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潘涅庫克在著作《銀河北部》（Die n?rche Milchstrasse，1920）中繪制的一幅圖畫，描繪了銀河北部的一部分。這種表現方式與他對等照度星圖和“平均主觀圖像”的平行運用形成了鮮明對比。? www.semanticscholar.org

利維坦按：

國內對于潘涅庫克的介紹寥寥無幾，今天的文章算是比較詳盡，可以從中了解此人生平及政治、哲學、宇宙觀。在“觀念的追隨”上，我們能夠看到潘涅庫克思想脈絡中歷史唯物主義的影子，他對人眼觀察宇宙的理解也很有意思——和當時所謂的客觀成像不同，潘涅庫克認為，既然“物質實在”是流動不居的，而思想又有其物質基礎，該如何呈現觀測者肉眼/大腦機制下的畫面，也一定要把兩者的變量考慮進來。按照文中的話說就是，“……它并不回避觀測宇宙這一行為所固有的爭議性和個人性，而是將這種爭議性融入其方法本身”。

賈科梅蒂作品，1959年。? 賈科梅蒂基金會

這讓我聯想到了藝術家賈科梅蒂的藝術理念：反復否定作品，來達到一種動態的失敗與未完成。從這個意義上，潘涅庫克的銀河圖像倒是與賈科梅蒂的瘦削人形有了殊途同歸的意味了。

我們有一個新號【利維坦行星】，可以關注

你們只不過虛有其表，

看上去如同烈火燃燒，

靈魂其物不屬于你們，

心頭亦無溫暖柔情照耀。

——卡爾·馬克思，《致星星之歌》（”Song to the Stars”，1836）

在欣賞荷蘭天文學家、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委員會共產主義（council communist）理論家安東尼（“安東”）·潘涅庫克（Antonie (“Anton”) Pannekoek，1873-1960）一生繪制的許多以銀河為主題的圖畫時，我們并不能馬上理解自己在看的是什么。

星帶看起來像一條被抹花了的脊柱，有時是“真”色（白色的星星繪在黑色的背景上），有時卻是反色，星星被畫成了黑點，銀河的“銀白河水”則是一片漆黑。它們既模糊又精確——介于木炭拓片和X光片之間。

事實上，從技術層面而言，這些圖畫繪制的根本不是銀河，因為根據潘涅庫克的說法，我們無法以“純粹客觀實體”的形式觀察到它。盡管在潘涅庫克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即使是技術高超的天文學家在觀星時也會受到觀測偏差的影響（這種現象被稱為“人為誤差”） ，但潘涅庫克更進一步，他認為我們所感知的銀河實際上是一種視覺把戲，出現在星星和地球表面觀星者的相交之處。

在1897年的某一期《通俗天文學》（Popular Astronomy）上，潘涅庫克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了人們所觀察到的銀河彼此不一致這一廣為人知的問題，并提出猜想稱，“銀河的這一現象的特性是否使得它無法被確切地描繪？”

這不僅僅是觀測科學的失敗，它反映的是銀河的本質——銀河是一種視覺假象，其形狀根據這些條件而變換：觀測者的生活經歷、所處的歷史時期，以及這些經歷提示心靈從現實的流動本質中構建出模式的方式。

因此，潘涅庫克的繪畫本身就是一種感知行為——這種方法受到了他的政治信仰影響。

與引用費爾巴哈、黑格爾和赫拉克利特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潘涅庫克認為物質實在是“一條永遠處于運動中的連續而無限的河流”。他同樣相信，人類的大腦傾向于從這種流動性中生成固定、抽象的模式，這些模式總是受到所處社會和歷史的限制。

因此，任何觀點，包括對天頂群星的觀點，總是在觀測者的頭腦中根據他們個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他們所在地方和所處時期的獨特的物質條件來創造和重塑自身。

喬治·巴比爾（George Barbier），《銀河》（La Voie Lactée, 1921），1921年。圖中晚禮服和披肩為沃斯時裝屋成衣（譯者注：House of Worth，法國著名高級時裝工作室，本圖為該品牌宣傳圖）。? wikimedia

盡管制圖技術已然變得更加先進——例如用以繪制銀河的射電望遠鏡和伽馬射線儀器——機械客觀性卻未必變得更加可信。“天文學的歷史大半由隨技術進步不斷變清晰的觀測視野組成。”阿尼亞·文圖拉（Anya Ventura）如是寫道。然而，由于這些技術所依賴的數據收集形式超越了人類的感官能力，總是需要一些額外的過程來將它們的發現轉化為我們能夠體驗的東西。

