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敘述語調中的主旋律之一。如果我們把名士們之間的對話視作一種表演，那么他們的演出多少帶有一點喜劇色彩。

在《世說新語》中，這種可以給名士們帶來自由感的幽默主要來自幾個方面，包括長輩、男女關系、地域、政治和生理缺陷等。這些方面一般來說都是需要特別注意言語的領域，談論時的禁區較多，對言語的使用也比較講究。正如瑙克斯所說，人們在談論這些話題的時候，默認或預想的是一個嚴肅的語境，使用的是禮貌的語言。在這樣的預設下，當秩序被某些出人意料的言語或行為所打破時，人們在意外的同時，情緒更容易得到釋放，獲得瑙克斯所說的情緒上的快樂與“自由”。

長輩

《排調》篇第2則很好地詮釋了當時的名士如何開對方長輩的玩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鐘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稱呼尊長必須要回避他們的名諱，直接稱呼對方父親的名字是一種無禮的行為。對自己父母以及他人父母的尊敬，是社會廣泛接受的基本習俗。在第三章中我們已經看到，《任誕》篇第50則中當王忱問桓玄要溫酒時，僅僅是因為提到“溫”這個字，桓玄就覺得對方犯了自己的家諱而流淚，而王忱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時也夸贊了桓玄。可見對長者的尊重是當時的共識。正是由于對長者的尊重是正常社會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對長者開玩笑具有了特殊的笑點。也就是說，最嚴肅的領域，恰恰是幽默的最大溫床。在此，在原本個人應該用符合道德行為來彰顯自己價值的領域，名士們選擇用和道德行為相左的幽默來凸顯個人的品性。

鐘會和晉文帝等三人的對話表明了他們所處的公共空間的自由性。他們也許官職不同，地位有異，可是當他們相處之時，可以不顧及這些身份，自在地用言語開對方的玩笑。地位尊者不用忌諱自己對地位較低的人開玩笑而被他人認為仗勢欺人，地位卑者也無須擔心自己對地位較高的人開玩笑而遭對方報復。雙方更多的是在語言上作較量，展示自己的應變能力和語言才能，用對方的長者作為開玩笑的對象不過是讓較量充滿趣味，而并沒有真正的侮辱之意。在這則故事中，雙方作為講笑話的一方和聽笑話的一方都認同這樣的文化共識，而這樣的互相調侃則反而能讓他們不但沒有感到冒犯，反而會讓彼此覺得更加親近，因為只有親近的朋友之間才會覺得這是一種幽默，而不是一種無禮的冒犯。這也足以證明當時政治氣氛的輕松，讓觀眾去除魏晉之際政局動蕩對人殘酷束縛的成見。

“長輩”作為幽默的重要話題之一有可能會讓人覺得冒犯，《排調》篇第33則說：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盛”正是孫安國的名字，而“翼”則是庾稚恭之名，“諸孫大盛”和“諸庾翼翼”也意思相仿，在字面上都是在夸贊對方家族人才眾多。而小朋友在回家后對人說自己贏了，因為他叫了對方父親的名字“翼”兩次，而對方只叫了一次。

這則故事表明，連小兒都知道一方面父諱是不可冒犯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冒犯了，則可以且應該正面還擊，而這樣的還擊，就是一場競爭或是交鋒，因此齊莊會得意地說“我故勝”。不過，這也意味著這次交鋒很可能只有庾園客從中感受到了幽默或是有趣：他是故意逗齊莊的，為的是試驗一下小朋友的才華，因而當小朋友迅速回應的時候他哈哈大笑；而齊莊卻是認真地把對方的話視為挑釁，對他來說很可能這本身并不有趣，贏了這場交鋒才是意義所在。很顯然，齊莊雖然才華過人，卻依然是個小朋友，并沒有理解庾園客開玩笑的初衷。因此這一故事中的“知”是單向的：只有孫盛了解并欣賞小朋友的才華。

這意味著對幽默的領悟需要一定的年齡和閱歷。正如杰瑞·帕爾默（Jerry Palmer）所言，如果一個人在講笑話的時候，聽者無法感受到其中的幽默，反而覺得是一種冒犯，那么對他來說幽默就會失去功能。但是，對講述者來說，對方沒有領會幽默卻有可能反而讓他覺得更加有趣，因而庾園客會哈哈大笑。對庾園客來說，自己在這一場對話中也獲得了勝利，成功地逗得年幼的齊莊反擊，而這樣的反擊正是庾園客所預想的。如前所述，幽默作為一種競爭可以讓雙方都獲得滿足，覺得自己是勝利者，而不像清談那樣有著較為明確的高下之分。庾園客和孫齊莊各得其所，這大約也正是幽默的社會功效吧。

