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薩克斯坦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幾乎消除了社會安全網

近日，所有后蘇聯時代的大眾媒體和電視頻道都被突然席卷哈薩克斯坦的騷亂事件所吸引。《雅各賓》雜志轉載了一篇LeftEast平臺上的Zanovo Media的記者對哈薩克斯坦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之一Aynur Kurmanov的采訪，后者談論了對近期哈薩克斯坦相關事件的看法。

哈薩克斯坦是最大的后蘇聯國家之一，在蘇聯解體后建立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體系中僅次于俄羅斯聯邦。這不僅僅是因為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是獨聯體的設計師之一。哈薩克斯坦將前黨和蘇維埃命名法（nomenclature）順利轉變為具有“亞洲面孔”的資本主義寡頭，被許多人視為典范。

的確，這種模式不僅對其他共和國的統治精英有表面上的吸引力，而且對普通公民也有吸引力：經濟水平高，對西方文化的限制很少。包括石油在內的大量自然資源儲備，以及從社會主義時期繼承下來的工業潛力，成為了這個年輕國家的良好啟動平臺。同時，俄羅斯聯邦和獨聯體的官方宣傳喜歡把哈薩克斯坦作為保護“蘇聯傳統”的榜樣，尊重偉大衛國戰爭的記憶，沒有民族主義，等等。

2022年1月4日，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近日來，由于液化天然氣價格上漲，哈薩克斯坦多地接連爆發騷亂。

新年假期結束后，立即爆發了大規模的騷亂。原因是汽車用液化氣的價格上漲。第一波示威活動開始于哈薩克斯坦西部，在大型石油生產企業的中心地帶——曼格斯塔烏地區（Mangystau，在里海邊，蘇聯時期工程師們在這里發現了石油，開始鉆探，該地區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圍繞著工業建設起來的）。

扎瑙津（Zhanaozen，位于曼格斯塔烏地區的一座石油城）的工人是最先起來的人。燃氣價格的上漲只是作為民眾抗議的導火索。去年秋天，哈薩克斯坦受到了通貨膨脹浪潮的沖擊。應該考慮到，各種產品是進口到曼格斯塔烏地區的，那里的產品一直是正常價格的兩到三倍。但在2021年底的價格上漲浪潮中，食品價格的上漲尤其巨幅。

哈薩克斯坦的西部是一個穩固的失業地區。在新自由主義改革和私有化的過程中，那里的大部分企業都被關閉了。唯一還在這里工作的部門是石油生產商。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由外國資本擁有的。高達70%的哈薩克斯坦石油被出口到西方市場，大部分利潤也被外國老板拿走。

該地區的發展幾乎沒有投資：它是一個完全貧困的地區。而在去年，這些企業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優化。工作崗位被削減，工人開始失去工資和獎金，許多企業變成了單純的服務公司。在阿特勞（Atyrau，同在哈薩克斯坦西部）地區，騰格里茲石油公司（Tengiz Oil，世界上所發現最大油田之一，許多國家都在此地參與了地緣政治的競爭來獲得這些油源）一下子解雇了四萬名工人，這對整個西哈薩克斯坦來說是一個真正的沖擊。國家沒有做任何事情來阻止這些大規模的裁員。應該明白，一個石油工人要養活五到十個家庭成員。解雇一個工人會自動使整個家庭陷入饑荒。這里除了石油部門和為其提供服務的部門之外，沒有工作。

哈薩克斯坦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一個資本主義的原材料模式。人口積累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存在著巨大的社會分層。“中產階級”被毀了；實體部門被毀了。國民產品的分配不均，有相當大的腐敗成分。新自由主義改革幾乎消除了社會安全網。而最有可能的是，跨國公司的老板們計算出，需要500萬人為“管道”提供服務——整個一千八百多萬的哈薩克人口太多了。

