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2021年12月16日，自由民主黨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候選人海倫·摩根（Helen Morgan）在英國下議院北什羅普選區（North Shropshire constituency）的補選中以極大優勢（自民 47%，保守32%）擊敗了保守黨候選人，成為該鄉村地區120年以來的首位非保守黨籍議員。考慮到該地區屬于全英最偏向保守黨的選區之一，自由民主黨的勝利令許多人感到意外。然而，正是保守黨的諸多問題與腐敗，導致了這場選舉“看似意外”的結局。2021年，英國媒體披露了北什羅普選區的前任保守黨議員歐文·派特森（Owen Paterson）的腐敗行為，英國下議院的道德操守標準委員會建議針對派特森進行停職調查。在此期間，以鮑里斯·約翰遜為首的多位保守黨議員發表抗議，反對停職，并要求整頓道德操守標準委員會，建立新的標準體系。在2021年11月，派特森迫于壓力宣布辭職，他的離任觸發了該選區的補選。這一事件引發了巨大輿論，此后英國媒體也揭露了多起約翰遜政府的丑聞，矛頭直指約翰遜政府的虛偽、無能以及其蔑視規則的行徑。派特森的丑聞進而成為了本屆保守黨政府腐敗無能的標志，導致約翰遜政府的公眾信譽大幅下降。在補選前夕，本文作者亞當·拉姆齊（Adam Ramsay）以“文化的沖突：為什么英格蘭鄉村投保守黨”（Culture wars： why does rural England vote Tory?）為題，探索了英格蘭鄉村選區對保守黨如此忠誠的原因。）拉姆齊在本文中主要針對英格蘭農村中的兩類住民，即農民以及非農民，通過經濟、文化、歷史、政治等角度，以及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對比，得出分析來剖析了英格蘭農村的本質，以及其成為保守黨“陣地”背后的深層原因。在文章最后，拉姆齊向讀者闡述了英格蘭農村在今天經歷的變化，并簡單展望了改變的可能性。

2021年12月17日，自由民主黨的海倫·摩根在英格蘭北什羅普郡補選中獲勝后接受媒體采訪。

關于自由民主黨能否在2021年12月16日的補選中拿下北什羅普郡選區，引發了人們的大量討論。但更讓人感到驚奇的是，保守黨仍有保住這個選區的可能。

從被媒體披露在2020年疫情期間舉行圣誕派對，到黨內存在的嚴重腐敗，約翰遜政府已然是丑聞纏身，而這些丑聞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本選區的離任議員歐文·派特森的可疑行為所引發的。所以，為什么人們還在討論“保守黨是否將會落選”呢？

其中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么英格蘭農村會如此偏向保守黨呢？

于我而言，我很難不把什羅普郡的北部和我長大的珀斯郡（Perthshire）北部進行比較。首先，就像介紹我的家鄉一樣，我得不停地向英格蘭人解釋什羅普郡到底在哪里（從南向北沿走四分之三的英格蘭—威爾士邊境，右手邊就是什羅普郡）。

這兩個郡都是典型的英國鄉村，他們那極富歷史的郡府都分別坐落在英國最為壯觀的兩條河流：泰河和賽文河邊上。這兩個郡分別距離他們附近的大城市，愛丁堡和伯明翰，一到兩小時的車程。人們可以來回通勤，但稱不上是非常方便。此外，兩地也被視作通往更偏遠地區，蘇格蘭高地和北威爾士的大門。

誠然，珀斯郡要比什羅普郡更富有一點：前者的人口僅為后者的一半，房價也更便宜一些。但在我印象中，什羅普郡已經是最接近我老家的英格蘭郡縣了。

但是，什羅普郡的政治立場與珀斯郡完全不同。以倫敦為中心的媒體對此卻報道甚少。如果我們希望對英格蘭整體的投票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們必須更努力地去理解像什羅普郡這樣的地方。

除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曾在1904年的一場補選中曇花一現外，自1832年改革法令后（Great Reform Act of 1832），什羅普郡北部在不同形式的選舉中都對保守黨保持忠誠。在同一時段，自由黨在珀斯郡北部的主導地位逐漸減弱，并在上世紀20年代開始讓位于保守黨；到90年代時，這片地區又轉變為由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主導。