男女

男女關系也是《世說新語》幽默的內容之一。和古希臘人動輒用性器官開玩笑相比，魏晉名士的幽默之言有趣而不流于粗俗。《排調》篇第11則說：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勛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勛邪！”

這則故事的幽默來自晉元帝司馬睿，從中也可以體會出司馬睿和大臣之間友善的關系。在這一場景中，殷洪喬并不是司馬睿講話的唯一聽眾，其他大臣以及作為讀者的我們都感受到了司馬睿的幽默。這一方面表明司馬睿的應變能力很強，可以輕松地把原本顯得有些尷尬的“馬屁”轉化成幽默，而他的話中所包含的幽默，可謂是歷時而不衰的，一千多年后的讀者依然可以感受到有趣而會心一笑。不需要用任何一個與性器官有關的字眼，就可以讓大家對男女之事心領神會，這也許就是中國式幽默的特點之一。

另一方面，這個故事也說明當時的君臣關系相對比較隨性而融洽，這或多或少是由于司馬睿勢力不強，需要依賴以王導為首的群臣支持，但客觀上則在原本應該是嚴肅的場合呈現出一種自在的局面。這樣的自在并不是個人打破禮教的結果，而是作為君王的司馬睿通過幽默來傳達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則故事中，司馬睿開的其實是“自己”的玩笑。當他對殷洪喬說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有功勞的時候，其實自己也成了玩笑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司馬睿并不在意自己成為玩笑的對象。這也許是因為主動讓自己成為玩笑的對象可以讓別人更好地通過“笑”來了解自己的氣度。

《排調》篇第8則所講的故事中，王渾的妻子也是主動開自己的玩笑，而這個玩笑也和男女關系有關。這或許告訴我們和男女關系有關的玩笑最好是自己開自己的，如果是開別人的玩笑，就有可能淪為下流。這則故事說，王渾和妻子鐘氏一起坐著，看見兒子王武子從院子里走過。王渾開心地對妻子說，生了這樣的一個兒子，真的足以讓人感到開心啊。鐘氏笑著說，如果讓我和你弟弟王湛結婚，那么生出來的兒子應該比這樣的還要好。

王渾的妻子鐘琰出身于名門，曾祖乃是鐘繇。她在這里所開的玩笑，即使以現在的標準來說，尺度都不可謂不大。當一位女性對她丈夫開這樣的玩笑時，很難說她丈夫不會多心或是介意。如果說司馬睿是因為身處高位——既是君王又是男性，所以可以主動讓自己置身于玩笑的中心而不用擔心丟面子或是被斥責的話，那么鐘琰身為王渾的妻子，完全沒有司馬睿所擁有的地位，為何也敢于讓自己和自己的丈夫成為玩笑的對象呢？

經常有學者用魏晉時期婦女個性解放來詮釋鐘琰這樣的行為：“（魏晉時期）婦女以反傳統的姿態登上了社會舞臺……自由表達自己的個性。”這樣的解釋忽略了女性在公共領域和家庭內部的多重關系。事實上，當女性可以表達自己個性時，意味著作為妻子、女兒或是母親，她們的所言所行都可以為她們的丈夫、父親或是兒子所接受。因此，鐘琰開玩笑同時也是王渾境界的反映，表明了王渾的胸懷；也是鐘琰父親影響的體現，甚至還是其子王武子包容的證明——這種對于自己血統的玩笑，不少兒子是很介意的，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可正是為了父親而向叔叔與母親尋仇的。因此，鐘琰看似是在貶低自己的丈夫，而事實上則恰恰凸顯了丈夫的大度以及她家人的涵養。她知道無論是王渾還是王武子都不會因自己的玩笑而生氣，這也說明了鐘琰對王渾的“知”。

美國社會學家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認為，性別本身就決定了談話的方式、內容和所使用的詞匯、語言，并且體現了整個社會的集體觀念。這是就男女兩性的差異而言的。而《世說新語》中鐘琰和司馬睿各自所開的玩笑，卻表明兩者雖然存在著性別的差異，但是在對男女關系開玩笑這方面卻具有相似性，也就是說本哈比的理論在此并不適用。按照她的觀點，男女由于性別的差異會對同一問題有著不同的敘述手法和態度，那么作為男性代表的司馬睿可以自然地開男女關系的玩笑，而作為女性代表的鐘琰則應該對此有所顧忌。而在劉義慶的敘述中，性別的差異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鐘琰和司馬睿都對男女關系持非常開明的態度。