這就是為什么這次事件在很多方面是反殖民主義的。目前其原因源于資本主義的運作：液化氣的價格確實在電子交易中上漲。有一個壟斷者的陰謀，他們從向國外出口天然氣中獲益，造成了天然氣的短缺和國內市場上天然氣價格的上漲。所以是他們自己挑起了騷亂。然而，應該指出的是，目前的社會爆炸是針對過去三十年來實施的整個資本主義改革政策及其破壞性結果的。

哈薩克斯坦現有的左翼團體更像是圈子，不能嚴重影響事件的進程。寡頭政治和外部勢力將試圖占有或至少利用這一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它贏了，財產的重新分配和資產階級各集團之間的公開對抗，即“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將會開始。但是，無論如何，工人將能夠贏得某些自由和新的機會，包括建立自己的政黨和獨立的工會，這將有利于他們在未來為自己的權利進行斗爭。

美國國會山動亂一周年

2021年1月6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不滿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暴力闖入美國國會大廈，引發騷亂。國會山動亂一周年之際，西方各大媒體紛紛回望這一歷史性事件，嘗試厘清其對美國政治乃至全球政治造成的影響。

2022年1月6日，美國舊金山民眾在市政廳前舉行守夜祈禱活動，紀念國會山騷亂一周年。

ABC新聞網近日刊登了一篇題為“1月6日沖擊國會山事件是一次偶然還是一個預兆？（Was the January 6th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a one-off or an omen?）”的評論文章。文中援引了紐約大學教授Ruth Ben-Ghiat的觀點，她認為1月6日的暴力事件是一場是失敗的陰謀，但可以作為下一次陰謀的模版，“1月6日是一個極端激進的事件，是一場失敗的政變，但可能引發一場成功的政變。”

文章作者Randolph Nogel指出，1月6日的暴力事件或特朗普在11月投票到1月5日之間試圖推翻選舉結果的努力是否構成政變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政變是突然的、非法的奪權，而起義則被定義為對當局或建制政府的反抗和抵制。在Ben-Ghiat看來，為了應對在一個像美國這樣現代的、高度發展的民主國家中政變陰謀形成的方式，我們對于政變的理解可能需要改變。

文章回顧道，就在動亂當天下午1點，特朗普在他的“拯救美國”集會上發表了長達1小時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我們要戰斗。拼命戰斗，如果你不拼命戰斗，你將不再擁有一個國家。”同一個小時內，抗議者沖破了警察的防線進入了美國國會大廈。動亂一周后的1月13日，美國眾議員以煽動暴力為由對特朗普進行了彈劾，這是特朗普四年任期內第二次被下議院彈劾，這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有十名成員加入民主黨人對他進行了嚴厲譴責，這是美國歷史上跨黨派程度最高的一次總統彈劾。由于參議院未能以三分之二多數判定其有罪，特朗普后被參議院宣告無罪。

《現代政變歷史詞典》的合著者John Chin博士認為，1月6日和在此之前那場失敗的政變有關，但不是政變本身，“對我而言，有趣的政變政治發生在2020年11月和1月5日之間。”在他看來，“在特朗普之前，像美國這樣的地方會發生政變是不可想象的。”

關于大選和拜登就任之間，特朗普的白宮里發生了什么，存在很多疑問。首先是特朗普于2021年1月2日致電佐治亞州共和黨國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的電話錄音，他在其中說“我只想找到11780張選票”；其次是《華盛頓郵報》記者Bob Woodward和Robert Costa去年公開的特朗普前律師John Eastman的撰寫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后來變得眾所周知，Eastman在其中制定了一項史無前例的計劃，勸說時任副總統的彭斯在國會計票時顛覆憲法并否決2020年大選的結果；更出格的是在2020年12月18日橢圓形辦公室的會議中，特朗普據稱討論了沒收投票機并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以推翻選舉結果。

