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朱滸教授以“晚清史的另一種寫法：《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的未竟之思”為題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進行線上講座，介紹了其寫作《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背后的宏觀思考。本次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主持。講座邀請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袁為鵬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周健副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馮志陽助理研究員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張海榮副研究員參與評議。本講座是復旦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讀書班的系列活動之一。本文系講座整理稿，發表文字均經發言人審定。

本次講座研討書目——朱滸：《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

中國人民大學朱滸教授主講：

本書最早起源在20年前——我在2001年寒假前往上海圖書館查訪盛宣懷檔案。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盛宣懷檔案，也是第一次對盛宣懷研究產生興趣，此后上海給了我很多資源、靈感與啟發。

陳旭麓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上海對于本書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本書所述的內容，很多場景都發生在上海。另外也要特別感謝許多上海學人給我提供了本書最早的思考基礎，尤其像華東師范大學陳旭麓、夏東元、易惠莉各位教授，他們關于盛宣懷的研究以及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命題，對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思考起點。

夏東元著《盛宣懷年譜長編》；易惠莉著《盛宣懷評傳》

我想通過此次講座，將自己寫書成文時有一些自覺不那么妥帖、不特別敢在書里表述的內容，與大家分享。書中的缺點與錯誤也敬請大家指正。

一、晚清史向何處去？

（一）往前與往后：晚清史的定位之惑

我寫這本書時，雖然一開始是從盛宣懷其人和盛檔著手，但正如今天用《晚清史的另一種寫法》作標題所提示的那樣，當我把盛宣懷研究真正變成自己的研究課題時，這項研究其實依托著更大的學術背景。簡單講來，就是在清史工程于2001年籌議啟動時，碰到了清史應如何纂修與研究以及晚清史發展方向的問題。在這次啟動新修清史前，大家對晚清史與民國史合稱中國近現代史習以為常；但在討論清史纂修之際，大家對晚清史的學科定位開始產生疑惑，即晚清史似乎總須在某些參照系中尋找位置，其究竟應“往前”走還是“往后”走？當時印象比較深的是我的老師李文海教授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姜濤先后發表的文章（李文海：《論晚清史研究》，《光明日報》2001年5月29日；姜濤：《晚清史研究向何處去？》《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兩人都認為出于貫通清史的驅動，晚清史應該往前走。他們指出，既往的晚清史研究多將傳統視為保守、落后，因此對傳統關注不多；而如何在體制以及其他體現歷史慣性的領域中突破傳統的八大事件寫法，打通晚清史與清代前中期史的隔閡，是晚清史研究可以開辟的新方向。

與之對應的另一種思路則是往后走，這是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一些學者的觀點。如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的序言中提出了很著名的說法：“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他認為五四時期出現的新文學，其源頭實際上從晚清開始，正是晚清新文學所嘗試的諸多可能性，才開啟了文學現代性。要理解五四新文學，必須關注晚清新文學，這是文學史領域的命題。

王德威著，《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

相對而言，在歷史學界，更多是基于現代化歷程（或視角）來理解晚清。如虞和平主編的《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將晚清視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前提和準備階段。而無論是文學還是史學領域的現代化取向，都是將晚清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早期環節來定位的，其意義和特性自然也無法脫離現代性理論的籠罩。

虞和平主編，《中國現代化歷程》

在我看來，無論往前走還是往后走的倡導，其實質上都是晚清史的主體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弘揚晚清史的研究價值，成為一個很難應對的問題。那么，若將晚清史作為一個具有主體性意義的獨立時段來把握，又應如何確定它的標準？這是我最初思考如何切入晚清史研究時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疑問。

（二）下行線與上行線：晚清史的中心線索

與上述疑問相關，我進一步涉及到了關于晚清史中心線索的上行線與下行線問題。所謂的下行線，民國時期就已成型，即以革命史范式為核心的、從政治史視角出發的研究。這方面尤其以胡繩的概括（著作見下圖，后同）比較全面，突出晚清的三次革命高潮及八大政治事件。在這種圍繞著革命高潮的敘述背后，我們可以看到“下行線”是明顯的主線，即晚清史的中心線索是中國社會往下沉淪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編纂的許多中學歷史教科書，都是按照這一線索而展開的。

胡繩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在晚近的著作中，以張海鵬老師為代表，更加明確地闡述了晚清基本上是中國往下沉淪的過程，沉淪的谷底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及《辛丑條約》的簽訂。從辛亥革命之后，才慢慢有一個上升的過程。所以在政治史視角下，可以說關于晚清史的書寫是以下行線作為中心線索的。

張海鵬著，《簡明中國近代史讀本》

但從經濟史視角來看，以汪敬虞的探討為代表，晚清史應該還存在著一條上行線。這條上行線就是汪先生所說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面，即這一時期產業革命的精神、新生產力在中國的立足。很明顯，在晚清時期，中國社會已經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動。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年）中說，中國近代社會結構的轉變是從新式工業的創辦開始的，有一部分投身其中的商人、買辦、官僚成為早期資產階級，還有一部分產業工人成為早期無產階級。就此而言，從新生產力的角度來看，晚清史也應包含某種從上行線出發的視角。