這也許表明在當時男女之間，達到了哈貝馬斯所說的“相互主體性”的認同。哈貝馬斯指出，只有通過相互之間的認可，人們才具有自己的身份認同。也就是說，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并不是只有強勢的一方才具有主體性，而弱勢的另一方只能被動地了解并接受對方；相反，在理想的狀態中，交流的雙方都具有主體性，而每一方的主體性也依賴于對方的了解和認可才得以完善。在這種狀態下，雙方的相互影響是通過交流的方式——而不是完全競爭的方式——來實現的。在哈貝馬斯看來，交流性的相互作用意味著大家具有一些公認的規則，并以此來展開合作、交往和對話。他們并不試圖通過威脅制裁對方來獲得對方的臣服，也不存在著一邊倒的一方聽從另一方的關系。因此，《世說新語》中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開男女關系的玩笑這一事實或多或少表明，當時男女之間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性別間的平等。盡管相對而言女性是較弱的一方，但是她們還是可以通過幽默來與男性互動，從而促進男女雙方對自己與對方都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抑或，這則故事和上一則故事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不少名士對夫妻關系態度的反映。毋庸置疑，從禮教來看，夫妻是極為重要的人倫關系，對于婚禮重視的故事在《世說新語》中也有記載。對原本應該嚴肅對待的關系開玩笑，究竟是表現了對這一關系的輕視，還是從反面表達了對這一關系的重視，也許答案也在有意無意之間。

地域

名士間經常開玩笑的還有“地域”。例如《排調》篇第10則說：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美國人類學家阿蘭·堂德斯（Alan Dundes）在談到猶太人很喜歡笑話的原因時指出，猶太人之所以有著無窮無盡的笑話，是因為笑話可以幫助他們抵御長達多個世紀的歧視和偏見。從某種意義來說，幽默和壓抑是一對雙胞胎。這一點在《世說新語》有關地域的笑話中體現得特別明顯。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那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民族一直處于不斷沖突和融合的狀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在政治、軍事上處于劣勢的南人也自然地會像猶太人一樣，通過幽默來調侃現實、調侃北人，同時也調侃自己，來表達內心的憤懣，從而調節心態更好地面對現實，完成從沖突到融合的過程。

關于陸玩和王導之間的交往，《世說新語》在《政事》篇中也有講述。《政事》篇第13則說，陸玩和王導商量事情，經常談完后就變卦。王導對此感到詫異，就問陸玩緣由。陸玩說：“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后覺其不可。”陸玩這樣回答，當然也是出于戲謔幽默的口吻。和前一則故事相同的是，陸玩用了“民”這個稱謂來指代自己。南北之間的不同，就這樣微妙地被暗示成了民和公之間的差異。雖然在此“公”特指貴為丞相的王導，但是從廣義來說，北方人的政治地位的確要比南方人高。因此，陸玩反復用“民”自稱，恐怕代表的不僅僅是其本人。在“乳酪”故事中，看似陸玩強調的是南北之間飲食習慣的差異，實則暗含了南北方地位的差異——身為南方人的陸玩即使吃不慣乳酪也要吃，即使身體會不舒服。

當然，身為北人而貴為丞相的王導也明白這種南北之間的沖突存在。因此，當陸玩一次又一次地以開玩笑的方式指出南北（民公）之間的差異時，王導雖然沒有直接回復，卻以沉默來表明自己對陸玩所言的包容。如果不是默許而是不滿，那么陸玩就不會有再次開玩笑的機會。也許，陸玩的玩笑并不是想表明對北方食物的嫌棄，而是試圖讓王導明白南北方之間的差異，從而讓后者用不同的方式進行管理——如果一味地用北方的方法管理或結交南方人，就可能像給南方人吃乳酪一樣，造成后者的不適。在《政事》篇第13則中，陸玩也是通過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促使王導發問，從而有機會指出“公”和“民”之間的問題，即北方的統治者和南方的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的難題，那就是“民”（南方人）可能在“公”（北方人）面前緊張而不知道說什么，從而給后者造成一種“民”善變的錯覺。

《方正》篇第24則很好地證明了陸玩對南北差異的自覺認識：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王導剛到江南時，想結交吳地之人，就向太尉陸玩提出結成兒女親家。陸玩回答說，小土丘上長不了松柏，香草和臭草不放在同一個花瓶里，即使我不才，按道理也不能帶頭做出破壞人倫的事情。這個故事比較直接地表達了陸玩對于南北融合的拒絕和排斥。在這里處于相對弱勢一方的南方人陸玩和談及乳酪時一樣，用看似自謙的話展現出自己對北方種種的優越感，凸顯了南北方之間的矛盾。

