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1日是老牌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紀念日。即使對出版社不太了解的人，家中多少也會備著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華字典》或《現代漢語詞典》。在跨越三個世紀的漫長生涯中，商務印書館從上海的三間民房起步，歷經戰亂，輾轉遷往長沙、香港、重慶等地。但在每一個艱難的時期，都有重要的書籍出版。

著名作家巴金曾感慨，“我是五四的產兒，我通過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走上文壇。”胡適更是如此肯定商務印書館的成就，“得著一個商務，比得著一個什么學校更重要。”陳云也曾在商務印書館“當過學徒、店員，也進行過階級斗爭”，他曾說：“商務印書館在解放前是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業單位”

2月11日，以商務印書館歷史為主題的“起步——中國現代出版”專題展在上海天通庵路190號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開幕。澎湃新聞記者整理了部分展覽照片，從這些珍貴的歷史照片中，或許能找到商務印書館何以被稱為“中國現代出版起點”的答案。

由三間民居起步，以扶助教育為己任

1897年2月11日（農歷正月初十），商務印書館創業于上海。四位創始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都是教會主辦的美華書館的排字工人，他們集資不足4000銀元，租借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的三間民居開業，代印一些圖書、宣傳品和教會機構的印刷品。

1897年商務印書館創業時，初設在江西路德昌里的廠屋。

此后，商務印書館盤入日本人經營的修文印刷局，更新了設備，經過兩次搬遷，自建了廠房，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1902年，夏瑞芳邀請時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的張元濟入館，二人相約“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為商務印書館的發展奠定了方向。

夏瑞芳

張元濟

1902年初張元濟入職后協助創設編譯所，籌劃并編纂中小學教科書，直至1918年由高夢旦接任。這一時期，商務印書館編印了多種教科書、參考書、工具書、翻譯書，使商務成為當時全中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出版企業。其中，1904年開始推出的《最新國文教科書》等新式教科書盛行十余年，行銷數百萬冊，曾經占全國教科書供應量的80%。

此外，還有三方面的成就使商務印書館遠遠走在同行前列。一是推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國學術、文學名著，將西方社會科學、文學大規模引入中國；二是主持影印《四部叢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出版大量工具詞典，其中包括中國第一部大型現代語文辭書《詞源》。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

1903年，中國的第一份正式版稅合同，是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與商務印書館簽定的。

1907年4月，商務印書館印刷所、編譯所在寶山路新廈落成。地基2畝，廠屋用洋式，依據最新建筑法造成。此時，印刷所分設17個部，職員職工1330余人，在外印刷裝訂約千人。

經過這次搬遷，商務印書館規模更加壯大。

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內的編譯所大樓（攝于1926年）。

1915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全體同仁合影。

1912年商務印書館在棋盤街（今河南路211號）建造的總發行所新樓。

1923年，商務印書館在閘北天通庵路設立第五印刷所。（攝于1926年）。

華文排字部工人按稿取字排版（Francis E. Stafford攝于民國初）。

1930年代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及印刷制造廠全景（占地80畝）。

亞洲最大的圖書館被焚，30年珍貴收藏毀于一旦

商務印書館另一項蜚聲海內外的成就是創辦了東方圖書館。

1924年，商務印書館在寶山路建成五層鋼筋水泥圖書館大樓，編譯所遷入，取名“涵芬樓”。1925年在涵芬樓設立東方圖書館，1926年5月3日開放民眾閱覽，由王云五兼任館長。

涵芬樓是商務收藏珍貴古籍和外國新書的場所。自1902年張元濟進館之后，在夏瑞芳支持下，由高夢旦、蔡元培等相助進行收藏。1909年由編譯所圖書室改名為涵芬樓。藏有宋刊本129種、2514冊，地方志2000余種、6萬余冊，以及各類參考圖書等共計51.8萬余冊，圖片照片5000余種。這個收藏量，比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還多，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圖書館。

東方圖書館于1924年建成，當時號稱東亞第一的圖書館。

1932年1月28日晚上，日軍陸戰隊多架飛機侵犯閘北，29日再次從閘北上空商務印書館總廠投擲6枚炸彈，第一枚擊中印刷部，第二枚擊中棧房，當即爆裂起火。日軍繼續擲彈，全廠濃煙彌漫，場中各種印刷機器全部燒毀，焚余紙灰飛達十多里外。

