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唐代詩人如白居易“詩筒”、李賀“古錦囊”做法的啟發，宋代文人普遍把詩筒列為必備文具之一，彼時的繪畫創作將詩筒提煉成具有符號性質的圖像或說“畫樣”，只要畫中出現有詩筒，就意味著在大自然中陶冶詩思這一層意義。

上海博物館藏《寒林策蹇圖》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幅南宋佚名畫家所作的人物畫冊頁，定名為《寒林策蹇圖》。有理由推測，這一作品其實是在表現李賀苦吟的故事。

李商隱所作《李賀小傳》講述道：“能苦吟疾書……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后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妍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率性自然、系情于詩的創作卻不為名利所累，李賀留給后人的是這樣一個理想的詩人形象。他慣于“苦吟”，但這苦吟并非為作詩而作詩，因此從不肯接受“主題先行”的拘束。相反，“苦吟”采用的是一種貌似散漫實際卻全身心專注的創作方式，被譽為“鬼才”的詩人騎驢出行時，會讓小奴仆背負一只舊錦囊跟隨在后，腦海中隨時靈光閃動，便立刻把涌跳出的詩句寫下來，扔到囊中。當晚歸家之后，再將這些才情的碎片整理成篇。然后卻又將之閑置不理了，任由他人從囊中竊走，據為己有。

《寒林策蹇圖》中，一位成年男子騎驢緩行于地老天荒之中，只有一個小僮相隨在后，一手提著只長筒，另一手裹著袖頭掩在鼻前，顯得不勝寒凍。這一描繪恰與《李賀小傳》“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的敘述相符。童仆手中所攜長筒上有一塊方補丁，顯然，創作者以這種處理作為對于“古破錦囊”的示意。如此，這一作品顯然具有明確的意圖，即表現李賀苦吟的典故。因此，此畫其實應命名為《李賀苦吟圖》或《李長吉苦吟圖》。

值得欣賞的是，畫中“李賀”的衣著乃是唐代士人的標準常服，穿上領袍，圍革帶，蹬高靿靴。出于御寒之需，他的頭上圍裹了一條碩大的幅巾，不過，創作者細致地勾畫出，“李賀”在幅巾之下仍然按照唐時習慣戴著幞頭，幞頭的冠部與兩只后腳將幅巾撐起，輪廓清晰。在這些細節上，宋代畫家特有的嚴謹讓人流連玩味，愛慕不已。

另外需注意的細節則是小童手中所提長筒。觀察宋元作品即可發現，從宋代開始，繪畫中，每每在文人身后，都會有仆從提著有索、帶蓋的長方或圓形長筒相隨。最能說明問題的或許是梁楷《八高僧故事圖》中，白居易身后有男仆提著一只長圓筒。這類長筒呈現為大致相同的形式，即一條長索兜底而起，縱貫一只長筒兩側對稱的系列貫耳，最后在筒蓋上方合系成提索。

有趣的是，《步輦圖》中，吐蕃使者祿東贊腰帶上垂掛著一只帶有罩蓋的長方形皮筒，從觀畫人的角度可以看到，筒側一路設有細管，由掛繩從管中穿過。看來，筒身兩側穿系掛繩的形式最初是為適應游牧民族生活的方便而產生。實際上，初唐時代百官懸掛在腰帶上的“算袋”正是這東西。不過，到了宋代，如此形式的筒袋已經演化為文人的“詩筒”。受唐代詩人如白居易“詩筒”、李賀“古錦囊”做法的啟發，宋代文人普遍把詩筒列為必備文具之一，放置詩箋以及靈感忽降時吟成的零散章句、詩文草稿，平時將之置于書案上，外出游玩或旅行時，一般是由仆人負責提在手中或掛在擔頭，也可以吊系于馬鞦帶或乘轎的扶手上。

根據這一現實情況，彼時的繪畫創作將詩筒提煉成具有符號性質的圖像或說“畫樣”，一旦涉及士大夫遠離廟堂、山林自放的場面，往往就會附上一個提詩筒的仆人。反過來說，只要畫中出現有詩筒，也就意味著在大自然中陶冶詩思這一層意義。典型如南宋畫作《春宴圖》中的一個片段，柳樹下，一位文人正在展讀手中的書箋，樹后有一位小仆松開一只詩筒上的襻索，打開筒蓋，從中拿取物品。

《李賀苦吟圖》中，小童仆所提長圓筒恰恰由一條長索兜底而起，縱貫兩側。因此，創作這一畫面的細心畫家乃是搬用了當時流行的畫樣，以常見的詩筒加一塊補丁代表史料中提到的“古破錦囊”。這一細節卻催人感慨，“詩筒”自宋代起在文化生活中的真實流行，以及作為畫樣在藝術中的頻繁露面，恰恰展示，李賀獨特的創作方法被后代文人深加推崇，定型成一種被廣泛實踐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