當我們發現劉義慶在不同的章節里反復講述陸玩和王導之間就同一問題所展開的對話時，也許我們應該再次用表演和觀眾的理論來詮釋它們。在劉義慶筆下，當陸玩和王導同時登臺的時候，他們的表演就是為了展現南北地域的矛盾。根據胡寶國所說，輕視和排擠那些到南方的北方人的并非是南方的土著，而是更早過江到南方的北方人。因此南北之間的對立不但存在著多重的關系，也不能夠通過簡單的比較或爭執來解決。那么在與陸玩的幽默競賽中，王導可能并不是一個被取笑者，他完全有可能是和陸玩一起進行了這場表演。

通過作為下級的南方人不斷取笑作為上級的北方人，他們讓當時其他觀眾更好地了解南北方的差異，從而尋求更合理的方式相處。而一千多年后的我們之所以還能夠從他們的表演中感到幽默，那是因為無論是現在中國的南方與北方，還是整個世界的東方和西方之間，都依然需要面對由地域差異和歧視而造成的各種問題。正如拉賈葛佩爾（A. Rajagopal）在反思哈貝馬斯公共空間理論時所指出的，地域、語言和階級的差異會導致公共空間的分裂。陸玩和王導所處的東晉，可能同樣面臨著不同地域和階層的名士無法在同一公共空間下和諧交流的危機，而他們正是用幽默來嘗試化解這一潛在危機的。

政治

《排調》篇第5則所講的故事，也和南方與北方的相對性有關。晉武帝司馬炎問孫皓，聽說你們南人喜歡作《爾汝歌》，你是不是也擅長呢？當時孫皓正在飲酒，于是舉杯向武帝進酒說：“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晉武帝聽了之后非常地后悔。

和陸玩與王導之間的對話相比，這則故事具有更強的“政治性”。“政治”是《世說新語》敘述的幽默故事所涵蓋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其實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前文所述的晉元帝主動開玩笑的故事也發生在君臣見面的政治場合，而從嚴格的意義來說，晉元帝的故事并不屬于“政治性”的幽默。在此所謂的“政治性”幽默，一般指的是地位相對較低的人開政治地位較高者的玩笑。從這個意義來說，晉武帝和孫皓之間的對話才是一個政治性的幽默，孫皓直接利用晉武帝的問話，開了對方的玩笑。

可以猜想的是，當晉武帝問自己的手下敗將孫皓是否擅長作《爾汝歌》之時，他肯定對這位吳國的末代皇帝充滿了嘲諷。這種嘲諷自然是源于晉朝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帶著北方人濃濃的優越感。不過晉武帝顯然對幽默的力量缺乏充分的認識。孫皓雖然是一位暴君，但是應變的能力卻不俗。他通過晉武帝《爾汝歌》中的“汝”，在完成了晉武帝對他所下命令的同時，也徹底地調侃了晉武帝。“汝”在當時雖然是第二人稱，但是卻帶著很強的輕蔑口吻，當孫皓一口一個“汝”地向晉武帝敬酒之時，他顯然成功地調侃了對方，成為這次比賽的勝者。因而最后晉武帝“悔之”，覺得自己不應該主動挑起這個話題，最終反而自取其辱。

弗洛伊德曾說，通過使我們的敵人變得弱小、低級、可憎或可笑，我們就可以通過迂回的手段獲得戰勝對手的愉悅感。當外部環境不允許孫皓對晉武帝進行批評或攻擊時，幽默就成了他反抗權威的最好武器，從而使心里的壓力和憤懣也得到了釋放。不過如果我們從公共空間的角度來看這則故事，劉義慶的敘述所表現的則似乎并不限于孫皓捍衛了自己這一點。孫皓正在喝酒這一細節表明，當時君臣正在宴席之中，因此孫皓和武帝之間的對話是有直接觀眾的。可以想象的是，這些觀眾是其他大臣。孫皓在大臣面前令武帝沒有面子，而在劉義慶的筆下，席中居然沒有阮籍喪母喝酒時何曾那樣的人物站起來斥責孫皓，要知道孫皓在反擊武帝的同時，打擊的也是在座其他北方大臣的氣焰，而這些大臣的沉默令我們這些間接的觀眾很難想象當時的場景是如何繼續的。劉義慶只告訴我們武帝“悔之”，那么，大家就在沉默中尷尬下去了嗎？抑或，這樣的沉默也傳遞著某種可以為我們詮釋的信息？