《民主與威權主義政權》一書的合著者Erica Frantz博士指出，自冷戰結束以來，人們使用更微妙的策略來鞏固控制并巧妙地竊取選舉，而不是公然這樣做。Ben-Ghiat教授認為，特朗普試圖策劃的權力攫取方式為“自我政變（self-coup）”或“自動政變（auto-coup）”，即當權者試圖留住權力而進行的政變。而Frantz博士認為國會山騷亂不是一場政變，部分是因為其中沒有有組織的軍隊參與，在他看來，“這是一群心懷不滿的公民和失敗的黨派共同協作的嘗試。”

監測2020年美國大選的國際觀察員將其描述為“競爭激烈且管理良好的”，但他們也表示，“近來的法律挑戰和證據不足的選舉欺詐主張在選舉官員和選民中造成了混亂和擔憂。”2020年大選以來，州和聯邦法官駁回了50多起由時任總統特朗普及其盟友提出的質疑選舉結果的訴訟。直到今天，特朗普仍在繼續他關于2020年選舉收到了廣發欺詐影響的公共攻勢，盡管沒有證據支持他的指控，但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相信他的說法。根據11月發布的Axios/Ipsos民意調查，58%的共和黨人認為2020年存在嚴重的欺詐性投票，這些欺詐性投票改變了選舉結果。38%的人表示他們認為美國的選舉通常是公平的，低于2019年的61%。

美國政府政治不穩定特別工作組的Monty Marshall博士表示，像2020年大選這樣未解決的政治問題會加劇派系主義，而這與政治不穩定相關聯。

在《大西洋月刊》刊登的“1月6日不只發生在美國”（January 6 Didn’t happen just to American）一文中，作者Yasmeen Serhan則指出，1月6日事件的影響超出了美國一國的范圍，特朗普及其盟友在世界范圍內為散播對于民主過程的懷疑和在必要時顛覆選舉打下了基礎。

文章指出，1月6日事件的國際影響的最顯著證據或許是，世界上的一些領導人選擇附和導致危機的煽動性敘事。在過去的一年間，遠在以色列、秘魯和巴西等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毫無根據地聲稱存在欺詐，顯然是為他們的選舉失敗先發制人，或至少積累足夠的不滿情緒來助力未來重回政治舞臺。秘魯前獨裁領導人藤森謙也（Alberto Fujimori）之女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將她在6月總統選舉中的失敗歸咎于廣泛的選舉舞弊，并試圖扭轉結果，但失敗了。被罷免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去年輸給了反對派聯盟，但尚未收回毫無根據的他遭受了“民主史上最大的選舉欺詐……”的說法。在巴西，博索納羅總統似乎正在為一旦在今年晚些時候的大選中輸給前總統盧拉，就提出選舉欺詐指控奠定基礎，因為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他可能落敗。

Serhan繼續寫道，盡管特朗普不是世界上第一個試圖顛覆選舉結果的領導人，但一個美國總統的如此行徑讓其他地方的政客有了做同樣事情的底氣。2022年民主遭到進一步破壞的風險很高，因為特朗普最親密的兩個盟友將面臨重選：巴西的博索納羅和匈牙利的歐爾班。在10月得到了特朗普背書的博索納羅效仿其劇本，威脅說如果輸掉選舉他將不會承認（他此前曾說這樣的結果只能是因為欺詐），并質疑巴西電子投票系統的公正性。本周剛剛得到特朗普背書的歐爾班及其執政黨青民盟反復宣稱，歐盟官員和國際左翼將干涉該國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

文章進一步指出，在1月6日事件前，美國外交官總是援引美國的民主聲譽鼓勵他國遵守民主規范，譴責顛覆選舉，如今這種外交手段不再成為選項。前外交官、前白宮全球參與主管Brett Bruen告訴該文作者：“我們失去了很多道德權威。我們失去說‘看看我們，學學我們’的能力。”

美國的民主危機也改變了它和很多親密盟友打交道的方式，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華盛頓是否還能被視為可靠伙伴表達了疑慮。為此，一些外交官開始強調各國與美國的共同利益，而不僅僅是共同價值觀。很多前美國外交官都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挫敗感，即在1月6日事件后的一年間，幾乎沒有任何加強美國民主或修復受損聲譽的行動。盡管拜登承諾將更新民主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在上月舉行了為期兩天的虛擬民主峰會，但拜登政府尚未通過任何立法來擴大和保護投票權或是國內權力的民主過渡。