汪敬虞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研究》

那么，如何在“上行”與“下行”之間來把握晚清史的中心線索？我想這兩條線索都有重新審視的余地。這也是我在理解“晚清史向何處去”中總結“前后之爭”“上下之爭”的一點學習體會。

二、晚清史如何“深翻”？

基于這樣的體會，我曾應崔志海老師的邀請，寫了《晚清史研究的“深翻”》一文（《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但那篇文章屬于急就章，并沒有把很多問題想得非常透徹。我后來感覺到，如果要把晚清史重新作為獨立的、具有特定性質的歷史時段來理解，必然要對晚清史研究進行整體上的重新審視。

（一）老問題還有意義嗎？

1.有助于正視晚清史的“碎片”

這種審視中出現的首要問題，便是既有的晚清史研究是否已經到了題無余義的地步。根據這一問題，我在著手盛宣懷研究的過程中，便不斷思考我們究竟該以怎樣的眼光審視既往研究，并且能夠從中得到什么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老問題還有意義嗎？所謂的老問題，就是指學界以前所習慣研究的那些重大事件、精英人物，等等。這樣的老問題在今天的學術氛圍下，其被關注度已經明顯出現了的下滑。那么，如何去看待老問題，它對我們今天的研究還有怎樣的意義和價值？在我看來，這些老問題很可能有助于我們正視晚清史研究中出現的所謂“碎片化”問題。關于碎片化問題，《近代史研究》當年專門做過筆談（《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這一觀念隨之深入人心。現如今很多號稱有新意的研究，大家可能都會質疑其是否有“碎片化”傾向。

那么，怎么判斷某個研究是否確實有“碎片化”的傾向或性質？如果沒有可靠的參照物，當然無法做出判斷。畢竟，有些選題雖然傾向于做比較細節、微觀的研究，但細節和微觀并不等于“碎片”，選題小也并不必然等于“碎片”。而如果以既有的重大問題、重要精英人物作為參照物，則比較容易看出，在那些因題目顯得小而被往往容易被歸入“碎片”的研究中，其中有些問題可能算是“真碎”，有些則是“假碎”——因為在這種“碎”的背后，其思維方式或思考傾向其實并非“碎片化”的。

所謂的“真碎”是根本不管既往研究中的大問題與精英人物，只是盲目為求新而求新的趕潮流之舉。例如，為了看起來可以跟新文化史、概念史、性別史等新潮做法有所關聯，而特別抽出一些片段來大肆發揮的做法。這種研究在內容上或許有點新穎之處，但它的問題意識其實是從某些理論中派生出來的，對于很多人來說，讀完后很難理解，或者很難找到對話、共情的狀態。

至于一些我稱為“假碎”的研究，雖然是把自己的研究內容放到比較狹窄的區域內，但其研究思路或問題意識其實是對既有重大問題脈絡的延伸，或者是依托于精英人物的線索的繼續研究。就我所熟悉的中國災荒史領域中，這類情況出現的特別多：某些得到特別關注的災害，研究者往往強調其具有怎樣重大的社會影響，以及社會對這次災害有特別積極的應對。而受到特別關注的那些災害，很多時候都被認為正好位于某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內，由此顯得它們也具有比較重要的意義。

比如在鴉片戰爭爆發后，黃河發生了三次大決口。李文海老師很早對此進行了研究，不過該研究其實和鴉片戰爭沒有什么關聯，只是大決口恰好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后。所以此研究其實預設了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災害恰好發生在鴉片戰爭時期，它之所以值得重視，因為鴉片戰爭這個重大事件對其形成了烘托。因此可以說，這種研究背后佇立的重大問題才是將之引申出來的重要條件。但是我們往往因此忽視了災害事件本身的問題：鴉片戰爭時期，黃河決口跟鴉片戰爭之間是否產生了更為直接和深層的互動關系？就此而言，此類研究背后的思維方式或思考傾向值得進一步認識和思考。

我認為與重大事件發生在同一時期的災害等其他社會事件，其背后很可能有一些更隱微的脈絡值得進一步追尋，而由此追尋出來的問題，有可能對我們理解重大問題、重大事件或精英人物有出人意料的輔助作用。因此，這種表面上屬于細枝末節的研究只能算有“碎片”的表象，而并非真正的一地雞毛。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所謂老問題才可以成為辨識“碎片化”趨勢的一個有效標準。

2.有助于認識晚清史的“陷阱”

老問題的第二個作用，是有助于我們認識晚清史研究中的某些陷阱。第一種是范式陷阱，即我們以為自己做的一些研究可能看起來是在求新、求變、求奇，其實在研究思路上恐怕根本沒有跳出以往范式的制約，如現代化范式還有所謂內部視角的范式。正是這些老問題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范式化的思考取向，從而限定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在這種視野下，研究題目看上去似乎很多，但實際上是“形與影競走”，根本擺脫不了其背后作為影子的范式制約。

比如學界對康有為的研究。因為康是戊戌變法中的大人物，那么研究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思想與政治活動是主流。延伸開來，還有人進而研究康有為的教育、社會保障思想，等等。在開展這些研究的背后，往往預設了康有為在思想史、政治史研究中那些更大的范式在起著烘托作用。因此不管研究者怎么用功，某些范式已限制了你的思考，無法跳脫既有范式所給予的定位。比如，為什么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康廣仁的經學及其他思想？因為既定范式已把此人的位置確定在一個較低的層級上。按照這種范式排定的秩序，自然會把人、物、事做出等級區分。這就是《洋務與賑務》開篇導論里所說的一個重點。因為等級化的先入之見，我們在開展研究之初便會把很多人和事自行遮蔽掉，這就是范式的陷阱。