在珀斯和金羅斯地方議會區（Perth & Kinross council area），61%的選民在2016年的脫歐公投中選擇留歐；而在什羅普郡，56%的選民支持脫歐。自2001年上任以來，珀斯郡北部的下議院議員皮特·威沙特（Pete Wishart）對于從企業稅到LGBTQ的權力等問題一直都抱有進步主義觀念。與威沙特對應的，是因為丑聞纏身而辭職的歐文·派特森，他的離任引發了什羅普郡的補選。身為保守黨議員的派特森支持脫歐、殺獾、反平等婚姻等一系列保守主義主張。

這兩個郡的情況并非特例。一般來說，蘇格蘭鄉村在大選中一直都是各黨的“必爭之地”。兩個世紀以來，除主要城市外的選區，一直都是保守黨與敵人之間的政治戰場。然而，大多數英格蘭鄉村對保守黨的忠誠是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無法企及的。

簡而言之，這種差異導致了為什么英格蘭更傾向于選出保守黨政府，而蘇格蘭則傾向于投給左翼政黨。畢竟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大城市都更支持進步派，城市與鄉村的政治傾向區別不是特例。雖然整個西方世界的鄉村普遍都偏向于投給右翼黨派，但西班牙、瑞典、挪威和德國一些人口最為稀疏的地區在最近的大選中紛紛為左翼黨派投票，沒有哪個地方像英格蘭鄉村那樣如此忠于右翼政黨。

與農民無關

“這真的很奇怪，不是嗎。”北什羅普有機食物種植者蘇菲·帕吉特（Sophie Padgett）說道。

在鄉村地區，從農場的角度來找尋答案是很自然的選擇。她補充道：“我感覺這在很大程度上和你是否是個佃農有關；如果你是個佃農，那你就不得不去干重活。”

帕吉特表示，過去，農場可以被租給幾代人；但如今，簽訂十年合同的情況更為普遍，這使得農民背負上了要盡可能多地從土壤中搜刮資源的壓力。這也意味著農民害怕監管。

保守黨一直是中產階級企業主的政黨，其中也包括農民。對于一代人來說，保守黨代表了對資產剝離和在最大限度下提取資源的大力支持。

不過，這一切不只關于那些不穩定的小型企業。2005年，什羅普郡有將近3000個面積5公頃以下的農場；在15年的農業集約化和農業衰退之后，現在此類農場只剩下400多個。

集約化帶來了衰敗，“表土的狀況一塌糊涂。這可不像是被管理過的土地。”帕吉特說。

但是，親保守黨的農民只是這個故事里的一小部分。在什羅普郡的4個下議院選區中，農場的數量不到4000個，農民、他們的配偶以及其他農場工人加在一起也只有10000人。在上次選舉中，保守黨從這四個選區一共收獲了129000張選票。

順便一提，除了赫里福德郡（Hereford）和康沃爾郡（Cornwell），什羅普郡擁有全英格蘭最大的農業人口。不過，他們從事的農耕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樣：郡內絕大多數的牲口是六百萬只雞。試想一下，電池籠的雞比牧羊犬試驗競賽（一種檢驗牧羊犬工作能力的測試）還要多的情景。

在英國，尺寸越來越大的拖拉機和四輪摩托車，加上瘋牛病和口蹄疫，推動了農場的集約化和運營自動化。在過去的30年間，農場不斷裁員。和珀斯郡一樣，在什羅普郡從事醫療保健、零售、商業和教育行業的人口要遠多于從事農業的人口；農業、林業和漁業的產值總和僅僅占到什羅普郡經濟產值的2.7%。

關于英格蘭鄉村的浪漫神話數不勝數。但這與現實中經過精心修剪、噴灑過化學藥品的田地和高爾夫球場相去甚遠；被破壞的表土隨風飄散，也帶走了本地的工作。

農耕的幻影

這并不代表鄉村的神話不重要。農業在英國鄉村屬于邊緣產業，但這并不代表它喪失了自身的文化影響力。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農業占用了大量土地，并具有極強的視覺沖擊感。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都依賴農業產物。此外，這也與我們的祖先都是農民的事實有關。而且，對于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直到最近都是如此。“我的父親就是這么投票的”仍然是很多人選擇他們的黨派的首要原因。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封建主義的象征與盎格魯-不列顛民族主義之間有著深刻的意識形態聯系。

這種有著千年歷史的舊階級系統，今天依舊殘留在珀斯郡。我對此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我就是在這套系統中長大的。我的家族祖祖代代居住在一個蘇格蘭標準的小莊園內。在1232年，當時的蘇格蘭國王將這個莊園賜予我的祖先奈斯·拉姆齊（Neis Ramsay）。