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數十年精心打拼的家產被焚殆盡。

三天之后，2月1日早上8點，商務印書館寶山路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又遭日本浪人潛入縱火焚燒，煙火沖天直至傍晚。炮火中，除移藏在銀行保險庫中的574 種約5000 余冊善本精品得以幸免外，東方圖書館30年來搜羅得之巨量中外圖書、及大部分之四部各善本圖書，積累多年之全部中外雜志報章，全套各省廳州縣志以及編譯所所藏各項參考書籍及文稿，全部化為灰燼。

在這場劫難中，商務印書館損失16,330,504元，約80%資產毀于一旦。

大火焚燒后的東方圖書館。

以出版支持大后方文化建設

1932年2月1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決定上海總管、總務處、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一律停業，所有總管同人全體停職，成立特別委員會，由張元濟任委員長辦理善后。

董事會隨即作出決定，由主要負責人組成復興委員會。以“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口號，開始一系列的復興活動。同年8月1日復業，公開向社會承諾1932年10月1日起，實行日出新書一種。

這一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黎錦熙著《國語運動史綱》、吳半儂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金岳霖著《邏輯》、傅抱石著《中日美術年表》、阿英著《明清小說史》等富有學術厚度的佳作。

商務印書館內掛著“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條幅。

1932年，在胡愈之的策劃下，中國第一大刊——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組織了一場面向社會各界人士征集“新年夢想”的征文活動。1933年初，雜志刊出題為“新年的夢想”的特輯，發表了一百多位名人撰寫的關于中國和個人生活的夢的文章，夢想一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轟動一時。

《東方雜志》新年特刊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9月，商務印書館決定往內地疏散機器設備，同時擴大香港分館生產規模。

1937年12月14日，商務印書館宣布總管理處暫遷長沙，上海設立總管理處駐滬辦事處。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上海租界。26日，日軍部查封商務上海發行所及各工廠沒收圖書462萬余冊，致使商務印書館在上海的機構陷于癱瘓。

此后，長沙也遭日軍空襲，香港成為商務印書館的總管理處和編印中心。在香港印刷的書籍，經由越南海防運到昆明供應大后方。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商務的印刷設備及書籍全部落入日軍手中。商務時任總經理王云五當時在重慶，便在重慶設立商務印書館駐渝辦事處及編審處。1943年，商務生產上了軌道，恢復日出一書的傳統，還設立了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承擔戰時大后方文化建設的重要責任。

直至1946年，商務印書館才回遷上海。

建國后合營遷往北京，出版《新華字典》《漢譯世界名著叢書》

1949年9月6日，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作為特邀代表赴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門城樓參加新中國成立大典。

其間，張元濟應毛澤東邀請同游天壇，同游者有陳毅、劉伯承、粟裕。張元濟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約見張元濟共進晚餐，在座者有陳毅、粟裕。

1949年9月19日，張元濟（右）應毛澤東主席邀請同游天壇。

1950年12月9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和聯營書店聯合組成公私合營性質的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1953年，商務印書館將東方圖書館全部藏書獻給國家。

1954年，商務印書館并入新華書店，改組為高等教育出版社，總管理處遷至北京，實行公私合營。

1953年，商務印書館將東方圖書館全部藏書獻給國家。

195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新華辭書社編寫的《新華字典》，這是新中國第一步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列，以白話釋義、用白話舉例的字典。迄今已經發行近6億本。參與本字典編纂的名家先后有魏建功、葉圣陶、劉慶隆、陳原、呂叔湘、金克木、丁樹聲等。2016年被吉尼斯確認為“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

1958年，商務印書館恢復獨立建制，確立方向為翻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學術著作，并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1958至1966年間，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數百種外國學術名著。這為商務印書館后來的著名學術名片《漢譯世界名著叢書》的出版打下了堅實基礎。

如今，在新時期出版了《現代漢語詞典》《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商務印書館依然是國內最為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不同版本的《新華字典》

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攝于200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