第二種是資料陷阱。由于既有研究中大問題、大事件、大人物作為背景板的存在，我們在接觸資料時，也很容易被老問題本身所提供的取向所限制。很多人在看資料時，往往致力于找到與自己擬論證問題相契合的材料；同一篇文獻中即便有時跟自己想摘取的論據有不大契合之處，但大概率會選擇性無視，很多時候都沒有對資料本身作為文本的完整性有所顧忌。這顯然很容易產生對資料的誤讀，從而落入錯誤把握文本的陷阱。

無疑，老問題作為辨識碎片化的標準、老問題對于發現陷阱的提示作用，就是我們今天“深翻”晚清史的前提，從而對我們的選題具有借鑒意義。

（二）舊材料還有價值嗎？

1.材料沖突引發的疑云

“深翻”晚清史產生的第二個問題，是那些舊材料還有價值嗎？近十年來，晚清史進入了新材料層出不窮的時代。做晚清史研究，相關材料漫無涯際。那么我們今天視作舊材料者還有多大價值，能為下一步研究提供怎樣的線索呢？現在年輕的同學們在做論文選題時，都希望找到新材料、稀見資料。但我認為對晚清史來說，這種思路恐怕不見得是完全對路的。其實，通常所謂舊材料也很容易引發新問題。

比如在費維愷對盛宣懷的研究中，提到了兩個文獻，一個是李鴻章的《試辦招商輪船折》，另一個是盛恩頤等人的《盛宣懷行述》。這兩份材料都提到了輪船招商局創辦的問題。在李鴻章的奏折中，從頭到尾都未出現盛宣懷的名字，這是否說明盛宣懷在創辦輪船招商局的過程中沒有什么大的作用呢？

費維愷：《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

但在《盛宣懷行述》中，盛宣懷在招商局創辦事務上簡直是頭號功臣。費維愷當時懷疑，作為兒子的盛恩頤等人肯定將盛宣懷的作用夸大了。但他沒有進一步追問“為什么”——盛宣懷若沒起到作用，為什么《試辦招商輪船折》里卻提到了胡光墉（即胡雪巖），胡雪巖根本沒在輪船招商局效力過，更不應提及。而諸多檔案材料反映出盛宣懷確實受李鴻章指派參與了輪船招商局籌建事宜。這種矛盾出現的原因何在？《洋務與賑務》第一章對此做了較為深入的剖析。

其實，我很早以前就從費維愷的這個問題中做了進一步思考，即從這種沖突材料中，我們還能看到什么？材料有沖突，并不能簡單地說一方真、一方假，可能是我們對以往史事本身并沒有真正能夠加以重建。一般而言，李鴻章的奏折，我們認為是一手材料；盛恩頤等人寫的行述則是二手材料。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前者一定比后者可靠呢？

從我實際研究的結果看，兩種材料都有合理成分，但也各有不合理的說法。它們都是特定語境下出現的特定文本，所以這些材料必須要回到各自的語境下相互參照去理解。通過對這兩份核心材料的比對，就會浮現一個核心問題，即盛宣懷究竟是如何走向洋務之路的，是否如傳統敘事所云——是李鴻章一手安排的？以上兩個文本都是舊材料，但以新視野、新思路理解這些材料，也完全能夠給我們提供思考問題的新線索。我想這就是“材料沖突”所蘊含的啟示。

2.材料“亂入”帶出的思考

第二點也是如何用材料的問題，如下圖是陳旭麓等先生當年主編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

《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2016年新版更名為《盛宣懷檔案資料》

這套書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陸續整理、出版的一部分盛宣懷檔案。自面世以后，在洋務運動史、近代經濟史研究中都已得到較為充分的利用，無疑也屬于是舊材料。還有一套資料書，是王爾敏等先生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盛宣懷檔案選編的幾種。這套書都是20世紀90年代出版，重點跟盛宣懷的政務、洋務運動相關。

王爾敏等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

我原先主要關心的方向是災害史，卻從這兩套盛宣懷檔案選編中看到了大量相關資料。一開始我只把這些材料作為研究的補充，但后來我逐漸想到，這些資料的編者基本上以經濟或政治的視角作為編纂材料的取舍標準，那么這些賑災材料的出現，是否跟這些問題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呢？基于這一思考，迫使我后來重新理解洋務運動研究，也因此對洋務與賑務的關系有了更多的思路，這也是后來我把洋務與賑務兩條線并成一條線、又把一條線分割成兩條線這一基本寫法最初的啟發。客觀來說，這些賑災材料在以上史料中出現是“亂入”現象，但我們可以由此重新檢討自己的問題意識。

三、重寫晚清史：知人如何論世？

在這樣的啟發下，當我真正開始寫盛宣懷這本書時，我碰到的最大問題是——我是在寫盛宣懷的個人傳記還是這個時代？顯然，寫作的核心應是個人及其時代，換言之就是知人如何論世。但“知人”和“論世”如何結合，非常考驗功力。

