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作者系夏鼐著《埃及古珠考》中文版譯者、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系博士。

對《埃及古珠考》的翻譯不僅僅是翻譯一件事，伴隨這一工程的還有對夏鼐論文的補遺、注釋和版本考釋。為何會有版本考釋這個工作呢？這是因為當時國內有數個版本的夏鼐日記原稿，而這些版本到底來自何處，互為何種關系，并不明朗。鑒于當時我在倫敦大學學院讀博，去皮特里博物館和倫敦大學學院圖書館借調夏鼐論文的保存本甚為便利，于是另一位譯者劉子信便委托我辦理。記得是2017年10月16日的上午，那天有自北非的沙塵隨暴風飄到倫敦，天空泛著少有的金黃。我來到皮特里博物館，在陶器館（pottery gallery）的中王國區坐下。面前是博物館里保存的夏鼐日記副本，裝訂為兩冊，裹在邊角破碎的墨藍色紙夾里。里面的論文藍色封皮，上燙金字，略顯陳舊。然而這次版本考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夏鼐論文諳黃的紙張，褪色的打字機油墨，而是兩冊中夾著的一頁頁剪報和書信。

博物館（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UCL) 的夏鼐論文一冊。田天 2017年攝于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

翻開第一冊的封面，就能看到封面背面粘著一份剪報的復印件，是夏鼐先生的英文訃告，左上角寫著Ex UCL student（前UCL學生）。翻開扉頁，又見一篇訃告復印件，發表于American Anthropologists1986年第88期。連見兩張訃告，我心中先是一沉，繼而又有些感動。何以感動？試想夏鼐先生于英倫求學，是上世紀30年代的舊事。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到80年代已經物是人非。皮特里夫妻去世了，他的導師格蘭維爾也退出了埃及學界。和夏鼐共事過的人也分散各地。就連夏鼐當年在倫敦居住的小房也已經被廉租房替代。然而就在皮特里博物館這個方寸之地，有人還在默默地關注著這位倫敦大學學院曾經的學生，在他逝去的那年，翻開他的論文，將他的訃告附在扉頁。于是乎，這兩冊論文也成了夏鼐先生的紀念碑了。

再翻到第一冊的封底，竟還藏著幾頁紙。第一張是一封手寫的書信，英文字體圓潤灑脫。信的作者署名Peggy，是個很可愛的名字。我意識到這位Peggy就是Peggy Drower，也就是Margaret Hackforth-Jones女士。信中她說自己在夏鼐先生留學期間，曾經判過先生的課堂作業。而且，當英倫上空戰云密布，皮特里博物館疏散大批文物時，先生還和導師格蘭維爾沒日沒夜地搬運這博物館的珍寶。Peggy在給父母的信中曾提到過夏鼐，因此她將這些信件中關于夏鼐先生的部分截取下來，復制一份，交予皮特里考古博物館的檔案，并說“檔案館中應該保存這（信件）”(It should have a place in the archives)。

描寫夏鼐先生的Peggy Drower是位百歲老人（1911–2012），也是埃及考古學之父費林德·皮特里最后一位學生。除了判過夏鼐先生的作業，她還與夏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30年代都曾在埃及的阿爾曼特（Armant）隨邁爾斯（ O. H. Myers）發掘；夏鼐先生的老師格蘭維爾（Stephen Glanville）推薦她在倫敦大學學院歷史系工作。
圖片來源：The Times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peggy-drower-3lcxkjp2ktd

而Peggy信中的夏鼐先生有血有肉，十分風趣，甚至讀來令人發笑。信中說夏鼐先生的研究生習作雖然內容不錯，但是他完全分不清英語的定冠詞和不定冠詞。于是乎夏先生便在寫作中省卻一切冠詞，寫出的英文也就文意不清了。讀到此，我偷笑了一番。原先讀夏鼐先生的論文，或許是出于尊重，哪怕是先生語句聱牙，或者句式重復，我都認為是先生治學嚴謹所至。而這封信中的先生，就像一個普通的留學生，也有和我一樣，時常為定冠詞的使用而煩惱。在那個瞬間，夏鼐先生似乎走下了神壇，離我是那么的近。不過話說回來，夏先生也真是性情中人，既然分不清冠詞間的區別，就索性省了冠詞，實在是個干脆果斷、雷厲風行的大師。

夏鼐

夏鼐先生的為人處世恐怕是風趣幽默，給外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離開倫敦時，Peggy和她的兄長Bill有頗多不舍。“今年小個頭的中國人不會來上課了，我覺得有些遺憾。Bill被他吸引住了，前幾天還和他共進午餐。經過長期的聯系，Bill可以比我還明白他的繞口令了。”讀到這里，一個用中文繞口令娛樂賓客，溫文爾雅的夏鼐先生躍然紙上。夏鼐先生的“矮個頭”似乎給Peggy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信的左上角調皮地標著：附，我兄長Bill是6英尺3英寸高（約1.9米）。那這樣看來，別說是夏鼐先生，就是我這樣的北方人，也算是“小個頭的中國人”吧！別看夏鼐先生的個頭小，但是在危難降臨時，確是保護埃及珍寶的得力干將。Peggy信中說“那個小個子中國人像奴隸一樣，用棉花和箱子打包著文物，直到晚上11點鐘”。又說“記得在第二次疏散時……他抱著一個早期的陶罐，幾乎和他一邊高。他抱著它步履蹣跚地走到地下室”。讀到這里，除了感嘆夏鼐先生的敬業，也不由覺得自己和夏鼐先生又走近了一步。以我對埃及早期陶器的了解，如此巨大的陶罐，在皮特里博物館不過幾件，幾乎來自我博士論文考察的塔罕（Tarkhan）遺址。其中最大的高1米有余，寬度則在70厘米。在那么緊急的時刻，讓文雅的夏鼐先生抱著這樣巨大且脆弱的陶器，真是難為他了！以后，每次我看到這些大號的陶罐，就都會想到夏鼐先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人們在倫敦大學學院醫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外墻堆積沙袋以抵抗空襲。或許就在這張照片被拍攝的那個瞬間，夏鼐先生也正在不遠處的倫敦大學學院里搬運著緊急轉移的埃及文物。
圖片來源：UCH Photograph Albums ? UCL Digital Media, Mary Hinkley
https://uclinformationstudies100.org/timeline/

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中來自塔罕遺址的大陶罐。這些大陶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涅伽達IIIC2時期（約公元前3000年）。柜子深處最高的陶罐被皮特里稱為76b型，最高可以達到1.2米。展柜外作者的畢業論文（A4）顯得十分矮小。田天2019年攝于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

那天我匆匆地記錄了這些信件的內容，一并匯報給了劉子信。之后時光飛逝，就到了2021年的2月。那時《埃及古珠考》已經面世，我則受到皮特里博物館的邀請，為“皮特里博物館之友”做名為Across Miles and Millenia: Chinese studies of ancient Egypt（跨越萬里千年：中國古埃及研究）的講座。其中提到了夏鼐先生的往事。令我驚訝的是，一位滿頭銀發的老人，Rosalind Janssen，戴著黑框大眼鏡，透過屏幕對我說，我見過夏鼐！當年（應該是70年代）他來倫敦，我還很年輕，和他有一面之緣。我看著這位老人熱情的眼神，心中大喜，感嘆夏鼐先生的記憶還留存在倫敦。但是聽著她顫抖的聲音，我心中又升起了不安：那些見過夏鼐先生的外國人，那些曾經被他吸引的國際友人，還有多少沒被我們發現，帶著他們對夏先生的美好回憶逝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