我被送到一所由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創立的寄宿學校。他之所以創辦這所學校，是為了向蘇格蘭普及英格蘭公共教育。在那里，我學習了高地舞會、野雞與松雞射擊以及豪華酒會的禮節。我講話基本都帶有英格蘭口音，對英式橄欖球的理解也遠多于足球。

在珀斯郡的農村地區，殘存的封建階級系統是基于土地擁有權、家族關系和社會習俗之上，而不僅僅和錢與資本相關。回顧一下該縣19世紀和20世紀的議員名單，你會發現許多議員擁有雙姓，雙姓中的連字符體現了他們和舊貴族的聯系。實際上，這個郡選出的最有名的下院議員之一就是我的曾曾姑母凱蒂，即第八世阿托爾公爵夫人（Katharine Stewart-Murray, Duchess of Atholl）。

當然，這些議員并不是由彼此選出的。上世紀30年代，凱蒂因抗議保守黨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而辭去了她的保守黨職務，這導致了一場著名的補選。她丈夫召集了大莊園中的員工們為她投票。階級系統、敬畏和忠誠塑造了鄉村生活，很多人也接受了這樣的生活。

這并不奇怪，畢竟，這是一個通過帝國的掠奪來維持自身的統治階級；他們也因此獲得了足夠的資本來維持他們的統治。

但是，隨著蘇格蘭鄉村封建習俗的衰退，保守黨的選票也隨之減少。大莊園不再是蘇格蘭人的主要雇主，蘇格蘭的有錢人也不再是帝國的賞金獵人：蘇格蘭人成為了一種邊緣的文化傳說，激發著人們的好奇心。

當然，仍然有很多人會為保守黨投票，他們差點在2017年就拿下了珀斯郡選區。但貴族的文化吸引力已經不復存在。幾乎沒有人還相信我們這樣的人應該再次掌權，真的是謝天謝地。

那么，為什么這一切沒有在英格蘭發生呢？

也許，部分原因是因為在英格蘭更為肥沃的平原上的那些統治階級要更為富有，并且他們能夠在世代更迭之間，把持住自己的財富和權力。

階級，權力和身份

2014年，派特森的妻子羅斯（Rose Paterson），安特里賽馬場（Aintree racecourse）的掌門，被任命為什羅普郡副統監（deputy lord lieutenant），成為了女王在什羅普郡的一個代表。

她的弟弟，第五世里德利子爵馬特·里德（Matthew White Ridley, 5th Viscount Ridley）是保守黨上議院議員，《泰晤士報》的定期撰稿人，著名的氣候變化否定者，以及諾森比亞莊園（該莊園包含了英格蘭最大的露天煤礦）的主人。當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在2007至20008年因金融危機倒閉之前，他還是北巖的董事長。他們的舅舅尼古拉斯 （Nicholas Ridley）是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內閣的重要成員，而他們的祖先早在18世紀就是保守黨議員。

這些關系帶來了硬性的政治權力，他們能夠獲得關于如何贏得提名和席位的信息與建議，并與各種有權有勢的人物建立關系。擁有諾福克古瑞星城堡的霍華德男爵夫婦（Lord and Lady Howard of Rising） 贊助了派特森的早期政治生涯。

相較于歐洲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試圖通過革命來推翻幾個世紀以來的貴族權力，英格蘭早在17世紀60年代就曾進行了革命嘗試，但最后以失敗告終。英格蘭的統治階級通過帝國主義的成功，得以向資本主義世界過渡。直到今天，近三成的英格蘭土地依舊是由貴族持有的。

在英國鄉村，聚集在統治階級周圍的一些文化機構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打獵、射擊等英國鄉村文化活動在今天依然很常見。”帕吉特說道。

這不僅僅是有錢人的游戲，工人階級也“會負責聲東擊西”，她補充說，這指的是工人們會在樹林中行走，把野雞趕向那些持槍的有錢人。

“這就是文化影響力，歸結到最后就是一種身份認同感。”帕吉特說。這種認同感建立在強烈的階級劃分之上，塑造了人們認識彼此的方式，讓富人們之間形成了友誼集團，進而成為他們權力的基石。身份和認同感也作為過濾器，過濾出人們了解世界的方法。

珀斯郡也存在這樣的系統。實際上，土地擁有權在蘇格蘭更加常見。然而，盡管在很多事情上蘇格蘭人并不比英格蘭人更加進步，但蘇格蘭人完全沒有對君主制的癡迷，或對上等人抱有隱晦的尊重。