（一）人世兩難全

以既往研究為例，想把兩者加以結合時，常常令人感到“人世兩難全”。第一種情況是“人的大寫”。很多做人物研究者都有同感，那就是，我們不管是把研究對象寫成英雄還是惡魔，這個人都必須是當之無愧的主角，這種研究也難免成為書寫個人奮斗的標識。

夏東元著，《盛宣懷傳》

與之相應的另一種是“人的小寫”。戴逸老師的《乾隆帝及其時代》是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即人的所作所為，甚至包括他的個人生活情趣，實際上成為結構化、社會化的產物，人的活動就像盧梭所說“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所以人在此時只是“小寫的人”。在這兩種情況下，人要么被“大寫”、要么被“小寫”，我們看到的面相很難說是完整的。

戴逸著，《乾隆帝及其時代》

（二）人世的相合

在“人世兩難全”的背景下，我們需要重新理解“人世的相合”，這也是我苦苦思索的問題。在寫作過程中，我對這一問題也進行了很多思考。我在此前的宣傳海報中提到了馬克思的研究，《洋務與賑務》的導論中也提到了馬克思給我的啟發。

我個人也受到清華大學應星教授研究的啟發，這主要來自于他對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解讀（應星：《事件社會學脈絡下的階級政治與國家自主性——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新釋》，《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2期）。該文論述了在歷史社會學和事件社會學背景下，馬克思如何通過路易·波拿巴這一人物的分析，去審視法國在19世紀50年代的階級政治與國家自主性的發展過程。恩格斯認為馬克思對這一事件的分析鞭辟入里，其背后是唯物史觀決定了他對這種歷史現象有了超出常人把握的準確性。這在應星教授的論文中也有很深入的剖析。他明確指出，結構、局勢與行動者三者的統一性，在馬克思的這本書中得到了非常深刻的揭示。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馬克思能夠把唯物史觀的意識貫徹到底，體現出在歷史事件與人物背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國家機器、社會情境之間，在怎樣一種始終變動的狀態下相結合的。我在思考盛宣懷及其時代時，最終想到的不僅是盛宣懷來反映時代，或只能產生于這個時代，而是盛宣懷一生所經歷的事件和它所依托的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動如何達到統一。在此背景下，我勉力追隨馬克思的思路，在寫作中力圖展現從盛宣懷步入洋務道路直到清末民初的過程中，歷史必然性、偶然性和個人能動性的統一，即如何將個人與時勢統一在同一歷史進程中，我們又怎樣能夠通過追蹤同一條線索來把握和認識這一歷史進程的。

戴海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朱老師非常擅長理論思辨。講座中談到晚清史的定位、新舊史料的關系、對“碎片化”的反思以及人物研究的新取向，我覺得都能體現他在理論方面深入的思考。盛宣懷研究、包括盛宣懷相關史料的處理，都是很專門的問題，朱老師在處理問題背后還有非常宏闊的視野。

我閱讀《洋務與賑務》的另一感受是，朱老師非常善于提煉。書里有很多具體問題的細致考訂，包括史料考辨，又有剛才說的極為宏闊的理論思維，但每章節或全書最后他總能簡潔明快地把核心意涵表述出來。看后很快就能把握朱老師想傳達的史學信息。可以說，這本書對讀者非常友好。

本書還有很多從“洋務”與“賑務”互動視角出發的精彩實證研究，剛才的報告中朱老師沒有展開講。我們請到了四位這方面的專家，請他們就書中具體問題做評論。

袁為鵬（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朱著的特色與貢獻

首先朱老師這本書是一部非常厚實的史學力作。內容宏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問題，涉及人物也非常廣博，除了政治、經濟上的大人物外，還包括許多過去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如謝家福、嚴信厚、沈敦和等。本書在資料搜集和運用方面體現了很強的功力。除了盛宣懷檔案外，也大量使用了新近出版的晚清人物日記、檔案，如《鄭孝胥日記》《謝家福日記》、沈敦和傳記等材料，對《申報》等報刊史料的運用也頗為充分。

《鄭孝胥日記》與《謝家福日記（外一種）》

作者對史料的利用與解讀細致而深入。我印象特別深的有兩點，一是對盛宣懷與輪船招商局早期籌辦問題的考證，作者不囿于成說，于不疑處有疑，步步設問，通過史料呈現出歷史的本來面目。二是關于張之洞、盛宣懷在甲午戰后關于漢陽鐵廠的接辦問題。作者對于張之洞在與盛宣懷談判中究竟有沒有運用政治權力對盛宣懷相脅迫這一眾說紛紜的細節，搜集了大量歷史證據，得出的推斷是“不太可能”，我和朱老師在這點上觀點雖不一樣，但我很欣賞、很敬佩朱老師在史料收集和立論嚴謹上的學風。