? NASA

這些過程通常被排除在面向公眾的敘述之外，其中充斥著主觀的決定。例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哈勃望遠鏡拍攝的第一批照片上，銀河呈現出了豐富的青綠色、銹色、紫羅蘭色和深紅色，但這些景象都是人工上色的，這讓公眾感到失望，他們覺得自己被“欺騙”了。

哈勃網站回應說，人工上色讓觀測者“得以看到通常情況下人眼永遠看不到的東西”。正如洛林·達斯頓（Lorraine J. Daston）和彼得·蓋里森（Peter Galison）所說，科學成像的客觀性依賴于對肉眼之高度不可靠性的建構。

相比之下，潘涅庫克的繪畫創作于機械之眼正在取代天文觀測中傳統手工測繪地位的時期，這些繪畫代表了天文制圖的另一股潮流——它并不回避觀測宇宙這一行為所固有的爭議性和個人性，而是將這種爭議性融入其方法本身。這種從事科學的方式并不否認它受限于生活在地球上所帶來的物質和歷史條件。

潘涅庫克在柏林時期，約攝于1908年。? geheugen.delpher.nl

潘涅庫克于1873年出生在荷蘭，正值《共產黨宣言》出版25年之際。他在萊頓大學學習數學和物理，在還是一名學生的時候就發表了有關銀河的第一篇論文。在閱讀了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烏托邦小說《平等》（Equality，1897）后，他對社會主義產生了興趣，并開始研究馬克思和約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哲學思想。

事實證明，他的科學和政治生涯難以調和，在因支持罷工而受到譴責后，他最終辭去了天文所的工作。他決定將自己的一生獻給革命政治，先后移居柏林和不萊梅，在兩地均發表了大量著作（通常使用筆名），并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創辦的學校里教授歷史唯物主義。

西奧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指出，潘涅庫克的影響力遍及全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許多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對列寧和托洛茨基還幾乎一無所知的時候”，潘涅庫克的名字已經為人熟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他對共產主義國家不再抱有希望，成為了委員會共產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這股思潮反對國家社會主義，主張由工人委員會領導的革命。盡管列寧在其《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1917）中對潘涅庫克給出了正面的評價，潘涅庫克在政治上最為人所銘記的或許是他在1938年寫的《作為哲學家的列寧》（Lenin als Philosoph）一書，該書批判了革命者對“抽象現實”（the reality of abstractions）的信仰。

這是1906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紀念某所學校的建立而拍攝的照片，潘涅庫克位于最左側。? www.semanticscholar.org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潘涅庫克從德國返回荷蘭，再次來到萊頓大學，在那里他逐漸重拾了教學工作。在學校董事變更后，潘涅庫克最終被提名為天文所副主任，但他對共產主義活動的參與廣為人知，荷蘭政府由于害怕正席卷整個歐洲的共產主義革命浪潮，否決了這一任命，“仿佛他的宣傳活動會給星星帶來危險似的”。1921年，潘涅庫克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成立了天文學研究所，如今，該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譯者注：即安東·潘涅庫克研究所/Anton Pannekoek Instituut）。

在潘涅庫克第一次被解雇前后，他曾經將萊頓大學的方法形容為“單調乏味”、“過時”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天文學致力于自身塑造成為一門“精確科學”，并通過在研究方法中引入警惕的態度、監測的動作和簿記的手段來強調對“人為誤差”問題的承認（威廉·阿什沃思[William Ashworth]稱其為“會計師的世界觀”）。在《天文學歷史》（A History of Astronomy，1951）中，潘涅庫克問道：

“銀河到底是什么？確切地說，它是一個魅影；但這魅影是如此瑰奇，有著豐富的結構和形式，明亮和暗淡的形狀，在深沉的夏夜里，它是大自然賦予人類凡眼的最美麗的景色。的確，它的閃爍微光是如此黯淡，若是用力去看它，它便會從視野中消失——只有視桿細胞才能感知到它，視網膜上的視錐細胞卻不行，因此只有通過間接視野才能看見它；然而，當其他一切眩光都消失時，它就會讓人意識到何為璀璨之美。”

一幅由瓦迪斯瓦夫·T. 本達（W?adys?aw T. Benda）創作的炭筆畫，描繪的是在銀河與月亮映襯下的地球，一位蒙著面紗、披著長袍的人正注視著它們，約繪于1918年。本作品是本達為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散文《地球的未來》（“The Future of Earth”）所繪的配圖。

由于組成銀河那閃閃發光的“河水”的恒星中，有一些較為黯淡，而人眼接收這些光線的方式又稱得上不可預測，潘涅庫克認為，大腦（它傾向于將事物抽象化）在光線和黑暗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模式，并且這些模式會因觀測者的生活經歷不同而有所不同。