1745年的詹姆斯黨起義（Jacobite uprising）失敗所殘留的浪漫記憶，讓蘇格蘭人無法像英格蘭人那樣，與溫莎王室和其他當代的英格蘭君主制概念建立聯系。十八、十九世紀的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使得蘇格蘭鄉村的地主通常被看作壞人，而非國家精神的象征。蘇格蘭人更傾向于逃避對帝國的指責，而不是去稱贊它的輝煌。

盎格魯-不列顛民族主義的中心就是君主制。如果說法蘭西民族主義與他們傳奇般的革命有關，那么不列顛的道德就建立在階級制度之上，這一制度將溫莎家族置于權力的最高處，確立了世襲權力就是愛國的思想。上等人被認為是嚴肅的、明智的、有“首相氣質的”，理應進入西敏寺掌權。

汽車文化和不斷增長的通勤地帶

雖然英格蘭鄉村讓人感到一成不變，但實際上，鄉村正在飛速變化著。在他1973年的《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書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通過文學的視角分析了英格蘭人對兩者看法的轉變。他在書中寫道：“在英國，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具體歷史，以及他們直接的聯系都是由資本主義決定的。”

在英格蘭，這意味著導致貧農消失的圈地運動，使得英格蘭的鄉村更像是被包圍的郊區的衍生。這也意味著在鄉間建造精心規劃的景觀；包括巨大的鄉間房屋和連綿起伏的莊園。對于這種人造的風景，威廉斯寫道：“站在任何一個地方，望向這片土地。看看那些即使至今依舊在生產的田野，溪流和樹林。以勞動的視角來觀察這些景觀，我們應該思考，資產階級要通過多么長時間的系統性剝削，才能在這么大的規模上建造出那么多的房子。”

如果說土地是通過圈地運動掠奪而來的，那么勞動力則是通過帝國主義式的掠奪而得來。英格蘭那精心規劃的，由園林師斯洛特·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和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創作的景觀，是殖民主義經久不衰的遺產，它也不斷地提醒著我們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贏家。

如今，這些景觀在路上十分常見。現代資本主義通過房價和汽車文化，與鄉村建立聯系。

全球化和農業自動化的結合將越來越多人趕出了農業，交通系統的革命則讓城市中的工作者來到鄉下。在過去幾十年里，通勤者已經取代農民成為大部分英格蘭鄉野地區的住民。

疫情之前，有35000名什羅普郡的居民在郡外工作，他們基本都開車通勤，主要前往伯明翰或曼徹斯特等地。總體來講，他們也比留在郡內工作的人賺得更多。

許多英格蘭鄉下現在就是像倫敦、布里斯托爾、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謝菲爾德、諾丁漢、伯茨茅斯、南安普敦和提賽德等大城市的衛星城。

倫敦周邊的幾個富裕地區都投票給保守黨（因為那是老板和房東住的地方），什羅普郡給那些西米德蘭的有錢人提供了遠離都市的烏托邦。這就像是現實版的“柴郡貴婦”(Real Housewives of Cheshire)，但這次主人公們是伯明翰人，而不是曼城人。

這些人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贏家；他們被花園石墻、不透視的汽車擋風玻璃和成堆的財富保護著，使他們隔絕人類的脆弱。他們帶來了英格蘭農村的浪漫主義傳奇，但你可別指望他們會因為在冬天的凍土上勞動而弄臟他們的手。

如果你去看看那些真正偏遠的地區，而不是遠郊，你會發現保守黨在那里并沒有得到牢固的支持。自由民主黨在康沃爾選區非常有競爭力，并在數年間保住了北諾福克（North Norfolk）和半個坎布里亞地區。盡管保守黨有可能拿下珀斯郡，但他們在西部群島（Na h-Eileanan an Iar）毫無勝算。

另外，來到這些地方生活的不僅僅是那些中年富人和他們的小孩。越來越多像什羅普郡這樣的地方成為了退休村，隨之帶來的，是有足夠資產的退休人群。這些人的財富并不是通過勞動得來的，他們依靠的是自己擁有的土地和房產的價值。

自1995年以來，英國的凈資產增加了三倍多，這意味著平均每個人手中多了近十萬英鎊。其中四分之三的資產翻倍來源于房價的上漲。正如openDemocracy的勞里·麥克法蘭（Laurie Macfarlane）所指出的那樣：“僅僅二十年時間里，英國土地的市價就增加了三倍，帶來了折合約四千億英鎊的財富增長。房價上漲，以及英國的財富增長，這些形象背后的驅動力是迅速攀升的土地價格。”