本書以晚清賑災活動為突破口，對于晚清經濟史和政治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頗具新意的論述和解釋，其中又有一些新的見解對于經濟史的重要立論問題頗具建設性意義。比如通過辦理賑務與盛宣懷的崛起，揭示出中國近代最早一批洋務企業家的產生與成長的歷史過程，尤其是傳統工商業人物是如何與洋務官僚聯系起來的；廣東商人與江浙商人之間的關聯、沖突與分化的具體歷史過程；深化了學界對于洋務運動的發生及中國早期資產階級形成的研究；具體揭示出光緒初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對于洋務運動早期頓挫的深刻影響；通過辦賑活動，揭示出上海商會組織成立前后復雜政治社會生態環境及上海工商業團隊及領袖人物的新陳代謝的歷史進程。以上問題對于近代經濟史來講，可以說是全局性的。

在研究方法上，朱老師恪守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以史料搜集與考據為最基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本書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傳統史學研究方法的生命力。第二點是注重歷史人物與事件之間的普遍聯系，突破了過去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研究學科分異、條塊分割的局限。寫作方式上很有特色，既能按照時間順序，又能以點帶面，多維度透視歷史人物的活動，既是深入的專題研究，又體現傳統傳記的特色。

幾點商榷與建議

前面提到，本文在盛宣懷、李鴻章及經元善等人物史料的搜集與運用方面令人嘆服，但在晚清一個非常重要且與盛宣懷關系密切的人物——張之洞史料的搜集和運用方面稍顯不足。本世紀新刊的趙德馨等初編的《張之洞全集》與近代史所新近整理刊出有關張之洞的檔案也未見引用。本書關于盛宣懷與張之洞在湖北實業方面的沖突與合作的大量內容，建議引用更早、論述也更深入、更具原創性的專題論文和著作。另外，關于盛、張之交，還有一些重要的資料值得進一步發掘利用，如張之洞核心幕僚趙鳳昌藏札等史料就很有價值。

另外近代中國的很多問題都不是單純國內的問題，西方的影響不容忽視。例如在賑務的組織管理方面，盛宣懷有很多感悟，這對他此后辦洋務企業有很大幫助，但這些究竟是傳教士影響還是根源于中國明清以來的傳統，還需深入研究。此外，盛宣懷與日本的關系，即日本人在盛宣懷的事業中起到的作用可以深入考慮。盛宣懷的社會網絡很廣，如果使用網絡分析等手段，似可對歷史過程有更好的呈現和更清晰的描述，也可能發現一些有價值但易被忽略的節點性人物、事件或時間。

周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從一個人物來看一個時代，是史學研究的經典寫法。我對本書印象最深的是，對于盛宣懷這樣一個形象與事功似乎都有定論的大人物，作者真正把賑務放入他的世界，放入洋務與政務之中，呈現其間的深度糾纏，便盤活了很多問題。這樣的工作確實讓人更完整地理解盛宣懷的生活世界及其邏輯，乃至于重新思考晚清社會的變動格局與新陳代謝。因此在人和時代這兩點上，本書都有顯而易見的重要貢獻。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對于賑務恐怕理解得太淺，對于它的豐富含義與實際功用體會不足。比如理解為公益、慈善，歸之為社會史中的專題，一般不被視作第一等的題目。但實際上賑務對于晚清的商人、實業家，可能是一種經營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王爾敏在整理香港中文大學藏盛氏實業函電稿后記中特別提到，需要編寫一套賑災函電稿，因為晚清的工商實業家要提升地位、擴大影響，救災報效銀兩是一條有效途徑。只有真正理解賑災，才能理解工商實業家的特質。從這個角度來看，賑務便不是專門史，本書也不是盛的傳記或者盛的賑務活動史。當然，能從《愚齋存稿》行述中“實業而外，唯振災一事”，從王爾敏、易惠莉對于賑災的重新理解出發，做出本書的工作，這種學術上的敏銳，是由于朱老師此前長期從事晚清義賑研究，也與清史所自李文海先生以來的災荒史研究的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愚齋存稿》

從學術脈絡來看，本書特別重視本土的中國近代史、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傳統，前者比如“新陳代謝”“沉淪與上升”等關鍵的學術表達，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洋務運動研究，尤其是夏東元、易惠莉對于盛宣懷的研究。此外是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的近代經濟史研究，尤其是汪敬虞、張國輝關于近代資產階級的形成、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等問題的討論，都是本書最重要的學術脈絡。作者在充分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犀利地在未盡之處做出新意。學術表達上體現出明顯的唯物史觀，似有一種復古的美學。

在史料運用上，本書特別重視已整理刊布的“盛檔”，盡管作者二十年前就拍攝了數以萬計的未刊“盛檔”，但本書的主體史料仍是已刊“盛檔”（即20世紀50年代以降邵循正、陳旭麓、汪熙、王爾敏等幾代學者整理選編者）和各種文集。也就是說，本書用并不稀見的史料來討論重要的問題，并做出新意，這是非常實在的研究風格。

《盛宣懷未刊信稿》初版于1960年，此圖為再版

本書另一個特色是對盛宣懷書寫慣性與敘事路徑的反思。研究一個人物，本就應當是整體。但常態卻是“切蛋糕”，分成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教育等，互相不打通。這就造成盛宣懷的洋務、賑務、政務，這些最重要的活動都被隔斷。

本書后記及講座中對選編檔案中災荒史料“亂入”的思考很有意義。例如本書第二章討論光緒初年辦理河間賑務，指出盛宣懷由此結交了一批重要同仁，成功地把賑務關系轉化為洋務資源，走出了辦理湖北煤鐵與輪船招商局的囧途。這樣便把人物的各種“務”打通，因為“務”的背后是關系網絡，都有相應的人，如此能夠對人物起落做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解釋。