參考資料：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1-09/january-6-capitol-hill-riots-coup-one-off-or-omen/100743936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2/01/trump-international-election-fraud-hungary-brazil/621185/

齊澤克：認為比特幣和NFT給我們帶來自由是天真的想法

近日，齊澤克在RT發表了對比特幣和NFT的觀點。在數字控制和操縱已成為常態的世界中，許多人認為加密貨幣和NFT可以實現自由，這并不完全正確。

影響金融系統的變化的最好跡象是兩個相互關聯的新現象的崛起：加密貨幣和NFT。兩者都是從一個自由主義的想法中產生的，即繞過國家機構，在有關各方之間建立直接溝通。

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看到這個想法如何變成了它的反面，比特幣和NFT現在由自己的1%支配和操縱著這個領域。在這里，應該避免兩個極端：既不贊美比特幣或NFT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自由，也不將其視為最新的投機資本主義的瘋狂。

在我們通常的貨幣經驗中，它的支付價值是由一些國家權力機構，如中央銀行來保證的，而國家也可以濫用其權力，通過印制貨幣，造成通貨膨脹等。比特幣，一種數字貨幣或加密貨幣，其價值不受任何公共權威機構的保證。它是由人們現在愿意為它支付的東西決定的。如果他們信任它，他們就愿意為它付錢并接受它作為貨幣。

在這里，在冷酷無情的金融投機領域，信心和信任進入了舞臺：比特幣就像一個意識形態的起因，只有當足夠多的人相信它時，它才會作為一種真正的力量存在——例如，沒有相信共產主義事業的個人，就不會有共產主義。

這與股票的定價方式有相似之處：如果想買的人比賣的人多，價格可能會上升，而當賣家多時，價格通常會下降。然而，一個不同之處在于——至少在原則上——股票的價值不是純粹的自指（self-referential），它指的是有望從“真實”生產中產生利潤的投資。

可以發行或開采的比特幣的最大數量是有限的；加密貨幣發明人中本聰將其上限定為2100萬個（已經開采了約1900萬個）。這使得比特幣類似于黃金和其他貴金屬，但它沒有內在的“真實價值”。

這怎么可能呢？比特幣必須在區塊鏈中注冊，區塊鏈本質上是去中心化的賬本。這個想法是，區塊鏈能夠在不需要第三方（如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情況下存儲信息記錄，因此該系統基本上是自給自足和自我調節的。根據Aesthetics for Birds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一個數字基礎設施，一個額外的好處是避免了第三方增加的巨大法律費用。

在這里，我們偶然發現了定義區塊鏈的緊張關系：正因為沒有第三方，系統本質上是自給自足和自我調節的，每一個新比特幣的注冊/認購都涉及到大量的工作，通過這些工作，新的比特幣將被帶到“區塊鏈上其他用戶的面前”。由于沒有第三方可以讓每個比特幣所有者參考，每個新的所有者都必須精心設計一個復雜的算法和代碼，以保證新的比特幣的具體身份將被所有其他人清楚地感知，同時不會被其他人占有。

區塊鏈——作為一個非異化的“大他者”——需要比銘刻成一個異化的第三方更多的工作，要從比特幣“礦工”中創造這個新領域的新“無產者”。我們從在地底深處做艱難工作的老礦工，走到了19世紀的無產者，再到比特幣礦工，后者辛勤地在數字“大他者”中構建和確保比特幣的空間。

這里的悖論是，他們的工作不是為了生產新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創造新的交換價值空間。為了保證比特幣不需要一個合法的外部機構和隨之而來的法律費用，需要作出努力，這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使用大量的能源（電力），這是一個沉重的生態負擔。比特幣作為全球性的、獨立于特定國家機構的潛在進步思想，因此以一種破壞其前提的形式實現了自己。這使得它與NFT相似。

