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阿姆斯特丹高速公路的支路邊，有一片看起來并不大的白色預制房住宅區。這個被稱為Starblok Riekerhaven的項目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創新型住宅兼社會實驗。2016年7月以來，超過550個28歲以下年輕人來到這里居住。他們中有一半是荷蘭人，包括了學生和負擔不起阿姆斯特丹高房租的人。另一半是最近從中東和非洲等來到這里的難民，他們渴望在一塊新的地方開始新生活。

這兩群人不僅被鼓勵混居，而且要自覺地意識到他們正在共同建設一個新社區。他們組織社區活動，比如觀摩電影之夜和足球比賽。經過搭伙結對子的方式，他們學習到彼此的文化。他們還分享維護建筑和場地的責任，這種“自我管理”方式通過維護生活空間的共同目標，把居民團結起來。

這個項目在方法上很有特色，要求參與市政府官員、公租房的物業管理者、還有住戶本身提供眾多創造性的點子。在短短九個月中，他們把一個看似異想天開的想法，發展成一個極具潛力的讓難民融入社會的歐洲模型。

異想天開的歐洲模型

2015年，里昂·鮑勃（Leon Bobbe），社會住宅企業（social housing corporation）De Key的CEO正在尋找一處新地塊，可以安置數百個空的集裝箱公寓，這些集裝箱不久前剛為永久性住宅的建設讓出了地方。這種低成本的可移動住宅是阿姆斯特丹學生住房的流行選擇。 而荷蘭的社會住宅企業有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可支付住房的義務。De Key的專精領域就是服務年輕人，尤其是學生和剛開始工作的人。

何處安置臨時公寓的問題也傳到了阿姆斯特丹住房事務委員勞倫斯·伊文斯（Laurens Ivens）那里。伊文斯已經為如何給2400名難民（這是荷蘭內政部確定的年度目標）提供住房忙得焦頭爛額。他于是聯系了自己的同事艾哈邁德·巴阿杜德（Achmed Baadoud），他是阿姆斯特丹西區當地議會的主席，這個片區有大量的摩洛哥和土耳其人社區。

巴阿杜德建議公寓可以短期內安置在他負責選區的運動場地上。伊文斯提出，這些公寓能否安置合法難民（status holder），即政府許可的在荷蘭停留、學習與工作的難民。巴阿杜德同意了，但附加了一個條件。

“我需要的可不只是合法難民，我對自己選區也有義務，也要向這個區的年輕人提供住房，”巴阿杜德回憶道，“此外，十年前我們已經犯了讓移民聚集居住的錯誤。現在，他們仍然不會說我們國家的語言，也沒有充分參與。我們的目標是把新來的人轉變成阿姆斯特丹的公民，如果他們和當地居民混居可能效果會好得多。所以我說：把這兩個群體結合起來。”

給年輕人和難民一個未來

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以低于市場的價格把地塊賣給De Key，使用期為9年。此后，這個區域開始規劃新型的居民社區。這對鮑勃是好消息，他說：“租戶收到的租約最高年限是五年，我們稱為校園合同，我們所有的學生住房都采用這種合同。”

所有的實踐細節都研究過后，鮑勃還想精益求精。他需要的不只是一個功能性的住房項目，他希望可以建設一個居民能建立持久社交聯系的社區。他展望的是像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娜區（Christiania）那樣充滿自由精神的寮屋村（squatter village）。鮑勃說：“但凡事不會自動成形，而是我們如何來組織的問題。”

De Key找到了另一個參與的組織：Socius，一個專精將商務樓改造成年輕人住房的住房組織。Socius的歷史上曾采用了各種非同尋常的策略使住戶融入社區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所有的項目都包含了某種程度的自我管理，”皮姆·昆特（Pim Koot），Socius的商務經理說，“所以我們對這種組織活動有經驗，而混合居住的租戶讓這個項目變得十分獨特。”

在Starblok Riekerhaven項目中，Socius負責選擇280位荷蘭租戶。“很多年輕人在尋找負擔得起的住房，但在這個項目上，我們要讓他們明白究竟會遭遇什么情況。我們期望年輕人能作出積極的貢獻，”昆特說。

任何28歲以下的人都可以申請：除了通常的書面申請，申請者還要填寫問卷，解釋他們加入這個特別項目的動機。沒想打，收到的申請是住房數量的三倍多。“我們還要根據個人動機進行挑選，”昆特解釋。

而選擇適合居住的難民是市政府的責任。除了決定待在荷蘭，他們還必須是28歲以下的單身人群，這個項目不面向情侶和家庭。

“這些合法難民大部分來自敘利亞和厄立特里亞等國家。對于難民來說，這個項目是邁向新生活的踏腳石，”巴阿杜德說，“對于荷蘭年輕人同樣如此。我們不介意阿姆斯特丹之外的年輕人加入，尤其是那些來自富裕社區的年輕人。因為在這里他們能了解這座城市的多樣性。”

22歲的阿努克·杜巴（Anouk Duba）就是來自阿姆斯特丹外的荷蘭人。她說Starblok Riekerhaven的多元文化是吸引她的原因。“我想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接觸，希望外國人覺得這里滿意，”杜巴說，盡管她承認外界對這個項目有所懷疑。“當我告訴我的朋友這個項目時，他們還不能理解我為什么要來這里。他們有時會覺得害怕，因為他們覺得這里不安全。”

阿努克·茲萬（Anouk Zwaan），另一個來自阿姆斯特丹外的年輕人說她聽說了類似的事情。但希望她在這個社區的正面經驗能改變公眾對難民的態度。茲萬說，“我來自相當純粹的白人社區，我的朋友和父母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我爸爸很擔心，但我在這里真的一點也不害怕。”