我自己讀“盛檔”也有這樣的感觸。我關注輪船招商局采辦漕糧，這與采辦賑米聯系十分緊密，兩者常可互相轉換。比如書中提到的鎮江電報局委員張世祁，因為采辦賑米表現較好，盛宣懷便差委他采辦漕糧，為招商局做事。又比如謝家福，他是電報局的重要人員，也是義賑同人重要一員，而他在光緒十年任招商局會辦，管理漕運。在這些人身上，我們看到洋務與賑務、招商與電報兩局之間的聯通。

我想，首先是在閱讀史料時不局限。“盛檔”的整理刊布大多是按專題，但如果以時間為限，讀同光之交以降任何一年“盛檔”的全部文獻，一定能更全面地理解盛與他的時代。“盛檔”中數量最大的是書信，它不同于公文，一通函札常常不止談一件事，且這些事多少都有關聯。因此，讀一封信必須是從頭到尾完整地讀，否則便是人為地割裂和局限了。

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在線檢索系統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關于盛氏的早期經歷與洋務之路。今年新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學藏“盛檔”，馮金牛在前言中特別強調同治以來盛氏家族經營典當、錢莊的活動。他認為盛宣懷的管理能力和經濟思想由此得到鍛煉，這與他被李鴻章重用有關。這是與本書的直隸賑災不同的另一個解釋，關于盛氏在洋務中脫穎而出，您如何看待他的觀點？我也發現，上圖“盛檔”中有大量盛康的書信，其中400余封寫給盛宣懷，時間集中在同光之交，這些材料是否有助于我們理解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

《香港中文大學藏盛宣懷檔案全編》48冊，2021年出版

第二是盛宣懷代表的新興階層的新陳代謝問題。新興階層的興起和新生產力的落實，顯示出晚清社會的“上行”，是本書的重要結論。作者不同意《中國近代經濟史》等先行研究，認為甲午前后新興階層已形成一支獨立的力量。這涉及盛宣懷代表的新興階層與政府、官僚的關系。盛宣懷及其產業始終需要政治大員的庇護，如李鴻章、王文韶、張之洞等，否則便很難在當日獲得發展。但是，也因為與官僚政治太過密切，商人階層常不能獲得獨立的發展，長久維持其經濟活動，每隨政治的變動、王朝的興衰而起落。這一點從明清到近代，始終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這是我從新興階層是否為獨立力量這一點所想到的。

馮志陽（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我一直都對朱老師的研究非常感興趣。朱老師的《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對我影響很大，我基于博論出版的《庚子救援研究》受該書啟發很多。《洋務與賑務》我看后有非常大的啟發，剛剛朱老師講到時代與人物相合的問題，我就從這個角度談我的理解。

朱滸著，《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晚清義賑與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

盛宣懷的崛起，很重要的背景是資本問題。據《洋務與賑務》，盛宣懷初入李鴻章幕府時沒什么背景，而朱其昂有沙船幫背景，唐廷樞有粵東買辦背景，這背后其實是資源問題。

從國家層面看，朱老師用軍務、賑務、洋務對整個國家的財政狀況進行了比較研究。簡言之，三者同時需要大量財政支出時，清政府重點保障軍務支出，賑務次之，洋務更次之。當時很多清流說：“海防則慮在久遠,饑民則患在目前”，洋務經費常被挪到賑務。國家財政非常窘迫是晚清的時代困局，這決定了那些民用洋務企業主要依靠吸納社會資本來創辦。主持洋務事業的李鴻章，對資金相當敏感，例如江南義賑力量在直隸賑災的結余資金，李鴻章要求留在直隸備賑。因為他在賑務上少用一筆財政款項，就可以將其用在洋務等其他事務上。李鴻章對江南義賑領袖青眼有加，主要是由于這些義賑領袖能緩解他的資金壓力。

從社會層面來看，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缺乏較好的信用機制，僅有錢莊、票號，比較大的錢莊資本僅3到5萬兩。不過這并不代表社會沒有資源創辦洋務企業，如旗昌洋行創辦的旗昌輪船公司，怡和洋行創辦的華海輪船公司的大部分資金都來源于華人資本。劉廣京曾統計，旗昌輪船公司當時資本額是100萬兩，華商和旗昌洋行成員的資本共達60到70萬，其中華商資本要大于旗昌洋行美籍成員的資本，華人實際是企業最大的業主。華海輪船公司也一樣，唐廷樞的資本在華海輪船公司占比非常重。

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

羅安妮也提到這一時期航運業出現了很多“萬國公司”。為什么稱“萬國公司”？因為它的投資者五花八門，除英美僑民外，大部分都是華人，華人資本以附股的形式投入到這些英美輪船公司中。這種行為讓李鴻章深惡痛絕。所以他創辦輪船招商局，擬借此整合華人資本。