對那些擁有房產的人來說，這就是不勞而獲的財富。在英國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中，數億英鎊被人們拿去度假、買車或購買出租用房。

當然，這些錢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來自那一長串需要加倍工作才能買的起房的窮人和年輕人。但這些人主要集中在城市，因為他們在那里更容易找到工作。

靠別人勞動致富的人，可能會支持一個為他們提供便利的政府，這并不奇怪。但我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也很有幫助。

不列顛式討價還價

當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攻擊撒切爾以“抄家底”式的方法來治理國家時，他是想要批判這樣的治理策略。然而，在一代人之后，這成為了全英國癡迷的行為，甚至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電視節目類型。

今年早些時候，有一集“巡回鑒寶”（Antiques Roadshow）獲得了470萬播放量，超過了BBC奧運轉播收視率，成為了頭條新聞。與美國的精彩節目“粉雄救兵”（Queer Eye）對應的英國版節目是“修理店”（The Repair Shop），只不過“修理店”不修人，只修理人們的傳家寶。據悉，在英國，大約10%的民眾都看過這個節目。

古董交易秀“討價還價”（Bargain Hunt） 比“神秘博士”（Dr Who）更受歡迎, 而“贗品或珍品？”（Fake or Fortune）、“金錢無用”（Money for Nothing），“舊貨獵人” （Salvage Hunters) ， “古董公路之旅”（Antiques Road Trip）和恰如其名的“賣掉它！”（Flog It！）等節目每天都能吸引到一大批退休人員觀看，他們會去閣樓上，尋找去世的親戚可能留下的寶藏。

沒有哪個人類社會像今天的英國一樣，如此癡迷于兜售自己過去的輝煌歷史，這也難怪，作為一個國家而言，英國極少出產財富。現在英國正在販賣帝國日益減少的資產，無論是有形的小飾品，進入避稅港的機會、公立學校的教育，甚至是為洗錢的人提供好名聲。

因此，社會上那一大群人，特別是那些身處鄉村地區的老年白人（他們與自己的資產財富聯系更為緊密），如此為過去辯護也就不足為奇了。

“現在任何太過政治正確的事情都會適得其反，遭到抵制”，佩吉特告訴我，“任何帶點‘覺醒主義’的東西都會被抵制”。

因此，當新的保守黨常識小組（Common Sense Group）反復強調英國那光榮的塑像，國旗和歷史時，我們應該在這樣的背景下去看待他們的行為。

在城市里，人們常常與來自不同國家、種族，或文化背景的人相遇，人與人往往會喜歡上彼此，并以更加包容的眼光來看待和談論這個世界，因為歸根結底，大多數人都是好人。

但像什羅普郡這樣的鄉村地帶則頗為單調。“什羅普郡并不多元，”佩吉特說：“你在這里看不見各種種族的人。你也看不出來為什么像‘黑命攸關’這樣的運動會與人們有關。”

不過，也許現在這一切正在改變。在過去一年里，北什羅普郡的房價上漲了12%，而全英國的房價漲幅為8%，盡管那里的房價依舊比全國平均水平略低一點。疫情，以及居家工作的增加讓更多有了孩子的千禧一代搬出城市，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空間。這代人不像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他們沒有在充滿帝國和戰爭的回憶中長大。當他們搬入鄉村以后，他們將會帶來新的政治觀念和價值觀。

在去年的地方選舉中，工黨和綠黨在從牛津郡到薩福克郡（Suffolk)的鄉村地區奪下了幾個議會席位，這些席位曾被認為是保守黨在地方議會中的安全席位。我并沒有對此感到驚訝，我過去住在牛津城；這幾年以來，我有許多朋友因為住不起房子以及孩子出生而搬出了這座城市。

英格蘭的農村并非永遠是保守黨的天下。

蘇格蘭民族黨通過組織集鎮和工廠鎮的工人階級選民，領導反對削減預算的運動，甚至敲開最偏遠地區的門，從保守黨手中奪下了珀斯郡北部。

自由民主黨有可能拿下這場補選。但如果它希望能撼動保守黨在英格蘭農村的地位，光憑在全國性丑聞的背景下贏一場補選還遠遠不夠。

【本文原載于opendemocracy，作者亞當·拉姆齊（Adam Ramsay）是蘇格蘭綠黨（Scottish Green Party）成員、蘇格蘭之聲（Voices for Scotland）董事會成員、經濟變革小組（Economic Change Unit）顧問委員會成員以及《聲音》（Soundings）雜志成員。】