無須語言的交流

住戶入住幾個月后，Socius組織了荷蘭人租戶和難民相互了解的見面會。杜巴回憶：“當時有點尷尬，我們就玩了不少游戲來增進了解。”Socius還有另外的安排。他們希望發掘荷蘭居民和難民之中自然涌現的領袖。“通過這些集體活動的練習，我們希望發現誰是團體的組織者，誰是能集結社群的人，”昆特說，“為了組織自我管理，我們正尋找社群中能夠托付特別任務的人。”

有一個破冰性質的游戲要求居民在不能相互說話的前提下抬起一塊巨大的木條。來自敘利亞阿勒頗的阿卜杜拉·扎克拉特（Abdullah Zakrat）參與了那個活動。他回憶道：“這是一個學習如何作為社群運作的練習，而不是突出個人。” 之后，扎克拉特被選為管理Starblok Riekerhaven的五個項目管理者之一。這是一個官方職位，他和其他人可以從Socius那里領取薪酬。“我一個月工作30到70小時，”他說，“作為項目管理者，我們負責安全和衛生，保持這個地方有條不紊。”

除了項目管理者，Socius還選擇了其他租戶從事有薪的兼職工作，擔任關鍵的管理角色。社區有一個技術隊伍：兩人維護建筑和場地，一人負責財務，還有個兩人的溝通小組。Socius在Starblok Riekerhaven留下了一個項目協調員來支持這些人員，但日常的工作始終由租戶處理。De Key也從Socius學習了如何組織租戶進行自我管理，并將最終接過監督的角色。

昆特和鮑勃十分樂意見到租戶自我管理系統生效。他們相信一個活躍主動的社群遠好于被動的租戶，有助于實現難民融合的目標。他們也希望打破難民難以勝任工作的觀點，讓所有的居民看到他們自身的貢獻。鮑勃對處理媒體問題的溝通小組熱情最高，“如果記者接近了我們，我們就把他交給媒體協調員，讓他們處理所有的事情。這對我們來說，也是新的工作方式。”

包容性的倡導者

從住宅單元上看，Starblok Riekerhaven以配有公用房間和大型廚房的單人間為主，也有帶浴室和兩人共用廚房的雙人間。小單元和大單元經過精心分配，以確保住宅群中文化背景、性別和語言的多樣性。單人間的月租金是510歐元，包含了水費、電費、暖氣費和網費。雙人間的租金更少些。荷蘭租戶和難民支付同樣的租金。

建設一個超過500人的社區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所以這個項目的想法是自下而上，以建立每一處廊道的社會聯系為先。經過見面會，在每個廊道選出兩個組織者（一個荷蘭人和一個難民），一個廊道大約有20個人。他們稱為gangmaker，這是一個雙關含義的荷蘭詞，gang是走廊的意思，而gangmaker是發起派對的人。

Gangmaker負責帶領人們參與社會活動，比如集體聚餐和看電影。他們還要保證日常事務的平穩進行，比如居民照規定處理垃圾，不發出噪音等等。納洪·博哈涅（Nahom Berhane）是一個24歲的厄立特里亞人，一處走廊的gangmaker。他說道：“當然你不能強迫所有人加入，但遇到有些比較害羞的人，你就需要找到方法幫他們客服焦慮。”

有如此多的文化，在交流上難免有些困難。盡管很多難民在上語言課，走廊里講英語的人還是超過了講荷蘭語的。Socius也提供了跨文化溝通的培訓。博哈涅覺得很有用。“如果你發現有些事情只對某些人來說正常，但對另一些人不正常，那該怎么辦？”博哈涅引用了幾個月前的發生一段插曲：一群厄立特里亞人在外面點火，這是他們稱為Hoye的傳統習俗。一些人害怕火而感到恐慌。“但大家都很感興趣，要親自去看一看。”阿努克·杜巴就是一個去看火的人，她說，“最后的結局以我們一道跳舞告終。”

租戶還可以參與結對子。比如，有共同藝術或體育興趣的難民和荷蘭居民可以互相幫助。杜巴和她的室友都有敘利亞的對子。“一天我們去他們家，他們為我們烹飪了一道豐盛大餐。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十分有趣。他們中有一位之想成為記者，正好我朋友就是一名記者，于是她就講了如何寫好一篇文章。”

“參與”并非對所有人都是容易的。阿努克·茲萬比其他人來的晚。她最滿意的是獲得了自己能負擔起的住房。“在學習和超市工作之外，我沒有太多時間社交,”茲萬說，“但到了某個時候我或許也要結一個對子。”

過去一年參與Starblok Riekerhaven項目的每個人都學到了很多東西。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組織團體要靈活地思考。艾哈邁德·巴阿杜德自豪于市政府能夠在部門的慣例之外行動。“看待問題時，我們要采取不同角度，比如讓Socius這樣的組織來引導行動。”他說。

對于De Key的里昂·鮑勃來說，這個項目包含了一整套新方法。“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給予年輕人一個未來，而不是作包辦的家長”他說。阿勒頗租戶阿卜杜拉·扎克拉特（Abdullah Zakrat）贊同這點：“我們可以自己來做。能認識到這點，對大家很重要。”

這個項目依然在演進，時間會證明它能否成功。巴阿杜德稱它為“歐洲實驗室”。他認為當地領袖很重要，“我們感受和傾聽人們的真正需要。那些背井離鄉的人不是來荷蘭滑雪的。他們希望被看到、被聽到、被認同。我想給更多的人展示，這種新的多樣性會有益于我們，而不是威脅我們。”

(本文由徐東東編譯自citi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