羅安妮著，《大船航向：近代中國的航運、主權和民族建構（1860~1937）》

以上討論的關鍵是怎么把社會資源轉化為投資洋務企業的近代資本。朱老師的研究給了我很大啟發，我認為他解決了這一問題。洋務企業都要通過招商股來籌辦，有很強的公共性質，這些“公共企業”和公共慈善間有很大的相同點。第一是它們都要把很多小的資金收集起來；第二是兩者都用于投資，只不過公共企業要獲得利潤，公共慈善按夫馬進的說法，也是一份資本要收一份利益的——子孫繁榮、科舉中功名、無嗣者可以得男孩等回報。

將社會資源轉化為洋務資本，有兩種文獻與之相關。一種叫“征信錄”，征信錄的出現代表了公共信用機制的建立。夫馬進在關于征信錄的文章中指出，公共慈善事業要有很多人參加，規模有時要超過熟人社會，進入到陌生人社會，那些人根本不認識主持慈善的人，遑論主事者人品與性格。但慈善資金需要籌集，就要有這樣的信用機制，于是一種叫“征信錄”的會計事業報告書就誕生并廣泛傳播。《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便用了很多征信錄作為史料。另外，征信錄的出現體現了陌生人社會信用機制的建立過程，公共慈善要做到的就是這一點。

夫馬進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

另一種文獻是《申報》。朱老師在書里強調關于義賑最豐富的史料就是《申報》，他從1872-1912年的《申報》中，輯出約400萬字的史料。這些資料非常詳盡又極富連貫性，能呈現中國整個義賑活動的脈絡。實際上從《申報》的史料性質也可看出信用機制在慈善領域的形成。把慈善領域的資源引入到企業的關鍵步驟，是盛宣懷通過賑災和義賑領袖相識并將他們引入洋務企業。義賑領袖之一是經元善，他在織布局招股時擬將明細、使用項目全部登報。盡管有人反對，但他仍堅持如此，并因此解決了招股難的困局。此后登報招股成為洋務企業籌資的重要方式。

通過義賑與洋務的結合，源源不斷地把江南社會資源轉化為創辦洋務企業的資本。這一點對盛宣懷非常重要，因為他有了這批義賑背景的人作為他洋務事業的合伙人，背后實際上是江南社會資源的集群，即義賑同仁成了盛宣懷汲取江南資源的抓手。當然合伙人后來也經歷了三次更新換代，從最初的經元善、鄭觀應和謝家福，到后面的嚴信厚、施則敬。嚴和施就是我做《庚子救援研究》時，和盛宣懷合作的主力。再到后面中國紅十字會創立時的沈敦和。可以看出盛宣懷之前有求于義賑領袖，如經元善、鄭觀應；第三代的沈敦和基本是盛宣懷培養出來的，在整個過程中，盛宣懷的主導或支配作用越來越強。

馮志陽著，《庚子救援研究》

以下是我的疑問。《洋務與賑務》講到山東小清河工程和兩湖災賑時，義賑似乎完全變成了盛宣懷爭取個人政績和結交督府權貴的工具。那么從義賑研究的角度講，在盛宣懷強大的個人影響力下，義賑的慈善性質是否有所改變？

另外是關于壟斷的問題。朱老師講到盛宣懷向鐵路、漢陽鐵廠擴大自己事業版圖后掌握了國家的新經濟命脈，其中的關鍵節點是張之洞因資金短缺向盛求援。此期洋務企業中電報局贏利最多，這與該局壟斷地位有關；影響最大的企業是輪船招商局，其壟斷地位源于李鴻章禁止了很多民營資本創辦輪船企業的計劃。正因如此，當他準備在獲得鐵路與鐵廠經營權后擬辦銀行時，張之洞才會非常忌憚。最后導致了袁世凱與其搶奪利權的結局。那么是否可以認為盛宣懷能掌握國家新經濟命脈，與這些企業本身的壟斷意味有很大關系？

張海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個人覺得朱老師這本書，至少有四個突出優長：一是選題巧妙，立意新穎；二是注重實證方法和對一手史料的發掘；三是注意對先行研究的借鑒、總結、反思與創新；四是在寫作中貫徹問題意識導向，抽絲剝繭，引人入勝。

通過將災賑史與洋務運動史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朱老師創造性地提出，盛宣懷走向洋務事業之路“是一系列事件產生聯動效應的后果”，尤其化賑務關系為洋務資源，是其早期洋務事業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他敏銳提出，同治十年爆發的直隸水災，在李鴻章牽頭創辦輪船招商局和盛宣懷脫離軍旅生涯、開啟洋務事業的過程中，曾經起到重要的轉折、銜接作用。光緒七年，盛宣懷也是借助此前參與河間賑務之機，籠絡的一批江南“義賑圈”核心人物，聯手籌辦新興電報業取得成功，才實現了從囧途到坦途的境遇轉換。而在深入排查相關歷史進程的同時，朱老師對與盛宣懷及與早期洋務實業相關的若干大小問題，也提出了與先行研究不同的新見解。同時，朱老師還強調，晚清興起于江南地區的新型義賑活動，也為相當一批舊式商人向新式紳商蛻變提供了發展契機。

我贊同朱老師講的，甲午以后，盛宣懷之所以能夠擺脫李鴻章失勢和言官群起彈劾的政治困局，主要得益于直隸總督王文韶的大力庇護，以及因承辦漢陽鐵廠、盧漢鐵路而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結成新的利益同盟。不過還可注意到，戶部尚書翁同龢從政治和經濟上對盛宣懷的大力支持，也是一層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此外，賑務與洋務之所以能在盛宣懷的“事業基本盤”中形成“共生機制”，恐怕根本上還是緣于晚清中國的官本位本質，以及盛宣懷“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在許多情況下，官方因素實際上都充當了銜接賑務與洋務的粘合劑。