潘涅庫克設計了一種方法來生成他所謂銀河的“平均主觀圖像”（mean subjective image），這種圖像由多重、分層的視圖組成。為了繪制這種圖像，他收集了其他數位觀測者對銀河的記錄，起初是書面描述（他認為速寫在繪制過程中更容易失去準確性），后來又納入了一些焦外成像照片，在這些照片中，底片被有意地置于焦平面之外，這樣光線的分布就更加充分，模仿了人眼感知天體光線的方式。

書面記述和焦外成像照片都被轉換成“等照度星圖”（isophotic maps），它與不同光強相對應，其方式類似于用地形圖記錄地形海拔：用一條線圍起一塊發光強度相同的區域，隨后對每一條線賦一個值。通過計算每條陰影線的平均數值，便得到了平均主觀圖像。一旦計算出平均數值，潘涅庫克便親自將這些星圖繪制成圖。

潘涅庫克《銀河北部》中的一張表格，表格中將他自己觀測到的光度數據與其他三位觀測者的觀測結果合并（科內柳斯·伊斯頓[Cornelis Easton]，奧托·伯迪克[Otto Boeddicker]和尤里烏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用于生成“平均主觀”圖像。? articles.adsabs.harvard.edu

一張等照度星圖（左）及其“平均主觀圖像”（右），摘自潘涅庫克的《銀河北部》。兩幅圖像都描繪了銀河北部的同一區域，但右邊的圖像對潘涅庫克的觀測與其他數位天文觀測者的記錄取了平均。? articles.adsabs.harvard.edu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潘涅庫克的反色銀河星圖有一些極為陌生之處。地圖的陰影既有著精細的輪廓，又模糊不清，就像一條皺巴巴的床單在晨起時的皮膚上可能留下的痕跡。

它們是自然主義的，但并不具備照片的真實感，因為它們的制作方法涉及到對所謂攝像鏡頭之客觀性的懷疑。這些圖像所針對的是某種無論如何也難以捉摸的東西——不同人類和機械視野的“平均值”——然而，它們又是以高度的小心和嚴謹來捕捉它的。

在所有行業都日益機械化的時代，潘涅庫克并不一定主張用基于機器的感知方法取代書面記錄，而是尋求某種形式的集體主觀性，將不同的“有機”和機械的觀察方式結合在一起。

如果說，后啟蒙時代的技術科學史的一大部分都可以解釋為在追求機械化視覺以增加其準確度與精密度，那么潘涅庫克則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移動，他扭曲相機的“目光”以使其更接近人類的視線。

這是潘涅庫克的一幅“反色”銀河炭筆畫，摘自他的《銀河南部》（Die südliche Milchstrasse，1928）。? www.researchgate.net

當潘涅庫克努力將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科學生涯分開時，那些曾經仔細研究過他作品的人（包括雷根斯堡大學科學史學者奧馬爾·納西姆[Omar Nasim]和戴少康[Chaokang Tai]），卻觀察到他的政治信仰滲入到了他的科學信念和方法之中。潘涅庫克對于銀河的理解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的。

例如，在一本名為《階級斗爭與國家》（Class Struggle and Nation，1912）的小冊子中，他描述了一種受到狄慈根影響的歷史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賦予“感知”以深刻的重要性。

“在思維面前，外部世界就像一條永無止境的河流，不斷變化著；思維記錄下它的影響，將這些影響融合到一起，把它們加入到思維既有的一切之中，并將這一切元素結合起來。”

潘涅庫克在1944年也寫過類似的主題，他稱思想“并非獨立的實體”，而是“聯系和相互關系”，這些聯系和相互關系由動態的運動過程所定義，并與物質條件糾纏在一起。

因此，對于潘涅庫克而言，銀河的“平均主觀圖像”與其說是一個靜止的平均值，不如說是一段過程，在思緒逐漸和觀測形成聯系之際捕捉了思緒之動態本質的過程。它是構成所有現實的更廣泛波動的一張快照，一個瞬間。

潘涅庫克在《人類起源》（Anthropogenesis）中提到了人類擁有依據“被打磨過的平均值”來尋找“模式”的能力，這是一種自動的組織過程，感官知覺會通過“在黑暗深處積累自身，逐漸變得平滑、彼此合并”來影響意識思維。這意味著，人在某一特定學科中接受的訓練越多，他們所識別的模式就越符合他們已經學到的東西。