NFT（非同質化代幣）——被柯林斯字典宣布為2021年的年度詞匯——也是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反國家的、自由主義的嘗試而發明的，目的是將藝術家的自主權從機構的桎梏中拯救出來。我們為這個想法付出的代價是：“創建一個NFT即是試圖在沒有的地方創造人為的稀缺性。任何人都可以為數字資產創建一個NFT，即使它背后沒有實際的資產！”

NFT的矛盾之處在于，它們將稀缺性引入了一個人人都能免費獲得物品的領域。出于這個原因，NFT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財產的概念，即在數字空間中擁有某種東西的概念。

“通過訂閱服務，我們有暫時的訪問權，但永遠不會擁有一件東西。在一些相當重要的意義上，我們可能會問，如果我們擁有某樣東西，它會是什么？一部電影或音樂的原作？也許吧。但在現實中，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東西要么是臨時訪問，要么是下載。這種下載可能與其他所有的下載完全相同。換句話說，我們擁有它并不排除其他人也擁有它。這就是為什么即使是在網上擁有一件藝術品的想法也有一絲荒唐的意味。如果歌曲以文件形式存在，它可以在無限多的數字空間中以相同方式存在。但NFTs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人工稀缺性。在一個復制成本為零的世界里，它們為我們提供了數字收藏品。”

一個NFT幾乎沒有使用價值（也許它給所有者帶來一些社會聲望），支撐它的是其潛在的未來交換價值。它是一個有價格的復制品，一個可以帶來利潤的純粹象征性所有權的項目。黑格爾在這里的關鍵洞察力是——就像在比特幣的案例中一樣，盡管比特幣和NFT作為一種異常現象出現，作為貨幣和商品“正常”運作的一種病態偏離，這兩者有效地實現了一種潛力，這種潛力已經包含在商品和貨幣的概念中。

德裔美國人億萬富翁、PayPal的聯合創始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就是一個例子，他宣稱“[人工智能]是共產主義的，而加密貨幣是自由主義的”。為什么？因為有了人工智能，“你將會有一只索倫（Sauron）的大眼睛（英國作家托爾金奇幻小說中的魔眼，能看到一切）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看著你”。

不可能錯過這里的諷刺：反列寧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泰爾所依賴的正是他所痛恨的“列寧主義”人工智能機制。前特朗普顧問史蒂夫·班農也是如此，據稱他（又是一個諷刺）將自己描述為“列寧主義”。

“班農的白宮冒險只是漫長旅程中的一個階段——革命民粹主義的語言、戰術和從左翼向右翼遷移的戰略。據報道，班農曾說：‘我是一個列寧主義者。列寧……想要摧毀國家，而這也是我的目標。我想讓一切都崩潰，摧毀今天所有的機構’”，泰爾提醒我們說。

這個正在喋喋不休地反對大公司與國家機構一起控制和剝削普通美國工人的班農，據稱曾打算在2016年的選舉活動中使用復雜的人工智能。據透露，班農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曾擔任劍橋分析公司——一家政治咨詢公司——副總裁，該公司從Facebook刮取了大量的用戶數據，向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提供感興趣的人群信息。

泰爾的反列寧主義和班農的列寧主義之間并不存在矛盾：如果我們對“列寧主義”的理解是對人口進行全面數字控制的做法，它們都是在保持自由主義面孔的情況下實施的。區別只在于，對班農來說，列寧主義意味著對國家及其機構的破壞（當然并沒有真正的意圖）。

總而言之，數字控制和操縱并不是今天自由主義項目的一個異常現象，一個偏差，它們是其必要的框架，其正式的可能性條件。這個系統只有在數字和其他控制模式的條件下才能提供自由的表象，這些控制模式調節著我們的自由——為了讓這個系統發揮作用，我們必須在形式上保持自由，并將自己視為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