朱滸教授回應

謝謝四位認真的閱讀和評論，我略作回應。有幾位老師都提到資料問題，特別是張之洞新檔案、《趙鳳昌藏札》等，我接觸這些史料相對稍晚，因為本書寫作持續了20年。以前我用河北版那套《張之洞全集》更多些，對趙德馨老師所編新版《張之洞全集》、近代史所藏《張之洞檔案》的利用，主要是將新檔案與河北版同一時期進行對照，如果對此時期所探究問題沒有造成特別大的歧異，就未做補充和追加。與趙鳳昌相關的問題，我主要參考了李志茗的研究，因為志茗兄對趙鳳昌的活動有很詳細的勾勒。直接看全部《趙鳳昌藏札》或新版《張之洞全集》，確實是過于繁重的任務。晚清的史料實為海量，真的要把相關資料一一摸清，確實是無底洞，這也是作為晚清史研究者的痛苦之處。當然如果將來有機會去修訂，我也會在可能情況下，盡量細致閱讀與補充這些材料。

李志茗著，《趙鳳昌評傳》

另外，關于為鵬兄提到的如何從全球化、全球史的視角，理解盛宣懷的賑災活動乃至近代經濟史的問題，我在《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中探討了傳教士等西方社會力量在中國賑災事業中的作用及其與中方力量的互動，包括從早期傳教士對華賑災到華洋義賑會的出現。因此，《洋務與賑務》未在這方面太過著墨。另一方面，盛宣懷和外方在經濟上的聯系在既往研究中已有較多探討，如果這些內容再寫進去，范圍將擴得太大，目前也很難有太多新意。所以對于盛宣懷背后依托的全球體系，我想可能不是這本書簡單加上一部分內容就能解決，恐怕還需更多專門的研究才能闡明。

周健兄提到，馮金牛老師曾提到盛宣懷參與家族典當經營等活動，對他后來事業有一定影響，跟我強調賑務的看法有所不同。當年我跟馮金牛老師在上海圖書館打過很多交道，上圖與港中文盛檔中都有很多盛康的信函（包括和盛宣懷之間的通信，以及盛康寫給別人的函札）。我認為，盛宣懷在協助盛康進行以典當為核心的家族資產經營活動當然會有經營方面的歷練，但是像夏東元先生那樣強調盛跟新生產力結合時，這些經營類經驗在多大程度上有幫助，恐怕是另外一方面的問題。尤其是盛宣懷在剛介入輪船招商局時，他和盛康本希望以兩淮商捐為資本，從鹽商處得到捐助，作為盛宣懷投身招商局的重要經濟資本，但是兩淮商捐的體量和當時盛康能夠籌到的資本，在李鴻章那里并沒得到更高的重視。

另外，從盛康的信函來看，我覺得盛康跟王文韶有著長期友好的關系，這比他和李鴻章的關系更加密切。這層關系將來有機會可在其他研究中再加體現。王文韶和盛康兩人關系一直很密切。所以從光緒初年開始，盛宣懷只要有機會都跟王文韶以后輩之禮覲見。可見1896年王文韶力保盛宣懷的背后，盛氏家族（盛康）確實起了很大作用。但要說家族經驗（典當）跟洋務之間能否形成如賑務一般的作用，在關鍵環節看出某些凸顯的脈絡等問題，我覺得這個方面大概只能說是一條更遠一點的脈絡。家族資產的經營經驗與洋務活動能夠形成什么程度的結合，至少在我探討的范圍來看，賑務肯定算是近因，家族資產經營經驗只能算更遠一些的背景因素。

另外涉及官商關系問題，周健兄談到盛宣懷背后總有高層庇護人，這涉及到早期資產階級的獨立性，海榮也提到類似問題。我并不否認官方因素重要，官本位的影響在既往研究中早已得到充分揭示。不過，我自己寫到結語部分時有點猶豫，一方面覺得“官僚資產階級”這個詞太老；另一方面感覺有些線索可能跳躍性太大。現在聽了兩位的建議，掉頭來看，官僚政治對盛宣懷洋務事業的影響確實應該再加強調一些。

洋務企業的壟斷性特征（志陽所說）、資產階級的獨立性、官本位的影響，其實是三位一體的。盛宣懷、買辦、普通商人，他們要在這個國家和社會中成為有一定聲音的力量，“官僚資產階級”恐怕是他們難以避免的宿命。

從盛宣懷開始，一直到蔣介石時代的江浙財團（包括虞洽卿），可以說這種以官本位為依托所形成的官僚性、壟斷性是舊中國發展經濟力量的必經之路。這一點黃興濤老師提示我說，瞿秋白在20世紀20年代寫的關于官僚資產階級的分析，與此有非常明確的接軌。我將來也會加強對瞿秋白著作的研究，看看“官僚資產階級”的演變之路。若能勾勒從盛宣懷到虞洽卿的歷史進程，可能對這方面的問題有更好的闡發。

馮筱才著，《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