在今天，潘涅庫克所說的可以被稱為“確認偏誤”；不過，在“思想源于物質”這一更廣泛信念的語境下，潘涅庫克指的與其說是一個不幸的人類缺陷，不如說是我們與世界建立關系的方式中的一個基本方面。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科學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由私人財富資助，潛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也因此在資產階級出身和科學天賦之間構建起了聯系。潘涅庫克在《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Marxism and Darwinism，1909）中堅決反對這種觀念，他試圖證明，盡管達爾文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階級斗爭的工具”，但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組成了一個整體”（對馬克思來說，達爾文的研究將辯證思維引入了自然科學，動搖了此前將“自然秩序”視為一條固定、穩定的鏈條的觀念）。

戴少康指出，潘涅庫克同樣拒絕19世紀人士普遍持有的一種觀點，即科學家擁有“卓越的洞察力”（這是一種天生的技能，可以準確地觀察到現實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潘涅庫克信奉思想具有物質基礎，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學習實踐科學。

如果學習實踐科學的工具由無產階級而非自由科學機構所有，那么科學就不會再被資產階級所支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潘涅庫克寫道，“（科學）是一個單獨的階級，即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的特權和專長”，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有人都將分享科學知識”。

安東·潘涅庫克的《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封面（1912版）。? archive.org

潘涅庫克否認了特殊科學天才的存在，但這并未貶低后天所獲得的技術技能的價值。奧馬爾·納西姆探究了潘涅庫克的科學實踐如何以工匠技藝和手工為核心（納西姆稱之為“一種強勢、操作性的‘手’的在場”），從而強調了不同形式的勞動如何參與了科學知識的生產。在這個意義上，潘涅庫克也將被神秘化了的天文學科拉回了凡塵俗世（按照納西姆的說法，天文學“并不奢望在近處尋得自己的研究對象”），強調了令天文學思想成為可能的物質條件。

潘涅庫克做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卻從未能完全調和兩者；盡管如此，如今他正日漸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天文學家被人們銘記。人們之所以對潘涅庫克的雙重追求重新產生了興趣，似乎與我們對科學與制度暴力如何相互交織的認識不斷提高有關，這促使人們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科學研究。一門被社會主義政治所啟發的科學會是什么樣子？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家在哪里？

從政治角度而言，現代天文學的求索遠非仁義。它在歐洲的發展與全球數據收集、繪圖和標準化系統的出現密切相關，這些系統剝削全球各地的物質資源，同時將歐洲定位為世界知識中心。正如亞歷克斯·方（Alex Soojung-Kim Pang）在《帝國與太陽：維多利亞時代的日食探險》（Empire and the Sun: Victorian Solar Eclipse Expeditions）一書中所說，天文學研究成為了歐洲國家將西方科學規范和信仰作為客觀真理強加于人的一種方式。

在南半球的殖民地建立天文臺是歐洲大學一種常見的做法，這些天文臺能夠提供不同的夜空星圖。潘涅庫克本人從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的殖民地基礎設施中獲益匪淺，當時兩地還是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盡管如此，當我們以當今的視角批判性地審視潘涅庫克的著作所依據的哲學思想，或許可以說它促成了一股科學思潮，這股思潮微妙地削弱了將某些世界觀強加于其他觀點的做法，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知識生產的遺產。

這張照片拍攝于1926年的一次前往蘇門答臘的“日全食”研究之旅，潘涅庫克也參與了這趟旅程（第二排左起第一個人）。身穿白色制服的是荷屬東印度群島殖民軍的士兵。? semanticscholar.org

對夜空的辯證觀點開辟了一條超越真理和虛假之間絕對二元對立的道路，喚起了一種科學嚴謹和精確的形式，其目的不在于讓自身顯得徹底完成或是無可爭辯。

因此，潘涅庫克的繪畫與更早期的天文學形式遙相呼應，正如夏洛特·比格（Charlotte Bigg）所寫的那樣，這種早期形式采用的是“定性的、文學的和美學的方法，而不是對現象的定量、數學的方法”。通過突出解釋的多樣性，潘涅庫克朝著一種更自下而上、更去中心化的科學方法邁進，這種方法或許能夠為反殖民和反資本主義的方法論提供補充。

潘涅庫克的素描最初之所以能吸引我的興趣，是它們作為審美對象而言質量很高，我猜這也是這些素描得以留存下來的原因之一。對潘涅庫克來說，審美境界是人類思維能夠從無序的宇宙中建立秩序的一種表現。正如約翰·哈特爾（Johan Hartle）所寫：“這種在宇宙秩序、自然、人類社會，甚至個人主體之間存在深刻同構關系的觀點……承諾建立一個以物質力量的自我調節系統為基礎的社會。”

因此，銀河圖像與其說是天空的圖像，不如說是人類主體的宇宙之鏡，它揭示了個人與集體、思想與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藝術、科學與政治之間的深刻對應。

文/Lauren Collee

譯/苦山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marxist-astronomy-the-milky-way-according-to-anton-pannekoek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原標題：《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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