群臣的沉默表明，作為直接觀眾的他們并不覺得皇上和他們自己受到了孫皓的侮辱而需要奮起反擊，或者說劉義慶覺得他們并沒有受到侮辱；而晉武帝的后悔，到底是因為覺得自己丟了面子而后悔不該自取其辱，還是其他原因呢？也許，是他反省自己不夠寬厚，既然已經給歸降的孫皓優厚的生活待遇，又何必還想著去討人家的口頭便宜呢？我們當然無法知道答案。劉義慶在此處展現的正在“有意無意之間”。在當時喝酒的眾人眼里，南方和北方，臣子與君王，究竟有沒有那么絕對的界限和高下呢？

甘懷真曾指出，中古時期中國的君臣關系是互相尊重、互相依賴的，君王并沒有對大臣絕對意義上的控制權，大臣也不必無條件服從君王。這種形式的君臣關系，和西漢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統”思想顯然并不一致。在董仲舒的哲學體系中，君王的權威有著絕對的神圣性。而劉義慶筆下的晉武帝所展現的君臣關系，則體現了君臣之間的相對性。這種相對性和魏晉時期名士們所談論的哲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在第一章中講到，名士們清談的話題主要包括“有無”“本末”“言意之辨”“四本論”等。幾乎每一個話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都有著正反的觀點；事實上，清談本身就是一種求美而不求真的辯論。也就是說，當時的名士們大多不認為任何問題有著絕對的唯一的答案。因此，也許我們不應該簡單地認為這則故事中孫皓是這場幽默競賽的勝者，而武帝是敗者。至少，武帝讓我們知道，他了解這不過是一個玩笑，而對于玩笑，即使是帝王也不用當真而暴怒。

缺陷

同樣經常被用于開玩笑的是人們的“缺陷”，而這一點則需要把握好尺度。《排調》篇第61則說，桓玄、殷仲堪和顧愷之幾人一起詩句接龍，一開始的句子描寫“完了”的意思：

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

接著的句子要描寫危險的狀態：

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

當時殷有一參軍也在座，插嘴說：“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仲堪說：“咄咄逼人！”他之所以這么激動，是因為他有一只眼睛是盲的。

這則故事可供玩味之處，在于其大部分內容和幽默或玩笑無關。一開始幾個人只是在玩文字游戲，而這時候一個原本屬于觀眾的參軍卻突然闖入了畫面，從而變成了表演者，并且成為這一場面的焦點。我們可以設想，參軍的插話表明殷仲堪平時和部下的關系不錯，正是平時的隨意讓參軍覺得自己開領導的玩笑是沒問題的。這則故事在《排調》篇中，劉義慶暗示參軍是主動想要開殷仲堪玩笑的，他的調侃并非出于無意。然而他沒料到的是，殷仲堪居然生氣了。于是，原本參軍以為大家開心地哈哈一笑的場面并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殷仲堪怒喝之后的尷尬。

參軍究竟是想單純地取笑殷仲堪，還是想通過開后者的玩笑來體現殷仲堪的大度，這個也許沒有確定的答案。不過可以明確的是，參軍的話讓殷仲堪覺得難堪，這表明參軍對殷仲堪不夠“知”。他并不了解自己領導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同時，殷仲堪似乎也并不很了解他的參軍。盡管他也許不止一次讓參軍旁聽并參與——這才可以解釋為啥參軍會突然插話，然而殷仲堪并不知道參軍會講出突破自己底線的玩笑。因此，他們兩人似乎并不互相“知”。

而吊詭的是，他們兩人本來應該是認為互相了解的。參軍會以為殷仲堪喜歡自己的插話，而殷仲堪也以為參軍在旁不會給他帶來麻煩。也就是說，自以為互相了解的他們其實并不互相了解，這大約是兩人之間“知”的最尷尬狀態。安排一個自己所不了解也不了解自己的人擔任自己的參軍，這充分說明殷仲堪識人的水平堪憂，從這個意義來說，殷仲堪的確是“盲”的。而因為參軍開這樣的玩笑而發怒，又表明他的氣量狹小——也許他都不了解自己原來只有這么大的氣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理上的缺陷已經不再重要，展現在大家面前的是境界層面的欠缺。因此，面對有關自己生理缺陷的笑話，也許最好的辦法就是坦然處之。事實上，《世說新語》在其他篇章中也提及殷仲堪被桓玄所滅之事，兩廂對應來看，大約桓玄在看到參軍開殷仲堪玩笑的場面時，就知道殷仲堪并非自己的對手了。氣度有限而識人不佳的殷仲堪的確是既處境“危險”又官運快“了結”了。

（本文摘自董鐵柱著《演而優則士：〈世說新語〉三十六計》，中華書局，2021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