帖和資料。家中先后共計收藏有碑帖拓片一千二百余件，有的封套上還批注曰：“書法存篆意，隸多篆少”，“隸筆正字，雖不純而能統一之例，可以從中悟創體”，“北齊字多楷而兼隸，此楷多隸少之代表，論史用之，不可學也”，“此隸多楷少之代表，可創成分多”等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由國家文物局主管、文物出版社主辦的雜志《文物》，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考古研究所主辦的雜志《考古》先后創刊，父親非常重視，立即去郵局訂購，并且每期都認真閱讀。偶爾郵遞員疏忽，缺送一期，他必定親赴上海，到福州路書店購買補齊。他特別關注新出土的彝鼎碑石、帛書竹簡，如“長沙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云夢睡虎地秦簡”“武威出土銘旌”等，每有問世，都悉心收集相關資料，仔細研究，反復比較，決不放過。

1958年，以西川寧為團長的日本書法代表團首次訪華，到杭州西泠印社，父親參與接待。作為日本的書法家、書法史家，西川寧先生的博士論文《晉代墨跡の書道史的研究》當時尚未發表，但他對兩漢、晉、以及南北朝時期漢字書寫的演變研究，與父親的關注不謀而合，因此倆人頗有共同語言。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此后的1962、1964和1965年，西川寧先生又會接連三次來華，而且都到杭州西泠印社與父親會面。可惜不久“文革”開始，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也不得不隨之中斷。

回顧上世紀五十年代，父親從關注漢字的隸變過程，到萌發“寫篆字、參隸勢”，以致最后出現了“寫篆字、參隸勢、略含草意”，融篆、隸、草于一體的大膽嘗試。從客觀上講，這也符合清末著名書法家沈曾植先生所云：“篆參隸勢而姿生”。對此，沙孟海先生曾回憶道：“新中國成立之初，有一次對我說，這樣寫好不好？我說，會變就是好。過了不久，果然變出名堂來了，那就是今天國內外所推崇的非篆非隸、亦篆亦隸的陸維釗獨特的新體。陸先生那種介乎篆隸之間的新體，他自己叫做隸書。我認為字形固然是扁的，字畫結構卻遵照許慎舊文而不杜撰。兩漢篆法，很多逞臆妄作，許慎所譏‘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之類，不可究詰。陸先生對此十分講究，不肯放松。篆書家一直宗法李斯，崇尚長體。前代金石遺文中偶有方體扁體出現，宋元人叫作‘蜾扁’，徐鉉、吾丘衍等認為‘非老筆不能到’。我曾稱贊陸先生是當今的蜾扁專家，他笑而不答，我看他是當仁不讓的。”（見《陸維釗書法選》前言）但是父親始終堅持說，自己寫的是“扁篆”。確實，《說文》是他當年案頭最常翻閱的書籍之一。直到晚年，全套共八十九冊的《說文解字詁林》，他還每周六冊定期借來，認真通讀了一遍，對篆字的研究，一絲不茍。后來，我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還發現，五十年代末他曾在我弟弟用作數學練習的一本舊賬冊空頁上，試著用扁篆書體臨寫過一通王澍所書《千字文》。我們知道，王澍是清初著名的書法大家，曾任篆文館總裁官，尤其精通篆書。

陸維釗 大字篆書《心畫》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父親曾寫過一幅大字篆書《心畫》，并題曰：“古人有‘書，心畫也’一語，夫心豈易畫哉！亦在于善推其心之所之而已。”這幅字應該是他探索新體最早的嘗試。確實，“書，心畫也”，從“心畫”二字的書寫明顯不同于一般篆書，我們不難推測出他當時渴求變化、潛心探索的心態。六十年代初，父親曾給浙江美院中國畫系的一些畢業生寫篆書作臨別紀念，這是我們目前見到的比較早的一批扁篆作品。其實當時的篆書，字形仍以長方或方為多，只是橫平豎直，轉折有角，筆畫清晰，參有隸勢。此后字形漸漸趨向于扁，更似隸書；轉折則漸趨于圓，略含草意；左右結構的字，故意向兩側拉開，致使整幅作品橫向排列齊整，而豎行有時反而不顯。這個時期的扁篆還在探索之中，尚未定型。不久，文藝界深入學習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一次，父親曾私下問我：“依你看，我這樣寫會不會被認為是‘存心讓工農大眾看不懂’？是不是背離了‘厚今薄古’的精神？”特別是“文革”開始后，他更不敢公開書寫扁篆，但探索并未間斷。1974年，父親在浙一醫院動前列腺切除手術，住院期間，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手指還在胸前一筆一畫地比劃，推敲著字畫結構。1976年“文革”運動結束，“復古”、“脫離工農大眾”的顧慮也漸漸消散，他題寫匾額碑聯時，開始大膽采用扁篆，如為岳飛墓重寫的對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又如為杭州云棲涼亭所題匾額“修篁深處”；再如為潘天壽先生和夫人所書的墓碑等等，他都采用了扁篆字體。

陸維釗 《毛澤東答友人七律詩句》

陸維釗 《魯迅送增田涉君歸國詩》

陸維釗 《賈至送李侍御赴常州》

《論篆隸書》

陸維釗書法

可惜此時父親已經進入暮年，年老體衰，又接受了招收國內首批書法篆刻專業研究生的任務，難以靜心創作。扁篆條幅“毛澤東和柳亞子詩”“毛澤東答友人七律詩句”“魯迅送增田涉君歸國詩”“陳毅贈人七絕”“賈至送李侍御赴常州”“朱劍秋歸夢詩”和“岳武穆小重山詞”等，以及“齊踴躍同登攀”“沖霄漢起宏圖”等對聯，都是他晚年比較成熟的作品。1980年1月父親便駕鶴西去了，如果天假以時，我們相信，他的扁篆創作一定能更趨完美，作品也一定會更加豐富多彩。今天，雖然作為記錄文字的工具，毛筆已經為硬筆、乃至計算機所取代，但我們相信：毛筆書法作為我國的傳統藝術，作為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必將代代相傳，并且不斷發揚光大！

晚年陸維釗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